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本：藏在旧书里的自我念想
我向来承担不起那些很贵的珍本，于是略过书店柜子里的宝贝，主要贴着书架搜寻。在里侧看到一摞十元三本、五元一本的旧书，这个价位通常难有惊喜，可我忽然发现一本熟悉的《栗树下的晚餐》，它属于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我记不清自己是否买过，我的书大多成箱码在郊区的房子里。但瞬间考虑，我便决定买下它：一来纪念我次日将要更换人工晶体的双眼，二来纪念我与译者罗新璋先生的交往。他曾告诉我，他晚年一直在修订这本书，修订完成后我可随时去他家做专访。罗先生于2022年2月22日离世，很遗憾我终究未能成行。
意外相逢名家藏书
直接花五元，还是十元凑三本？我注意到一本品相不错的《星新一微型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本可买可不买，我过去很喜爱这位日本作家，曾买过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的星新一《一分钟小说选》，后来他的各类选集也出了不少。但翻开扉页，看到一处签名，辨认一下竟是“谢添”。真是谢添藏书吗？我赶紧对比网上谢添签名，果不其然。我又找到一本品相尚可的《日本笑话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同样也有谢添签名。十元钱，就这样花了出去。
谢添，是执导过《七品芝麻官》《茶馆》等电影的著名导演。他于2003年12月13日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逝世，享年89岁。生前他留下遗嘱：身后不设灵堂、不办仪式，骨灰撒入天津附近的渤海——他生于天津，真正叶落归根了。表演艺术家谢芳说：“谢老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艺术家，倒笔字写得极好。他导演的电影多为喜剧，内核却十分深刻。我认为，谢老一生导演的最大喜剧，就是他本人。”导演李小婉说：“谢添伯伯特别幽默……我们好奇他兜里为何总有糖，甭管什么时候见着他，他都能掏出糖来。他是全才，什么都会，书法更是棒极了！最绝的是他可以倒着写、正着写，还可以用左手写、右手写，很多人都收藏他的作品。”
谢添的电影是我们这代人的文化滋养。他以幽默闻名，这般性格如何养成？仅靠阅历吗？我想，读书对他一定至关重要。他读过《日本笑话选》，读过《星新一微型小说选》……还读过哪些书，无人知晓。他的藏书终究散了，大概率是中国书店按斤收来，才会如此便宜。人有人的命运，书也有书的命运，遇见与否，都是缘分。
我带回这三本小册子。家人对我的书没有兴趣，而且实在占地，蜗居太小了。买来之后，我自己也未必再读，将来也许还会按斤卖出去。若流转到陌生人手里，谁又知晓谢添是谁？罗新璋是谁？一本书影响了谁，作者说的不算，出版社说的也不算。我作为一介小小的图书策划人，一直认为所谓“精准定位读者”不过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伪命题。
书传递的不只是内容，更藏着一份情感眷恋。读者买书，与粉丝买明星推荐的螺蛳粉或者包包，在消费行为与心理上并无太大不同。悟到这一层，我买书便格外克制。偶尔购入，纯粹是给自己留一份念想。比如我在上海书市买过一套任溶溶翻译的绘本，也是因为有他的签名。
签名里的书缘情思
有些拥有，只能归于缘分。我不知从何处得来一本《英雄挽歌》，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是埃利蒂斯与塞菲里斯的诗歌合集，竟为译者李野光先生的签赠本。其实漓江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单行本《英雄挽歌》《画眉鸟》，我早已拥有，再收这本合集，既是纪念与李野光先生的缘分，也是为了纪念我的大学读书时光。大学时我第一次集中阅读埃利蒂斯和塞菲里斯两人诗作，就是读的这个合集版。
缘分很奇妙，一面之缘或许铭记一生，相伴半生却可能形同路人。我读过几本李野光先生的书，非常喜欢，但和他连一面之缘都算不上，准确地说只是一瞥之缘。当年我本是去芙蓉里看戴侃先生（翻译家、李野光先生的夫人），当时李野光先生已经病重卧床，偶尔翻身。他的诗才与为人，我都是从忘年老学长张玲口中得知。后来先生离世，未见任何报道。我听张玲对此表示不平，便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到网上。很多网友跟帖，都在激动地背诵他的译诗。
我即将出版的“大家小书”系列中有陈贻焮先生的《镜春说诗》。编校此书需搜集陈先生旧作，当年北大校园随处可见的《论诗杂著》，如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价格不菲，我选了一本价位适中的，约150元，买来发现竟有陈先生的签赠。
我与陈先生见面不多，但一直认为他是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本科读书时我到他在朗润园的住处去过几次。时隔四五年，我返校读研不久，赶上了陈贻焮先生追悼会，我尾随诸师长前往，当时没人认识我。我知道陈先生擅诗爱书，但我竟然没有他片纸只字。本科毕业后，见有人炫耀他有陈先生书法，我还觉得不过是附庸风雅，仿佛我自己随时能得到陈先生的墨宝似的。如今想来，附庸风雅真好，因为风雅本有超越世俗的价值，众人应主动趋附，而不是作践它。所以我很珍视陈先生这本签赠书，虽然不是签给我的，但能唤醒我成长中温馨的记忆。
陈贻焮先生谈论古典诗词的书，取名《镜春说诗》，是葛晓音教授的主张，为了说明该书内容大多写于北京大学镜春园。近日我偶然读到温儒敏先生笔下的燕园往事，他写道：“20世纪80年代末，陈先生从镜春园82号搬出，到了朗润园，我搬进的就是他住过的东厢房。陈先生很念旧，三天两头回82号看看。也是院墻外就开始大声喊叫‘老温老温’，推门进来，坐下就喝茶聊天。我是学生辈，起初听到陈先生叫‘老温’，有点不习惯，但几回之后也就随他了，虽然‘没大没 小’的，反 而觉得亲切……在旧居中座谈，先生总是左顾右盼，看那窗前的翠竹，听那古柏上的鸟叫，他一定是在回想当初写作的情形，在咀嚼许多学问人生的甘苦吧。”镜春园82号，我本科时也曾前去拜望温儒敏老师，但那时并不知道这里曾经是陈贻焮先生的住所。
我曾在西西弗书店，见到一本熟悉的《阿赫玛托娃诗选》，因有翻译家高莽的签名，就随手买来作为我认识高先生的见证，没想到，一个月后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
签名本的私人意义
书，于我而言，主要是为读的，自己一直并不刻意收藏什么。签名本，是我保存一本书的额外理由。因惮于社交，所以我手里的签名本并不多。我并不会因为有签名就格外珍惜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很多大名鼎鼎者的签名书，我也不会去费力追求；但对于我喜欢的作者作品，会希望拥有一本签名本。例如我没有汪曾祺、绿原这些人的签名本，当然觉得很遗憾，因为我和他们相遇过；没有鲁迅、沈从文、穆旦的签名本，我并不觉得缺少什么，万一有了，那是异常的惊喜。
签名本对我来说，只是自存的自我念想。我并不认为自己手里的签名本到别人手里有多大意义。意义，永远是一个形容词，是后来所附加的。所以我遇到自己签出去的书流通市面，并不介意。签名本一定是收藏的理由吗？我喜欢买旧书，但特别不喜欢那些撕掉签名页的残损品。所以我送一些朋友的书，常常不着一字，便是为了别人将来处理更方便些，不用有一丝心理压力。
有人说，千万不要向陌生人展示你的书架，因为那意味着曝光了自己的精神品位，签名本的书尤其如此。很多人喜欢签名本，一定追求签名和印章的齐全，其实未必。我在白化文先生那里，曾看林庚、吴组缃、吴小如等先生给他的签赠书；在张玲老师那里，曾看朱光潜、冯至、李赋宁等先生给张谷若先生的签赠书，都是很随意的那种，如果郑重其事盖章倒显得生分了。
（作者为文津出版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