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传教士笔下的“九子夺嫡”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真事隐》一书作者、清史学者孙立天看来，由清朝官员记录、雍正审核把关的康熙朝《实录》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然而，雍正百密一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些被他努力排斥抵制的传教士，用自己的方式和文字，在遥远的欧洲留下了另一个版本的清史，这便是《北京纪事》。
《北京纪事》的记录始于1705年12月，终于1712年4月。它之所以直到今天才走进历史人的视野，据孙立天研究，是因为其中有些部分与罗马教廷当时的宗教观点有冲突，所以当年它发回欧洲后就被教廷雪藏了，近年来才被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并出版。此前，孙立天在对《北京纪事》前两卷进行研究后，推出《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一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并成功霸榜历史类书籍榜单。他最新的《真事隐》一书用到的材料，则主要是《北京纪事》第三卷。
外来的和尚更会念经吗？
在《康熙的红票》一书中，孙立天指出，西方传教士通过向清军提供“红衣大炮”击败明军后，取得朝廷信任，自此站稳了脚跟。及至康熙朝，康熙对西方数学特别是几何学，还有天文学都充满兴趣，南怀仁、汤若望、白晋、张诚等传教士都曾向康熙讲授过相关知识。
为规范传教士的管理，康熙并没有将管理权限交给礼部，而是让内务府来操办。内务府给传教士专门颁发了一张印票，有些地方官员甚至都未曾见过，不得不上书询问印票的真实性。近水楼台先得月，与康熙的特殊关系，加之长期行走于内廷，结识诸多权贵和太监，为传教士获取第一手内幕信息提供了契机。
上面解释了传教士获取信息的渠道，可以佐证他们掌握的很可能是“第一手资料”。那么，传教士为什么会记录下来这些信息呢？孙立天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阐释。
事情还得从罗马教皇与康熙之间的“矛盾”说起。出于入乡随俗，赴清传教士不得不有一些顺应时势的行为，但教皇对此有不同裁决。为查明真相，教皇派遣使节多罗带领使团访清。
那些早年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对教皇的裁决深感不安，预感到使节多罗入京后，会与他们发生争执。未雨绸缪，在京的三个传教士决定“记录下多罗入华后的方方面面，如果以后与教皇使节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他们好有凭据”。也就是说，《北京纪事》的记录初衷并非留下清宫“秘史”，而是记下多罗入京后的日志。这部纪事之所以选择由纪理安教士来执笔，是因为他有一重特殊身份——公证员，传教士们发回欧洲的文件，经纪理安公证后，就相当于拥有官方认证。康熙对此并不知情，纪理安书写用的是拉丁文，无疑又设置了一道阅读障碍。纪理安的特殊身份，使得他落笔之时没有同时代清人的各种顾忌，可以做到理想中的“秉笔直书”。
《北京纪事》的信息来源有两种：一是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二是打听来的消息。《真事隐》除了引用《北京纪事》内容外，还结合了一些传教士的书信，对照《清实录》等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康熙两立两废太子新解
康熙传位向来是一宗莫衷一是的历史谜案，也为今天的影视剧作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版本。
康熙曾两立两废太子。二皇子胤礽在出生满周岁后就被立为太子，作为父亲的康熙时年仅二十，刚入壮年。此前的顺治、皇太极、努尔哈赤都没有立过太子，康熙立太子，风格不同于往辈，不排除受中原文化影响，另一重内因则来自女性。康熙与允礽的生母孝诚仁皇后感情笃深，可以说，胤礽得以被立为太子，很可能是康熙爱屋及乌、集千般宠爱于一身的结果。
1708年，康熙携诸子前往塞外行猎途中，突然宣布废黜太子。《清实录》记载的理由是，“康熙感觉太子晚上从其营帐外的缝隙中窥探自己，让他感受到了威胁”。但《北京纪事》认为“太子是被陷害的”，矛头指向了大皇子胤褆。纪理安认为，因为康熙出塞狩猎前并无废黜太子安排，相反还委以太子重任；再者，皇十八子的死讯上午刚宣布，下午就宣布了废黜太子，时间显得特别仓促。不过，纪理安的这一“指控”只是基于他和巴多明等传教士的私下分析判断，未见直接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纪理安、巴多明等传教士与太子交往甚密，这也可以看成是传教士未来押宝的方向。反之他们对大皇子缺乏好感，称“大皇子是一位性格直率，或者说性格粗鲁的皇子”。用今天的话说，大皇子缺乏应有的“情商”。纪理安还补充了一个细节，即大皇子曾打死废太子身边的一名太监，因此遭到太监群体的公愤，于是康熙身边的太监作为太监群体领袖，用计扳倒了大皇子。这在《清实录》中未见记载。
《北京纪事》中认为，康熙对身体健康看得非常重要。孙立天通过分析认为，之后康熙或许真的认定是大皇子用巫术祸害了太子，才使其染病行为异常，因而当“太子的病被治好”，成为他决定复立太子的转折点。
而康熙二废太子，不少史料认为是由于“托合齐结党会饮案”，流行的解释是这是太子党的聚合。康熙反对过多饮酒，自己本身极为克制，更何况“太子有病，而且知道疯痰症导致的病不能饮酒”，爱之深恨之切，得知太子聚众饮酒后，作为父亲的康熙出于本能严加管教。按照纪理安的逻辑，废太子应是“严加管教”的结果。不过，严加管教就废掉太子，这样的解释似乎缺乏足够的分量，作为万人之上的皇帝，康熙未必不知道此举对太子是灭顶之灾，同时也可能引发新一轮皇子争储的明争暗斗。
雍正的历史叙事法
太子被废后，其他皇子似乎看到了希望，从而拉开“九子夺嫡”的历史序幕。几乎同时，朝中权贵还有传教士也纷纷为未来人选选择站队。历史的结局大家都知道，皇四子胤禛脱颖而出，最终笑到了最后。
其实在太子去世后，立储的最有力竞争者可能是皇八子胤禩，他在朝臣中呼声甚隆，康熙一度也确曾委其重任，如署内务府总管事。然而，清史中对皇八子胤禩却恶评如潮。孙立天对此并不认同：“要是康熙真这样如此反复批评皇八子，为什么群臣又会一致且多次推举皇八子为新太子？”
康熙最终放弃皇八子，给的理由是皇八子的“武”不行。崇武，是草原民族的天性法则。在孙立天看来，这个理由不仅可以服众，同时也符合满人传统的理由。反倒是，康熙让皇十四子和年羹尧进藏平叛获得成功，“战功”也让人对康熙是否决意传位皇十四子充满想象，理论上似乎也符合康熙对未来太子“武德”的尺度。
皇八子最终栽倒在张明德案上。张明德乃江湖术士，最初由皇四子胤禛带到宫里，并介绍给皇八子胤禩，但皇八子感觉此人不太靠谱，不过他没有直接站出来，而是选择沉默与远离。皇八子缺乏足够的政治敏感性，对江湖术士的远离并不能确保他高枕无忧，反倒成为他政治生命夭折的一条导火索。
张明德案最后由四子胤禛向康熙举报引发，其结果是大皇子、皇八子等人均遭到严厉打压。孙立天认为，《清实录》之所以没有记录大皇子被太监用计扳倒这一段，权因“在《实录》的叙事安排中，大皇子需要用来顶替皇四子，充当张明德案的告发人”。这就可以看作是雍正对历史的一种叙事策略。
雍正有别于其他兄弟，他一上台就对自己会如何被后世书写抱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在他看来，《实录》这部最重要的记录康熙朝历史的官方编年史书需要体现出合理的历史大势，即“其他皇子各有各的毛病，都不适合当皇帝”。相较于其他皇子毛病缠身，《实录》中，雍正的名字“每次出现都伴随着正面评价”，不少语句让人酸掉大牙。
然而，出乎雍正意料的是，由传教士记录的《北京纪事》，在历史中划出了一道细缝，让真相显露出来。不过，《北京纪事》也并非毫无瑕疵，有些记录难以深究，如传教士虽然被康熙视为“包衣奴才”，但书中记载的许多信息他们并没有在场，而是来自于道听途说。再者，传教士与雍正相互缺乏好感，这未必不会成为书写者意气用事的动因。总而言之，康熙到底传位于谁，真相也许如同《太平年》里的“烛影斧声”，只能任由后人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