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之路》的“回家”之路
1930年3月6日发行的《工人之路》报纸 《海外珍稀文献〈工人之路〉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俞敏先生在俄罗斯图书馆查询档案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珍稀文献〈工人之路〉辑录》，资料原始、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不定一尊，是从全新视角考察中共党史、共运史、工运史、华人社会史的珍贵党史文献和重要红色资源，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而这批大型海外珍稀文献的发现者就是俞秀松烈士之子——俞敏先生。
缘起：为俞秀松平反
俞敏是俞秀松的继子，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和家人一起，各方奔走，搞清楚俞秀松牺牲的真相，争取为继父彻底平反。
1938年6月，俞秀松被苏联士兵押上飞机，自此杳无音信。寻找俞秀松成为俞敏先生那一时期的人生主要目标：“还记得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土地，是在1996年。我的母亲嘱托我，一定要弄清楚，俞秀松遭逮捕后，究竟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因何原因牺牲的。如果可以，一定要为他平反。”
1996年7月，带着母亲的重托，俞敏首次赴俄。按照当时的出访规定，由“申列公司”出面安排，上海华亭集团驻俄商务代表张文杰邀俞敏前往圣彼得堡。此前，他和家人已经得知俞秀松于1939年2月21日被枪杀，其遗体在莫斯科顿河坟地火葬场火化。至于顿河坟地在哪里，完全没有头绪。碰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知道，它就在莫斯科市中心以南、加加林广场后面，参赞赶紧派工作人员陪同俞敏去了顿河坟地。吊唁时，听管理人员说，当时许多政治犯是集体被杀害，火化后埋葬在一起，个人的遗骨根本无处寻找，只有一块墓碑上写着“这里埋葬着无辜蒙难者及受政治迫害而枪决的牺牲者们的遗骨 1930—1942永垂不朽！”
同年8月，俞敏的母亲安志洁收到了俄方的特殊来信，告知俄联邦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为俞秀松烈士恢复名誉的决定，这也是俞敏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压在安志洁、俞敏母子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偶然发现《工人之路》
正是在这一段充实而忙碌的寻访过程中，有了一段“不期而遇”的重大发现，那就是第一次见到了之前听说的、俞秀松曾担任过副主编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
自20世纪80年代起，俞敏就与国内学界相关专家、出版界和档案馆的专门研究者多次交流，后来在赵唯刚老师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俞秀松在伯力和新疆的活动》中获知有份中文报纸与俞秀松有关，名字是《工人之路》。
赵唯刚写道：“我与俞秀松初次会晤是在伯力《工人之路》报社。那是1933年底（阴历年前的样子）。《工人之路》是远东边区区委书记领导下唯一的中文报纸，俞秀松和屈公是由联共党派往远东，主持《工人之路》的。俞秀松在这个报社里当副总编辑，总编辑是屈公，俄文名叫丘贡诺夫。他们参加远东边疆党委的工作。”
1996年这次赴俄，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俞敏在申列公司负责人华俊豪的陪同下，找到了一个类似图书馆的建筑，就在其三楼书店，俞敏第一次看到《工人之路》。
苏联中文报纸《工人之路》，是由苏联共产党远东边疆省委和省职工会主办的，在苏中共党员、团员担任编辑、记者，面向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华人发行。从1922年3月创办到1938年4月，《工人之路》由油印半月刊发展为隔日出版对开大报，最高印数10000份，总共出版1703期，留存约4000万的汉字量。
自19世纪70年代起，为解决远东地区缺乏劳动力的问题，俄国地方政府开始向邻近的中国招募工人。十月革命爆发后，旅居俄国各地的6万华工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运动，并为此抛洒鲜血乃至献出生命。“凡有华工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报纸。”《工人之路》的创办，是进步华工投身十月革命的政治延续，也是苏联新生政权在华人集中地域的宣传布局。
《工人之路》自诞生起，便以教育和服务旅苏华工为宗旨，将当时苏联远东地区的华人华工确立为主要读者群。该报在第100期纪念号中声明其创刊宗旨：“为教育华工、指导华工和便利华工的消息起见，特别为华工出版报纸。”
《工人之路》之所以颇具革命性、思想性和战斗性，是因为其拥有一个笔阵庄严的无产阶级报刊编撰阵容。初步发现，该报的主编、编辑和记者，多为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或留学的华人苏联共产党员和中共党员。许之桢、袁孟超、周达文、俞秀松等人曾担任该报主编、副主编和栏目编辑，何今亮（汪寿华）、周达文、萧三、方未艾等中国共产党人经常为其撰稿，使该报蕴含巨量图文信息。报纸所刊登的诸多文章未曾在国内刊发，包括李大钊的遗著诗歌《进攻》、郭沫若的《呜呼，彭湃同志之死》、俞秀松的《工农通讯员和下级刊物目前几个战斗任务》、北京大学师生创作的《北大之救国歌》，以及萧三的诗歌《八百勇士赞》等。
实实在在看到这份报纸，给俞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各部门联动寻访
1998年10月下旬，在俞秀松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俞敏再次远赴俄罗斯。此行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现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和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组团，绍兴电视台杨记者随同拍摄。查档小组在莫斯科工作了将近20天，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查阅档案。其管理极度严格，要看俞秀松个人档案，必须是亲属才行。好在俞敏提前做好了公证，并翻译成俄文，才得以一见。
这一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马贵凡陪同俞敏又去了莫斯科顿河公墓，在管理处的档案里找到了1939年2月21日的记录，证实俞秀松被执行枪决后，埋葬在顿河公墓。想起母亲的嘱托，俞敏找到公墓的管理处，请他们帮助，允许自己为俞秀松烈士立了一块碑，上面用中文写着：俞秀松烈士。
21世纪之初，伴随着俞秀松研究“禁区”的放开，学界对这份重要的海外中文报纸更加关注。于是乎，在完成了亲眷的重要心愿之后，俞敏先生逐步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寻找《工人之路》上。
2004年，带着一份特殊的情感，俞敏回到当年工作过的黑龙江，又通过边境，来到了对岸的伯力——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在这里他忽然想起了曾在《工人之路》上见过的编辑部地址正是伯力。但是因为语言不通，行程仓促，此次也是无功而返。
2015年，俞敏受邀参加俄罗斯滨海和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抵达哈巴罗夫斯克时是凌晨四五点钟，前来接机的导游安排嘉宾去用早餐，俞敏随后问起导游：共青团大街（《工人之路》编辑部地址）在哪里？导游告知就在附近约一公里处。俞敏连早饭都顾不上吃，赶往共青团大街（亦称青年团大街）54号。可惜的是，52号和56号都留存了，恰是编辑部原址被毁。不过总算是找到了地方。
回沪后，俞敏便向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反馈了相关线索。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于是由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牵头，就《工人之路》这一海外重要的中文报纸的资料收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汇报并申请经费支持；市委宣传部对此也高度重视，2018年给予第一批经费的支持。
同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SMG版权资产中心（上海音像资料馆）联合组队的海外寻档正式起航，“起航·探寻初心——中共早期历史影像文献海外寻档媒体行动”开启了寻访之路。在这之后的三年内，团队前后四次奔赴俄罗斯，取得了大量独家珍贵的党史影像资料，包括从俄罗斯多地采集到在苏联时期创办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最终搜寻到1922年至1938年间大约3000万字的珍贵史料。2021年初取得第一批数字化文件604期，2023年获得536期，2024年又分两次共采集回397期报刊扫描件（含早期的《华工醒时报》）。
至2024年，上海方面与俄方正式签约获得报样的《工人之路》，主要是1924年至1938年期间的合订本扫描件。俄方原藏《工人之路》合订本整体品相尚佳，但每年均有若干期缺失，研究团队始终进行着搜寻采集及补齐工作。
在此期间，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牵头举办过十余次的专题讨论会、编辑会、审校会等，最终得出结论：《工人之路》是迄今发现的办报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由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主编并在海外发行的中文报刊。
海外珍稀文献面世
《工人之路》的“回家”路历经磨难，俞敏形容这项工作是“断了的线又连上”。
他对其间的困难和曲折记忆犹新：“2016年我去圣彼得堡时，涅瓦大街上的那家书店已经没有了，我就在导游的陪同下去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登记处打听，经询问是搬到了附近的驷马桥（也被称为阿尼奇科夫桥）。我想再去看看，但是比较遗憾，因为建筑比较古老，上面提示‘危房禁止入内’，所以无法查询。而其中藏品的去向，也无一人知晓。”
2017年，俞敏来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办公地址，拿着此前拍下的《工人之路》报纸的照片询问工作人员报纸的去向。他不会俄文，对方也听不懂中文，“鸡同鸭讲”，比画半天，对方的负责同志总算求助到了外援：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碰巧学过中文，可以沟通。就这样，俞敏在电话中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亚非文献处负责人谢尔盖接上了头。这位十分喜爱中国的负责人坦言，报纸都保存在了库房中，要为即将投入使用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做准备。
此后，俞敏与几位专家多次赴俄，一同找到谢尔盖，提出想要查阅《工人之路》。原以为找对人了一切顺利，却没想到关键时刻又生波澜。粗犷的俄式管理模式下，报纸在库房中的存放完全没按编码顺序进行，即便知道《工人之路》的刊发时间，但要在茫茫的报纸杂志中找出《工人之路》，无异于大海捞针。获悉专家组遇到的困境，在俄经商的宁波人邱智君女士挺身而出，经过多方协调沟通，终于将1924年至1938年《工人之路》的合订本都从库房中“挖”出。
由最初不太确定这份报纸的史料价值到认识到其不可估量的学术和历史意义，俞敏深有感触：“1996年第一次寻访，让我了解了这份报纸当时发行的对象是以远东十余万华人为主，而它还是联共远东边委及边疆职工苏维埃机关报。可之前的寻访难免还有局限性，我只关注到俞秀松与《工人之路》的关系，但对其真正的史料价值，心里是没底的……一直到2016年、2017年，我又两次到俄罗斯查阅报刊，看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容。”
2025年6月，《海外珍稀文献〈工人之路〉辑录》出版，为中共党史、共运史、工运史、华人社会史等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工人之路》的海量图文资料成为上海党史部门新近发现的域外稀缺红色资源，对上海、全国党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它的出版及其后续全部影印本的推出，将在理论宣传、学术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摘自《世纪》杂志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