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主义之间的“问题”——五四前后胡适的思想倾向
1921年的胡适
引言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立刻引起蓝公武、李大钊等人撰文论辩，而间接响应或质疑的文字更是不胜枚举。胡适几年后曾说，该文“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1]，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便是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影响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大”，使得思想界“无形中成为两派”。[2]周策纵认为这次短暂的论战“引起新式知识分子领袖之间的一场风暴”，且可“作为分裂开始的信号”。[3]因其重要影响，“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语早已化作五四时期的流行语，成为“言论界的一句格言”。[4]而这一论争也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5]不过，既往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多聚焦“主义”，而比较忽视“问题”本身的丰富内涵。
《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载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曾反复谈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缘起，常将此文置于两种谱系中叙述：其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或某种社会主义的脉络；其二是从不谈政治转向谈政治的脉络。两种叙述均已影响众多后来的研究者。然而，胡适事后自述的两种谱系均有“倒放电影”式的建构，而且彼此不无内在的紧张。若以胡适反主义、谈政治的叙述为标准，则在主义的脉络中，似乎确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是胡适针对的对象；但在谈政治的脉络中，他们却又像是胡适所支持者。盖李、陈正是既谈胡适所反对的主义、又谈胡适所赞成的政治。此中的矛盾恰说明，胡适实际的针对或许比他事后的叙述及我们的既有认知更为复杂。
进而言之，胡适的两种叙述脉络提示出“问题与主义”之争或许内嵌于一个更持续而基本的争论中，那就是新文化运动以降，解决国事到底应该从政治改革下手还是从社会改革下手的不同取向。[6]王光祈在当时就注意到：
我们同辈的青年，大多数还是一种迷惑状态。只就“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这个问题而论，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了：我们还是从政治下手吗？还是从社会下手吗？现在又添上“问题与主义”这个问题，大家更疑惑起来：我们还是研究主义吗？还是讨论问题吗？[7]
此种焦虑在当时思想界颇为普遍。稍后周作人在解释自己“最不喜欢谈政治”的原因时便特别强调“不是由于什么主义与问题”[8]；而在张竞生晚年的记忆中，更误将胡适的主张表述为“少谈政治，多谈问题”，李大钊的反驳则成了“问题——尤是社会问题，能够脱离政治吗”？[9]这样的表述与记忆未必准确，但都揭示出在一般认知中，“问题与主义”与是否谈政治有着紧密的关联。
换言之，“问题与主义”和“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在当时是两组相互嵌套且不无紧张的论题。既然“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发生与时人对于政治与社会何去何从的纠结叠加在一起，则在研究时同样需要关联思考。而问题是，胡适的思虑为何及如何从思想文艺与政治的对峙转向问题与主义的对峙？两组对峙有着怎样的关联与矛盾？胡适在两组对峙中又如何调整自己的思想与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两组对峙的关节点恰恰正是“问题”：它一方面以整体形态与“主义”形成对峙；另一方面，作为复数的“问题”，内部又有着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对峙。因此，梳理“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问题”，尤其是“问题”在胡适思想中的位置、“问题”的实际内涵以及是否对“政治问题”开放，不仅可以加深对五四前后胡适思想的理解，也能使当时思想界中活跃的多元改造路径更为清晰地呈现，丰富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一、叙述的“歧路”：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
在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对于从政治入手或思想文化入手，胡适曾有过明确的表态，即“二十年不谈政治”。1919年2月，《国民公报》记者就欧战后“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的问题”采访胡适，胡适当即拒绝谈论政治。他说：“我回国的时候，就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现在才得两年，关于政治的问题，还须俟诸十八年以后再谈。”[10]“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胡适反复言及，广为人知。
有意思的是，在接受访谈几个月后，胡适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批评舆论界“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11]从表面看，相隔不足半年，胡适此前严词拒答政治问题，之后却批评他人不谈政治问题，两次表述存在矛盾。不过，胡适称所批评对象为“新舆论界的同志”，且多使用“我们”，表明在社会层面仍认同与所批评者同属新思潮阵营，多少有点自我批评的反思意味，似在敦促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新舆论界”多研究政治问题。
胡适对此有过解释。1922年，他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坦承，自己原本便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只不过在留学归国途中“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之后，“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但是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胡适接办《每周评论》，“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因此才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2]
胡适撰写《我的歧路》是在他领衔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之后。当时孙伏园责怪他“走错了路”，常乃惪也责怪他“精神不贯注”，胡适为解释自己“变节”的原因，才有这一段事后的总结。胡适在自述中为“谈政治”建构了一段前史，描述了自己从“不谈政治”，到“忍不住”“发愤要想谈政治”，再到想谈政治而没有机会，最后“实在忍不住”而谈政治的转变过程。而且，胡适有意消解其中的矛盾，一方面说：“我不曾‘变节’，我的态度是如故的”；另一方面又说：“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且“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并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追认为他“政论的导言”。
然而1919年底，胡适又撰写《政治的改革与思想的改革》一文，旗帜鲜明地主张“打定主意向‘非政治的’方面努力进行”。[13]稍后，胡适更是为改变《新青年》政治色彩过浓的倾向，要求陈独秀恢复“‘不谈政治’的戒约”，并希望《新青年》发表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14]而陈独秀在1920年下半年列举当时中国主张“不谈政治”的三派人中，胡适也还仍然是其中一派的代表。[15]
据此推论，如果胡适对“谈政治”的前史叙述准确，那他此时公开、私下都反对“谈政治”的表态便显得自相矛盾且难以理解。反之，如果在1919年底甚至1920年时，胡适仍在持续反对“谈政治”，且外界也仍认定他不谈政治，那他在《我的歧路》中所叙述的1919年6月开始“发愤要想谈政治”的心态以及“政论的导言”的前史，便颇有“倒放电影”式的建构。此种矛盾指向《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不同定位，即那时的胡适到底是顺着思想界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的风气转变，还是对抗着谈政治的风气，或者本就处于两者兼具的纠结、迟回之中。
在《我的歧路》发表后，有人注意到，此前“提倡新文化的先生们起而从事现实的政治运动了”，《我的歧路》便是他们“自述活动方向改变的经过”，且“牵动了‘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全部问题”。[16]或许可以说，正是在“活动方向改变”后，当事人对过往的叙述方向也随之而变，“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的主次关系亦有所调整，以使过往更符合转变之后的新方向。通过对叙述的调整，胡适将五四前后自己的思想转变合理化。这主要表现在胡适有意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叙述往“政治”方向“改写”。
《努力周报》1922年6月18日，载胡适《我的歧路》
在1919年，胡适批评“新舆论界的同志”的原文为：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17]
而在1922年《我的歧路》中却表述为：
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8]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在原文中，除“安福部如何解散”“南北问题如何解决”两个政治问题外，还包括着人力车夫、女子解放、家庭制度等更多“非政治”问题，但是在胡适事后的叙述中，原本众多的“问题”却只留下了“安福部”与“上海的分赃和会”，似乎他当初之所以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全是因为“新舆论界”不谈这两个具体的政治问题。同时，在原文中反复出现的、用以与“主义”对峙的“问题”“具体的问题”，此时也已“改写”为“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事实上，原文甚至一次都未提到“政治”一词。胡适原本所批评的是“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虽对“政治问题”开放，但绝非特指“政治问题”，而在改写后则成了“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
胡适事后改写的关键正在原文中“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一句，如果他本意不在“谈政治”，那为何当初的论述要向“政治问题”开放？这一方面由于他当时意在对抗“高谈主义”式的改造方式，而非区隔“谈政治”（详后）；另一方面更与胡适作为临危受命的《每周评论》主编这一“公人”身份有关，因职责所在，故在立说时，常常需要在自己“想”说的话与主编“应”说的话之间有所权衡。
在1920年之前，《新青年》同人对《新青年》的定位大致有“不谈政治”的默契。周作人曾明确指出，“《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约不谈政治”。[19]而且，据胡适回忆，《新青年》“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那是他的“主张居多”。[20]
与《新青年》不同，由陈独秀、李大钊积极发起的《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报”。[21]那时陈、李“忍不住要谈政治了”，故在胡适奔丧南下后，“就发起《每周评论》，用白话来做政治的评论”。[22]胡适晚年回忆时也说，陈、李当时不以他“不谈政治”的禁约为然，认为“适之不谈政治，我们要谈政治”，又因“《新青年》不谈政治”，故决定“另办一个周刊——《每周评论》过过瘾”。[23]换言之，陈、李等“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们”不同意胡适“不谈政治”的建议却又尊重其禁约，才特意在《新青年》之外创办《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这样，“《新青年》杂志便可继续避免作政治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也可利用一个周刊来得到谈政治的满足”。[24]
胡适清楚《每周评论》的发行原是尊重他“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故颇能领受陈、李的好意。因此，他对于《每周评论》谈政治的倾向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曾批评它”。不过，胡适为遵守自己的禁约，即使被约稿，但“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直到陈独秀被捕，胡适代编《每周评论》，情势才发生变化，“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25]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人原本有一个基本预设，即思想、文化、社会的议题比政治议题更根本，《每周评论》的创刊则是上述基本预设开始动摇的表现。胡适最初与《每周评论》有意疏离恰说明他当时并未认可此种动摇，希望有所坚守。但当他“越俎代庖”主编《每周评论》，即表明其受到此种动摇的影响，只不过尚有被动意味。所谓“不能不”，多少有不得已的无奈之感。此种无奈正来自于胡适作为“谈政治”的期刊《每周评论》主编这一“公人”新身份与“不谈政治”的禁约之间的紧张。陈、李是胡适的好友，况且《每周评论》本是陈、李尊重胡适的产物，胡适更是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避走乡间而不得不接办《每周评论》，本带有义不容辞的“前赴后继”意味，若他一旦接手就立刻废去或公开反对杂志“谈政治”的传统，不仅是对当局示弱，更是对朋友落井下石。[26]
就此而言，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所提到的“问题”，未必全是胡适私心“想”要讨论的问题，还有作为主编“应”说的问题。他在文中说：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狠！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27]
实际上，胡适在文中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多是《每周评论》自创刊半年多以来最为关注的议题，除对南北议和问题持续讨论外，如第8期、第13期的人力车夫问题，第3期、第4期的大总统权限问题等。质言之，胡适所列举的诸多问题，是对陈独秀、李大钊所关心的问题的延续，有代《每周评论》立言的成分。
与作为《每周评论》主编的“公人”所列举的“问题”向政治开放不同，胡适在同一时期发表于其他报刊的言论，如《杜威的道德教育》《论贞操问题》《实验主义》《中学的国文教学》《论大学学制》《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仍体现从思想文艺入手的改造路径，全无具体的政治问题。[28]
尤其重要的是，胡适稍后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总结了新思潮中“研究问题”方面的内容：
在研究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1）孔教问题，（2）文学改革问题，（3）国语统一问题，（4）女子解放问题，（5）贞操问题，（6）礼教问题，（7）教育改良问题，（8）婚姻问题，（9）父子问题，（10）戏剧改良问题……等等。
胡适在文中虽将“研究问题”定义为“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但除“女子解放问题”外，所列举的十种问题不仅与“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所提到“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全然不同，且主要是社会上、宗教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恰恰不包括类似南北议和、安福部解散等“政治上”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说那是“随便翻开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报纸”便可以看出的“问题”，但对于《每周评论》最关注的政治问题却只字不提，仿佛《每周评论》不在那“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之中。[29]
进而言之，胡适担任《每周评论》主编后，虽不能不履行“公人”职责，无法在《每周评论》上公开反对“谈政治”，甚至“不能不谈政治”，但胡适所谈的政治仍与陈独秀、李大钊不同。胡适代理笔政后，所撰写的社论文章有《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期）、《一个问题》（第32期）、《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期）、《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期）等数篇，都很难算是“谈政治”，更非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因此，胡适后来才将其称为“政论的导言”，而非政论“本文”。有意思的是，即使在短评中涉及具体政治问题，胡适也多署笔名。周作人就注意到，胡适“向来写文章的态度很是严肃，不主张用别号，也不说游戏话或激烈一点的话。但是他代编的时期，他用过好几个别号”。[30]用别号谈政治的行为颇具象征意味，似乎正是区分于“向来”不谈政治的胡适。
胡适在晚年回忆时说，当时他“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作为“新尝试”，方才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31]所谓“无法避免”，仍有被动意味，离“发愤要想谈政治”的主动心态有不小的距离。同时，他所说“较基本的问题”，暗含对此前理念的执守，并未完全顺从《每周评论》“谈政治”的定位，而加入“安福部如何解散”“南北问题如何解决”这类具体政治问题的讨论。就此而言，胡适选择谈一些超越于具体政治的“较基本的问题”，便体现了其有意区隔于政治的改造路径。
二、胡适的“问题”：政治的文化基础
在既有认知中，《每周评论》是《新青年》的盟友，精神上“有相通的质素”，被认为都是提倡新思潮的刊物。[32]自外部而言或许确实如此，但自内部言，《每周评论》却是《新青年》同人在“谈政治”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后妥协的产物。它的发行提示《新青年》同人内部面临对早期新文化运动路径——以思想文艺改造国家的某种动摇，以及随之产生的分工甚至“分裂”，其实质是两种改造路径的竞争，即王光祈所说“还是从政治下手吗？还是从社会下手吗”？
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无疑主张从“社会下手”。他曾在1922年解释此前几年“不谈政治”的原因：“我们这几年所以不谈政治，和许多不谈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又说，他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是“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3]
即使在正式谈政治之后，胡适仍“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而政治不过是“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当时中国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而是国人“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才是他们的“真仇敌”。当时之所以破例谈政治，是因这个“小孙子——恶政治”实在“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并未忘记“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34]此后在不同阶段的回忆中，胡适也多将“不谈政治”解释为要“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而其做法，是要“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35]
与晚年所用“较基本的问题”的表述相似，在不同时期的回顾中，胡适都用了“基础”一词。此种思虑背后，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界所广泛接受的思想、文化、社会比政治更根本的基本预设。正如陈独秀所转述的《新青年》同人及读者的观点：“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36]当时新文化人认为即使要改造政治，也需要从超越具体政治的更基础性的思想文艺下手，反而认为对具体政治问题的解决，是浮于表面的“点滴改造”，是舍本逐末。哪怕在“忍不住”谈政治之后，胡适这一思维逻辑并未根本改变。而在五四前后，相比于在《每周评论》中提到的“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胡适显然更提倡研究《新思潮的意义》中的十类在他看来具有根本性的思想文艺问题。
与之可为对比的是，陈独秀在五四前一年谈“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时，也有意区分“普通政治问题”“行政问题”与“政治根本问题”，声明他“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陈独秀当时在不谈政治的氛围中，想要谈政治，不得不有所解释。而此种解释颇能揭示新文化人不同程度追求“根本解决”的心态。如果说《新青年》同人将“问题”区分为政治问题与更根本的思想、文化、社会诸问题，而此时陈独秀则更进一步将政治问题区分为“普通政治问题”与“政治根本问题”，即使谈政治，也要谈超越具体政治的“政治根本问题”。
也正是在超越具体政治的一面，张东荪的思虑与胡适相近。张东荪在五四后宣言，“国家的革新是没有取巧的捷径的，是必须经过那条思想革新的大路的”。[37]因此，陈独秀稍后说在中国“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而在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38]
然而，胡适虽然整体仍执守于从思想文艺着手的改造路径，但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批评“新舆论界”“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的表述，透露出对政治问题开放的姿态，甚至有转向谈政治的迹象，实动摇了他自己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界原有的改造路径。况且，胡适在五四思想界的地位正如日中天，其一言一行，常能竦动观听。当时有人提醒，“胡先生的话，在现在为一般青年转移”，对于“问题与主义”，“恐怕有人拾一二唾余，据以矜炫”，由此影响到青年风气。[39]因此，胡适看似转换路径的表述，即刻触动到思想界的敏感神经，引起不少回应。
当时华林就反驳胡适说：“研究问题也可以被坏人利用”，“万恶官僚，何曾不利用‘研究讨论’？”他进而提醒，当时最要紧的事，“是极端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各谋自决的方法”，因此“必不能染点政治思想”，而应“人人服务社会”。华林当时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或即是胡适印象中“痛骂”他的“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前，华林就曾指出，“什么南呀、北呀、护法呀、非法呀，皆是弄的一团糟”，因此提出“政治罪恶，万万不能信任”。[40]
无独有偶，王光祈对胡适有关南北议和、安福部问题的提法颇为不满，质问道：“南北军人一时高兴和了，一时又发怒打起来了，胡先生有何方法，使他‘必和’‘不打’？又如安福部解散了，他再可以组织福安部。……胡先生又有何方法使他再行解散？”他进而批评胡适“因时因地因事解决具体的问题”的主张，是“头痛医头，足痛医足”，只不过“美其名曰研究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王光祈提醒胡适：“现在一切富于惰性的政客，终日奔忙，何尝不是要解决零碎的问题？”[41]这提示出“安福部如何解散”“南北问题如何解决”这类政治议题，也正是当时“政客”所关注的。
王光祈（1892-1936）
从表面看，王光祈是在批评胡适倡导“研究问题”的“零碎解决”倾向，但实际上，在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所列举的众多问题中，王光祈单挑出“研究南北怎么样议和，安福部怎么样解散”加以批驳，绝非偶然。事实上，王光祈一直主张从社会着手进行改革，反对政治活动。他在1919年初时就断言社会事业为“建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好手段”。其好友李璜则补充说：“从前之改革家，皆从高上做起，吾辈今日则从底下做起。”[42]“底下”与“高上”隐含的正是社会与政治的区隔，也是“吾辈”与“从前的改革家”的区分。两年之后，王光祈又在此基础上概括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正是“吾辈与旧日党人不同之点”，甚至关系到新文化运动的存亡，兹事体大，必须旗帜鲜明。[43]
在华林、王光祈与李璜的表述中，服务社会与“染点政治思想”、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吾辈”与“旧日党人”一一对立。对于新文化人而言，原本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相对清晰，而胡适批评“新舆论界”不研究安福部、南北问题，恰恰模糊了社会与政治的区隔，也模糊了新文化运动与非新文化运动的改造路径，更模糊了“吾辈”与“彼辈”的区分。
按照王光祈稍后的划分，胡适原属于“社会的政治改革”阵营，是“吾辈所承认者”，然而若一旦向“安福部问题”“南北问题”等政治议题开放，则改造路径也就从“社会的政治改革”滑向“政治的政治改革”，被王光祈批评为“眼光短小，不足有为”，“吾辈所不取”。他当时特意提醒胡适，不要蹈梁启超、章太炎的覆辙，在“社会基础未立”时，轻易“从事政治”，以致“身败名裂”。[44]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自述中说自己“发愤要想谈政治”虽有建构成分，但“一个注意政治的人”的自定位却又是实情。他曾特意将有关滇黔当局筑办西南三省铁路合同的报纸圈出，函寄王光祈并提醒“此合同有害”，嘱其注意。王光祈以此为例，认为胡适虽宣言“不喜谈政治”，其实“极留心当世政治”，甚至政治问题“无论大小，皆不肯轻轻放过”。周作人晚年也说，胡适“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证据便是他既“喜谈政治”，却又“以不谈政治为标榜”。[45]就此而言，胡适并不像张东荪、王光祈等人那样激烈地反对谈南北议和等政治问题，甚至也认为这样的政治问题需要有人来谈。杜威在中国讲演时，“政治哲学”的讲题就是由胡适提出。[46]他在介绍《星期评论》时，将《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视为“很切实的具体主张”[47]，而几年后他在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时，决定以南北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仍“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48]，两次相似表述说明“问题”至少是可以包含某些“政治”的，尤其是他对南北议和等重要政治问题念兹在兹。只不过他认为，作为《新青年》同人的“我们”应注重思想文艺的改造，不宜谈政治。因此，“安福部如何解散”“南北问题如何解决”，或许正是胡适日常生活中“喜谈政治”的部分，在行文中自然流露。
有意思的是，与王光祈等人的批评相反，《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对胡适向政治开放的言论深表欢迎。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时观察到当时的思想界“对南北问题，始而厌战终而厌和，甚乃厌闻政治”，尤其批评“近时论者”将南北问题视为“乃政客的事，吾辈不必管，且亦无管之价值”。进而指出：“改造自决，要须一步一步做去，第一步之基础，自然在排斥现在之恶政治；而欲排斥恶政治，则当然须从解决南北问题做起。”[49]张季鸾的批评针对的既是《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也是“新思想家”整体。
面对张季鸾“讲解放讲改造，看将来的成绩如何”的质问，张东荪回应道：“记者敢大胆告诉他说，我们是不问成绩的”，“不像你们的南北问题，要用急功近利的方法去解决的”。并劝对方“大可不必来攻击新思潮，难道还想帮助军阀官僚阻遏新机么”？至少在张东荪的表述中，“主张管南北问题的人”批评解放改造，是站在新思潮之外，属于“你们”，甚至与“军阀官僚阻遏新机”的态度更为接近。他奉劝仍在关注南北问题的国人“回头是岸”：“南北问题与解放改造问题，性质根本不同，一个是一条长路，只要有耐性去走，终有走到尽头的日子；一个是‘此路不通’。”在行文中，“我们”与“你们”的分野明显，“你们天天去碰这‘此路不通’的墙头，把鼻子碰肿了，也无办法。所以我劝你们‘回头是岸’了”。[50]其本质是劝时人将注意力从政治转回到文化运动，又与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批评“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针锋相对。
在五四时期，张季鸾主编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在“新舆论界”的认知中，更接近“旧日党人”而非“吾辈”。他此前就对五四思想界或谈主义或谈思想文化问题颇为不满，而主张多讨论“国家建设”的迫切问题，其中就包括南北议和及制宪问题。[51]因此，胡适当时批评时人“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虽明言是“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但在当时的思想分野中，无意中又靠近“旧日党人”的立场，甚至有帮助“军阀官僚阻遏新机”的嫌疑。其结果不仅引起李大钊、蓝公武、张东荪、王光祈、华林这些新文化人的辩难，还成了新文化运动批评者张季鸾进一步反对新思潮的例证。
这样的情况恐怕是胡适始料未及的。因此，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表述中，虽仍然向政治问题开放，说“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但已不提南北问题、安福系问题，而改用俄国新宪法作为“这个那个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解决法”的代表。谈南北问题或许尚有“旧日党人”的色彩，不容易区隔新旧，而谈苏俄问题显然属于新派专利，甚至不无“过激”倾向。[52]
张季鸾（1888-1941）
不仅如此，胡适稍后更特意撰写《政治的改革与思想的改革》一文予以澄清。他在文中回顾，“民国初元以来直到现在，所谓革新运动都大〔大都〕是‘政治的’”，而新思潮运动，正起于一种新的觉悟，即：
新思潮的运动是一种“非政治的”革新运动。他的目的是思想的改造与社会的改造。新思潮的运动认定现今的政局是没有解决的捷径的，照现在的思想空气，照现在智识程度，无论什么政治制度，无论什么政治手腕，都不中用。[53]
正是在这样的觉悟中，新思潮运动“认定国家的改革是没有捷径的，故打定主意向‘非政治的’方面努力进行”。他进而表明态度：
你们议和也好，不议和也好；携手也罢，不携手也罢；分赃也罢，分不着赃也罢；我们且努力研究社会的问题，打破社会上种种偶像，打开社会上种种束缚自由的枷锁镣扣（文字的枷锁、思想的枷锁、宗教道德的枷锁、风俗制度的枷锁……）。
此文是一篇重要的宣言性文字，与五四时期的核心议题相关，呈现出胡适在思想改造与政治改造不同路径之间的取舍，也可以解构他在《我的歧路》中所建构的谈政治的前史。[54]
胡适在该文中的观点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截然不同，他此前批评新舆论界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是躲懒，而此时却又义正词严质问：
即使南北和议成功，即使南北居然统一，试问中国政局就解决了吗？即使徐陆携手，即使孙段携手，即使北方的军阀换了南方的军阀，即使北方的安福部换了南方的政客，试问中国的政局就解决了吗？
他进而借用苏格拉底被宣告死刑时的话，代表“新思潮运动对于政客”宣言：“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此中“我们”和“你们”的划分，颇可玩味。
胡适该文刊载于张季鸾所主笔的《中华新报》，此或是张氏看到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对政治开放的表述引为同调，特意约稿。然而，胡适却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的方式对其决绝回应，撇清关系，再度肯定新文化人非政治的、从思想文化入手的改造路径，同时也解答了新派的疑虑。
进而言之，胡适心中有着多重的纠葛。他所说的“研究问题”原本可以向政治开放，只不过更希望“我们这班新舆论家”来谈。然而，因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确立的思想文艺的改造路径，他又不希望《新青年》同人转换路径来谈政治。在胡适心中，或许更希望张东荪这样属于“新舆论界”的日报主笔可以多谈政治，而不是转向“高谈主义”。同时，胡适更要区隔“一个人每天要做几家报纸的社论或特评”的“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55]，不允许“他们”来谈政治，混淆甚至淹没了新舆论界的声音。相比于谈什么问题，谁来谈同样重要。或许正是因为“新舆论家”纷纷公开反对，反而是“主笔先生”和武人“他们”开始顺着胡适的关心谈“政治问题”，所以胡适才必须调整自己的表述，回到“我们的路”。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在此时做出这一“‘非政治的’革新运动”的宣言，除回应上述新思想界内外不同的反应外，可能与陈独秀出狱后的思想动向不无关系。《每周评论》被取缔，陈独秀失去这一谈政治的平台后，转而在《新青年》谈起政治。当时他不仅宣言“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颇有象征意味地第一次在《新青年》上讨论“安福俱乐部”问题。[56]陈独秀在此宣言中号称代表“全体社员公同意见”，而胡适在《新青年》同一期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两者既有共通之处，也有些“一个主旨，各自表述”的意味。[57]几乎同一时间，胡适在《中华新报》上的文章，因少了《新青年》同人的身份顾虑，可以更直截了当。可以想象，胡适类似的表态不会出现于《新青年》，更无论他代理主编的《每周评论》。
早在1917年，张东荪就指出，到底是“借政治之力改善社会”还是“借社会之力促进政治”，是“二十年以来所未能解决之大问题”。[58]在五四前后，面对这“未能解决之大问题”，胡适即使有过动摇，但仍“打定主意向‘非政治的’方面努力进行”。换言之，胡适在当时选择从基础性的思想文艺问题入手进行改造，将具体政治问题的解决视为浮于表面的舍本逐末，即类似于以“基础改造”来否定政治问题的“点滴改造”。但有意思的是，在主张“高谈主义”“根本解决”式改造方式的人看来，胡适对思想文艺问题的“基础改造”也只不过是本末倒置的“零碎解决”。就此而言，“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两种同样超越具体政治（或“非政治”）的“基础改造”与“根本解决”之争。
三、以问题对抗主义：两种改造路径的竞逐
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早期研究，关注点多侧重于论辩各方对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李剑农将“问题与主义”之争描述为“一派趋向提倡社会主义，以为这是救中国的良药，一派以为中国尚没有具备需用社会主义的条件”。后来彭明以“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来概括此次论争。前者将“问题”对抗（或对峙）的主义定格为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更具体到马克思主义。[59]他们的观点或不相同，但大致倾向认为胡适的“问题”所对抗的是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主义。[60]
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研究中此类印象与当事人胡适自己事后的叙述不无关联。胡适在论争三年后解释当时之所以“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是因为“‘新’分子”纷纷“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他晚年又回忆说：“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且将此争论视作“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61]
此种观点实有所见。《每周评论》在1919年7、8月间多次传闻将被封禁，身为杂志主编的胡适为此专门致函北京警察厅，辩称不仅不曾“鼓吹无政府主义及共产主义”，且“曾指斥提倡此种主义者”。他又特别指出《每周评论》曾刊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于鼓吹无政府主义及共产主义者，痛下针砭，可以为证”。[62]可以想象，这一表述更多是为保护《每周评论》免于被查封的权宜之计，却也能提示出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或许多少本带有向当局表明《每周评论》“对于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痛下针砭”的姿态。而且，此种姿态仍可从胡适作为主编这一“公人”的身份理解。实际上，《每周评论》自创刊起确实本就侧重“问题”，而非“主义”。罗家伦即称《每周评论》“专以短小精干的文字，讨论国际国内的现实问题”。[63]不过，胡适此文除针对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之外，或许还有着其他更重要的意图，即以“研究问题”来区隔新思想界日渐兴起的“高谈主义”的风气。
胡适重视“研究问题”，与他受实验主义的影响有关。张东荪注意到，胡适是“拿实验主义用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上”。[64]如果回到实验主义的思想脉络之中，“问题”对胡适而言有特殊意义。胡适在介绍杜威《思维术》中论思想的五个步骤，“疑难的问题”居于关键位置，即“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进行”。[65]在这一论述中，思想的起点在于“问题”，而思想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正可见“问题”在其中的意义。他后来回忆受杜威的影响，就在于“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6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验主义的“问题”对胡适来说具有方法论意味。在杜威离开中国前，胡适曾总结称，杜威在中国“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67]就此而言，胡适其实是以问题为方法，或以问题为主义。
在五四前后朝野新旧的社会分野相对清晰，但各种流派的思想观念却多元互歧、混杂难分。然而，趋新思想界中“研究问题”还是“高谈主义”的不同取向，隐隐然成为朝野新旧之外新的分野。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表达的正是这种顾虑，即：“‘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在胡适看来，主义与问题有着竞争关系，高谈主义的人越多，则研究问题的人越少，因此他才追问：“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68]
这样的忧虑与五四前后“主义时代”来临的语境有关。[69]在五四前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文艺改造路径开始动摇，此前与胡适等新文化人参与“研究问题”者，此时纷纷转向“高谈主义”。两年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杂志观察到：“近一二年来的言论界，大非五四前后的言论界了。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70]《先驱》无疑是有主义的，故绝非批评主义本身，主要是不满于空谈主义而希望进一步践行主义。稍后有人在对“高谈主义”表达不满时，同样特意申明自己“所不满的并不一定是主义本身”，乃是“专门高谈阔论，不去实行”的行为。[71]这不仅呈现出主义与问题的一升一降，更重要的是，提示出“高谈主义”已成为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甚至于未必关乎所谈的是何种主义。丁文江将之概括为“主义高调”。[72]
蓝公武、张东荪是新思潮中这一趋向的代表人物。《国民公报》主笔蓝公武曾与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讨论戏剧改良问题、贞操问题、拼音文字问题等胡适所说的思想文艺问题[73]，但随后却“归依了这劳动神圣的主义”，开始研究“俄国过激派”，并且计划专注于柏格森、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八种“近代思潮”的介绍。在蓝公武看来，“主义的研究和鼓吹”已经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74]而与蓝公武同属“梁启超系”的张东荪也在此时转向社会主义。[75]
以后见之明看，蓝公武、张东荪的转变无疑是从胡适所说的“研究问题”转向了“输入学理”。在稍早前，蓝公武的《国民公报》、张东荪的《时事新报》加入《新青年》同人的论域时，胡适曾因此“心里非常喜欢”，认为自己一方“征服了一块地盘”。[76]或许可以想象，当胡适自认为“征服”的那些地盘，离开他们“研究问题”的论域，转向“高谈主义”时，他又将作何感想？大概确实会“大失望”吧。[77]
蓝公武、张东荪
尤其重要的是，胡适“研究问题”是一种“解决法”，主义的背后则有另一整套“解决法”。1922年，在胡适正式“谈政治”之后，“马克斯主义研究会”针锋相对提出，“不信零碎的解决几个问题，就能改造社会”，而是应该“先确定一种主义，以这种主义为依据而根本的解决一切问题”。[78]有意思的是，几乎同一时间，基尔特主义者郭梦良也站在“主义”的立场上批评胡适“少读〔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话”，认为教育与政治虽然都是有价值的东西，但在“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之前，“教育或政治必不能单独得到”。具体问题的解决，最多只有“细微而又细微的改良”。他甚至觉得只有谈主义才算“研究问题”，因为“谈主义正是我们研究问题的结果”，反而是“胡先生们大约不曾研究问题”，至少“不曾彻底的研究问题”。他不无绝对地宣称：“事实上只有‘主义’，并无‘问题’。”[79]
郭梦良与“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对胡适的批评已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三年之后，但他们明确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示出问题与主义对抗的持续性。同时，两位批评者分属不同主义（仍属于更广义的社会主义），但都倾向一种超越具体问题甚至否定具体问题的改造方法。而在五四之前，李大钊就曾表现出类似的倾向，他在谈论“废娼问题”时，提出种种具体办法，但他亦强调：“这都还是些治标的办法。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80]即使李大钊稍后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但也仍强调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进而将“经济问题的解决”视为“是根本解决”，认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81]李大钊在表述中虽也使用“经济问题”一词，但其实并非指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指整体的经济组织。他当时虽还没有明确标出主义，但已将众多具体问题视为“治标”，而将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的根本改造视为“治本”。
罗志田已注意到，按照王光祈在1919年9月的观察，当时出现“两种相反的言论”，即主张“零碎解决——因时因地因事解决具体的问题”和主张“总解决——根本改造”。前者的代表是杜威和胡适，这是多数既存研究已看到的。但后者的代表却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时事新报》记者”张东荪，这一点过去论及此问题的研究者很少注意。而张东荪当时有不少言论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想要获得某种“根本的解决”的心态。[82]在胡适提出“问题与主义”前一两天，张东荪就批评“中国人因为太迁就了”，表现为“随改革随敷衍”，“始终没有彻底的改革”，他比喻说：“好像一所房子，坏了一块墙就糊上一张纸，随坏随糊，不想把他拆了再改造”。[83]
不确定胡适在撰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时，事先是否看到张东荪的时论，但他应该注意到张东荪、蓝公武以及思想界的类似转向。不仅如此，在胡适提出“问题与主义”后，回应最激烈的正是“梁启超系”的《时事新报》和《国民公报》，并且全然没有李大钊那样“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的反思姿态。蓝公武为此撰写《问题与主义》《再论问题与主义》，连载数十日予以反驳，侧重于申述主义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在文化不进步的社会，“问题是全靠主义制造成的”。[84]而张东荪则以“总解决”来回应胡适所说的“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85]，认为“没有总解决便等于不解决，那零碎解决是绝对不中用的”，所以“对于零碎问题不能不有相当的界限”；又说，“有许多问题在总解决未成以前自然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便不能都顾问了”。[86]
王光祈曾指出，张东荪的“总解决”方案隐含有超越或否定问题的倾向，认为“主张总解决——根本改造——的人，每每忽视现在具体的问题”，即“把眼前一切具体的问题，都置于不屑过问之列”。[87]忽视“具体的问题”、把“一切具体的问题”都置之不问，表明以主义为基础的总解决方案可以绕过具体问题进行改造。后来周策纵也是站在整体改造的立场上，批评“少谈主义，多提问题”式“一点一滴的改革”是“散钱满地，尚无线穿”，未能“把思想和制度、学术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来改进”，“不求整个全盘的解决”。[88]也即是说，“主义”与“问题”不仅在论域或话题上有着此升彼降的竞争关系，而且它们均具有“方法”的意味，而作为方法的“主义”本身就有着否定同样作为方法的“问题”的倾向，是“零碎的解决”与“根本的解决”两条改造路径的对峙。
就此而言，胡适虽对几种具体的社会主义有所不满，但他的“问题”未必全是针对某种特定的主义，更多是以问题为方法，对抗主义式的绕过具体问题的整体改造路径。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严厉批评“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是“自欺欺人的梦话”，便直指主义背后的“根本解决”。[89]正如稍后胡适的声明，他所攻击的便是“这种不根据事实的，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改造取径正是他所评判的关键所在。也正因此，他才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不无肯定，说俄国新宪法中的规定都是“具体的政策”，都是“这个那个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解决法”。[90]相较于“具体的政策”背后特定的主义，胡适或许更在意“具体的政策”所代表的从具体问题入手的“解决法”。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论争中向政治问题开放的姿态曾受到张季鸾的欢迎，而反对“高谈主义”的“根本改造”又得到章士钊的呼应。章士钊在1919年10月借助实验主义来回应张东荪的“突变”说。他援引胡适劝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话批评“今之谈新思潮者，有所偏蔽，且空泛而不切实，徒然惹起社会之反感，而无益于本身”，并申明自己的议论当“列入研究问题之一”。[91]张季鸾也借此批评“新思想家憧憬于社会国家根本之改造，目前局面，视为不足重轻”。[92]可以说，章士钊、张东荪关于调和、突变的论辩，与“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零碎解决与总解决的对峙密切关联，同样对应着“主义时代”的语境，也同样是两种改造方法之争。
张季鸾在当时有“政客”色彩，而章士钊又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但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言论无意中成为他们批评新思潮的论据。与此相似，阎锡山在稍早前也明确反对主义，断言“无论说什么主义，皆人类精神病之微菌虫”，“无论什么主义，皆调戏青年学生精神之媒介物”。[93]对此，《时事新报》的记者提醒“读者不要误会”，阎锡山“这‘非主义’的主义，和胡适之君‘少谈些主义’的意思是不同的，因为胡君并没认主义是微菌虫，是调戏青年精神之媒介物”。[94]需要对读者特意解释，洽说明胡适与阎锡山在“非主义”的方面有相似之处，即使没有到“认主义是微菌虫”的程度，但已然容易引起误会。因此，李大钊才感慨：“我们谈主义罢，王揖唐也来谈主义；我们非主义罢，阎锡山又来非主义。究竟如何是好呢？”[95]
正如蓝公武在此前所预感到的，胡适的“这篇议论，恐怕会得一个意想外的结果”，而且“有为人利用的危险”。因为“中国自来在因袭势力压迫之下，动不动就拿经验二字来压人”，只因当时“新机日发，正有一日千里之势”，旧派才“敢怒而不敢言”，而胡适的文章“若被他们利用了去”，就很可能出现“反压的危险”。他尤其提醒，“横竖吾们是他们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去了，他们才痛快”。[96]
无论是蓝公武、李大钊抑或是胡适，心中都有“吾们”与“他们”的对立与紧张。胡适原本担心谈主义“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97]，此时却又面临非主义同样被“无耻政客”利用的危险。蓝公武“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一语，表明“主义”已不能成为划分“吾们”与“他们”的标准；而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反而有可能因“问题与主义”的新对峙而模糊了“吾们”与“他们”原本清晰的“新旧”界限，甚至还有颠倒“新旧”的危机。
正是面对此种“如何是好”的困境，胡适在发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系列文章后，又撰写《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向“新思潮的领袖”表明立场。他一方面概括新思潮的“两种趋势”为“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明确将“输入学理”纳入新思潮之中；且特意针对章士钊“调和论”，明言“反对调和”。另一方面，胡适却又要对“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有所区别，以捍卫其以具体问题入手、一点一滴的改造路径。他总结说：“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与之相比，所输入的学理，“十部《纯粹理性的评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他提醒“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以后能了解这个教训，能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希望坚守从具体问题入手的“解决法”，以此对抗当时逐渐兴起的以主义绕过具体问题的改造路径。[98]
结语
既往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多聚焦“主义”，而比较忽视“问题”本身的丰富内涵。而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则常被置于反对某种主义或转向“谈政治”的两种思想谱系之中。实际上，胡适在代理《每周评论》主笔期间身处于一种错位中：作为《每周评论》代笔者的胡适，有着延续陈、李传统的职责，因此在号召“新舆论界”研究具体的问题时，需要向政治问题开放；但作为“不谈政治”的胡适，在不得不谈政治时，却依然选择“谈点较基本的问题”。就此而言，胡适在开始“谈政治”时仍延续他看到张勋复辟、出版界沉寂后立誓“不谈政治”以来的两种基本态度：即使“谈政治”，也要从比政治更基本的地方开始谈；即使“谈政治”，也要秉持“政治”和“非政治”有所区隔。
胡适，1958
然而，“主义”对应着新思潮中的“输入学理”，恰恰属于“非政治”的思想，但又可以绕过具体的思想文艺问题，直接作用于政治，不仅模糊了“政治”和“非政治”的区隔，更成为一种改造方法，否定“研究问题”。因此，胡适反对“主义”的背后，主要未必是反对具体的某种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作为方法，取代新文化运动中既有的侧重讨论思想文艺问题的改造路径，其实仍是执守于作为改造方法的“问题”。
当时王光祈观察到思想界的两种疑问：“还是研究主义吗？还是讨论问题吗”，以及“还是从政治下手吗？还是从社会下手吗”，这两组矛盾相互嵌套，呈现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文艺改造路径所遭遇到的双重动摇：其一为从讨论思想文艺问题转向谈政治的动摇；其二为从研究问题转向高谈主义的动摇。胡适“问题与主义”的提出，侧重对新思潮“正统”的执守与捍卫。不过，他在捍卫“正统”新思潮不滑向主义这一极时，却不知不觉滑向了同样能动摇“正统”新思潮的另一极——政治问题一边。这使他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的言说。
在“从政治下手”还是“从社会下手”的争论中，胡适主张不谈政治，认为“一个国家的改革，决不能单靠政治制度的改革，决不是可以单从政治一方面下手的”，如果“政治制度不根据于思想界的空气，没有思想潮流作后援，是决不能有功效的”[99]，因此主张从更根本的思想文艺入手，而认为浮于表面的对具体政治问题的“点滴解决”是舍本逐末。但在“问题与主义”的对峙中，张东荪等主张从主义入手，追求“根本解决”，认为社会问题“表面上固然是社会上制度、组织不好的问题”，然而“骨子里，却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因此“不论要把政治弄好，或是教育弄好，都非把社会的全组织弄好不可”。[100]他们着眼于社会全体，无论是具体的政治问题或具体的思想文艺问题，都不过是舍本逐末的“点滴解决”。
若以“根本解决”与“一点一滴的改造”这一对矛盾为参照，“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可以说是一对具体而微却又更为持久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两组关系中，具体政治问题的解决、基础改造（思想文艺问题的“点滴解决”）、根本解决，不仅在时序上演进更替，分别代表着五四前、五四中与五四后的流行样态，并且隐隐中在进化序列上形成阶梯式的“鄙视链”，后者否定前者。胡适正居于两对矛盾的联结点。他一面以“非政治的基础”的思想文艺问题对抗更为具体的政治改造，一面又以“具体问题”对抗着“高谈主义”的整体改造。
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高一涵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一文，文前有一段告白，呼应胡适：“近来有一部分官僚痛恨我们小报，因为我们稍为介绍一点新思想，便不问青红皂白，动不动就说我们是‘过激派’”，于是“没有法子，只好少谈些主义，少管些武人、官僚私有的政治”。[101]此文与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同期发表。在文中，高一涵虽对“政治”加了限定，但仍能清晰呈现出胡适接任主笔后《每周评论》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既“少谈主义”又“少管政治”。概言之，胡适的“问题”恰在政治与主义之间。
注释：
[1]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
[2]蒋梦麟：《谈中国新文艺运动》，台北《传记文学》第11卷第3期，1967年9月，第111页。
[3]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英文初版于1960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17页。
[4]坚瓠（钱智修）：《本志的第二十年》，《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1923年1月10日，第4页。
[5]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早期的代表性研究有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0—499页；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伟大的开端（1919—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26页；邓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此后，罗志田在历史语境中重新解读“问题与主义”之争，梳理了论争的本事、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走向“行动的时代”等议题。参见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此外，林毓生、王远义的研究侧重讨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意义，而江勇振则关注到胡适的言说与杜威思想的关联。参见林毓生《“问题与主义”论辩的历史意义》，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 期；王远义《惑在哪里——新解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及其历史意义》，台北《台大历史学报》第50期，2012年12月；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 日正当中，1917—192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1—171页。
[6]关于五四后思想界的政治转向，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7]若愚（王光祈）：《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晨报》，1919年9月30日，第7版。
[8] 周作人：《我最》（1925年10月5日），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
[9]张竞生：《“北大”回忆》（1960年），《张竞生集》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354页。
[10]《胡适之先生关于革新文学之谈话》，北京《国民公报》，1919年2月15日，第5—6版。
[11]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第1版。
[12]本段及以下段引文，见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1922年6月18日，第3—4版。
[13]胡适：《政治的改革与思想的改革》（1919年12月22日），上海《中华新报》，1920年1月1日，“新年增刊”，第1张第3版。
[14]胡适：《答陈独秀》（1920年12月间），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282页。
[15]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第1页（文页）。
[16]郭梦良：《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11日，第1版。
[17]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第1版。
[18]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3—4版。
[19]周作人：《我最》（1925年10月5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299页。
[20]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4月29日），《胡适全集》第22卷，第271页。
[21]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
[22]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4月29日），《胡适全集》第22卷，第274页。
[23]胡适：《报业的真精神》（1953年1月7日），《胡适全集》第20卷，第699页。
[24]本段及下段引文，见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355页。
[25]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
[26]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7]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第1版。
[28]参见季维龙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6页。
[29]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7页。
[30]周作人：《红楼内外》（1948年10月25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705页。
[31]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355页。
[32] 《书报介绍·国民公报》，《新潮》第1卷第3期，1919年3月1日，第541页（卷页）。
[33]胡适：《对于本报的批评》，《努力周报》第4期，1922年5月28日，第8版；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
[34]胡适：《对于本报的批评》，《努力周报》第4期，1922年5月28日，第8版。
[35]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 10月 30日），《胡适全集》第12卷，第227页；胡适：《报业的真精神》（1953年1月7日），《胡适全集》第20卷，第699页。
[36]本段及下段引文，见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第1页。
[37]《新学会宣言书》，《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9月8日，第3张第4版。
[38]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第1页（文页）。
[39]此为赵世炎引《民风报》“两极先生”的话。赵世炎：《工读主义与今日之中学毕业生》，《神州日报》，1919年10月19日，第6版。
[40]华林：《评论的评论》，《时事新报》，1919年7月28日，第2张第1版；华林：《政治罪恶》，《时事新报》，1919年6月2日，第2张第1版。
[41]若愚（王光祈）：《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晨报》，1919年9月30日，第7版。
[42]《会务纪闻》，《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第19—20页；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第18页。
[43]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1921年10月），《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第5页。
[44]本段及下一段引文，见王光祈《“社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革”》，《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第48—49、54页。
[45]周作人：《与鲍耀明书》（1965年4月28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第288页。
[46]彭姗姗：《五四时期杜威“政治哲学”讲演论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
[47]（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第2版。
[4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日，《胡适全集》第29卷，第622页。
[49]一苇（张季鸾）：《南北问题可以旁观乎？》，上海《中华新报》，1919年10月22日，第1张第2版。
[50]记者（张东荪）：《亦大可以休矣》，《时事新报》，1919年10月28日，第2张第1版。
[51]一苇（张季鸾）：《思想界与宪法》，《中华新报》（上海），1919年12月22日，第1张第2版。
[52]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第1—2版。
[53]本段及下段引文，见胡适《政治的改革与思想的改革》（1919年12月22日），上海《中华新报》，1920年1月1日，“新年增刊”，第1张第3版。
[54]有意思的是，该文在稍后出版的《胡适文存》中却未见收录，是胡适无意的漏收，还是态度转变后为维护自己思想“一致性”而有意忽视，尚不得而知。之后不同版本的《胡适文集》《胡适全集》及其他有关论著均未涉及胡适此文。
[55]（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期，1919年6月29日，第1—2版。
[56]《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3页；（陈）独秀：《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119—120页。
[57]罗志田：《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58]（张）东荪：《漫言》（一），《时事新报》，1917年9月6日，第1张第2版。
[59]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535页；彭明：《五四运动史》，第470页。
[60]有学者指出，胡适所针对的主要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安福系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主义等。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香港《二十一世纪》总第8期，1991年12月；李良玉：《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马以鑫：《“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61]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354—355、358页。
[62] 胡适、高梦弼：《〈每周评论〉致警察厅函》，《国民公报》，1919年8月17日，第2版。
[63] 罗家伦：《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和影响——民国二十年五月四日在南京五四运动纪念会演讲》（1936年5月4日），《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杨琥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64]（张）东荪：《非革去两种毛病不可》，《时事新报》，1920年10月18日，第1张第1版。
[65]胡适：《杜威论思想》，《新中国》第1卷第2号，1919年6月15日，第3页。
[66]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1930年11月），《胡适全集》第4卷，第658页。
[67]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7月10日），《胡适全集》第1卷，第361页。
[68]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第1版。
[69]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219页。
[70]《发刊词》，《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第1版。
[71]周守一：《士气与国运》，《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号，1924年6月25日，第26页。
[72]丁文江：《高调与责任》，《晨报》，1925年6月19日，第3版。
[73]周月峰：《响应与批评：五四运动前蓝公武与〈新青年〉同人的互动》，《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74]知非（蓝公武）：《最可纪念的晨报》，北京《国民公报》，1919年5月2日，第5版；知非（蓝公武）：《俄国过激派之研究》，北京《国民公报》，1919年4月11日，第5版；《知非启事》，北京《国民公报》，1919年6月30日，第5版；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北京《国民公报》，1919年7月31日，第5版。《俄国过激派之研究》自1919年4月11日起连载一个月；《知非启事》更是自1919年5月28日连载两个月，直到7月下旬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
[75]周月峰：《“革命”的文化运动：“五四”后张东荪的新文化方案》，《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76]《胡适之先生来信》（1919年1月24日），北京《国民公报》，1919年2月7日，第5版；《胡适致许怡荪》（1919年1月20日），梁勤峰等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1页。
[77]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
[78]《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宣言》，《京报》，1922年8月5日，第7版。
[79]郭梦良：《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11日，第1—2版。
[80]常（李大钊）：《废娼问题》，《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第3版。
[81]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第1—2版。
[82]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83]（张）东荪：《俄人的性格》，《时事新报》，1919年7月18日，第2张第1版。
[84]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北京《国民公报》，1919年7月24—31日，第5版；知非（蓝公武）：《再论问题与主义》，北京《国民公报》，1919年9月17日—10月12日，第5版。引文见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北京《国民公报》，1919年7月29日，第5版。
[85]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第2版。
[86]（张）东荪：《零碎解决与总解决》，《时事新报》，1919年9月22日，第1张第1版；（张）东荪：《势力与决心》，《时事新报》，1919年9月24日，第1张第1版。
[87]若愚（王光祈）：《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晨报》，1919年9月30日，第7版。
[88]周策纵：《依新装，评旧制——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特征》，上海《大公报》，1947年5月4日，第3版。
[89]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第1版。
[90]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第1版。
[91]章士钊：《新思潮与调和》，《新闻报》，1919年10月10日，“国庆增刊”，第1张第2版；章行严：《新思潮与调和》，《新闻报》，1919年12月28日，“星期增刊”，第2—3版。
[92]一苇（张季鸾）：《改造和平会议说》，上海《中华新报》，1919年12月19日，第1张第2版。
[93]《阎锡山氏最近之言论》，《新中国》第1卷第7期，1919年11月15日，第42页。
[94] 记者：《〈新中国〉的“主义”》，《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7日，第2张第1版。
[95]李大钊：《主义》（1919年12月7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96]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北京《国民公报》，1919年7月24、31日，第5版。
[97]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第1版。
[98]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8—12页。
[99]胡适：《政治的改革与思想的改革》（1919年12月22日），上海《中华新报》，1920年1月1日，“新年增刊”，第1张第3版。
[100]郭梦良：《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11日，第1—2版。
[101]涵庐（高一涵）：《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第2版。
（转载自“论文衡史”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