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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走后》，【美】米歇尔·佐纳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2月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我就时常在韩亚龙超市里落泪。”米歇尔·佐纳（Michelle Zauner）的回忆录《妈妈走后》（Crying in H Mart）以此开篇，将一家专售亚洲食品的美国连锁超市与个人最私密的哀悼并置在一起。对佐纳母亲这样的离散韩裔来说，韩亚龙超市是离家乡味道最近的地方。而对失去母亲的佐纳而言，这里是母亲生前常来的场所，货架间留存着母女二人的记忆。“我几乎不会说韩语，”她写道，“但在韩亚龙超市，我觉得自己讲得很流利……我想起妈妈告诉我的那些她小时候吃的零食，曾试着想象她在我这个年纪的样子——我想要喜欢她喜欢的一切，完完全全地成为她。”书中，佐纳将前往韩亚龙超市比作一场“朝圣之旅”，她在那里寻找母亲的痕迹，也试图确认自己那一半韩国血脉并未随母亲而去。

米歇尔·佐纳于1989年出生于首尔，幼年随家人移居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母亲是韩国人，父亲是美国人。这一背景几乎注定她要在两种文化的缝隙中不断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写作之前，她已是独立摇滚乐队“日本早餐”的主唱兼吉他手。音乐与写作，在她身上是同一股情感能量的不同出口。值得注意的是，佐纳最早的个人音乐项目名为“小女孩，大勺子”（Little Girl，Big Spoon），这个看似随意的名字，似乎早已预示了她日后将食物与创作融为一体的独特路径。2016年母亲去世后不久，她推出了专辑《心灵使者》（Psychopomp），专辑名取自希腊神话中引导灵魂前往来世的使者。整张专辑弥漫着对母亲的哀悼，其中一首歌直接名为“妈妈走后”（Crying in H Mart）。2018年，她将这首歌的灵感扩展为一篇随笔，发表于《纽约客》，意外成为当年阅读量最高的文章之一。大量读者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丧亲经历与离散经验，促使她将短文扩充为完整的回忆录。音乐提供了宣泄的出口，文字则带来了理解与重建的可能。有学者指出，佐纳的创作构成了“文本-专辑矩阵”，这种跨媒介叙事“将创伤记忆重构为一种主体的重新协商过程”。

《妈妈走后》以母亲罹患癌症、治疗、去世为主线，却将大量笔墨倾注于韩国料理的准备、烹制与分享。这并非偶然。食物在佐纳的生命中一直扮演着情感载体的角色。在她笔下，韩国料理是母女之间无声的爱，是疗愈丧母之痛的日常仪式，也帮助她在韩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自我定位。

米歇尔·佐纳

食物始终是佐纳与母亲情感交流最直接、最核心的媒介。童年时期，食物承载着母亲对女儿“尽心竭力的爱”，但这种爱以严格的规矩和高标准呈现，使佐纳在感到压抑的同时又不得不去取悦母亲。在“讨妈妈欢心的一次次实验中”，佐纳逐渐发现自己在饮食方面“继承了一些伟大的民族天赋”。进入青春期后，自我意识觉醒，文化认同焦虑随之而来。佐纳开始刻意拒绝母亲准备的韩式午餐，试图通过选择美式快餐来融入同龄群体。在她的理解中，吃什么意味着成为什么：选择美式快餐，就是向美国文化身份的靠拢；拒绝韩餐，则是对韩国文化身份的切割。然而这种切割并不彻底。她虽然试图通过食物划清界限，内心深处却仍然渴望母亲的理解。食物由此成为文化身份的外在标识，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象征性的站队。

母亲患癌后，佐纳回归照护，食物的角色再度转变。她决心学习烹饪母亲喜欢的韩国菜：一方面希望“那些她（母亲）喜欢的食物会滋养她的身体，提振她的精神，让她获得康复起来所需要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试图用母亲曾给予的方式反哺爱与关怀，弥补自己因幼时淘气与青春期叛逆带给母亲的伤害。然而，她精心准备的奶油汤、鸡蛋羹常常被原封不动地端走，疾病剥夺了母亲品尝食物的能力与欲望，也摧毁了佐纳以食物传递情感的有效渠道。在严酷现实面前，单纯的食物慰藉无法奏效。

更大的挫败来自母亲的朋友桂。桂变着花样制作地道的韩式病号餐。松仁粥本应是女儿反哺关怀的载体，却由桂亲手烹制。佐纳在此刻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韩国人”。食物由此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她与母亲之间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疏离与焦虑。她试图通过食物靠近母亲，却因无法以“正确”的文化方式表达关怀，反而感受到与母亲之间更深层的距离。没能亲手为母亲熬那碗松仁粥，成为佐纳心中一道无法弥合的缺口。

母亲去世后，佐纳陷入了漫长的悲伤。葬礼结束，她和父亲前往越南旅游，希望全新的环境能够疗愈内心的伤痛，同时拉近父女之间的关系。然而，两人各自未经处理的悲伤在旅途中不断碰撞，反而加剧了佐纳的情感孤立。随后，她去披萨店打工，试图用工作榨干自己所有的精力，“这样就没时间难过了”。但单纯的体力消耗并无法触及创伤的根源，机械化的劳作只让她更加漂泊无依。

学习烹饪韩餐，成为佐纳走出丧母之痛的关键转折。从独自前往韩亚龙超市选购食材，到跟随博主曼琪一步步烹饪韩国料理，食物的疗愈作用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第一，烹饪所要求的专注与身体劳动，为无处安放的悲伤提供了可转移的形式。研磨、搅拌等具体的动作将飘忽的情绪锚定在身体的节奏中，使悲伤获得暂时的安置。第二，复现“母亲的味道”，重建了因母亲离去而断裂的情感与文化纽带。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佐纳确认了自己与母亲、与韩国传统之间的联结并未真正消失，这种确认缓解了她内心深处的失根焦虑。第三，当她能够自如地烹饪各种韩国料理时，便从被悲伤控制的被动状态中走了出来，开始主动通过食物表达情感，滋养自己和他人。

值得注意的是，那碗迟来的松仁粥正是在这一阶段终于做成。跟随曼琪，佐纳掌握了这门“应该掌握却无从习得的技能”。这碗粥不再是给母亲的，而是给自己的一份心理补偿，她弥补了遗憾，也确认了自己作为女儿回馈母爱的能力。

学习烹饪韩餐的意义不仅止于个人疗愈，更延伸至真实的家族关系。母亲葬礼结束后，佐纳为娜美姨妈和永成表哥烹制大酱汤。从身份认同理论来看，这是典型的“身份展演”。她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主动承接了母亲在家族中的情感角色，将对文化根源的认同转化为实际行动。如果说做大酱汤是佐纳主动给出身份信号，那么家族成员的食物馈赠——娜美姨妈特意准备的韩式早餐、生日时的海带汤、共享的冷汤面与烤肉——则是家族对佐纳的接纳仪式。这些食物为她构建了一个无需言说的情感空间：她不再是“努力成为韩国女儿”，而是“被当作韩国女儿来对待”。在韩国文化中，海带汤是庆生的传统食物，连接着出生、成长与生命的延续。食物所承载的联结，由此从母女间的单线情感，扩展为家族网络中的双向互动，最终沉淀为家族的味道。

家族内部确认身份之后，佐纳进一步将食物作为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表达自身文化归属的媒介。正如安妮塔·曼努尔（Anita Mannur）所言，食物是表达族裔或民族身份的一种手段。佐纳亲手腌制泡菜并分享给美国亲友，这意味着她已成长为能够主动运用文化符号来定义自我、建构关系的主体。

《妈妈走后》是一部关于失去的回忆录，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带着失去继续生活的启示录。佐纳没有给出完美的答案，只是诚实地呈现：母亲去世后，她学会了做大酱汤、腌泡菜、熬松仁粥。这些食物不能把母亲带回来，却让她的悲伤有地方安放，也让她的文化身份变得具体可感。如今，佐纳既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摇滚明星，也是厨房里按季节腌制泡菜的韩国女儿。在她身上，这两种身份非但不矛盾，反而互相滋养。而这，或许正是《妈妈走后》留给读者最温柔的启示：爱与身份，都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烹煮中，重新生长出来。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