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28年10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受邀前往剑桥大学女子学院，做一场题为《女性与小说》的演讲。演讲前，她试图进入三一学院的雷恩图书馆查阅约翰·弥尔顿一首诗的手稿，却在门口被拦下——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陪同或持有介绍信的情况下，方可进入。这一细节后来被她写入《一间自己的房间》，与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宣言一同流传开来：“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必须有钱，还必须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当我们再次读到这句话时，一个问题仍然值得追问：伍尔夫所说的“房间”，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间“房间”正是女性空间处境的一个象征性缩影。空间从来不只是物理容器，它既是身体栖居的场所，也是权力关系交织的网络；既是社会秩序的投影，也是想象与精神得以安放的所在。伍尔夫笔下那“自己的房间”，正是将这种多重意蕴凝聚为女性文学史上一句极具力量的宣言：一间房间不仅是现实的居所，更是一块思想得以生长、心灵得以栖息的精神领地。这句话之所以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正因为它道出了空间对于女性的根本意义：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才可能拥有独立的声音与书写。

由此出发，文学叙事中的空间便格外值得重新审视。它可能是规训的场域，也可能转化为女性主体意识生成的舞台。从家庭到公共领域，从城市边缘到想象世界，女性在不同空间中的经验与行动，不仅关乎她们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构成理解现代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路径。同时，空间本身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书写、实践与想象之中不断被生产和重新塑造。因此，空间不再只是叙事的背景，而成为一种持续生成的过程。

近日，第四届全国外国文学研究眉湖论坛在郑州大学落下帷幕，本次会议同时见证了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世界女性文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三百余位学者汇聚眉湖之滨，围绕“女性与空间”这一主题展开深入对话。在文学文本的细读与理论视角的交汇中，与会者共同关注女性在物理、社会与心理等多重空间中的生存处境，思考女性如何被空间界定、如何在空间中行动，并通过书写不断重塑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沉默的空间

如果说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意味着女性获得了思想与书写的空间，那么在更为漫长的历史中，女性首先面对的却往往是被划定、被限制乃至被排除的空间结构。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女性写作的历史长廊，从安·拉德克利夫哥特小说中阴森幽闭的地牢，到简·奥斯汀在家庭起居室角落里匆匆写作、随时准备藏起手稿的写作空间，从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神秘诡异的阁楼，到艾米莉·勃朗特笔下那仿佛棺椁般的床榻，再到艾丽丝·门罗小说中女性试图逃离的家庭空间，以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别名格蕾丝》里描绘的如同“墓穴”般的监狱，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文学空间虽各不相同，却共同指向一种持续存在的经验：女性往往被安置在狭窄而封闭的位置。理解这一点，正是理解女性处境与女性书写的重要起点。

本次论坛上，多位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触及了这一命题。深圳大学教授刘岩在回溯外国女性文学发展脉络时指出，女性的生存经验往往展开于公共与私人、城市与乡村、心理与社会等多重空间结构的张力之中——这些空间本身就是由性别秩序持续生产与塑造的关系场域。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陈英则以“黑井”来隐喻意大利作家娜塔莉亚·金兹伯格笔下女性的处境：她们被限制在家庭内部或社会边缘，行动与选择持续受制于空间结构，仿佛困于一口难以挣脱的深井。

在由家庭伦理、社会规范与性别权力共同编织的空间秩序中，女性被安置于边缘，其经验与声音也不断被压缩。从文学想象到社会现实，空间始终是性别权力运作的重要维度。而文学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让这些沉默的空间发出了声音。

流动的空间

另一条贯穿文学史的重要线索是流动。从乔治·桑身着男装行走于巴黎街头，到伊迪丝·华顿笔下女性横跨大西洋的文化漂移；从伍尔夫在《奥兰多》中让主人公跨越性别与世纪的自由穿梭，到托妮·莫里森《宠儿》中塞丝跨越俄亥俄河的生死逃亡——这些女性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昭示：空间不是铁板一块，边界也未必不可逾越。她们或在现实地理空间中移动，从乡村走向都市，从家庭进入公共领域，或在象征空间中穿行，从被规训的位置迈向自我定义的主体。正是在这些跨越的时刻，女性开始重新绘制自己与世界的距离。空间不再只是限制行动的边界，而逐渐转化为女性认识自我、进入世界的重要路径。

这种空间流动同样体现在当代女性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雪岚认为，女性写作借助翻译、出版等流通机制进入跨文化对话空间，不断突破民族文学疆界，在世界文学场域中形成新的连接网络。在更具体的文学实践中，这种流动常表现为跨地域迁徙经验。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苏娉以加勒比华裔作家简·刘·夏因伯恩的小说《最后一艘船》为例指出，流散女性在迁徙与文化交汇中，通过命名、家族叙事与饮食等日常实践协商身份，在多重文化之间建构出混杂而开放的主体位置。在这种跨文化流动中，女性经验不再局限于单一地理或社会空间，而是在持续的移动与交流中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

从文学人物的迁徙到文本本身的跨文化流通，女性文学不断呈现出禁锢与流动交织共生的辩证关系。那些将女性推向边缘的空间逻辑，在被揭示的同时也不断地被穿越与改写。当女性开始移动，她们改变的不仅是自身的位置，更是空间关系本身——边界松动，秩序重组，不可逾越的疆界显露出缝隙。“流动”由此成为一种经验与视角：它让女性照见曾经不可见的边界，也让她们意识到空间秩序的可重构性。流动使女性文学成为突破既有空间格局的实践场域，为走向更开放的世界图景积蓄着力量。

超越的空间

当流动穿越了有形与无形的边界之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随之浮现：女性可以抵达怎样的精神家园？这并不是地图上可以标记的某个地点，而更像是一种在书写、想象与创造中逐渐形成的自由领域。文学史中不乏这样的探索：伍尔夫在《海浪》中让六个人物的意识彼此交汇，汇成一片流动的生命之海；托妮·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里塑造了派拉特这一无根却坚定的形象，使她成为他人的精神支点；而艾米莉·狄金森则在幽居的房间中，以一千七百余首诗开辟出比外部世界更为辽阔的内心天地。她们以不同方式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当物理空间仍然受到诸多限制、社会空间依旧充满阻力时，精神能否成为一种真正的栖居之所？在那里，女性不再只是被命名的“他者”，也不再徘徊于边缘，而能够以主体的姿态重新界定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超越”成为女性空间叙事的重要维度——它不仅意味着对现实边界的突破，也指向一种在想象与书写中逐渐形成的意义空间。

这种对精神维度的追问，同样体现在本次论坛学者对女性主体性与文学创造力的讨论之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方指出，俄罗斯“白银时代”女性作家通过多样化的创作路径强化作者身份，在文学实践中完成主体性建构，将女性经验引入严肃文学领域，确立了女性作为“创造者”的位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罗良功则从特雷茜·史密斯的诗歌出发，指出其创作跨越种族、性别与国家界限，将个人经验提升为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在这种不断拓展的视域中，女性写作逐渐指向一种更为开放的人类共同体想象。

由此看来，“超越”所指向的不是一个既定场所，而是一种在书写与创造中不断生成的意义空间。它既是女性对现实空间限制的回应，也是对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想象——在那里，女性不再只是被空间定义的对象，而成为意义的创造者与家园的建造者。这种家园是一种在语言内部生长出来的栖居之地：它不必占据地理坐标，却可以容纳完整的自我；它不需要钥匙与门锁，却比任何物理空间都更具安全感。

女性文学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不断重写空间关系的历史。当女性被限制在家庭、阁楼或社会边缘时，空间呈现为一种规训结构；当她们跨越边界、进入城市与世界时，空间成为经验展开的路径；而当女性在书写与想象中重新界定自身时，空间又转化为生成意义的精神场域。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不是被动承受者，而是以行动与书写不断改变既有空间的结构与意义——那些曾经看似牢固的边界逐渐松动，新的精神家园也在语言与想象中慢慢显现。

（作者系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