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更是民主战士
中国现代文学馆中陈列着闻一多的《九歌(古曲翻新)》手稿,这是他牺牲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创作源于其对《楚辞》的长期深耕。其实，闻一多有多重身份:是吟咏民族灵魂的浪漫诗人，是埋首故纸堆探寻文化根源的严谨学者，更是一位为正义拍案而起、直面特务威胁的民主战士。
诗人：心系民族的赤子
1922年12月,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用5个昼夜作诗50首,后又选取曾在清华园创作的诗作编成诗集《红烛》。为解决出版诗集所需要的经费问题,他节衣缩食，“为省钱起见,每天只上饭馆吃一次饭，其余一顿饭就买块面包同一盒干鱼，再加一杯凉水”。最终,闻一多在家人的帮助下，筹齐了出版经费。这本通过梁实秋襄助联络、郭沫若撰文推荐、成仿吾经办落实的《红烛》,在1923年9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诗集以“蜡炬成灰泪始干”为核心意象，展现了闻一多献身理想的赤诚心境。
1925年，闻一多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然而，当时的社会状况与他想象中“如花的祖国”相差太大,其目之所见是敌人的侵略、军阀的混战、民众的哀嚎。4月，他写下《死水》一诗。据说,当时他在北京西单二龙坑附近看到一沟臭水,愤而写下该诗。在诗中，他用“一沟绝望的死水”来形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用“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等词语形容腐臭的死水，充满反讽意味，也是对沉寂腐朽的旧社会的冷峻控诉。沈从文读完该诗后,写下《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它在文字和组织上所达到的纯粹处，那摆脱《草莽集》为词所支配的气息，而另外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1928年1月，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成为闻一多实践“新诗格律化”理论的代表作。
学者：探寻文化的根脉
1928年秋,武汉大学聘请闻一多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继而转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2年,闻一多回到北平，在母校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和学生们从湖南长沙步行到云南昆明。此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其间，他由于潜心研究古代典籍,除上课外鲜少出门,便被朋友们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一时期,闻一多的代表作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楚辞校补》等。他耗费大量心血研究《楚辞》,其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就是将《楚辞》中的《九歌》改编为现代歌舞剧。因此，有人说“闻一多的《楚辞》研究伴随至其生命终结”。
闻一多《九歌（古曲翻新）》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1946年5月,在闻一多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云南圭山彝族同胞走出深山，来到昆明进行歌舞表演。那极具鲜明民族特色的歌舞,触发了闻一多的创作灵感,他联想到2000多年前屈原笔下的《九歌》,或许也可能用这样鲜活的形式演绎出来。就这样，凭借对《楚辞》的深厚研究与诗人独有的丰富想象力，他于6月11日完成《九歌(古曲翻新)》初稿。后来,终稿定名为《〈九歌〉古歌剧悬解》。
为了能让这部歌舞剧早日登上舞台，闻一多邀请音乐家赵沨、舞蹈家梁伦及西南联大戏剧社成员郭良夫、王松声、萧荻到家中听他说戏，并将早已誊抄好的《九歌(古曲翻新)》拿给他们。众人从舞台设计到表演细节，各抒己见，反复推敲，只为让古老的《九歌》在现代舞台上“活”起来。讨论结束后，闻一多还给每个人分配了相关工作。此外，他还希望回北平后能请郭沫若把《九歌》译成适合演唱的歌词。最终，由于昆明局势急剧变化,这项工作被迫终止。
后来，王松声在《闻一多和戏剧》一文中记录:闻一多曾说，“大家都说我对《楚辞》有些研究，我一生研究《楚辞》的成果都凝结在这里了”。“这里”指的便是《九歌(古曲翻新)》手稿。
民主战士：践行信仰的猛士
1943年8月,闻一多偶然读到解放区诗人田间的几首诗作，从中感受到直击人心的振奋和新生的力量。他认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便在《生活导报》上发表《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赞扬解放区的诗人。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充满风险的。
1944年5月3日，在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座谈会上,闻一多提出要“里应外合”打倒孔家店。8日，在“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我们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6月25日,闻一多发表杂文《可怕的冷静》,批评躲在象牙塔中不问国事的同人。为此，他呼吁:“民族必需生存,抗战必需胜利。”1944年秋,闻一多在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坦言:“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实践中锻炼，逐步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也是很好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政策。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冲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联大工学院等高校，对爱国学生进行残酷镇压，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当时，闻一多不仅为烈士们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还撰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7月11日，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闻一多得知这一消息后悲痛万分。当时，亲友劝闻一多速速离开昆明，他却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了李公朴追悼大会。由于特务故意扰乱大会秩序，激怒了闻一多。他随即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痛斥道:“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当日下午，闻一多主持《民主周刊》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会后，他在返家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牺牲时年仅47岁。他的死如一声惊雷，撕破了国民党当局伪善的面纱，激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
从《红烛》中“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青春誓言，到《死水》里对腐朽社会的冷峻凝视;从“何妨一下楼主人”的潜心治学，到《九歌》剧本中让《楚辞》重获新生的艺术追求;从书斋里的笔耕不辍，到拍案而起的慷慨激昂。这三重身份看似迥异，实则一脉相承:那就是闻一多对苦难土地的不离不弃、对中华民族深沉的挚爱。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