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五四”：以新书业公会为中心的讨论
商务印书馆
1947年，作家沈从文发表《新书业和作家》，回顾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出版业二者之间的关系：
随同五四运动的发展，为推行出版物，中国产生了个新书业。这个新的企业，也可以说是一种事业，因为它的起始，兴趣所在，精神效果实在重于物质获得。和作家用笔有个一致性，是采取“玩票”态度作下去的。玩票意思并不是对工作不大认真，却是不大顾及赚钱赔本。换言之，是还有点服务理想，对社会改造国家重造的理想，来进行这个企业的。[1]
沈从文点明五四运动推动出版行业的内部分野，促成“新书业”的诞生。“新书业”，既指由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掌舵，以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书籍为主营业务的出版社，又引申为此类出版社所构成的行业。遗憾的是，“新书业”虽是彼时出版行业的高频词汇，但在现今学界讨论中却鲜少使用。有基于此，本文聚焦新书业公会，希望通过对此行会组织的打捞与深描工作，以敞开阐释五四过后中国现代出版嬗变的新空间。
一
新书业的诞生，与新文化知识群体对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旧有大型综合出版社的批评密切相关。1917年7月，胡适在结束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到中国。在上海居停期间，他曾花了一天时间调查出版界，结果十分失望。在他看来，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没有一本有价值的书，只有一本讲授“孔子既受天之命”和“与天地合德”的《中国哲学史》，其他方面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一部《中国外交史》是好书，至于引入的英文书籍，大多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胡适对比在日本东京所见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目上，凡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大概都有。我把这书目和商务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一年后他在《归国杂感》中总结了对国内出版界的不佳印象：
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教[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些《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2]
相较而言，胡适言论还算温和，意气风发的新青年，批判口气则尤为猛烈。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3]，对全国杂志——尤其商务印书馆的刊物——严加斥责。他痛批《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学生杂志》）本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新文化的另一位学生领袖郑振铎在统计了1919年的全年出版物后，得出结论：“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虽然很热闹，而可以总评一句话，就是浅薄，无科学的研究。”他特别不满作为定期刊物的杂志，直评“他们的种类虽多，专门研究的却绝无仅有；他们的言论固然都很正当新颖，但是多是辗转得之别的杂志，都是出之于直觉，有实在的研究的根低[底]的却绝少。……他们又有一种的毛病，就是各种杂志的材料，多有重叠的。”[4]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学灯》的宗白华更是抨击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已退化为“中国文化的障碍”：
一个大书局在社会上同别种商店不同。它营业而外还要负点文化责任。……中国现在的大书局正相反。它们不仅丝毫不晓得有文化责任，并且还正是中国文化的障碍。上海两个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就是这样。商务印书馆十余年来不见出几部有价值的书。学理书等到现在还是严复的几本译本。欧洲近代名著中只出了一本《创化论》。还都定价很高，使穷学生无力来买。新学潮的书籍月刊都不看见它代售，——中国古代名著它不出售（我有一次去买《墨子》它都没有），欧洲现代名著原文它都没有。我每每想不出他这书局为什么而开。就是为营业起见也不当如此。“文化责任”四个字更不是它能梦见的了。中华书局更没有评论的价值，我也不忍说它，因为它的门前已经极冷落了。[5]
面对外界的严厉指责，沪界各出版社都有因应行动。商务印书馆大量裁汰旧人，启用新人主编《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等刊物；主动联系北京大学，请后者帮助策划出版书籍；开展与文学研究会的合作，承担《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出版；商务印书馆甚至萌发了自己创设专事出版新文艺书籍出版社的想法。中华书局在张东荪主编《解放与创造》之后，大量印行社会科学丛书。中小出版社亦纷纷转型主攻此类业务，以泰东图书局为代表，早在与创造社合作之前，赵南公就开始艰难地带领泰东图书局由旧趋新。正如出版中人李泽彰的总结，“到了这个时候，风气一变，莫不以发行新文化书籍为急务。”[6]
五四高潮过后，中国知识界分化为不同阵营，但对出版业的不满是他们少有的共识，对旧有出版机构的指责在1925年达到了顶点。“五卅惨案”发生后，商务印书馆因编印《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而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控告，顾颉刚随即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事件》[7]予以评论。文章虽对商务印书馆的遭遇表示同情，但行文重心却在批评出版社“用全国的教育文化事业来做他们自己营利的工具，而眼光又太近，只要能乘时取利，便无所不用其极”的营业思路，历数其过“第一，他们出版的教科书实在太草率”“第二，他们出版的书报实在太浅陋”，得出结论“（商务印书馆）操着教育全国青年的权威，而不能使全国青年得到一种向上奋斗的鼓励，反而做了他们的营业求利的牺牲”。同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中影响颇大的《现代评论》陆续刊发了赵幼龙的《对于现代出版界之批评》、裴复恒的《结社出书与书报评论》《著述的稀少》和壮学的《出版界的根本问题》四篇文章。其中，赵幼龙认为“现在出版的东西，虽然如许的多，但仔细考究起来，真正有价值的，真是天上晨星，空谷足音，十有八九不堪瞩目”[8]，裴复恒断定国内出版界处于“混乱状态”[9]，壮学更是直陈“（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发财主义是他们两家共同信奉的”，而这“发财主义”正是导致“出版物的成色万难改良”[10]。更为彻底的抨击来自创造社，周全平接连发表《漆黑一团的出版界》和《怎样去清理出版界》两篇文章。在前文中，他认为“放弃职责，惟利是图”是导致出版界漆黑一团的“最大的动力”[11]。在《怎样去清理出版界》一文中他更细数出版界存在的“不专力于正式的出版物”“利用时机，投合社会上的卑劣心理”“看情面收稿”“拒绝有革新精神的佳作”“不肯出相当的报酬”[12]的乱象。此外，周全平还引入阶级论的视野，将新文化人士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予以对立化，判定“现[在]的出版家都是些只知发财主义和苟安主义的大小资本家”，他断言知识阶级必须取而代之，“我们要清理这混乱已到不堪的出版界，不可不由负文化发展责任的智识阶级自己起来去做”，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躬身入局变革行业的行动召唤。
综上所述，自新文化运动发端以来，知识领袖均对旧有出版势力——特别是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大型综合出版社——大加挞伐，即使后者有不少改革举措，亦未获得新文化人士的真正认可。上述印象亦在读者群体蔓延开来，“进步的青年，除买教本以外，足迹不到商务印书馆。”[13]与大出版社权威遭遇质疑相伴随的是出版界涌现的新出版社创办浪潮。
二
1924年，张静庐，沈松泉，卢芳三人集资成立光华书局，张静庐非常自傲地宣称：“在光华以前，上海还没有纯粹的新书店——它是第一家。四马路上也不是书店的汇集地段，它又是‘偶然碰巧’的第一家”[14]。严格来讲，张静庐三人只能算作新文化边缘人物，真正以新文化知识分子身份搅动旧有出版格局的当推创造社出版部的创立，正如郭沫若曾骄傲地形容“创造社的决计和泰东脱离，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是奴隶对于奴隶主的革命”[15]。这场“革命”风潮迅速席卷上海，创造社小伙计周毓英就认为“因为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也开了作家自办书店的先声，例如当时的开明书店，太阳社等等，便多少是看到了创造社出版部的经验而成立的。”[16]时人李衡之对此有文字描述：
“开书店”这个“风气”，确是一九二七年左右才开展起来的。以前不是没有书店，但不是今日的那种新书店，以前不是没有人开书店，但“开书店”并没有成为智识分子一种“风气”。
……
一九二五年左右，就以上海来说吧，出版界方面发生了新的刺激！泰东在当时还不见引起大家注意，光华书局成立，创造社出版部的创设，北新书局的南迁，对于上海这称为“出版界中心”的出版界，无异是静沼中投下了几颗石子，接着春潮，南强，乐群，新生命，开明，黎明等几家接着兴起，遂造成了盛极一时的“开书店”的风气。[17]
行业数据也支持李衡之的观察，在1927年至1930年的短短三年间，先后成立的出版社有据可查者逾三十家，恰如张静庐所称1925—1927年为“新书业的黄金时代”[18]。推导其根源，原因有二：首先，1917年起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知识领袖相继在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各大高校任教，开始系统培养作为新文化运动后备军的学生，到1925年后者已大量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出版业成为学生群体进一步传播新文化的绝佳职业选择。其次，相对于经籍、教科书等竞争激烈的细分领域，新文化书籍作为新生领域，显然是一片蓝海，值得投入。基于上述两方面因素，1925年左右知识份子开书店成为了一种风气。
当主营新业务的中小型出版社发展到一定数量，就会冲击现有行业版图，而行业述求需要表达的渠道，成立行业代表组织势在必行。彼时上海的出版界已有两个行业公会，一是1905年创立的上海书业公所，以出版雕版书、石印书、翻印古书为主的同业组织，成员包括同文书局、鸿宝斋书局、扫叶山房、文玉山房等；另一个是同年成立的上海书业商会，以出版铅印平装新书和教科书为主体，创始成员有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点石斋等。虽成员互有交叉，但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书业商会曾有函件专门说明：“书业向分商会公所两机关，商会在三马路望平街，公所在新北门内，分道扬镳，各不相谋，如公所有文件呈到贵总商会，只能代表公所，不能代表商会，及在商会各同业亦犹，敝会苟有文件只能代表敝会，不能代表公所也，特此奉佈，以免日后误会”。[19]书业商会和书业公所是基于印刷技术与所售书籍而各有边界的两个行业，新书业与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植于从业人员的知识背景与主营业务，这在普通读者眼中是泾渭分明的，“当时一般青年对于出版界的认识为之一变：不但不认商务为唯一的书店的代表，而且认商务等于是以前的‘山房’‘书屋’。古书书店，旧书业，新书店，成为三种性质不能调和的东西。”[20]在此内外因素推动下，诸多新出版社决议成立专属的公会组织。
沈松泉对此事缘起有详细回忆：“在解放以前，上海的各行各业，都有同业公会的组织，隶属于上海市总商会。书店业也有同业公会，会址在九江路大庆里内。这个组织（按此处沈松泉将书业公所与书业商会混为一个组织——引者注）操纵在几家大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几家历史悠久的老书店如扫叶山房、广益书局之类的手中，像光华书局这类新设立的小书店，既谈不上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雄厚的资金，在同业公会里不被大书店和老书店重视，也几乎没有发言权。静庐和我决心要打破现状，闯出一条路来，于是我们商量发起筹组一新书业同业公会。这个计划决定之后，静庐和我分头在新书业同业之间进行联系、商讨、酝酿，得到了多数新书店的赞同。”[21]新书业公会从谋划筹备到正式创设的过程在《申报》有连续跟踪报道。据报载1928年11月28日召开的首次筹备会：
上海为全国文化中心点，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新书店应运动勃兴惟向无联络机关，对于同业利益及营业发展诸多妨碍，因有上海新书业公会之组织。昨晚假同兴楼召集各同业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到泰东图书局赵南公、南[北]新书局李志云、光华书局张静庐、太平洋书店张秉文、现代书局洪雪帆、开明书店章锡琛、真美善书店曾虚白、卿云书局陆友白、亚东图书馆汪孟邹（赵南公代）。赵南公主席，由张静庐提出会议草案，大体讨论，决交章锡琛修正复议。次讨论筹备日期，决定十天内完竣，筹备费用三百元，每家各垫三十元，会所决赁定四马路山东路口新屋，入会费及经常费待第二次续议。当推定李志云张静庐陆友白三人为筹备委员，北新书局为临时会计，决定二十九日续开第二次筹备会，拟邀集民智、启智、金屋、创造社、春潮、乐群、第一线、新宇宙等各家共同加入讨论云。[22]
从引文可见，参与筹备会的都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开办的小型出版社。但组织者在筹备之初并不排外，据沈松泉回忆曾向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发出邀请，并得到了前者的积极回应，“事先对是否邀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参加有不同的主张，有的认为他们是老书业同业公会的主要成员，我们不邀请他们；有的主张我们要组织的是新书业同业公会，所以凡是出版新书的，都应当邀请他们参加，商务、中华也出版新书，不应排斥他们；如果他们肯来参加，我们这个同业公会就更有力量。这个意见被多数同业接受，于是我们对商务、中华也发出了邀请书……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也亲自到我们小店来参加了会议，中华书局没有派代表来。王云五谈风很健，他是广东人，却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会上大家畅谈了新书业当前的情况，发展的远景，组织起来的必要以及原来的书业同业公会因循保守缺乏生气不能不另组新公会的理由。”[23]然而，在公开报道中却没有出现商务印书馆，可见参会的王云五并不完全认同新书业公会理念，因此放弃列名其中，这亦侧证了新书业与综合大出版社之间难以逾越的壁垒鸿沟。
虽然商务印书馆临阵退出，但公会筹备后续工作顺利开展。12月1日的第二次筹备会，在原有基础出版社代表上，新增了创造社彭子劼、新月谢汝水、良友伍联德、群众方东亮、新宇宙陈泽民、乐群周毓英、第一线戴望舒、复旦郭仲容、嘤嘤谢汝水、春潮王惕吾等十家。12月5日，成立大会召开，并选举李志云（北新书局）、张静庐（光华书局）、章锡琛（开明书店）、赵南公（泰东图书局）、洪雪帆（现代书局）、曾虚白（真美善书店）、萧克木（新月书店）、梁预人（创造社出版部）、汪孟邹（亚东图书馆）9人为常务委员。7日，新书业公会对外发布成立公告，列名的初创会员单位为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开明书店、创造社出版部、卿云图书公司、良友图书公司、太平洋书店、群众图书公司、新月书店、现代书局、真美善书店、金屋书店、嘤嘤书屋、新宇宙书店、乐群书店、第一线书店、复旦书店、春潮书店、远东图书公司等21家。
新书业公会宣言开宗明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文化骤更一新面目。一般学子之知识欲，突焉亢进。顾以国内出版界之幼稚，与出版物之稀少，致识者咸报知识饥荒之叹。迩者国民革命成功，政府对于促进文化，不遗余力，一般社会，遂群知出版事业关系文化前途之重要。多数著作家，感于时代之需求，往往投身出版界，努力于出版事业之经营。海上[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中心，出版家之所荟萃，经营新出版业者，亦大都集中于此。昨今两载之中，新出版业之兴起，蓋已盛极一时，然以同业之间，素乏联合之机关，致事业上感受种种困难，同人等因是乃有本会之发起。[24]
首段沿用新旧二元对立的表述逻辑，赋予自身处于出版业行业进化时间线中的顶点，界定新书业系受五四运动影响而诞生，与维新变法时期或中华民国初年两个时段创立的旧有出版社拉开了距离；从业人员为“多数著作家，感于时代之需求，往往投身出版界，努力于出版事业之经营”，则暗示迥异于与旧有出版多为科举体制旧文人或辛亥革命失意者间的代际区隔，五四一辈的自信与张扬跃然纸上。宣言随后陈述设立公会的六条理由：“新订行规，限制放账，有赖于联合者一也”“防止翻版，杜绝奸伪，有赖于联合者二也”“编印出版月刊、出版年鉴，以与读者沟通，有赖于联合者三也”“维持对著作家之信用，促进出版业之进步，有赖于联合者四也”“推广销路，有赖于联合者五也”“取缔劣书，保护良籍，有赖于联合者六也”，可见其目的是期望发出集体声音与协调彼此行动。
虽然新书业宣告成立，但在政府方面却未能获准注册。据沈松泉回忆：“这个同业的组织，虽然是由光华书局发起的，却是当时上海所有的新书业共同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结果没有能够实现，我们筹备处在呈请政府批准时，国民党反动当局认为同一行业不能有两个同业组织，新书业应加入原来的书业同业公会，没有另行组织行业公会的必要。就这样，新书业同业公会还没有诞生，就在怀胎中死亡了。”[25]国民政府在已允许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书业商民协会两个行会组织存在的前提下，却以“同一行业不能有两个同业组织”为托辞拒绝新公会注册，其背后原因是对新书业自身所蕴含的革命性底色的警惕。
正如鲁迅对革命文学的观察：“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26]。换言之，新书业从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青年。当他们投身新书业后，思想理念通过出版的形式得到潜在释放，并因之改变了新书业曾经以文学书籍为主的出版路线，其表现就是社会科学书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大大加强，时人对此转变有详尽描述：
新书的两个大潮：第一个是五四后文艺方向的新书潮流……在民国八年到民国十六年的八年当中，我们说新书权威是被文艺作品占领的，这话绝不夸大……至第二个潮流，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的书籍，翻译外国的，个人著述的，都出得很多，而且销路都很好；虽然从十七年到十九年，这短短的三年中，光新书店就增加了几十家，这也可其见一班[斑]！那时新书大半都讨论唯物史观、辩证法等，都是些深奥的理论出产，什么马克斯[思]、恩格斯、蒲列哈诺夫、考茨基、列宁，不论在那本书内，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名字！智识界，尤其是学生份子，都欢喜买几本这类的书放在案头；据可靠的估计，那时新书店总计，每天要销两千部呢！[27]
甚至出版中人还以此相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快从事于社会科学出版事业底发展”[28]。上述现象自然引起国民党政府部门的注意，针锋相对地推出了一系列文化政策法规意图加强思想统制。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明确规定凡含宣传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内容的宣传品俱为需查禁的反动宣传品。6月，又连续下发《查禁反动刊物令》和《取缔共党书籍办法令》两道训令，针对具体查禁办法作出安排。除了出台上述各种法规严格控制出版外，国民党政府更不会允许新书业形成集体力量。
1929年和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同业公会的控制，先后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该法第五条规定“同一区域内之同业设立公会，以一会为限”，第十四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原有之工商各业同业团体，不问其用公所、行会、会馆或其它名称，其宗旨合于本法第二条所规定者，均视为依本法而设立之同业公会，并应于本法施行后一年内，依照本法改组。”张静庐曾建议改组能保留新旧出版业区分，但未能得到许可：“上海各业商会一律改组为商民协会的时候，上海市党部陈德征先生指派我担任改组书业团体的负责人。当时，我提出最低限度的划分——新书业和旧书业成为二个团体，然后才可以进行组织，训导成为坚固的集团。（当然能多划分几个更好。）他同意我的提议，但是格于法令，还是通不过”[29]。1930年5月，书业公所、书业商会、新书业公会三个组织的17名代表组成书业团体整理委员会，负责处理同业公会的改组事宜，7月20日，上海书业公会成立。在15人的常务委员中，新书业仅有北新书局李志云入选作为代表，话语权几近被剥夺。
不过，因国民党政府有效行政能力的缺失，新书业公会仍旧维系了一段时间，展开过相关活动，如刊载会员单位的出版信息、筹备成立联合新书店统筹发行、调查各地盗版情况、集体发行版权印花、规定发行折扣避免无序竞争等等，切实地行使组织职能，并获得大出版社的认可，以致于在1933年还出现了“最近闻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亦先后加入，故该会势力，顿形增厚，并闻世界书局不日亦可加入云”[30]的新闻，可见新书业公会在彼时出版业的影响之大，而该公会直到1934年才宣告正式结束[31]。
三
虽然新书业公会只存续了短短的六年时间，但关键之处是以此为中介去理解五四对中国出版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新书业强大的变革力量，这在其后的现代中国出版历史进程屡屡得到证实。
1934年2月19日，上海各家出版社收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反动”书刊的正式公文。这一公文开列查禁图书149种，牵涉作家以左翼为主，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田汉、沈端先、柔石、丁玲、巴金等29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虽有出版物在列，但两大出版社皆遵照执行，是开明书店领衔，现代书局、光华书局、泰东图书局、北新书局、大江书铺等二十五家新书业出版社联合署名两次呈文，迫使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令对查禁的书籍分为五档区别对待。茅盾对新书业的此次行动有中肯评价：“国民党对于左翼书刊的查禁又部分解禁，使书店老板总算松了口气，对于我们这些有几本书在书店里出版的‘老作家’，生活的压力也减轻了一点，因为终究每月还有版税可拿。”[32]左翼文学力量与新书业的联合，更为文化反围剿斗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恰如夏衍晚年的回忆：“在‘左联’前期，我们自己办书店，出机关杂志，禁了再办，办了再禁，不仅孤军作战，损失很大，而且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我们的地盘很窄，作用不大；现在，在‘左联’——也该说左翼的后期，我们已经逐渐团结和争取了中间力量，甚至能够在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作战了”[33]。抗战爆发后，新书业再次组织起来，更积极主动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43年12月19日，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作家书屋、五十年代出版社、华中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群益出版社、国讯书店、峨眉出版社、教育书店等13家出版社发起组织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后来进一步发展为27家股东单位。该组织一方面从经济上要求保障中小出版社利益，一方面从政治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开展反查禁斗争，发起拒检运动。1946年后，双方合作进一步加强。据胡绳回忆，“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恩来同志安排上海的工作，他要我把出版界和杂志分成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三类。第一类象《文萃》那样的杂志，是很快就会被国民党查禁的。第二线是一些还可以维持一个时期，到了某种时期，也有被禁止的危险的一些杂志。《中学生》和开明书店属于第三线，应该尽可能存在下去。”[34]因此到了鼎革之际，当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综合出版社都有资金、人员、设备等转移港台的时候，新书业及从业人员没有任何南迁举措，均留守待变，迎接解放，以叶圣陶、周建人、傅彬然、宋云彬为代表的大批新书业中人更受邀北上参与建国大业。在1949年后成立的出版行业领导机构出版总署，人员构成除解放区文化干部外，以胡愈之为首的新书业人更是另一支主要力量，双方精诚合作擎画了当代出版制度的基本面貌，新书业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顺利转变为新中国出版系统的基础所在。
如果说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在于农村包围城市，那么1917年至1949年的出版史就是新书业对大型出版社的胜利。因此，重新激活“新书业”的语词能量，成为了总结与提炼现代中国出版历史经验的应有之义。
注释：
[1] 沈从文.新书业和作家[N].大公报（上海），1947-01-21（11）.
[2] 胡适.归国杂感[J].新青年,1918，4（1）：20-27.
[3]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J].新潮，1919，1（4）：623-632.
[4] 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J].新社会，1920，7：9-10.
[5] 宗白华.评上海的两大书局[M]//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89.
[6] 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界[M]//庄俞，贺圣鼐.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266.
[7] 无悔（顾颉刚）.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事件[N].京报副刊救国特刊，1925-9-20.
[8] 赵幼龙.对于现在出版界之批评[J].现代评论，1925，31：94-97.
[9] 裴复恒.结社出书与书报评论[J].现代评论，1925，39：165-166.
[10] 壮学.出版界的根本问题[J].现代评论，1925，41：206-208.
[11] 霆声（周全平）.漆黑一团的出版界[J].洪水，1925，3：70-72.
[12] 霆声（周全平）.怎样去清理出版界[J].洪水，1925，5：132-135.
[13] 李衡之.各书局印象记[N].申报，1935-5-4（17）.
[14]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8.
[15] 郭沫若.创造十年[M].上海：现代书局，1932：270.
[16] 周毓英.记后期创造社[J].申报月刊，1945，5：88—93.
[17] 李衡之.书店杂景[N].申报，1935-10-5（19）.
[18]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86.
[19] 上海市书业商会为说明与书业公所系两个机构致总商会函.S313—1—4，上海市档案馆藏.转引自王凯燕.上海书业商会研究（1905—1930）[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9：14.
[20] 李衡之.书店杂景[N].申报，1935-10-5（19）.
[21] 沈松泉.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J].出版史料，1991，2：31-47.
[22] 新书业公会之筹备[N].申报（本埠增刊），1928-11-28（3）.
[23] 沈松泉.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J].出版史料，1991，2：31-47.
[24] 新书业公会宣言[J].开明，1929，8：503-505.
[25] 沈松泉.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J].出版史料，1991，2：31-47.
[26]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3—304.
[27] 家祥.中国新书业之过去现在与未来[J]，中国出版月刊，1936，6：29-30.
[28] 杨幼炯.社会科学与出版界[J]，现代评论，1927，117：19-20
[29]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8.
[30] 新书业公会势力增厚[J].出版消息，1933，4：12.
[31] 新书业一致加入公会[N].申报，1934-9-29（15）.
[32]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44.
[33] 夏衍.懒寻旧梦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245.
[34] 胡绳.我和《中学生》[J].读书，1985，11：135-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