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丽特·门罗的北京之行
1935年4月《诗刊》“中国专号”封面。
1912年9月，美国诗人哈丽特·门罗（1860-1936）在芝加哥创办了《诗刊》（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揭开了美国诗歌文艺复兴（American Poetry Renaissance）的序幕。短短几年间，《诗刊》因推出庞德、林德赛、桑德堡和艾略特等新进诗人的作品而名声大噪，成为美国“新诗”（New Poetry）运动的一面旗帜。这些诗人大多都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启发，“意象派”领袖庞德是其中的代表。事实上，门罗本人就对中国诗歌和艺术情有独钟。1910年秋天，她第一次来到北京，用她后来自传《诗歌人生》（A Poet’s Life）中的话来说，“一头深深地扎进中国艺术的海洋中”。
门罗的姐姐是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William J.Calhoun）的夫人，这为她第一次的北京之行提供了诸多便利。通过她姐夫的关系，门罗受到了清廷一众达官贵人的款待，包括贝勒溥伦和李鸿章长孙李国杰，后者当时正准备出使比利时。真正让门罗大开眼界的是端方，这位酷爱收藏的晚清重臣向她展示他在陕西做官时获取的西周青铜器（应即为柉禁诸器），还对她提起在北京建立博物馆的计划。可惜此时清王朝已日薄西山，端方第二年便在革命中死于非命，他的规划自然化为泡影，连那组青铜器后来也辗转流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当时在北京帮助门罗深入了解中国艺术的还有美国著名收藏家弗利尔（Charles L.Freer）。在他于1910年10月19日乘火车动身前往河南洛阳考察龙门石窟之前，弗利尔凭借他与京城古董商的良好关系，陪她拜访北京那些最有名的、看上去却毫不起眼的古玩店，并且请她上门观看他新获得的书画和雕塑藏品。
这次北京之行给门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自传中，门罗如此记述她的感受：
这些体验，连同其他从中国古代艺术精妙和谐中获得的感悟，构成了难忘的愉悦，不时闪回心头，历久弥新，无疑将伴我终生。那谦和的宁静，常常欢快的意趣；那对山水、花鸟、人面含蓄的程式化表现；那用色时浑然天成的细腻；那在诠释（而非模仿）自然以及人类现实与想象时线条的纯净与构图的精确恰切——所有这一切，自首次北京之行以来，一直是我的灵感源泉。它如同一把美的标尺，用以衡量平衡与比例，使许多西方艺术相形之下显得张扬与喧嚣。
不难看出，中国艺术中最打动门罗的是它的谦和、含蓄和节制，其中隐含着一种生活的态度。门罗接下来写道：“因为那精雅的宁静，一种高贵的谦逊，正是中国生活与艺术理想的基调。”艺术中融汇了生活的理想，生活中流溢着艺术之美，这是门罗从她的北京之行中获得的对中国艺术的基本认识。不像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艺术或高居于殿堂之上，或沦为粗俗的商业品。虽然这里没有提及诗歌，但中国诗同样灌注着这种精神。门罗注意到，在中国，诗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所认识的中国文人和官员几乎都会写诗。
回到芝加哥后，门罗开始反思美国的艺术——尤其是诗歌——与生活的关系。在门罗看来，美国的现代艺术缺乏某种亲和力和幽默感。而相比于能够在博物馆展出、并且经常能受到资助的绘画和雕塑作品，诗歌尤其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可悲境地。诗歌无法像绘画和雕塑那样被私人或公共的收藏者购买、拥有和展出，它必须要有听众。为了给诗人提供发声的平台，也为了弥合诗歌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距离，门罗决定创办一份杂志。在一些朋友和同道中人的支持下，《诗刊》终于面世。
就美国诗坛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份刊物也可谓恰逢其时。一些有才华和抱负的年轻诗人有意摆脱深受英国维多利亚诗风影响的矫揉造作的美国当代诗歌，正苦于缺少自己的舞台。《诗刊》填补了这个空白，很快成为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重镇。在这方面，担任杂志外籍编辑的庞德居功至伟，他把诸多新人新作引介到门罗的杂志上。庞德本人对中国诗的强烈兴趣，也使得他与门罗趣味相投。然而，两人的诗歌观念却存在着基本的差异：庞德对中国诗学资源的汲取侧重于意象美学，旨在更新英语诗歌的感受方式，门罗却更看重中国诗中所体现的诗歌与生活相融合的理想，因而特别强调诗歌对读者和听众的依赖。她在惠特曼的名言那里听到了这种理想的回声：“要有伟大的诗歌，必须有伟大的听众”，这句话被印在《诗刊》的扉页上，可以看作她的座右铭。诗歌需要被听到，被广泛地阅读，成为公共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门罗并无意将《诗刊》打造成“高眉”（high brow）现代主义的阵地，而是秉持某种“门户开放”（The Open Door）的理念，在坚持必要的美学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掘无名的年轻诗人，鼓励他们实验性地创作，让美国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通过诗歌得到表达和倾听。这其中所体现的诗歌民主的价值观，也应和了当时美国进步时代的文化氛围。
由于这样的分歧，门罗与庞德的合作不久便告结束，但《诗刊》一直坚持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大洋彼岸中国新诗界的关注。1932年12月，一直关注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当时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叶公超，在《新月》上发表《美国〈诗刊〉之呼吁》一文，介绍这份杂志。叶公超对门罗的编辑方针领会得很准确：
对于《诗刊》我们所钦佩的不在它当时的“新”，而在它这二十年来的一贯的新。不相信我这话的人不妨翻开几期《诗刊》来看看，不论哪几期，有专门标榜名人没有？有接连着登载一个人的诗没有？有特别鼓吹某派某宗的诗没有？这是《诗刊》独到之处：你今日得名了，明日就请你退出，再让别的未名的人来和读者相见。至少我们的印象是如此。
与此同时，门罗也对她梦萦神牵的北京念念不忘。她早就想再次回到这座城市，1934年8月，她终于如愿以偿。此时嘉乐恒已经去世，但她的姐姐还住在东城马大人胡同的寓所中，这也是门罗第二次北京之行的住所。与二十四年前相比，北京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这并没有引发她太多的怀旧与伤感之情。在她回国后写的《在北京》——她有意仍称其为“北京”而非“北平”——一文中，门罗写道：
诚然，那些美丽的屋顶与墙垣显露了几分缓慢朽坏的新痕迹：又有几片瓦掉落，更多野草在寺庙的屋顶上生长。然而紫禁城已不再森严禁入；昔日的皇家园林如今作为公园供我们游览休憩，宫殿也对中华民国的公民，以及像我这样来自芝加哥、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的漫游者敞开。街道总体上更洁净了，几条通衢大道拓宽了，为那些在行人与车马——包括迎亲送葬的队伍，还有络绎不绝的骆驼队——中穿梭疾驰、鸣笛而过的汽车腾出了空间；使馆区依然在那整洁庄严的宅邸里举办晚宴，尽管政府已迁离，外交官们来此要办的公务也需在南京进行。于我而言，还有些更精微的变化——感受与氛围、习俗与服饰的不同，以及对现代世界更为敏锐的意识。
这种“对现代世界更为敏锐的意识”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大学里面。如果说门罗第一次来北京交往的多是达官贵人，这一次她则与北平的大学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30年代北平学院中研习欧美现代诗的风气盛极一时，门罗说她“像是一个缪斯的传教士一样来到这些东方的学术殿堂，常常被邀请去朗读当代美国诗歌”，包括林德赛、桑德堡和她本人的作品。她惊喜地发现学生们对英美现代诗歌有如此深切的了解，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知识，并将其转化到自己的新诗创作中，来锻炼诗歌这门中国古老艺术的新形式。门罗为这种激情深深感动，从中感受到一个迈向现代的古老国度的有力心跳。这似乎也再次向她证明，诗歌在现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有些奇怪的是，关于门罗此次访华的中文材料非常少，这与门罗本人热情洋溢的记述形成了有意味的反差。目前笔者只看到1934年11月《清华副刊》第42卷第4期上的一则报道，提及10月29日清华文学院特邀门罗来校演讲，演讲后门罗“诵诗十余首”，“珠飞玉碎，琅琅有声”。当天朱自清日记中也有“参加哈丽特·蒙罗小姐的诗朗诵会”的记录，后来他在《谈诗歌朗诵》一文中又再次提及，称“她是按着各篇诗的内容，变化她朗诵的声调。有时候幽柔，有时候朗壮”，颇为赞赏。门罗一贯重视诗歌的朗诵及其在听众中产生的效果，她根据内容来调整朗诵的语调，显然意在调动听众的反应，达成双方的共鸣与交流。
门罗对中国的新诗运动也有相当的了解，她看到新一代的诗人和年轻学子“正进行着一场我们耳熟能详的战斗”，反抗着陈规旧习的束缚，他们已经摈弃了文言，转向“以民众日常口语写就的、更为自由的新诗”。1935年初回到美国后，门罗为《诗刊》编辑了一期“中国专号”，于当年4月出版。除了收录阮籍、卢纶、高启等古代诗人的作品外，还在当时任教于北大外文系的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Harold Acton）的帮助下，编了一组“白话现代诗”的专辑，收入徐志摩、何其芳和林庚的七首诗，均由艾克敦本人翻译。值得注意的是，七首诗中林庚的诗作就占了五首。根据艾克敦后来在他与北大学生陈世骧编选的《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导言”中的记述，林庚的作品是由门罗亲自挑选的。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在30年代北平的现代派诗人当中，林庚是最为自觉地激活中国古典诗学并赋予其以新鲜感的一位，而且他特别强调古典诗能够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特质，希望在新诗中再造这一传统（参见其《极端的诗》等文）。这与门罗的诗歌理念不谋而合，她对林庚诗歌的偏爱或许正是有见及此。
1936年9月26日，门罗在参加完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国际笔会后返国途中，因脑溢血病逝于秘鲁。相关的中文报道，笔者只读到诗人徐迟在《新诗》第三期上的发表的《哈丽脱·孟洛女士逝世》一文，其中还把她第二次来北京的时间误记为“一九三二年”。也许我们对这位如此热爱中国的美国文化人是过于冷落了。在门罗身后，《诗刊》一直延续至今，而她与北京以及中国诗歌的因缘，还有待更细致的讲述与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