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误读”了唐诗？
“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
1959年，还被称为斯蒂芬·欧文的少年，随家人从美国南方小镇移居巴尔的摩城，在市立图书馆，他首次接触到中国诗——英国学者罗伯特·白英编译的《白驹集》。白英曾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经闻一多等指点，他完成了这本书，浦江清、袁家骅、卞之琳等也参与了翻译。
这本356页的书改变了斯蒂芬·欧文一生，5年后，他考入耶鲁大学，主修中国语言文学，后师从汉学家傅汉斯，专攻汉诗。随着《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迷楼》《晚唐》《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等著作问世，且独自完成杜甫诗全英译，他成了“美国汉学界的翘楚和公认的领军人物”，还有了一个被中国学者熟知的名字：宇文所安。
几乎每个汉学家都会被反复质疑：一个外国人，真能读懂中国诗？误译那么多，也配谈唐诗？他的解读这么怪，是不是哗众取宠？
61岁时，宇文所安面对中国记者采访，给出本文开始的那段回应。今年5月1日，这位自称“唐诗世界的异乡人”的老人仙逝（终年79岁），翻开他的遗著，满满都是对中华文明的挚爱、对诗美的追求、对理性思考的坚守。宇文所安让唐诗更丰富多元，也更具全球性。
本文主要参考学者李然诺的《后现代视域中的宇文所安的唐文学史研究》写成，愿宇文所安开辟的新路能不断延伸。
王昌龄没去过边塞 照样写边塞诗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始于对传统文学史的反思。
相当时期，文学似变成大作家的家谱，“一流作家”占一章，“二流作家”占一节，“三流作家”占一段。成为“一流作家”，据说因为他们有特别的“天才”和“本质”——两个无法定义、全靠幸运，才能拥有的东西。一般来说，“一流作家”总是准确把握了“时代需要”，还推动了历史进步。
乍一看很严谨，却大可怀疑：这究竟是事实，还是后人在想当然？
今人言盛唐，必以“李杜”为最高峰，可时人刘禹锡推重的却是“卢杜”（卢象和杜甫），天宝三年（744年）完成的《国秀集》中，收卢僎（音如钻）的诗最多，少有今人听说过他。
可见，文学史是一个书写的过程，是各种势力、误会、偏见、阐释的博弈结果。“一流作家”是后人发明出来的，体现了发明者意志，把他们写出的“文学经典”视为客观标准，研究它好在哪、为何成经典，可能被误导。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胡适把清代文学解读成白话文与文言文斗争的历史，可“清朝的文学世界是对各种偏好都是开敞的：有人喜欢小说，有人偏爱传奇剧，有人则爱好杂剧；有人热衷于骈体文，又有人是笔记的追随者”，胡适的解读有利启蒙，可过度简化后，真相被遮蔽，造成“文学史研究”与“创作实践”分离。
今天中文系学生熟知“一流作家”的生辰八字、各流派的传承关系、文学事件的背景因素，创作力、鉴赏力却可疑，成“貌似的博学”，仅以“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的”作遁词。可这样的“学”可靠吗？
宇文所安指出，言行不一乃人生常态，唐代有很多边塞诗人，他们没去过边塞，“假如亲眼看见杀气腾腾的胡人，就会吓昏过去。边塞诗大多出于文学经验”。比如王昌龄，最远只到过泰州（今江苏省泰州），下笔却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并不知道“阴山”“龙城”“楼兰”的具体方位。
宇文所安开玩笑说，如果诗人必先有背景，才能写作品，那么王昌龄应该当过宫女，因他也以善写宫女诗而著名。
基于对传统文学史的反思，宇文所安提出：“在人文学科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于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
李杜诗篇成经典 离不开严羽撑台
宇文所安说的“牛顿物理学”，指居高临下看问题，拿普遍规律套个案，是静态的研究方法；而“量子物理学”指从下往上看问题，由个案摸索普遍规律，更生动也更有解释力，故称“飞跃”。
诗人不是关门创作，总是先学规范，再仿名家，进而赢得关注。在李白时代，规范是宫体诗，名家是皇帝和高官（如张九龄等）豢养的文人，要赢得的是官员、文人的关注。
宫体诗源自六朝，局限于宴会诗、竞赛诗、咏物诗，都是宫廷主持，诗人写出佳作，就能将文化权力兑换成政治权力——皇帝提拔名诗人当官，可换取“重文”的好名声。
诗人多、舞台小，内卷到后来，宫体诗走向格式化，即三部式：先谈主题，再“描写式展开”（需对仗），最后是总结和表态。
主题部分需克制，不露情感；“描写式展开”要文雅，写月必称婵娟、玉兔、冰轮、玉钩、桂魄，写下雨必称甘霖、润物、霓裳、疏雨，成一套专业学习才能掌握的“文学黑话”；表态部分不得超许可范围，多用“谁知”“乃知”“方知”句。
初唐之后，宫体诗俗套渐被打破，出现“京城诗”，因高官们在私人活动中引入诗人，诗人借高官中举，高官借诗人扬名并培植势力。场域改变，“京城诗”的规范较宽松，主题多聚焦于隐居，致“田园诗”勃兴。
王维、王昌龄、孟浩然、储光羲、李白、高适等频繁出入“京城诗”筵会，“王维也许是李白最著名的同时代诗人，但李白从未提及王维，王维也无视李白。这可能是由于两位诗人属于不同的社交圈子”“孟浩然显然没有酬答李白的狂热赞美”……只论诗艺，很难理解这些现象，可只要搞明白，李白们不是职业诗人，写诗是博声名、获官职的方式，则当时人们自然更看重写诗的规范性，乃至诗人在遵守规范时流露出的性格，创造力等反被忽略。
唐诗多元复杂，可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扭转了局面。严羽“谦逊地宣称，他的说法将一劳永逸地概括一切时代的诗歌本质，他的著作一出，千百年的纷争和谬论便销声匿迹”。
严羽的绝招是把唐诗和宋诗对立起来，创立“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阐释。一方面，《沧浪诗话》眼界高、文笔好，内行皆佩服；另一方面，一笔打倒宋诗，契合积弱下南宋文人的集体心态，找不到出路的他们茅塞顿开——宋不如唐，因学得不像，连写诗都如此！
宋诗未必低于唐，但《沧浪诗话》后，唐诗成正宗，余皆末流，且越仿越不像，因严羽开出的学习方法就不靠谱：读经般死记硬背，等顿悟自来……
于是，李杜诗篇成不可逾越的经典，字字饱含深意，其实它们经多次转抄，已难确定原文。
误读才有“活人感”
宇文所安将新批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知识考古等工具引入唐诗研究，开出了新路，如他所说：“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和‘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
英国名作家爱·摩·福斯特（小说《印度之行》的作者）在《小说艺术面面观》中，曾设想400年来的小说家正背对背写作，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作者）与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远大前程》等的作者）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回答方式不同。
宇文所安颠覆了这一假设。不同时代的作家挣扎在不同的场域中，他们不只关注语言内部法则，还关注权力、话语权、社会表演、身份等，所谓的“标准解释”，可能并没那么“标准”。
如此解读的优点在“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文学文本不再是孤立的，而是成了社会整体的一分子，唐诗不只是唐诗，还是唐代政治、社会、生活、物质文明的方方面面，这为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创造了可能。
难怪德国汉学家顾彬说：“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宇文所安的研究有短板，他不会写唐诗，只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观照，把对诗美的探索转为求真，而真是多元的，逻辑自洽不等于实证。把唐诗置于后现代解释的语境中，虽推翻了原有的本质论，可“细读”“回到文本”也可能是新的、更有欺骗性的主观。宇文所安的许多阐释因精彩过度，反而让人无法信以为真。
传播策略之外，李杜诗篇必有穿越不同场域的一面，一味“以史解诗”，难免忽略诗中启示性的内容，成言史精彩绝伦、言诗难遇知音的局面。
对此，宇文所安有自己的解释：误读也是诗的一部分，没有后人误读，好诗难流传。他以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为例，“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被认为是写给妻子的，这首诗如写于四川，则他的妻子已逝。宇文所安说：“这首诗有着很长的阅读历史，一读到这首诗就想到他和他妻子，觉得格外感人。这样的解读，从作者生平来看是错误的，历史知识也是错误的，但不能否认这是很感人的解读，这样的误读是很有意思的误读。”
类似的例子是杜牧写“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无史料可证明，杜牧真有那么多风流故事，他不过是把传统的“忆旧游”诗体改写了，使其得到新生。
宇文所安的解读有争议，却拓展了唐诗堂庑，让现代人意识到，原来还可以这么读，过去的读法也许错了。优美之外，改变读法可以拓展思维、增加智慧，正因每代人有每代人的误读，唐诗才一直充满“活人感”。
文学无国界，永属于真爱它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