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为年谱立言
一
我从事传记写作，也编写学术年谱。
这些年，在编纂年谱的同时，先后参与了十多部作家年谱出版前的审稿、多部年谱的课题立项评审，还两次参加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织的“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编纂专题讨论会。写评审意见及参会发言后，便留下一些思考的碎片。
年谱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在欧洲、中国古代都有成品。梁启超从学术史与学术品格的角度，对其有专门的宏论《年谱及其做法》。相对于中国传统文人对散文、诗词、书画、小说的各种品鉴、评点、论说，郊寒岛瘦，在水一方，年谱这一独立文体，皮是皮，肉是肉，显内脏，见骨头，却是论者寥寥。
虽说传记与年谱都是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编织而成，但传记的选择性叙事，与年谱的全景式实录不同。梁启超将传记归文类，年谱归史类；前者需文饰文法，后者行史识史法。南京大学杨正润将日记、书信、游记等私人性文献，命名为“边缘自传”；将回忆录、口述历史等公开化的文类归为“亚自传”（杨正润：《现代传记学》第355—44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我受此启发，十多年来，在讲课时进一步提出将日记（如《顾颉刚日记》《吴宓日记》）、书信、年谱（自编、他编）视为“亚传记”。为此，我向北京大学赵白生请教。他回信说，这些年，他在讲课时，也使用“亚传记”之说。这样看来，“亚传记”概念的生成，原发在杨正润。
以人为中心的年谱实际上包含族谱、家谱、个人年谱三类（大事记编年体的国史、县志、村志、厂志、校志，也是谱系，虽有年谱的时间属性，因是以事件为连缀，不在此讨论）。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看到，中华民国国史馆在编纂国史之前，先为民国做出了一份国谱稿本。
学界在为作家、学人编辑全集时，有将年谱专门作为附录的先例。年谱是学人从事人物研究的入门读物，具有索引、工具作用。
人物年谱编纂者，依据事实、经验，遵循因果、自然法则，将与谱主成长、事功、疾病、死亡相伴的爱、恨、情、怨如数展示。时间与空间作为先验的直观架构，使得谱主的诸多生活现象，被准确定位，链条般有序呈现，由连贯而成为整体。年谱的史实必须全、新、稳、准，在时空交织的语境中，呈现出客观、清晰与严格的学术性，也就是读起来、用起来靠谱。
敢为人编纂年谱者，必胆大心细，有积累，有功力，攻城略地，沉稳勇毅，有驾驭史料的学术自信。守拙至诚，是其内功，实为质朴之人，从事质朴之学。《韩非子》中有画鬼魅易，画犬马难之说。因为谁也没见过鬼魅，无法判断真假，全凭想象。做学问也有鬼魅之虚学，犬马之实学。年谱即属犬马之实学。
谱主身份、知名度越高，攀附、跟风、借光、套近乎者，多如蚁从，虚假的东西会乘势而入。捕风捉影，流言八卦，充盈其中，洋溢于文。这就要求编纂者披沙拣金，去伪存真。
我用“三后”来概况作家、学人年谱：
后见之明、穷尽史料而后工、后来居上。（《年谱刍议》，《文史天地》2025年第1期）
不同编纂者编纂同一人的年谱，选取的材料不同，呈现出内容必然有别。但主要线索、重要时空节点及重大事件，会出现雷同。这是不同主体关注同一客体时的限制性叙事，也因此限定了年谱这一文体的创新性。
年谱编纂时，使用第一手材料，如档案、日记、书信手稿，对已经入集出版的文章加以校勘、辨伪、补正；或利用手稿对已有年谱的缺失进行弥补。这样既可增加年谱的学术含量与历史厚重感，又能扩大研究的视野与格局。一九八五年，我踏入胡适研究这一领域时，看到石原皋《闲话胡适》中首次提到胡适与曹诚英的私情，便多方寻求其他文字证据。此事在胡颂平十卷本《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没有记录。一九八六年七月在合肥拜访石原皋后，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所藏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影印的《胡适手稿·〈尝试后集〉》中，找到了曹珮声（诚英）的名字。这是“文革”期间，上海“石一歌”，因批判胡适所需，通过香港转购的台版书，也是当时大陆唯一的特藏。随后，又通过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刊印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理清了胡适与曹诚英关系，进而在《胡适传》中弥补了胡适与曹诚英关系的空白，同时也为已有年谱的缺失做了补充。
生成年谱，有三个重要环节：
在时间、空间、人事三个节点，理清谱主与时代、他人的复杂关系；
明辨文本创作、初刊、修改、出版时间，版次清晰；
引用档案、书信、日记、回忆录（创作谈、访谈/自述、他人记述）、自传，在互证、互文比较中丰富、坐实谱主年轮。
因为同一事件，当事人、周围的人日记、回忆录所记，不尽相同。尤其是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叙述、表达，都会有增减、变形、扭曲。互证求真，是编纂年谱时的必要功夫。
二
人类成熟的思想展示、记忆方式是靠时间、空间、人物准确定位的。编纂作家、学人年谱，必然会引用作家、学人的自传（回忆录、口述史）、日记、书信、档案。
一个人写日记，绝非事实与心迹实录，哪些该记，哪些不能记，是经过思考、过滤的。写日记者，都是有目的、有用意的，通常可分为两种：写给自己看的（鲁迅在《马上日记豫序》中就明确表示，“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和写给别人看的。前者又可分解出记心（心事、心境、心迹，在独语时，自我心灵对话）和记事两个取向。后者为了让他人看（或出版），就具有引导、表演、作态、掩饰的重要成分，和交流、关系重建的暗示及自我形象塑造的功用。
等到个人写作自传、回忆录时，同样是哪些该说，哪些不能说，都有自我设限。传记研究者称之为自传作者自我设置的真实度数，即自我契约（菲力浦·勒热纳著、杨国政译《自传契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写自传或回忆录时，个人的意识流动，使每一个直觉，每一个经验性判断，每一种持续的体验、回味、发散在自我所构成的时间性上，变成可能，并在空间定位上，将零散的感觉、思绪，围绕某一先验性事件而实现自我圆满。
我在为《教授与院士：民国学术的人与事》写序时，特别强调自传、日记、书信、档案的真实程度，通常情形下，以时间求同、空间（越大越真实，越小越个性化）存疑为真实性排序：档案第一，书信第二，日记第三，自传第四。
与个体生命相伴的存在，还有一份或多份自己永远无法看到的档案。档案馆藏着历史，是家国与个人的实录。作家、学人个体、文本存在之外，还有被珍藏着的档案。因为档案中时、空、人，是固定的实录，自己被要求留下文字（填表、汇报），或被他人现场记录，被鉴定、被举报。在档案里留存下来的这些材料，具有外在限制的真实性。
书信是两人之间，固定在两个人空间的对话。真实性上有双方限制，即两个空间的存在性保存、牵制。
日记最具文学性，是限定在一人封闭空间的写作，无限制或自我限制性书写，可虚构，可随意删改。
公开说真话的，只有三种人：孩童、病人、将死之人。也就是说，自传的真实性最差。人物晚年纯粹的记忆性追忆，可信度最低。因为回忆性文字所构筑的个人史，往往是“层层堆累”，正如顾颉刚所说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我这里出示一例。倪墨炎在《文汇报·学林》（2002年11月30日）发表的《唐弢回忆鲁迅文章〈琐忆〉的真实性质疑》（《雨花》2003年第3期转载）一文中，经翔实考证，得出的结论是：
《琐忆》所记的第一回与鲁迅的相见相谈，也就是唐弢生平第一次见到鲁迅。那是1934年1月6日《申报·自由谈》编者黎烈文请客。鲁迅日记记有此事。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和《徐懋庸回忆录》也记有此事。鲁迅逝世不久，唐弢写了《记鲁迅先生》一文，真实地记下了那次宴会上见到鲁迅的情景。《琐忆》所谈的第一回相见相谈，大致与《记鲁迅先生》相合，是真实的。
《琐忆》中按顺序排列的第二回、第三回、第五回、第六回的相见相谈，是鲁迅与青年们分别谈了《黄祸》《忆刘半农君》《说“面子”》和《奇怪》等四篇杂文中所说过的话。说的和写的竟惊人地一致。
因为这六次见面，唐弢没有出示时间、地点、参加者、何人何组织安排，倪墨炎“经过多年来的查证和思考”，发现“《琐忆》的许多内容是不真实的，是虚构的”。在具体论证之后，倪墨炎说：
综上所述，《琐忆》所记与鲁迅的七回相见相谈，第一回是大致真实的，后面的六回都是虚构的。
作家本人回忆，越是往后，时间越是清楚，或越是模糊，事就越多；空间愈放愈大，掺和进来的人就越多；人物故事愈后，则其传闻愈繁，愈晚其采择愈杂，即雪球越滚越大。因此，我的判断，最早的，或第一次回忆，越是简单，越发可信。作家、学人往后“滚雪球”，研究者向前剥离求真。顾颉刚受胡适学术思想的启发，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妙峰山的传说及上古史，发起古史辨，就是用这种向前剥离求真之法。
还有家属代笔撰写回忆录之事，最为典型的是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中下三卷。因为茅盾去世前只写到一九三四年，即中卷的一半，后面部分是其儿子、儿媳根据相关资料，执笔代写的。这样的回忆录真实性要打多大的折？
钱锺书一九八一年曾就“写自传”一事，在给香港作家彦火（潘耀明）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看法：
去年有人叫我写自传，亦代是居间者，我敬谢不敏。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牟晓朋、范旭仑编《记钱锺书先生》第241页，大连出版社，1995）
这里的“亦代”是冯亦代。
一九八二年八月，钱锺书在为《写在人生的边上》所做《重印本序》中写道：
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写在人生的边上》第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0）
当事人的回忆录，实际上就是证人的证词，有遗忘，也有重构的删除与添加，记忆是会自我篡改的。面对回忆录，年谱编纂者的身份就是判官。这时，我就产生警觉，对于不能证实、证伪的当事人回忆性文字，不可接力传抄、转抄，多手移植，要敢于存疑。不疑处有疑，是年谱编纂者必要的智慧。
作家、学人的日记、书信在出版时，有的会删改。坏话不多说，家丑不外扬，语言被篡改，真相被遮蔽。这就出现正式出版物与原手稿本的不同。就日记、书信而言，往往会有多个删改方：有作者本人，有家属，有收信人，有整理者或出版社编辑改。被删去或篡改的内容，往往含有最重要的信息，是隐情所在。《两地书》出版时，鲁迅删改了多处内容，涉及具体的个人，也改了名字（如顾颉刚）。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用的就是删改本，直到一九八四年，朱正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主持出版《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后，世人才看到原貌。二〇〇五年的新版《鲁迅全集》用了书信原稿。所以，之前许多有关鲁迅、许广平的著述，若用的是删改本，结论多受此限制。
我在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两年日本之行的空白处，发现了秦德君；在郭沫若《五十年简谱》对父亲去世一事的篡改中，发现藏有蒋介石、陈诚各送一千元赙金的事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七七二—2274《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人事任免的文书》第24页）。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团结一致，抗击日军。郭沫若先后两次请假，且有“克日遄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七七二—2273《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人事任免的文书》第49页）之词，但档案文件显示，没有他在《五十年简谱》中说的“与立群回家奔丧。辞第三厅职未获准”之言辞。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政治部部长陈诚借郭沫若父亲郭朝沛去世，大张旗鼓办理丧事，是为了收郭沫若之心，让他在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这个位置上坐稳。况且是在抗战最艰难的用人之际，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中将厅长，怎么可能因父亲去世而辞职？
这事自然也被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看穿。于是，周恩来便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为郭沫若发起组织“庆祝五十诞辰”的祝寿活动。“郭老”之名也因这次祝寿活动而成为一个政治符号。“丧事”与“祝寿”，国共在争取郭沫若本人问题上，一先一后，斗个平手。最终，郭沫若还是被共产党重新拉回到自己的阵营。
年谱编纂者，要本着求真求实的原则，敢于将被当事人抹擦去的那部分，恢复过来。
姜文电影《邪不压正》中有人物对话（节录），意在质疑日记的真实性：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
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
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
这种艺术化的夸张、反讽，也是给阅读日记的人、研究使用日记者的警示。
普通读者把作家、学人的日记当作叙事散文或抒情散文来读时，是文学审美，是“看戏”；而专业研究者把作家、学人日记当作史实考索、引用时，就需辨别真假，要看穿作家、学人为什么要这样“演戏”。因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文化传统，研究者对作家、学人自传多信而不疑。特别是对作家、学人有意掩饰的隐私或不愿公开的缺失，多知而不言。在这方面，国内的学术研究则远远落后于德、法学者。我在南京大学为十多届博士生开设“书信、日记、自传、年谱”的专题研讨课，曾三次参与同德、法学者有关“日记中戏剧性表演”的专题对话，知不足而后进，望远山而力行。如今，写在这里，与引用日记、编纂年谱的同行共勉。
同时，举示胡适日记中的一段“表演”。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谈话后，在日记上记有：
他谈起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更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胡适全集》第29卷第436—43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这次“表演”两年后，曹诚英在胡适日记中“戏剧性”登场，一场婚外恋的大戏开演。
三
博闻强识的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以诗证史，开文史互证之风。为诗人编纂年谱，诗史互证，需识其用典，辨析古典易，拆解今典难。
脚下功夫与田野调查多见所获，对年谱编纂有空间建构的进一步明晰作用。三十年来，我专注民国学术史。对抗战时期南渡西迁的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正大学、东北大学的研究，我是从翻阅档案开始，同时脚步走过长沙—衡阳—昆明、西安—城固、乐山、李庄、永安、泰和。山一程，水一程。古路泥泞跋涉，衡山石级攀登。正是行脚所至，才清晰当年长沙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都是在教会场所办学：湖南圣经学院、南岳圣经学校，城固古路坝天主堂及五百零五间房。其他多所西迁大学及研究机构也是借助文庙（武汉大学在乐山文庙，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文庙）、寺庙（中央农业实验所在荣昌宝城寺，同济大学在宜宾李庄东岳庙、禹王宫、祖师殿）、书院（东北大学在三台草堂书院）办学。民国一百零八所大学，我走过了半数。当年在西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读书的史学家唐德刚，形象地称呼抗战西迁大学所处的“天堂”（华西坝）、“人间”（沙坪坝）、“地狱”（古路坝），我用脚步去丈量了两次。看档案与实地考察，都需要脚下功夫。行脚不到，第一手材料，不属于你。没有第一手材料，就难以产生原发的思想与见识，甚至因没有与新史料产生亲和，行文时，感情难在笔下生，文字枯燥无味。
想到，走到，看到，听到，写到。语言能抵达的地方，也即情感所至，思想所在。能不能全面掌握谱主信息，在于语言传达的质量。而提高语言传达的质量，不仅仅要通过语言阅读，更需要发现，即行脚所至，也就是用脚步抵达当事人（作家、亲属、朋友、编辑等等），得到一份“口述史”。“口述史”尽管有自我粉饰，掺杂些不实的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闲言八卦，却又在“共情”中充满细节，富有亲和力，是可以用来求真互证的“史料”。因此，年谱是对作家、学人的重新叙事，比传记细密，较专著、论文全面。二十五年前，我曾与时任《中华读书报》编辑部主任的祝晓风讨论过行脚与史料的关系。在展示脚下功夫之后，他高度概括出“三本传记复活三位女性”之说。只是在第四本传记出版后，我的主要精力转向年谱编纂，并将写作传记的脚下功夫，给了年谱，迈步登上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