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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孙立天先生的《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横空出世，斩获许多奖项。该书以西方传教士所著《北京纪事》为核心史料，对康雍时期的“礼仪之争”作出全新解释，点出了康熙与传教士之间非同一般的主仆关系，指出传教士在康熙擒鳌拜、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乃至科技引进等重大问题上的推动作用，呈现出一幅深度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清朝图景。时隔两年，作者再推新作《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中华书局2026年1月出版），依托《北京纪事》第三卷新刊史料，用“侦探式”的写作手法，重探康熙朝家喻户晓的宫闱悬案以及雍正篡改史书的来龙去脉。

《真事隐》的主体内容与独家解释

全书主要内容有三个：一、康熙废储真相与九子夺嫡之真相；二、索额图倒台原因；三、年羹尧身份变动与政坛起伏。其中，第一部分为全书主线，二三部分属于支线。

康熙废储攸关清朝命运走向，牵连索额图倒台、九子夺嫡与雍正即位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始终扑朔迷离，学界至今莫衷一是。清史奠基人孟森评价道：“世称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五里雾中，莫能了其实状。”学者多从政治斗争角度出发展开分析，如清史专家冯尔康概括原因为三：第一，父子感情恶化到仇恨提防程度；第二，太子权力膨胀与皇权发生严重冲突；第三，胤礽暴戾不仁，不符合康熙对继承人要求。此外，学者多认为太子不惜铤而走险、谋杀康熙，依据就在于康熙朝《实录》中所谓“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概言之，学者皆认为康熙废储系二人权力斗争白热化的产物。但作者利用传教士纪里安的《北京纪事》，认为康熙废太子乃系偶然事件，太子试图进帐刺杀康熙之事纯系谣言。纪里安的判断来源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的观察，而后者恰在康熙与太子的行营之中，可提供第一手目击资料。巴多明认为“废黜太子就是突然或者说临时发生的，并不是一件有预先谋划或者安排的事”，而陷害者正是大皇子一系。巴多明还记载了大皇子被扳倒的重要原因：大皇子打死废太子身边太监，引发太监众怒，后者向康熙揭发大皇子曾打死一名宫内工匠，致使康熙大怒并解除了大皇子所有职务。至于张明德案，纪里安的记载也与《实录》不同。《实录》记载张明德系由大皇子带给皇八子算命，康熙盛怒之下索拿后者并革其贝勒爵位；皇十四子当面奏保八皇子，康熙令诸皇子挞皇十四子。但纪里安记载不同：大皇子最怕皇八子，故有意激起皇四子嫉妒之心，后者找到张明德，并令其向皇八子预言，结果皇八子未能及时拒绝，于是皇四子联合其他兄弟（大皇子刻意回避）揭发皇八子有篡位之心。审讯之后，真相水落石出，皇四子被康熙殴打。可见，皇四子很早就参与夺嫡，不惜陷害兄弟，并为康熙惩处。正因皇八子并非始作俑者，故其被革除贝勒爵位，仍为群臣所推。

至于太子复立与二次被废，本书也给出了新解读。学界多认为康熙不信镇魇，其复立太子乃是暂时平衡各方势力的无奈之举。冯尔康就断言此举是康熙“用以作为平息诸子争位的手段罢了”。但本书认为，康雍诸帝素有算命之举。大皇子镇魇事爆发后，康熙认定太子所为乃系镇魇，悔废太子，于是废大皇子封号，收回其在八旗内的人丁财产。康熙欲复立太子，但群臣多反对。作者指出其时康熙虚弱，而群臣多在太子被废后改换门庭，并且不满康熙独断专行。李朝《实录》中康熙殴曳马齐的传闻，在纪里安的《北京纪事》得到验证，康熙的确“一拳把马齐打倒在地”，然后让人拖出。至于二废太子，本书提供的解释是太子精神病无法痊愈并酗酒不醒，康熙不得已再行废黜。

索额图倒台系康熙朝之大事，与太子被废有密切关联。限于史料，学界对索额图倒台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多认为与其和明珠的党争及助太子潜谋大事有关。本书利用汪景祺的《西征随笔》，认为索额图倒台与高士奇有关。高士奇本在索家任幕僚，索额图将之推荐给康熙，高士奇因之迅速跃升为康熙亦师亦友的近臣。但索额图对高士奇始终“以奴视之”，甚至令其“长跪启事”。故高士奇倒向明珠，并在1703年陪康熙南巡回京后举报索额图，康熙将索额图关入宗人府。结果高士奇离京后神秘去世，康熙怀疑此事与索额图有关，将其迅速提审。本书又探究了高士奇挚友、同在南书房入值的王鸿绪追查拐骗苏州女子案。拐卖妇女案自伊始便牵连一众官员，而追究到最后，幕后黑手竟是“御前第一等人”。根据种种迹象，作者推断为太子。再，王氏所查案件涉及满人上层“娈童”，而太子很可能深陷其中，康熙对此痛心疾首。作者推断太子此癖来自于索额图。这令康熙难堪愤怒，后者痛斥索额图为“我家之罪魁”。

在早期历史叙述中，年羹尧是雍正的潜邸旧人，并对雍正即位出力甚大。但随着康熙五十六年《雍亲王致年羹尧书》的发掘，学者察觉到二人关系并非一直亲密，而是有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作者进一步指出年羹尧是康熙一手提拔的封疆大吏，“仕途完全是他自己走出来的，跟雍亲王没有丝毫关系”。随着皇十四子胤禵得到康熙重用，统重兵出征西藏，年羹尧遂将赌注压在胤禵身上，对雍亲王态度冷淡。孟森等认为年羹尧在西北限制胤禵，从而助力胤禛即位，并不符合史实。相反，胤禛即位后，主动拉拢年羹尧。因此，双方“同盟”乃形格势禁下不得已之举，雍正自然处处提防“贰臣”年羹尧，也注定了鸟尽弓藏的结局。

《实录》不实：雍正“制造历史”

中国有世界上最为连续、详细的官修史书，而官修史书最重要的目的并不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而在于服务于一家一姓的政治诉求。就清代史料而言，杨珍女士指出“读清代史料勿与清帝‘同好恶’”，“清代官私史籍记述某些人和事时，往往隐含撰者对记述对象的看法”，“其撰述口吻、所寓褒贬以及对相关史料的取舍等等，大都是以皇帝对某人某事的定论为准则”，故研究必须要有批判性思维。

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在清代十二帝中堪称最弱，故其篡改史书最为用力。作者点评道：“附和不够及时，赞美不够彻底，都可能是一种过错。”本书将皇三子、皇五子、皇七子雍正四年所上的联名奏折与太子废立前后的《实录》进行对比，从而揭示《实录》中康熙对胤禔、胤禩的痛斥谩骂概出于此奏。至于雍正本人，史官又必须将其刻画为“循理守分”的“隐士”形象。因此，雍正虽系张明德案的始作俑者，《实录》不得不将之替换为大皇子胤禔，并归为皇八子党，且留下许多逻辑漏洞，无法解释随后群臣对皇八子明目张胆的推举。此外，传教士记录康熙亲口说过皇八子问题在于“武”不足，但由于雍正之“武”更弱，故史官刻意制造康熙喜好恬静之人的假象。

至于康熙晚年对皇十四子胤禵的重用与胤禵军功，雍正更是煞费苦心，不但第一时间控制并销毁了康熙与胤禵的往来通信文件，而且做了三种安排：第一，刻意制造康熙轻视乃至轻贱胤禵的印象，将康熙重用胤禵扭曲为“虚名坐镇”“借此驱远”。第二，制造年羹尧压制胤禵的假象，极力贬低胤禵的能力与作用。第三，淡化康熙晚年西北用兵，以收釜底抽薪之效。

历史学家最本职的工作就在于还原事实，将被政治扭曲、涂改乃至抹杀的真相还原在后世读者眼前。私以为，本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尽力还原被雍正篡改的历史，即便这种努力永远不能百分百实现，但却足以展现史学家的职责与良心。

边缘碎片记录的作用与限度

西洋传教士纪里安等人所撰的《北京纪事》乃是记载教皇使臣多罗来京后的日志。康熙宫廷内争本非此书记录对象，但由于西洋传教士是康熙内务府的“奴才”，并恰好在康熙一废太子时侍立君侧，因此得以记录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作者认为纪里安所述并非历史研究的客观评价，而是其心中主观想法的表达，但“这种主观性其实正是真实性的体现”，因为他们记录时并不知道事后发展与结果，故无后见之明之弊。但《北京纪事》也存在四大不足：第一，纪里安等人本就处于宫廷“边缘”，未必能够掌握最机密的信息。第二，宫廷之事又是本书记载的“边缘地带”，并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第三，传教士群体本将下任君主笃定于太子，这成为其在雍正朝被驱逐的要因，故其笔下的太子难免存在美化嫌疑。第四，西方对中国的早期记述多停留在表面，鲜有贯彻性分析，《北京纪事》亦不例外。

风起于青萍之末。康熙废黜之举突如其来，但成因却是酝酿已久。作为一个执政四十年、饱读史书且极重“体面”的君主，康熙深知废储一事攸关王朝命运与个人身后之名，故非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更何况，本书后半部分又论述太子很可能沾染“娈童”之癖，精神疯狂，且长醉不醒，康熙对太子不满已久是可以想象的，一废太子未必“偶然”。

索额图“潜谋大事”似不止于“苏州买卖人口”与“娈童”问题。康熙深信“水至清则无鱼”，故其统治中后期，群臣贪腐肆无忌惮。本书提到索额图长子格尔芬状告家丁与弟弟阿尔吉善私分索额图财产事，作者认为是非政治案件。情况或许更为复杂。正因索额图掌权多年，往来通信者不知凡几，若贸然抄家，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举国俱不得安”，故康熙隐忍不发。索额图虽死，其诸子、党羽犹在，始终让康熙如鲠在喉。如果说康熙废黜太子事出仓促，但其同时将索额图诸子一网打尽，其冷血残酷在康熙一朝可谓罕见。所谓“潜谋大事”若不涉及“谋逆”，似难解释康熙对索额图的怒火与报复。

至于二废太子，本书归因于太子嗜酒等原因，这一解释似有避重就轻之嫌。事实上，太子复立后与康熙之间权力斗争呈半公开化趋势，康熙对其厌恶日深。王冕森（橘玄雅）就认为托合齐会饮案与之前的鄂缮结党案、湖滩河朔贪污案环环相扣，并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新见托合齐口供档案，考证出了“太子的势力分布，外朝有托合齐、鄂缮、齐世武、耿额等高位大臣，内廷有都图、张伯良等内务府中级官员，御前则有总管太监梁九功”，足见太子党羽势力之大。由此可见，康熙二废太子实因双方权力矛盾业已不可调和。

“侦探式”写法是本书一大亮点，要义就在于通过爬梳史料，得出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逻辑线索与因果链，但这种做法也需谨慎。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多有错综复杂的因素，单一因果递进从而形成的逻辑链往往掩盖了历史本来面目的复杂性。无论是康熙废立太子，还是索额图倒台，这背后显然都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外因素，事发当场的原因往往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总是瞬时的、猝不及防，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是一系列的偶然。年鉴学派代表性学者布罗代尔将“事件”比喻为“爆炸”，认为“短时段变化莫测、最具有欺骗性”。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本身就反映长时段结构的特点与内在矛盾，而事件本身也反作用于既有的结构，从而调整历史发展的轨道。

当然，学术本身就是在对话中得以传承。《真事隐》利用新史料与巧妙的写作手法，呈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九子夺嫡”，并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间，确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推敲的史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