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笔会》是一本八十六页、六万多字的小书，由柯灵先生于1945年10月编辑出版。几十年来，这本书流传不广、声名不彰，但对书中作者笔名的发现和探索倒是名家赓续、众说纷纭。《作家笔会》共有十七篇文章，记叙了二十五位作家名流的事迹，由于时势所限，十六位作者使用了笔名，依次为田苗、昔凡、林拱枢（两篇）、葑菲、子木、小山、渭西、殷芜、余立、余林、李杰、原予鲁、天则、东方曦、吉灵、但萍。自1990年代起，经过姜德明、陈学勇、龚明德、陈子善等先后考证，大部分作者的真实姓名逐次浮现，如胡考（田苗）、若瓢（昔凡）、李健吾（子木、小山、渭西）、徐开垒（余立）、唐弢（余林、李杰）、王统照（天则）、孔另境（东方曦、吉灵）。上述作者本就是名作家，他们的文章却长期不为人所知。其余“待考”的作者尚有林拱枢、殷芜、原予鲁、但萍。

2014年4月2日，我在《中华读书报》“出版史”发表了《柯灵编〈作家笔会〉作者考略》，论证了原予鲁为徐开垒的笔名、但萍为陈蝶衣的笔名。感谢龚明德、陈子善两位先生在他们后来出版的著作中引用过我的观点。2020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掌故》第六集中，宋希於的《〈作家笔会〉里的“殷芜”》，论证殷芜是少为人知的杨英梧的笔名，同时引出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宋希於大作面世，促使我完成对最后一位作者笔名林拱枢的考索，让《作家笔会》的全部作者真名水落石出。先说结论，林拱枢是上海图书馆已故老先生林星垣（1913—2011），他与徐开垒（1922—2012，《作家笔会》里的作者余立、原予鲁的本名）是七十多年的朋友。林星垣在文坛籍籍无名，他们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和工作，虽然不在一个社交圈，时至暮年，仍偶有过从。因为笔者也是图书馆中人，徐先生生前多次与我谈起林星垣这位前辈同行，出于职业习惯，笔者又从网上找些资料加深印象。不过，徐先生没有跟我说起过林拱枢即是林星垣，我只是在证实原予鲁是徐开垒的过程中，好奇地对林拱枢产生联想并持续追踪。

《作家笔会》中林拱枢的《许杰》《李青崖》两篇文章，原来以《作家印象记》总标题发表在《万象》第三年第5期（1943年11月1日出版），同期有徐开垒署名“垒”的《艺文短讯》。当时徐开垒正在《万象》杂志担任助理编辑，林拱枢的文章在《万象》发表，徐开垒在其中是否起到引荐作用，现在已经无从查考。想到徐开垒在《书情与友情》（《书屋》1998年第3期）中写道“而我倒知道几位。如小山、林拱枢、但萍、余立等是哪一个人”，却又不说破，不禁莞尔一笑。

林拱枢的《许杰》和《李青崖》所叙两位先生的任教经历，正好是他中学和大学生活的写照。“大约在十五年前，我调到沪南近郊的一个学校去肄业”，许杰先生1927年9月后恰好在上海的泉漳中学任教。林星垣疑似是福建同安人，因此可能在闽籍上海泉漳会馆主办的泉漳中学读书，网上可见他在书写的书法条幅上，钤有“同安林氏”的闲章。同安现在隶属厦门市，在泉州与漳州之间，林姓又是该地区的大姓。“林拱枢”“林星垣”，两者在姓名上颇具相关性。“拱枢”、“星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名词，清黄文仪有《寄兴》诗：“太空浑不有，夜夜灿星图。经纬罗天地，无垣不拱枢。”同时，“林拱枢”、“林星垣”，在历史上又实有其人，林则徐第三个儿子林拱枢（1827—1889），福建福州人；清代诗人林星垣（1822—1895），福建闽县人。林先生在他的姓名取向上，别有深意焉。

林拱枢在《李青崖》一文写道，“那时候，我正在大夏，听李青崖教授的课”，据《申报》1934年7月16日记载，大夏大学附中学生林星垣同学属于“高中第一、二次补考一科或二科完全及格准予毕业者”。那么，林星垣当在此后考入大夏大学听“李青崖教授的课”。这也与上海图书馆职工关于林星垣曾在大夏大学附中及大夏大学求学的回忆相吻合。“拱枢”还在1936年9月16日的《社会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心理学家张耀翔》（张耀翔自1928年起长期执教大夏大学），描摹造像的笔法文风如《作家印象记》。从时间上可以确定林星垣那时已在大夏大学读书。

林拱枢（林星垣）的文学创作肇始于中学时期，这与许杰先生的新文学教学引导有关。通过对“林拱枢”“林星垣”署名的作品收集比对，发现在内容、题材、发表刊物及发表时间方面呈现出相当大的共性和关联性。譬如两者都有文学作品发表在同一刊物且时间相近，林星垣的《橄榄》（小说）和林拱枢的《早起歌》（诗歌）先后发表在《少年》（上海1911年创刊）杂志的1929年第11期和1930年第5期。林拱枢在1931年至1933年间在《青年友》发表了诗歌、散文、翻译作品十余篇，“星垣”在《青年友》1932年第4期上发表了诗歌《雨天》。而且写作翻译的题材和内容多为少儿文学，在翻译作品方面更趋一致性，林拱枢在《少年》刊登了安徒生的《老头子做的事情总是对的》、狄更斯的《一个小孩梦见的星》等；林星垣翻译出版了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出版），成为这本世界儿童文学名著的众多译本之一。

林星垣（林拱枢）与徐开垒有着多重交集。他们曾经是民国期间《上海宁波公报》的同事。2010年，“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百年华诞之际，记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报刊，并将创刊号予以复印，以飨广大从未见过此报的乡友。其间我们还专程访问了已届耄耋之年的《上海宁波公报》老报人徐开垒、林星垣两位老先生”（郑霞娟《同乡会曾办过〈上海宁波公报〉》《海上宁波人》2010年第2期）。文章中谈到，林星垣是在1938年5月大学毕业后，经友人介绍应聘进入刚创刊一个月的《上海宁波公报》工作，“当副刊编辑，有时也写写评论”。徐开垒这一年从浙江宁波到上海，其祖父徐棣荪“为旅沪宁波同乡会会董，1917年筹建同乡会新会所时，与朱葆三、乐振葆等同为筹备主任”。下半年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宁波公报》“后乐园”副刊工作，徐开垒当时年仅16岁，工作半年左右即就读于东吴大学附中，林星垣则工作至1944年9月《上海宁波公报》停刊前夕离职。

《上海宁波公报》由旅沪宁波同乡会理事陈荇荪创办，设有“评论”“乡讯”“通达乡情”“后乐园”等栏目。该报四开四版，初期为三日刊，后改为每天一期，根据时局变化，印数1000份至3000份不等。一份《上海暨全国文化机关调查录》（许晚成编，龙文书店发行，1943年版）记载，“《宁波公报馆》总经理陈荇荪 经理茹辛 总务冯斌 编辑徐开垒、林拱枢”。这似乎说明，徐开垒一直任（兼）职于《上海宁波公报》，可资证明的是，他在1944年4、6月间在《上海宁波公报》发表了《略论户税》《宁波近况断片》等文章。而林星垣因此以“林拱枢”之名入职《上海宁波公报》。

查检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发现林拱枢在《上海宁波公报》“纪念特刊”上还有不少文章，如“二周年”中署名为“枢”的《编后》；1941年“三周年”中署名为“枢”的《编后馀渖》，署名为“拱枢”的《杂谈浙江的农业》；1942年“四周年”中署名为“枢”的《编后馀渖》，署名为“拱枢”的《四年来的本报副刊》。通过其他途径还可以查检到：拱枢《桥：我缅怀着一座桥》（《上海宁波周报》1947年第21—22期），拱枢《五月的风》（《上海宁波周报》1947年第31—32期）。

从上述文章可以确认，林拱枢即林星垣，长期在《上海宁波公报》任职。1947年的《上海宁波周报》还刊有署名“星垣”的《关于宁波的方志》。林拱枢擅长于文献的收集整理，如《浙江文化的今昔观》发表于1940年《上海宁波公报》二周年纪念特刊，内容是叙述浙江文化的历史沿革和贡献，进而呼吁收集和整理浙江地方文献，是“一份值得珍重的文化遗产”。林星垣同样也有着类同的文章发表，《今后我国文化诸问题》（《解放周报》1945年第2期），《关于鲁迅的文献》（《文汇报·世纪风》副刊1945年10月19日）及前述的《关于宁波的方志》。这些文章表现出一定的学术水平，《关于鲁迅的文献》一文写于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的日子，显示出作者对鲁迅文献出版的宏观把握，甚而提出鲁迅文献出版除了著译之外没有美术部分的缺憾，“也许能再找出一点他生前纂辑的关于美术部分的来印行成书吧”。《关于宁波的方志》罗列了当时所见的宁波郡（府）志及所属县志等地方文献，并对上述方志的种类、纂修人员、卷数及刊行递藏情况等予以详细著录。这也为林星垣先生逐步走向图书馆最后的归宿埋下了伏笔。由此可见，林拱枢与林星垣和他们的文学创作一样，始终交替出现。

1940年代后期，“林拱枢”“林星垣”不约而同地转向写作起有关上海民俗风物的文章。1947年创刊的《远风》杂志自创刊号起接连刊登了“拱枢”写的总标题为“上海古今谈”的一组文章（《旅馆的今昔》《酒家和茶寮》《闲话龙华》《明清间的上海米价》）。林星垣隔年发表了《老上海的乐园——城隍庙》（《旅行杂志》1948年第7期）。另外，林星垣当时还参与编写《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9月出版）。1950年代，“拱枢”在上海的报纸频频发文，他在1951年的《新民晚报》发表了5篇文章（《南市中央市场来历》《蓬莱市场今昔》《龙华水蜜桃》《四大公司的今昔》《城隍庙和商业集团》）。从1957年12月到1961年10月，又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了7篇文章（《下乡赞唱》《剪纸与春灯》《清明琐话》《立夏见三新》《榴明艾绿话端阳》《豫园纪事》《豫园石刻》），其中一篇《剪纸与春灯》署名为“林拱枢”，足以证明“林拱枢”“拱枢”同为一人。林星垣同时也有文章发表，如《上海的庙园与庙市》（《文汇报·笔会》副刊1957年1月30日）、署名“星垣”的《上海的灯市》（《新民晚报》1957年2月12日）。

徐开垒在1956年10月《文汇报》回沪复刊之际，参与了“笔会”副刊编辑工作。他很有可能邀约了老朋友如林星垣写稿，林星垣则以本名和笔名见诸报端。上述林星垣的《上海的庙园与庙市》早于林拱枢发表的文章，“林星垣”和“林拱枢”的又一次“同台亮相”，再联系1943年徐开垒和林拱枢在《万象》杂志“同期呼应”，这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新时期后，“林拱枢”已经不再出现，相伴相生的林星垣古稀之年还有文章发表，如在《图书馆杂志》杂志发表《张元济爱护古籍与校印古书的功业》以及明清尺牍欣赏等文史类文章。一些有关上海民俗风物的图书收有他撰写的章节如“上海的旧城垣”“上海物产种种”等等。林星垣先生数十年来关注研究宁波、上海的地方文化，似乎没有单独出版过民俗风物等方面的著述，早年的文学创作又没有结集出版和持续下去，因而在相关学科和行业名不见经传。

不过，林星垣也有他的高光时刻，他的书法技艺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重视，上海图书馆职工回忆林星垣先生曾经为他们上过书法辅导课。1992年4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小篆疑难字字典》（王同愈著，顾廷龙校），该书438页，全部文字皆为手工抄写而成，这是一般书法爱好者难以担当的。顾廷龙先生在后记中写道：“誊录清本者林君星垣，诸君高谊，深感为荷。”

近日，看到一帧书影，林星垣在鲁迅《呐喊》（《乌合丛书》1936年1月13版）书名页上签名题款“赠给予圻同志 星垣”，下钤“垣”单字方形章，左下处钤“拱枢”椭圆形章。雪泥鸿爪，这是林拱枢即是林星垣的又一证据。

行文至此，考索林拱枢何许人也已并不重要。林星垣先生的人生叙事，有切入，有淡出，还是给后人留下了痕迹。一个图书馆从业者的散淡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吧。

（拙文在撰写、发表及后续修订的过程中，曾先后得到祝淳翔、宋希於、龚明德、陈子善等先生慷慨提供相关文献资料，谨致由衷谢意。一篇现代文学史实的考证文章，历经十数年，持续受到上述诸位先生的眷顾，何其有幸，当恭笔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