在全球视野的比较中认识文体学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体学主要包括体类、体制、风格三方面内容。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指出，刘勰作为术语用的“体”已具备这三方面含义，体类之体即体裁，体要之体即对于某种文体的规格要求，体性之体指个人风格。日本语言学家小林英夫以“文体”而不是“风格”作为style的译语，殊有见地。与中国文体学的核心概念“体”一样，西洋文学理论中的style也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即使在“风格”的意义上使用，英国罗吉·福勒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也说明：“风格可以被视为一个作家的特征，一个时期的特征，一种特殊的劝说方式（修辞）的特征，或是一种体裁的特征。”而“体”根据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概括，起码具备五方面的义旨：（一）体裁或文体类别；（二）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三）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四）体要、大体与体性、体貌；（五）文章或文学之本体。这五类的区分已将相近的问题作了归并，如果细加分析，第三类的“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可以析为两类，第四类的“体要、大体与体性、体貌”则包含体要（体制）、体性（作家气质）和体貌（风格）三个义项。也就是说，“体”的基本含义至少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基本覆盖了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因此，无论是中国古代先贤的传述，还是近代以来文学纳入现代学科体系的知识建构，文体学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20世纪中叶以来，经徐复观、王运熙、褚斌杰、詹福瑞、吴承学等一批学者的潜心研究，文体学的理论构架、知识谱系和重要著作都有了系统研究，涌现一批有代表性的论著，如《中国文学论集》（徐复观）、《中国古代文论管窥》（王运熙）、《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褚斌杰）、《中古文学理论范畴》（詹福瑞）等。尤其是吴承学教授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对中国古代悠久而丰富的文体学做了规模宏大而又细密周到的历史梳理，在历时性展开中实现了文体学知识的理论建构。这项极具开拓性同时兼有集成性的成果，为今后的文体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提出了文体学研究如何推进的问题。
日本学者植田渥雄认为，中国的文体论和语法论一样都没有形成体系独立存在，经常是隐藏在修辞学中；三者并未分化，而是相辅相成地存在着。这是很有见地的结论，与中国前辈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知识形态的看法一致。文体学知识这种零星和隐形的存在形态对理论研究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不仅需要加强与相关学科知识的交叉研究，还要注意文体概念自身的辨析以及与相关术语的沟通。比如清人百龄《旧言堂集序》云：“陆士衡之言曰体有万殊，刘彦和亦云因情立体，则文之贵于结体，而操奇觚、弄柔翰之未可率尔为也。”这里出现的“体”，陆机是一个意思，刘勰是一个意思，而百龄的用法又与两者都不同。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又云：“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这里没出现“体”字，但“言语”“样”都通于体，这些异辞同义的概念群尚需要梳理。
笔者在阅读中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文体和语体的区别。黄生《诗麈》论作诗先明“四要”，第四要为“诗喉”，其说曰：“出口有道学气、时文气、尘俗气、妇女气、诗余气、小说院本气，非喉也。”这里的“喉”便是指诗的语体。语体和风格有交叉关系，但不是一码事。魏际瑞《答友》云：“来诗意好语正，而体制不合。烈夫不可以状贞女，节妇不可以貌忠臣，正性虽同，形体固大异也。”又《与子弟论文》云：“文有大佳而可谓大不通者，不知体者也。刑官榜示狱卒者有郭井之魂、鹄亭之骨、齐车之矢、姚宫之针，为语非不典丽，而要非狱卒所能解矣。”这两处提到的“体”都落实到语体，前者关乎表现的题材，后者关乎阅读对象。而且，语体还与作者身份有关，前人论诗分馆阁体和山林体，便涉及作者身份。在目前的文体研究中，学界多关注风格和文体的关系，而对语体似乎注意较少，有待加强研究。
文体学已被视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特别有原创性的知识体系，其中凝聚着先贤丰富的文学思想和理论智慧。但一切知识都只有在他者的参照下，才能更清楚地呈现其独特性和原创性。中国文体学的丰富内容和原创价值也需要放在人类文学活动、文学思想和理论的大视野中加以权衡，才能更清楚地呈现。所以文体学的中外比较研究也是亟待开展的研究课题之一。姚爱斌教授《有特征的文章整体与有特征的语言形式：中国古代文体论与西方stylistics的本体论比较》一文已做了有益的尝试，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尚有待推进。中国文体学的原创价值必将在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到更丰富更深入的认知和评估。
（作者：蒋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