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晚清至民国的词学发展阶段中，以词学为志业的现代词学家与意在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文学家，共同推动着中国词学研究从古典理论形态向现代学术范式的转型。甚至有学者认为被划归为“体制外派”的新文学家在词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他们看来，古典词学中依儒家诗学观论词的传统相对稳固，其表述方式尚以词话、评点和序跋为主，虽多吉光片羽，但零碎而难有体系性的阐发，且多流于主观褒贬，“只有借助于外来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引进和消化，才能够促使传统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发生巨大和深刻的‘新变’”。恰恰是并非词学专门家的新派学人，凭借自身对于西学的接受、理解与化用，“促使旧词学发生裂变、产生新质并向现代化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的”。与此同时，其词学主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体制内派”的专业词学家，以至引发整体词学观的革新。而在所谓“体制外派”学人中，胡适和胡云翼又是触发中国词学现代转型的关捩，他们以现代文学观念和学术研究方法重估词体这一传统文学样式，“开启了一个词学新时代”。

当前学界有关胡适与胡云翼词学观的个案研究已不少见，对于二者词学研究之间的承继关系亦有阐发，乃至断言胡云翼是在“新文学观念的鼓舞下和胡适词学思想的影响下进入词学研究的”。毋庸讳言，胡云翼服膺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以及词论主张，其词学著述中也处处可见胡适新文学观的痕迹，但鲜有学者深入探讨由于学术个性、政治立场以及研究旨趣的差异所导致的二者词学观中的龃龉之处。而更为切要的是，经由考察胡适与胡云翼词学观内在的勾连与异质，呈现在中学与西学交融共生的历史空间中新文学家如何以现代学术理念，通过重估词体价值、推演词史架构、辑录词选等方式，建构现代词学的话语表述形态及研究路径，进而不断地将词学的现代转型推向深入。

一、文学进化论的勃兴与词的现代文体地位的确立

孕生于胡夷里巷之曲的词体，在其产生之初多流传于市井之间，而文人填词也大都将其交由歌伎舞女演唱，用作宴饮会友时的娱乐消遣，这就与儒家诗教传统相悖甚远，所以常被视为“谑浪游戏”，难以进入正统文体的序列。尽管在有清一代，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延续古典词学中的尊体一脉，将词体内蕴特质比附于《诗经》变风变雅之义，以经学话语的阐释策略抬高词的文体地位，但仍未能真正使词体得以确证其独立的文体价值，更未能获得与诗、文等同的文体地位。正如朱自清所言，词体经历高度的文人化之后，尤其是常州词派的努力，“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但只有等到“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文’或‘文学’里”，词体才真正确立其在现代文体学意义上与诗、文平等的地位。在朱氏所言及的“西方文化”中，进化论对于中国学者文学史观念的影响尤为突出。

1914年初，留学美国的胡适深信“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以及“进化的观念”才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所迫切需要的“起死之神丹”。他将“进化”嵌入“历史的眼光”，演绎出支撑其文学革命的理论根基——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并把此一新文学史观概括地解释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视其为无可置疑的文明进化之公理。由此，胡适以进化的观念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历史演化，推断中国古典韵文体式经历了从《诗经》变而为《骚》，再变而为五言、七言和古诗，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和剧本等六大革命阶段。在文学革命登峰造极的元代，“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胡适此论无疑是在为其文学革命寻求历史合法性，将这种文学革命潮流看作是顺应时代生活变迁的进化过程，以俚俗自然的“活文学”评价标准重估古典文体的美学价值，中国韵文发展史被描述为俚语文学的流变史，使原本如词体一般被鄙夷为小道末技的边缘文体一变而为文学革命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将文学进化论视为天演公理的胡适，语出惊人地断定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而他之所以如此关注词这一传统文体，就在于唐、宋的白话词可作为模范的白话文学，为建设国语文学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范本，更为其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张目。胡适在论证中国文学由文言向白话进化时，指出“白话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有用白话者”。他认为宋词中已多用白话，所以白话文学向来渊源有自，并非一时兴起，以此为其鼓吹现代白话文展示极具说服力的例证。尤其在胡适为国语讲习所编订的课程讲义《国语文学史》中，有关晚唐五代至两宋白话词的述论占据着相当重要的篇幅，原因就在于他对词体白话属性的体认：“白话韵文的进化到了长短句的小词，方才可说是寻着了他的正路。”因此，最初被排除在文学史书写范围之外的词，在胡适眼中却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作为白话文学演变的重要一环而被认定为文学进化的必然趋势，其文体地位也得以不断抬升，并随着文学史话语权力的影响而逐步得到巩固。

除了白话语体特征之外，句式结构的灵动自由亦是胡适宣扬词的文体价值的主要缘由。胡适曾以文法形式评判诗、词文体之优劣，认为：“词乃诗之进化……吾国诗句之长短韵之变化不出数途。又每句必顿住，故甚不能达曲折之意，传宛转顿挫之神。至词则不然。”换言之，相较于格律渐趋固化的近体诗而言，词的长短句体式特征更为灵活多变，其情感的表达也随之顿挫抑扬，内蕴幽渺。所以胡适特别强调“词之重要，在于其为中国韵文添无数近于言语自然之诗体”，其中的切要之处就在于词的形式结构更贴合口语表达的习惯，其内在情绪的抒发更为流畅自如，正顺应白话文学演变的规律。就此而言，句法参差多变的词体俨然优于形式整齐的近体诗，曾经诗尊词卑的观念出现戏剧性的反转，词的文体地位甚至被抬高到正统诗歌之上。

认同胡适文学革命立场的胡云翼，坚信“文艺是不断地向前进化的”，他更为详尽地从诗的形体、诗的内容和诗的音乐性三个维度论证词体是诗歌逐渐进化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词为广义的诗体之一种，宋词与古歌谣、《诗经》、汉乐府、唐近体诗，皆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不同时段产生的新诗体，是各具时代特征的文学体式。由近体诗进化至词，正是顺应了中国诗歌格律逐步严整化的趋势。除此之外，胡云翼试图论证词体的兴起是中国诗歌传统向着抒情诗进化的必经阶段，满足文人对于抒发私人情感的诉求。但不同于胡适对词体句法结构的强调，胡云翼认为“以长短句为词之特征，尤为荒谬可笑”，词体音数与声韵的形式限制，导致其“不适于自由的描写”，甚至遮蔽了词体价值。这正是其与胡适词体观的内在差异，后者虽然明知词的字句均有限定，但更看重词体调多体繁，从长短句互用的体式特征中得出诗体的大解放，是为鼓吹白话新诗，而胡云翼则以为词律音韵谨严是其体式的弊病，反而不宜于自然顺畅的表达。尽管如此，词体作为古典诗歌形态演化的阶段性产物，“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体制，在中国文学史上造成一千多年珍贵的历史”。

与胡适“词不必可歌”的论调相反，胡云翼更侧重从音乐文学进化的角度为词体正名。他视词为中国音乐文学发展史中重要的体裁之一，并以词体的音乐性界定其文体特征及文学史意义：“歌词之法，传自晚唐，而盛于宋，作者每自度曲，亦解其声，制词与乐协应。又有自度腔者，每自制新腔，并作新词，任随词家的意旨，驱使文学在音乐里面活动，这种音乐文学的价值很大。”就音乐文学的特性而言，词体可顺适曲调节奏的变化而变化，比近体诗更加契合音韵的流动，所以胡云翼推定歌词之法是代歌诗之法而兴。此论与梁启超之说不谋而合，梁氏亦曾坦言：“以入乐论，则长短句最便，故吾国韵文，由四言而五七言，由五七言而长短句，实进化之轨辙使然也。”在胡云翼看来，词体的出现正是诗体不断嬗变的表征，是延续中国音乐文学传统的演进路向，同时意味着词体凭借其更易配合乐腔拍板演唱的优势替代已有的诗歌形式，成为新一时代文学的象征。在此种文学进化的叙述模式中，胡云翼自然得出歌词盛而后歌诗亡的结论，并从诗与乐之关系及其表现力的角度，将词的文体价值置于此前的诸种诗歌形式之上。

无论是胡适出于鼓吹文学革命的意图，强调词体的白话属性及其句式结构的灵活，还是胡云翼立足词体起源的本体性特质，凸显词在古典音乐文学传统流变中的地位与价值，均将历史的文学进化观作为阐述其具体词学观的理论基石，成为现代词学尊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摆脱词为小道的偏见，确立词的现代文体地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成说披上进化论的科学外衣之后，在中国知识界得到更为广泛的接受，词体作为中国文学进化链条上的关键环节，被确证为足可指称时代文学的标志性体裁，其文学史地位逐步得以彰显，并真正获得它在文体学意义上应有的评价与定位。

二、整理国故与词史的现代书写

词的文体地位被确认的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其在现代学者撰述的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最早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延续着传统的文献分类观念，以诗、文为主要叙述对象，“甚至撇开了‘词’不谈，以为这是小道”。而在新文学家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过程中，秉持现代文体观念的文学史家，引入以意境和风格为要义的美学话语，取代以“载道”为核心的经学话语，彻底打破诗、文尊而词卑的成见，将词体纳入中国文学史书写的范畴之中，逐渐重构起了新的文体序列。

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始者之一，胡适提出以历史的眼光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并从浩繁杂乱的文献中厘定条理清晰的发展脉络，而“把词还给五代两宋”则是其所预设的整理中国旧文学的诸多方向之一。如果说留美时期的胡适已零星涉及词人词集的赏评，那么整理国故时期的胡适则对词的发展史有更具学理性的整体观照。胡适在讲授《国语文学史》时，从僵死的古文文学与活的民间文学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重述中国的文学传统，并将“双线文学的新观念”贯穿至词史的叙述中，甚至以古典主义的词与白话词划分词派，尤为褒扬通俗浅近的俚语词，而否定斤斤于音律、字句和典故的词人词作。这种白话词史观的建立，一方面是对晚清民初词坛推崇梦窗词风的反拨，另一方面则是颠覆固化的词学评价标准，刷新对既定词学经典的认知，更是对正统词学观的剧烈冲击。

在为1927年出版的《词选》所作的序言中，胡适首次完整地阐述其现代词史观。他打破此前以朝代更替划定词史分期的方式，而是以文学本位取代政治本位，截取词体渐变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划分词史的不同阶段。笃信文学进化史观的胡适，仿照有机体生长、成熟与衰亡的一般规律归纳词体的嬗变轨迹，将千年词史划分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曲子时期和模仿填词时期三个阶段。在他看来，兴起于民间的词，经过文人化后，内容愈加复杂，格调渐趋雅化，同时也逐步褪去其民间性而脱离广泛的平民群体，直至宋末，词体已臻完备，而文人填词多流于技巧的模拟，失去其文体的活力，而最终为曲所代替。从元至明清之际，作为词的替身的曲，同样经历上述文体兴衰的过程，胡适称之为词“‘投胎再世’的历史”。胡适对于词史的第三阶段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清初之后的词坛虽仍有名家出现，却终究陷入模仿宋词的窠臼。由此可见，他关于词体发展史的整体描述，一方面是渗透着平民文学观的导向，另一方面更是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在词史建构中的演绎。

在此基础之上，胡适根据词人处理意境与音律之关系的方式，将词史的第一个阶段即晚唐至元初词的自然演变时期，更进一步细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三个词风变化显著的时段。具体言之，“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胡适的现代词史观可视作其推崇自然反对模仿的新文学主张的诠释，是以史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的实例。但是他将词史分期简化为单线条的进化链，而且对于词匠之词的价值评判甚至掩盖了史实分析，连服膺其所治中国文学史的龙榆生，也批评他“以迁就‘个人的见解’，而厚诬古人哉”。即便如此，在整理国故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背景之下，胡适以现代审美标准重塑词史的演进脉络，引发当时学者对于词史分期、时代词风流变等词学宏观问题的讨论，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则是“由于有了他的分期，人们才对1000年的纷纭复杂的词的现象，第一次有了一个明晰的史的线索”。

如果说胡适已经大致勾勒出词体产生、发展与衰落的主线，那么胡云翼则依据词体进化的轨迹，撰写出中国第一部词史专著。如其所言，彼时鲜有“对于宋词加以有条理的研究和系统的叙述的专著”，所以在重估旧文学思潮的鼓动之下，他试图通过厘析宋词发展和变迁的状态，编撰“将宋词成功组织化、系统化的一种著作”。在他看来，编著条理、系统的文学史，关键在于“必抱着文学进化的眼光”，此亦为胡云翼撰述包括词史在内的诸种文学史的理论逻辑基础。纵览千年词史，他将宋以前视为词的导引时期，两宋则是词的发达、极盛时期，而宋之后的词人则陷入模仿宋词格调的境地，只能算作词的余响。具体至两宋词史，胡云翼则认为“北宋词既有很好的成绩，很好的作品，作为范本，南宋词人不由的便走上古典主义的路上去了”，最终造就词的末运。这显然是受到胡适关于词史的基本判断的影响，无怪乎有学者断定：“胡云翼的《宋词研究》一书，完全是五四新文学思想和胡适进化论的‘活文学’的词史观影响、指导下的产物。”

虽然胡云翼在其词史著述中极力推举两宋的白话词、民间词，但对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仍保持警惕性的理论反思，认为其文学批评的眼光“过于为白话所囿”，从而在价值评判上显得偏狭。所以他在论及词史叙述方式时明确表示：“要在宋词里面分出平民文学来，说那是真正的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对峙，已经不可能。再分什么白话与古典，则辛稼轩的词，完全是白话吗？周清真的词，完全系古典文艺吗？苏东坡、李易安的词，是纯白话呢？纯古典呢？我想谁也不能下一个十分肯定的断语来。”即便可用“贵族的”“平民的”或者“白话的”“古典的”等几种标准粗略地将词进行分类，但以此评价词人和叙述词史都是相当困难的，不仅难免武断之嫌，而且会使宋词割裂成诸多零散的片断。因此，胡云翼一方面坚信文学演变与时事政治紧密关联，依旧按照朝代更迭划定词史的分期，同时兼顾新文学理论的叙述方式。另一方面，在具体词人词作的评价上，尤其是对南宋末以讲求词律音韵见长的词人，胡云翼则保持相对客观的分析态度，甚至直接批评胡适对吴文英等所谓古典派词风所抱有的偏见。

20世纪30年代，胡云翼陆续出版《词学ABC》《中国词史略》与《中国词史大纲》等几部专著，更为贴近胡适的白话词史的叙述模式，其中《中国词史略》是对中国千年词史的完整概览，爬梳从晚唐至清代的词体演进流脉，弥补胡适未能完成《曲选》与《清词选》的遗憾。

从胡适的词史“三段论”到胡云翼以系统整理词的演变史为己任，凸显出整理国故运动中新文学家对于包括词史建构在内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自觉。胡适与胡云翼的词史叙述最为鲜明的特征自然是其中贯穿的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如果说前者词史分期尚属操斧伐柯式的宏观论断，那么后者则为词史的具体书写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范例，甚至树立一种撰述体例。胡云翼曾自述词史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动的研究”，即厘清词的起源、兴盛、衰落的过程和原因，此为“宋词通论”；另一方面是“静的研究”，即对于经典词家词作的介绍与评价，此为“词人评传”。这足见其在词学研究中已形成一套书写词史的基本范式。由于二人的词学著述在当时被用作教科书，其词史观也自然成为规范的教学内容，胡适的《词选》出版后，“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书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而胡云翼所编的一系列词史及文学史因“头绪清楚，文笔明净”，“所以各中学都喜欢采为教本”。据此可以推想，胡适和胡云翼所建构的现代词史观，凭借教材的知识传播力，形塑着新一代知识群体对于词体演变过程的认知以及经典词人的选择与评价。

三、新文学家的选词策略与现代词选观的形成

胡适和胡云翼依照现代文学价值理念，对于词体起源与流衍的重新诠释以及经典词人词作的再度衡估，直接决定着其选词的标准、策略，并奠定其词选的基本状貌。正如胡适自己坦言：“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词选》就代表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而从另一层面言之，其所建构并坚信的现代词史观，同样需要有足够说服力的选本来加以确认，也正是新的词选本以及评点注释，使他们在重塑词史过程中所作的价值评判变得信而有征。由此逐步建立起的现代词选观，成为现代词学学科体系的核心范畴，而诸多广为流播的现代词选，既在学术层面展露词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又促使现代词学知识在大众层面的普及，进而形成相对广泛的认同。

龙榆生曾在《选词标准论》一文中总结操选政者编录词选的四种目的，即便歌、传人、开宗与尊体。然而，对于借整理国故为新文学造势的五四一代学人而言，其所编词选的意图显然不为此所囿。胡适之所以主张“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就在于它是创造新文学不可或缺的工具。由此，不难理解胡适在其《词选》中采用横排方式分行标点所录之词，极似现代新诗追求的参差灵动的形式美。他尝试打破传统词选不分行且阕与阕之间以空格相间的体例，不再仅仅以词谱所规定的韵律作为断句的标准，而是根据意义与文法的自然区分来划定音节。胡适借此种方式所实现的“古典诗词的‘新诗化’创造”，为现代诗歌形式的探索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

除了对所选之词予以体式上的改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胡适通过筛选词人及其词作数量，重塑经典词人的词史地位以及凸显其特定的词风样貌。《词选》最为引发争议之处，是其中辑录朱敦儒词多达30首，入选数量仅次于辛弃疾词，而在此之前朱敦儒词却“向来不为人所重视”。在胡适看来，一方面，朱敦儒是继苏轼之后开拓词境的重要词人，尤其是其晚期的词，以独特的手法和意境呈现旷逸闲适之风，甚至可上比陶渊明诗。另一方面，胡适激赏朱敦儒词集《樵歌》“中多白话的好词”,甚至在病榻上仍读此集以自遣，并着手为其作校勘注释。胡适选录向镐词7首，同样是因为“他的词明白流畅，多有纯粹白话的词”。而对于晚清民初词坛备受推崇的梦窗词，胡适却将其视为“词匠之词”的代表，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既无情感亦无境界，所以仅选录其相对通俗易懂的两首词而已。

正是在诸如此类的取舍之间，显露出胡适作为操选政者的审美标准与理论意图。他认为一切文学皆应具备明白清楚的情意表达，感触人心的艺术效果，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美感体验，并将这种新文学观延续至择录词人词作的过程中，形成独具个性特征的现代词选观。其所选之词，以“诗人之词”为多，讲求词句语言的明白晓畅与词情词境的真切自然，尤其倾向通俗的白话词，可以说《词选》是胡适新文学审美理想的操演。就理论意图而言，其一，编录词选是配合白话文学史课程讲授的需要。胡适辑录《词选》正是对其文学史叙述的支撑，为阐述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提供切实的文本证据，最终使提倡白话文运动、建设国语文学变得顺理成章。其二，胡适选词更为直接的目的则是对词坛所笼罩的梦窗词风的纠偏。胡适在《词选序》中已然流露出其《词选》与朱祖谋所选《宋词三百首》有对垒之意，后者收录吴文英词25首，为诸家之冠，加之朱氏曾四校《梦窗词》，词坛一时兴起梦窗词热。在此境况之下，胡适直言讥嘲时人中梦窗毒太深，一再表达对于晚清民初宗尚梦窗词风的不满。所以，被列为中学国语科教材的《词选》，则意在从青年一代扭转词坛的“不良之风”。

胡云翼曾敏锐地观察到朱祖谋与胡适词选观的根本差异，批评二人选词的狭隘之处在于前者偏向古典主义的词作，而后者则落入唯白话是崇的窠臼。所以他一再重申自己在上述两种词选观之外所确立的选词标准，即“站在‘艺术’的立场来选词的”，“注重技巧的灵活与内容的充实”。以鉴赏艺术的态度编辑词选，关键是要“抛弃一切宗派及音律的立场”，综合考量词人词作的境界格调与意蕴声情，将文学价值作为去取的准的，“决不能因其作风偏于古典或俚俗，而加以整个的优或劣的批判”，胡云翼自信其选词“没有陷于像朱胡两先生那样自囿于宗派门户的偏见”。在胡云翼认定的宋代最重要的词家中，既有苏轼、辛弃疾等以填“诗人之词”见长且有豪放之风的词人，亦有姜夔、张炎等讲求音律协谐，填合乎婉约本色之词的名家。然而，选家在择录词人词作的过程中，很难保证绝对客观，总会呈现出个人主观性倾向。胡云翼就曾不止一次地表达对于苏、辛词的揄扬，而他之所以如此推重“苏辛派”，“因为这一派的词，轻声律，重造意，内容丰富，表现出活跃的个性”，虽然他承认豪放与婉约的词风分别体现了阳刚与阴柔两种不同的美感，但还是坚持“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所以在其词选中苏轼与辛弃疾词的数量居诸家之上。

晚清民初以降，随着中国思想界要求解放妇女呼声的高涨，女性开始作为独立的性别群体成为学术研讨的对象，胡云翼词选中对于女性词人文学史地位的昭彰，正是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萌兴的明证。如果说在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传统诗文选本将“闺秀和和尚道士，同列在卷末，聊备一格而已”，那么以胡云翼为代表的现代词选家，则将女性文学视为中国正宗文学的核心，力图通过重新观照女词人的情感书写，表彰其“在文学史上闪耀着美的光焰”。其《女性词选》辑录自唐至清代的73位女词人，共计约91首词，在这些女词人中，既有声名显隆的李清照、朱淑真，亦有湮没无闻的尼姑和妓女。在他看来，与男子作闺音的矫揉造作相比，女子性别特征与词体婉约温柔的本色更为贴合，而古代的女性无功名可图，纯是“基于为艺术的动机”填词，抒发自己“真挚的实感”，所以往往能够情真意切，动人心绪。胡云翼对于包括女性词人在内的女性作家的推扬与评述，既为彼时的女性文学研究推波助澜，也为鼓舞现代中国女性的文学写作提供学理上的支持。现代词选在著述体例上明显区别于传统词选，不再以皇室宗族为先而女性词人为末的尊卑观念作为排序规则，而是完全按照时序排列词人先后，女性词人词作并非仅作为附属之物存在，而是与男性词人一道成为组构中国词史的重要部分。

胡适和胡云翼编著的现代词选，在选词的目的、原则、著述体例以及传播形态等诸多方面都迥异于传统词选，这就决定古今词选观必然产生根本差异。胡适选词虽然有纠改当时盛行梦窗词风的流弊之意，但其对于词人词作的取舍评判显然已经溢出词学范畴的讨论，“而是基于对整个文学史的价值观”，用以印证其关于自古以来白话文学流变史的叙述，就如任访秋所言：“白话文学的树立是要紧的工作，是要举出实例以证明白话确是文学的语言。”即便胡云翼反复表明以纯艺术的标准操选政，但在具体的选词实践中，明知姜夔、张炎等一脉词人影响深远，却仍然推重朱敦儒和辛弃疾的白话词，这种词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隙，俨然流露着新文学审美观的基本立场。认定词体已死的胡云翼，编著词选的目的在于纯粹的文学鉴赏以及引起读者研究词体的兴趣，而非如传统词选有开宗立派之意，更无心为填词者启示法门。与此同时，其所编词选与所著词史一道，作为中小学的通行教材或补充读物，更加巩固新文学家对于词人经典形象的建构，颠覆了词学传统中关于主流与别派的认知和褒贬。

四、词的存废之争与现代“词学”意涵的初步确立

由于崇信历史的文学进化观，胡适和胡云翼皆认为词在南宋之后便已失去文体的活力，逐渐沦为“死文学”而被元曲所替代。但是，二人对于词的存废或者说填词的态度却颇有龃龉。也正是在这种龃龉之中，隐约见出胡适与胡云翼词学研究的不同指向。前者的词学著述更像是其新文学主张的操练场，旨在给予白话文运动以文学史传统的支持，并为新诗体式的试验觅求可行的良方，最终指向建设现代国语文学；而后者在思索如何以现代学术方法重估词体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界定作为理论知识的词学，促成现代词学学科观念的确立。

胡适高举文学革命大旗之初，就已经意识到如欲真正推行白话文，必须要证明白话是适用于各种文体表达的利器，并由此创立符合现代中国人情感结构的文学书写形式。明清的通俗小说已为白话文学正名，然而韵文的白话化却争议颇大，成为胡适践行文学革命所亟需解决的难题，所以他曾“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断言词体死于宋末的胡适，虽然批评宋以后的词多模拟之作，但自己却并未放弃填词，反而期望从词体的形式中探求新诗的未来。从1907年始，胡适标明依词牌所填之词有29首，另有74首未标词牌。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他就已在一首《沁园春·誓诗》的词中，喊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口号，表明自己立志做文学革命旗手的宏愿。借词体的间架写新诗，正是其探索现代中国新文学发展之路的最初突破口。

同为文学革命的拥趸，刘半农与钱玄同明确反对填词，而胡适却极力为自己的“以词为诗”辩护，因为在他看来：“凡可传之词调，皆经名家制定，其音节之谐妙，字句之长短，皆有特长之处。吾辈就已成之美调，略施裁剪，便可得绝妙之音节，又何乐而不为乎？”在新诗试验之初，胡适之所以借鉴词调的音律与体式创作新诗，一方面是因为早年读词、学词的经验使他认识到词调的“变化无穷仪态万方之旨”，只需稍加改动，破除词牌体式的限制，同时承袭其错落参差的句法与声韵谐协之美，便可转化为适合现代白话书写的灵活诗体，于新诗的初创而言不啻为一种易见成效的途径。另一方面是因为以中国文学传统中延续千年的词调为基础，通过文体改良的方式孵育现代诗歌的雏形，也更容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学习和模仿。胡适毫不避讳地承认其新诗中“词调很多”，所以不难理解《尝试集》中既有依词牌所填的白话词，亦有含词之意味的白话新诗。

在新旧文学论战最为激烈之时，词化的新诗成为辩争双方诟病的对象，彼时的胡适为了将新诗引向形式自由与音节自然的实践方向，试图与旧体诗词划清界限，以至于在《尝试集》再版之时，他反省自己早期的新诗未能完全摆脱旧诗词的韵调，并将之视为“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明确表示新诗集中虽收录“几首可读的诗，两三首可读的词，但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然而，胡适对于填词的兴趣并未消退，在给徐志摩的信中他仍坚信词体“可当今日新诗的灵药”。尤其是在编辑《词选》的过程中，集中诵读抄录词人词作使其受词调浸染益深，所以“作诗多带词意”，而且“填的词也有好几首”，以至于胡适坦承“也不勉强求摆脱”新诗中的词味。直到1938年前后，他尚以词牌《水调歌头》填白话词。

与高扬文学革命却又不废填词的胡适相比，胡云翼则坚称词体在五百年前已死，因而决然地反对填词。在响应整理国故号召之初，胡云翼就清晰地阐明其基本态度：“原来站在‘创作’上说话，自然不应该主张旧文艺的复活；但就‘研究’一方面说，文学本无所谓新旧，不过表示文学的工具而已。”由此奠定了胡云翼从事词学研究的基调，他在《宋词研究》的序言中即已说明，系统整理宋词的目的在于引起读者“对于词的欣赏和研究，发生更大的兴趣”。即便是编录词选，他也绝非有意示人学词门径，而是冀望借此使读者了解词体复杂多变的风格及其价值，进而激发其研究词的意愿。据此足见，胡云翼完全是以学术或者学科研究为出发点倾力于词学的，并非像常州词派力倡尊体之说而为昌明词道，所以他对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等晚近名家所填之词颇为不屑。

正是为申明自己并非要授人填词之法，胡云翼着意强调其所论皆为“词学”而非“学词”，并由此初步衍生出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词学”意涵。“学词”是指通过分析词调的声律音韵与章法结构，掌握填词的技巧，实现创作词体文学的目的，而“词学”则是运用理论方法诠释词体文学的学术研究，进而形成“词的知识”或“词的常识”，为词的阅读鉴赏以及更为深入的学理性阐论提供参照。古典词学批评以学词为本，更侧重阐述词的作法，“20世纪以来的‘词学’，则主要是着眼于词体文学的学术研究。但在20世纪的头30年，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词学’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学词’与‘词学’互相混淆”。以1930年出版的《词学ABC》为标志,胡云翼将“词学”与“学词”分而治之的自觉意识，是词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知识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础，促使词学理论与批评逐渐融入现代学术传统，走上学科专业化的道路。

在初步界定“词学”意涵的同时，胡云翼还大致分划出词学研究的具体范围。在更早出版的《宋词研究》一书中，他将词学所涉之内容分成三个方面：其一，解释词的内涵与外延，厘清词作为一种文体的本质特性，即回答“何谓词”与词的起源的问题，实属词体研究；其二，叙述词体流变的过程，回答词是如何发展演化的问题，应为词史研究；其三，考论词人词作及其生平，回答如何评定词人的词史地位问题，可视作词人批评。此后，胡云翼在撰写《词学ABC》的例言时，再次阐述词学的研究范畴，涵括词体的特质、由诗体到词体的嬗变原因及其路径、词的起源，以及词的发展史等主要论题。综而观之，词体研究、词史研究与词人批评构成了胡云翼词学著述的核心要义，再加之词选观的论述，大体形成了其词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尽管他对于词学范围的划定尚未赅备，甚至逻辑层次也不够清晰，但其所突出的词学研究的独立性，以及对于词学知识体系的最初设想，直接推动了现代词学学科的逐步建立。

胡适和胡云翼均主张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建设新文学，而且秉持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将南宋之后的词视为已死的文学，但他们在具体词学实践中取向的差异，导致其对于现代人填词的态度迥别，最终造就二人词学研究产生不同的效应与影响。胡适的“以词为诗”与胡云翼的“研而不创”存在理论言说间的巨大裂隙，前者虽不满现代人仍以文言和古典意象填词，但并不拒斥以现代白话文与新意象填词来传达现代人的情感，而且他自己亦是乐于填白话词，甚至在词作中表达文学革命的理想。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胡适为词体正名意在借用其灵活的句法结构与美听的声律音韵为初创新诗寻找出路，进而证明白话适用于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体的表达，最终也顺理成章地显明白话文运动的合法性。然而，胡云翼却极端地反对现代人填词，其治词的目的在于引起读者鉴赏词的兴趣以及作为学界研究词的参照，所以他将词学的重心置于学理性的研究之上，其对于“词学”与“学词”的界分，乃至关于词学范畴的初步构想，终归都指向建构具有现代学科属性的词学知识体系。

五、余论：新文学观的阐释立场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

以新文学家为主导的文学革命运动，不仅显在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学表达方式，同时也极为深刻地革新了中国学者的文学观念与学术研究方法，晚清民国的词学在延续考证、校勘、注释等传统治学路径之外，“一种颇有新阐释风格的批评与鉴赏也相应发展起来”，而此种迥然有别于古典词学的理论话语，“体现新型文学观的阐释角度和阐释方式”。

胡适和胡云翼是站在新文学观的阐释立场重估词体文学的急先锋。他们以历史的文学进化观作为支撑文学革命的底层逻辑，故而词体的产生被视为诗体不断演化的进阶，是中国传统文学体式革新的重要环节。因此，词体彻底摆脱小道末技的污名，逐渐确立了与诗、文等同的文体地位。词史的现代书写以及与之相照应的现代词选观的形成，形塑了新一代学人群体的词学认知，其中对于词体演进阶段的划分、白话词的刻意凸显、经典词人的择选，无不昭示着新文学观的审美趣味，同时为学界提供以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探究词学的范例。而由进化的词史观所引申而来的关于现代人填词的不同态度，将胡适和胡云翼的词学研究引向不同的方向，前者欲借词调谐美的音韵和灵活的句式探寻创造新诗形式的路径，而后者则决绝地反对填词，并划清“词学”与“学词”的界线，意在明确“词学”的内涵与外延，奠定了现代词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架构。

这种立足于新文学观的词学理论与批评，借助整理国故思潮的巨大声势，逐渐渗透到整个词学界，也改变了承继古典词学传统的所谓“体制内派”学者的词学批评方法、理论视角与著述方式，造就了词学研究的新风貌，促成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由此，现代词学也应被纳入中国现代诗学或者现代文论史之中，成为再造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重要学科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