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裘先生的耿直
裘锡圭先生去世那天，我正坐在去北京的高铁上。
惊闻先生魂归故里，感慨万千，遂在手机上开始写悼文。车到北京南站，已完成初稿1500余字。匆忙下车之际，却忘了保存，待到酒店安顿下来，打开手机，一字无存，后悔不迭。
“文汇·笔会”编辑再三叮嘱我重写，拖至今日，才动手补写。
上世纪90年代初，我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叶子铭先生，去担任秘书之职时，还是一个四十岁的“年轻人”，那些大多数出生在三十年代的“老先生”们，却个个都是学界仰慕的大家了。如今，他们中间许多人一个一个离世了，勾起我无尽的感伤，他们的音容笑貌，宛若昨日的星辰，像电影蒙太奇镜头那样，闪烁在我的眼前……
我非“史官”，不能像“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样记录下各位先生的言谈、事迹，却以为，若不能像“记室”“录事”那样的刀笔小吏，将鲜活的在场场景，还原出来，将其保存在生动的“别史”与“外史”中，是对历史与人物的一种罪过。
中文学科在中国文科门类中是一个大组，它涵盖了文学和语言两大分支，上个世纪90年代，评议组成员有15名之多，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就占了五分之一，共有三位先生：严家炎、裘锡圭和袁行霈。
那时，裘先生也就是近60岁的年纪，但已是语言文字学界的泰斗了。
裘先生来了，他身着灰色的中山装（有时也换成深蓝色的，但仍然是中山装），戴着一副发黄的深度眼镜，脸色略显倦怠。翻阅资料时，他将眼镜向上一推，顶着前额，眼睛凑近纸张阅读，很有点吃力的感觉。开会时，他时而端坐在椅子上，翻阅文件，聚精会神；时而背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看似小寐，但一俟听到敏感的话题，就马上睁开眼睛，腰杆挺直，陈述自己的意见。
裘先生一开口，我就判断出他是江南吴语地区人，果然，他的祖籍是宁波，但从小长在上海。我那时猜想，他的性格应该是温婉似水的，但裘先生在两次学科组会议上的发言，让我彻彻底底认识了吴人金戈铁马、杀伐决断的个性。
那一年，中文学科迎来了大幅度增列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评审，竞争十分激烈。学位办的一位副主任坐镇中文学科，口头传达了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的指示：江南某大学属于全国大并校的试点单位，工科强大，中文学科却较弱，但须优先考虑多增加二级学科博士点。这时，两个上海人站出来说话了，一个是北大的裘先生，另一个是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哪有这种直接下达命令的呢？哪有儿子还没有出生，就先分房的道理？他俩一唱一和，滔滔不绝。最后投票，竟然是全票否决了那个指示。这样的事件，在全国四百多个学科评议组里是空前绝后的，在中文学科里也只能发生一次吧。
那时候，学科召集人有三，分别是叶子铭、郭豫适和钱中文先生，裘先生虽不是学科召集人，平时话并不多，但是，一说出口，便能切中要害，且铁面无私，振聋发聩。
那年，学位办第一次在外地开会，选择的是河南郑州的黄河饭店。
又是在一次晋级二级学科博士点的会议上，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文艺学对决一个名额，经过五轮预投票，仍然决不出谁上谁下。于是，大家让我去向学位办文科组负责人请示，能不能再加一个名额。所幸的是，我用略带夸张的修辞手法向文科组负责人汇报后，立马得到允诺：给中文学科再添加一个名额。
我欢天喜地回到会议室，报告了这一好消息，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以为总算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了。
正欲再次投票，裘先生开口了：这个争来的名额，不能给文学，我们这个学科的全称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语言在前，文学在后，语言学起码是半壁江山吧？但为什么每一次评审，都是文学的名额远远多于语言学呢？我建议，北京大学暂时不上，这个争来的名额让给语言学，我提议，让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邢福义先生的点先上。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会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之中。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敢于否定上级指示的人，也敢于破学术圈子里的规矩，直陈自己的观点。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裘先生能够当着自己同事的面，说出这种“不利于”北大中文系学科发展的话，着实令人钦佩。而愿意为语言学出头，铁面无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动议，无论在那个时代还是今天，都是罕见的，一般人不会那样去说的。
当然，最后的结局还是圆满的，那个学科组负责文科的L君，甚为义气，听了汇报后，毅然作出了再添名额的决定。
裘先生的这一壮举，深深地震撼了我，同时，也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大约是2011年9月，我参加了第一届“思勉原创奖”（此奖已经是教育部文史哲著作的最高奖项）的终评，中文学科评委有王水照、严绍璗、郭延礼、曹顺庆、韩经太和我。
那次评审十分激烈，华东师范大学大会议室里，除了中间一圈二十多个评委外，外圈坐满了几十名记者和观众，场面颇为壮观。第一轮放映的是文史哲推荐专家委员会，邀请学界各位权威学者书写的推荐意见。有些评委的措辞异常激烈，引发了观众一阵阵惊叹。
轮到终评委发言，中文学科组力挺裘锡圭先生、章培恒先生和项楚先生，以及尚年轻的陈炎获奖。会上，某大学的一位评委认为我们中文提名太多，应该限制。我当场反驳他：你太狭隘了，我们首先提名的是哲学学科的著述——唯一入围两本书的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然而，却被哲学学科否定了……这些尖锐的言辞在无意识中爆出，仿佛裘锡圭先生就站在我的身后。
激烈争辩之后进行投票，结果出来，大家平静。排名第一的是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顺序下来是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和杨国荣先生的《道论》。获得提名奖的是章培恒先生与骆玉明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文学科上了两个正榜，文学和语言学各一个，算是对裘先生的一个历史交代——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个整体，两翼齐飞，致远同行。
裘先生去世的那天，我在网上留言，他的逝世是中国语言学的巨大损失，有同行专家纠正，裘先生是文字学专家，殊不知，我说他是语言学大家，深意就在于——他始终站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大局上考虑问题，而非只站在自己的专业立场来思忖问题，这是先生的大气之处。
但让我耿耿于怀的还是对李泽厚的不公，尽管两年后的第二届“思勉奖”的头名给了李泽厚的《哲学纲要》，只是这迟放的鲜花，却并不是我心中期许的那朵。
2005年，裘先生离开北大，回归故乡，又在复旦大学耕耘了20年，其间孜孜不倦埋头学问的精神，仍然可敬可佩。有一年，他来南京大学讲学，在餐桌上，我看他精神矍铄，面貌与往昔几无变化，只是那副泛黄的眼镜，改成了深棕色的玳瑁眼镜。我便上前一步，豪敬了他一壶。
我不知道裘先生是属于“京派”学者呢，还是“海派”学者？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天真无邪的耿直个性，让人铭记在心。
往事如烟，裘先生的面影却常常在我眼前浮现。
昨日凌晨，与我敬仰的一位大先生微信聊 天，他说我的“性格耿直”，我知道，他用的是中性词，褒贬都在其中，我却以为这是对我的最高褒奖了，虽然我离裘先生的耿直还相距甚远。
2026年4月15日草于南大和园桂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