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书屋”里的旧日时光
阎崇年先生在首都图书馆“四合书屋” 崔家宁 亓国梁 摄
一九八六年，阎崇年先生和阎明在家中书房的合影
一九九二年,阎明的母亲梁秀芬抄录的家中藏书清单
四月，京城处处草木萌发、飞花点翠。我趁到首都图书馆查阅资料之机，顺道探访九层的“四合书屋”，这是馆方为安放父亲阎崇年先生捐赠藏书而精心布置的“新家”。
步入“四合书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进门正中展台上那套装帧精美、阵列齐整的二十六卷文集，它静静地立在那里，仿佛父亲毕生研究心血凝结成的丰碑。左侧的玻璃柜中，摆着他的书稿、笔记。凝视这些熟悉的旧物，我眼前又浮现出父亲手持一支英雄牌钢笔，日复一日伏案写作的身影。环顾四周的书柜与满架的典籍，数十载光阴倏忽而过，往事却越发清晰，历历在目。
我们家最早栖身于一间仅九平方米的南房，内连一个两三平方米、因街道弯曲而形成的三角形储物间。我儿时上全托幼儿园，每周六下午回家，周一早晨离开，只住两晚；比我年长七岁的哥哥，平素就睡在房门边临时支起的折叠床上。因房间实在逼仄，春、夏、秋三季，父亲常搬一把藤椅，坐在院子里读书。同院对门的邻居是又一顺饭庄的厨师，痴迷于养鸽子，他在侧面空地搭了个硕大的鸽子笼，几十只鸽子听从他的号令，时进时出，院子里散落着鸽羽与鸽粪。有时，鸽子落在父亲的藤椅边，他却浑然不觉，一心关注书页。哥哥极爱动物，养了一只猫，总与他睡在一起。父母嫌房间小、不卫生，一天，趁哥哥上学，父亲将猫送至别处。哥哥放学归来，寻不见心爱的猫，悲伤了许多天。许是因为这件童年憾事，成年成家后，他们一家人养猫养狗，数十年来未曾间断。
一九七〇年，经友人牵线，我们家置换了更大的房子，居所由一间变三间。彼时虽无正式的房屋买卖，却存在民间对换的非正式交易。有位军人在部队服役，房屋空置，为节省租金，甘愿“以大换小”。正当我们家沉浸于乔迁之喜时，那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因连日阴雨的浸泡，竟塌了一角，屋顶见了天光。我们只得匆忙收拾家当，搬到房管所临时安排的一间屋暂住，数月后，才迁回翻建好的新房。
此番搬家后，家里的空间总算宽裕些，父亲添置的书籍渐成规模，他的“书房梦”也悄然萌芽。添置第一个书柜的经历，是他多年后仍津津乐道的趣事：不少单位因“战备”迁往“三线”，父亲抓住众人处理家具的时机，“逆势而行”，仅花费五元，便购得一个实木大书柜。当书柜运到院门口，发现体积太大，进不去，只得放在胡同里，直到几天后父亲寻来一位木匠，当场细致拆解、改小尺寸、重新组装，才将它请进家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家中藏书随着父亲研究的深入而日益增多，一个书柜不敷使用，父亲决定自己动手搭建书架。他先让哥哥从工地捡红砖，前前后后有几十块，一趟趟运回家。母亲将这些红砖四块一组包上报纸，垫作基柱，其上架长木板，居然搭起两个高及屋顶的书架。这两个书架，连同之前改造的书柜，一并挤在父母那间约十平方米的卧室里；书柜靠着床尾的墙，书架靠着床头旁的墙。后来，父母又推着自行车，从西单商场驮回一对刚时兴的简易沙发和一张茶几，摆在书架前。至此，家中的第一个卧室兼书房算是建成了，有模有样。
虽然藏书得到妥善安置，父亲仍没有专属的书桌，全家人共用一张黑漆方桌，上面压着玻璃板。吃饭时，摆好碗筷饭菜；吃完饭，收拾干净，父亲便坐在原处读书，写他的笔记卡片。我做功课时，就坐在他对面。没有现代制冷设备，夏夜闷热难耐，左邻右舍大多摇着蒲扇，在院子里、胡同里乘凉、聊天、下棋、打扑克。唯有父亲，留守屋内，就着那盏八瓦灯泡发出的昏暗灯光，默默阅读。有一阵子总停电，他便点起自制的煤油灯——往小瓶里灌点煤油，插进一根棉线，就着那更显飘摇、昏黄的光亮，继续他的阅读。他说自己不怕热，这教我心生疑问：人怎么会不怕热呢？也许书中的世界，比现实的酷暑更令他心驰神往吧。
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课题经费资助，父亲买书的每一分钱，都是从父母的工资里省出来的；日常生活开销最大的是食品，由此可知，买书的钱，是从全家人的牙缝里挤出来的。父母每月的工资各七十元，不算低，但要养活一家四口、供养双方老人，不时接济亲属，便显得捉襟见肘。一到月底，母亲须格外精打细算，才能熬过发薪前那最拮据的几天。平日里，全家人的吃穿用度也是尽可能节俭，哥哥穿不上的衣服我接着穿，内衣裤都是母亲用晚上的时间蹬缝纫机自制的。吃饭时，母亲偶尔会端上一小盘炸花生米——那是大姨从盛产花生的老家蓬莱寄来的。父亲喃喃道：“这可是国宴上的菜啊！”他脸上流露出知足的、孩子般的神情，我至今难忘！
因资金极其有限，父亲买书几乎全部紧紧围绕清史研究，挑选格外审慎。记得当时他交往的朋友不多，其中有两位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店员，偶尔会来家里坐一坐；他俩带着旧日商贾与主顾交往的遗风，不时向父亲推荐几本研究用的好书。父亲购买的其他文化书籍很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四年某天，他回家后仔细洗净手，也让哥哥洗净手，然后从包里取出一本新购得的《怀素草书字帖》，与哥哥共同品评。父子二人对书法的热爱，一直延续至今。
母亲是一个少言寡语、勤勉坚韧的人，她对父亲的学术研究全力支持，从无半句怨言。其实她在银行的工作异常紧张，分毫差错都出不得，仅举一例：某个大年三十，她所在的会计组因账目差一分钱无法轧平，全组几十人通宵达旦，将票据核对了无数遍，直至第二天清晨找到差错更正后才下班。在我们兄妹考虑未来的就业方向时，父母曾多次半开玩笑说：“干什么都行，千万别去银行！”不顾工作重压，母亲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单休那一日，从早忙到晚：生煤炉、买菜、做饭、手洗衣物……待哥哥稍大些，便替母亲分担了部分活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父亲腾出更多看书的时间。
我上小学时，“读书无用论”正在盛行，多数孩子处于被“放养”的状态，我也不例外。记忆中，除了上课，花在跳皮筋上的时间最多。但有一段时间，我迷恋小说，如痴如醉，不过读的多是些风靡一时却品质不高的作品。尽管父亲面露不屑，依然从单位图书馆为我借来那些书，以满足我的爱好。与父亲互动有限，记忆因此格外深刻，有一次我生病在家，父亲拿着一本字典，教我使用四角号码查生字。他还翻开一本唐诗选，指着“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对我说：“你看，这里写的是秋景，却通篇不见一个‘秋’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再次搬家，从二环内的胡同杂院迁至西三环外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楼房。随着哥哥结婚离家，以及我和哥哥一家先后出国留学，家里终于有了一间约十八平方米的房间，作为真正专属于父亲的书房。他定制了六个顶天立地的实木书柜，自此终日徜徉在这片亲手构筑的书海之中。倦了，便在那张新添置的黑色皮沙发上靠一靠，打开音响，听一段黄梅戏，好不惬意。
往后的许多年里，父亲几经迁居，住所更宽敞了，藏书也与日俱增。书房、卧室、客厅、阳台乃至玄关，凡墙面均被书柜或书架遮住，甚至还有专门的书库，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书屋”。只是，那些书籍多来自学界同行、友人雅赠或出版社惠寄，他自己去琉璃厂淘选旧书的光阴，已不再有了。二〇二三年四月，父亲与首都图书馆郑重签约，将毕生积累的两万余册藏书捐赠出去，让读书、爱书的星火，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传递。
父亲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合”，按他的解释，便是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由“合”至“和”。而在风雨漫长的岁月里，正是“家和”，为父亲撑起一方宁静天地，让他得以潜心治学，恒久积淀，最终成就了事业的辉煌，并将所学回馈社会。
诚如父亲所言：“灵魂归处是书房。”他这一辈子，过着“读书、买书、写书、讲书”的“四书”人生。笔墨相伴，书香满径，想来应是充实而无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