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亭》因何催泪？
“豫剧团唱的最后一场戏是《清风亭》，顺子特别喜欢这本戏，演的是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豫剧团拿这本戏压轴，算是压到正穴上了。顺子早几天，就给豫剧团的团长说：‘拿《天雷报》压大轴，高，实在是高！’他又给人家团长扎了个大拇指，并很内行地说，‘世上最好的戏，就是苦情戏，《天雷报》是苦情戏里边的苦情戏，不信你看，今晚肯定爆满。’……晚上，果然按顺子说的来了，不仅爆满，而且过道都站了人。”
作家陈彦小说《装台》，讲述的是西安装台人的生活，主人公刁大顺最喜欢的戏就是《清风亭》。据报道，近日河南南阳豫剧团下乡演出《清风亭》，台下父老集体飙泪，其中一名饱含热泪的被网友称为“憋泪哥”，该视频瞬时走红网络。小说中的描写可作背书。
张元秀夫妇在清风亭拾到弃婴张继保，抚养十三年，后张继保得知身世，认祖归宗，富贵之后不认养父母。张元秀夫妻悲愤身亡，逆子终遭雷殛。《清风亭》故事源自《北梦琐言》中的一则笔记，历经改编。全本《清风亭》分《清风亭》《天雷报》两出，《清风亭》又名《青风亭》《周梁桥》，《天雷报》又名《雷打张寄保》（又作张继保、张继宝）。
该戏自古就是催泪神剧。除豫剧外，京剧、川剧、秦腔、河北梆子等地方戏均有此剧目。京剧名家马连良、周信芳、雷喜福等均擅演此剧。
这部戏为何至今“催泪”？因它切中了“老有所养”的时代痛点。
一代通儒力捧《清风亭》
“明日演《清风亭》，其始无不切齿，既而无不大快。铙鼓既歇，相视肃然，罔有戏色；归而称说，浃旬未已。”
这是清代通儒焦循在乡下看《清风亭》一戏时的所见所记，载于《花部农谭》一书。
焦循，字里堂，江苏甘泉（今属扬州市）人。早年曾为名臣阮元幕僚。38岁中举，却无心仕途，潜居乡野，研习经算，闭门著书，闲时看戏。
《花部农谭》写于“柳阴豆棚之下”。焦循自述，每当“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之时，便举家驾舟、沿湖观阅，“天既炎暑，田事余闲，群坐柳阴豆棚之下，侈谭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
所谓“农谭”，即与农叟渔夫们间的戏文闲话。焦循之子焦廷琥在《先府君事略》中记：“村人们每就府君询问故事，府君略为解说，莫不鼓掌解颐。”
焦循考证，《清风亭》源自史事，见于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唐代尚书张裼与营妓私生一子，因其妻苏氏善妒，不敢取归交于好友张处士收养。其子长大，得知身世，赴京认亲。虽然张裼已经去世，但苏夫人悔泣，准其归宗，取名张仁龟。张仁龟此后官途亨通，却不认养父。不想某日突然于驿馆中上吊而亡，时人认为或是张处士到地府“冥诉”所致。
《旧唐书》确载张裼其人，唐僖宗时任吏部尚书，有三子，均进士及第，即：文蔚、济美和贻宪，不见张仁龟之名。《太平广记》中收录有《张氏子》一篇，记载张裼有五子，其中一个没提名字的儿子，想成仙而吃蠹虫，结果患了心疾而死。
《清风亭》一戏的历史背景后改为宋代。在清代“川戏本”《清风亭》中，开场时张文（元）秀言明，收养弃婴“因那年宋真宗大放花灯，夫妻前去观灯”。又京剧《打龙袍》中，包拯放粮回京，命在宫外演放花灯，令扮《清风亭》故事，以感动宋仁宗。
明代万历年间，状元出身的秦鸣雷著传奇《合钗记》，又名《清风亭》。薛荣娶妻梁氏，又娶洪氏为妾。洪氏产子，梁氏谋投河中，孩子被婢女置盒内放于墙阴，被王翁拾去抚养。十多年后，洪氏被迫出走，母子在清风亭相认，一同进京寻找薛荣，孩子改名薛梦祥。薛梦祥平贼有功，得富贵荣华，终与父相遇，又迎王翁夫妇和婢女孝顺。两戏有相似之处，但《合钗记》结局圆满。
结局怎么解恨怎么来
《北梦琐言》中不肖子上吊而死，而《清风亭》改为遭天谴、被“雷殛”。这一改动得焦循盛赞：“改自缢为雷殛，以悚惧观，真巨手也。”之后史学家钱穆同样高度评价为“中国戏剧之妙义”。
“雷殛惩恶”的桥段在戏曲最初就出现。宋代南戏《赵贞女蔡二郎》，被明人徐渭称为戏文之首，讲书生蔡伯喈弃亲背妇，最后“为暴雷震死”。徐渭称这种结局是“里俗妄作”。
《清风亭》外，还有《金锁记》《劝善记》《钵中莲》等对剧中恶人加以雷罚。元代关汉卿杂剧《窦娥冤》，对张驴儿的判罚是“毒杀亲爷，谋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刮一百二十刀处死”。明代叶宪祖改编为《金锁记》，张驴儿则被雷公雷母处斩，“空中来了雷母雷公，奉了玉皇上帝旨。要把张驴的尸首轰，闪电交加霹雷响。霎时骨肉影无踪，雷部归位上天去”。
“里俗妄作”为何要对不孝子和负心汉天打雷劈？为了让观众看个痛快。
明代高明写《琵琶记》，据《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成，结局变成了大团圆，蔡伯喈的忏悔只归于轻描淡写的一句“文章误我”。
焦循推崇《赛琵琶》，“余最喜之”，而不屑《琵琶记》对蔡伯喈的滤镜。《赛琵琶》写的是家喻户晓的渣男陈世美。焦循说，《西厢记》的“拷红”一出，让红娘责备老妇人，世人认为大快人心，但他以为《赛琵琶》的“女审”一出，让秦香莲当堂审问陈世美，更胜一筹。“忽聆此快，真久病顿苏，奇痒得搔，心融意畅，莫可名言，《琵琶记》无此也。”
《清风亭》重在说白。现存最早的梆子腔本《清风亭》，只写到张继保要上京认亲处，养父张元秀是丑儿，台词多插科打诨。再看马连良先生《天雷报》藏本，张元秀自尽前痛斥张继保：
张继保，小畜生! 你母为你撞死亭上，你还坐在上面徉徉不睬，我与你永诀了罢。哎呀列位呀！有子不怕手无钱，有钱无子苦难言。我今无钱又有子，恩养一子接香烟。身荣不把爹娘报，双双逼死在亭前。奉劝世人莫继子，哎呀列位呀，这报恩只得二百钱。我今遇此不孝子。呀呀呸！不孝名儿万古传。张继保! 为父多谢你了。哎呀妻呀! 你的阴魂休散，我赶你来也！苍天呀，苍天！这是我无儿子的下场哇……（磕头介）气死我也！
句句都是大白话，句句都是爽点，句句都让观众出气解恨。
“雷殛”是《清风亭》全戏爆点。民国初年王梦生著《梨园佳话》，讲述谭鑫培演《天雷报》的场面。观众“并肩累足，园中直无容人行动之余地”。至张继保被天雷击死，“相率出门。时雷雨方来。沾涂颠踬者，踵趾相错。早去刻许可免，而人人意畅神愉，虽牵裳蒙首，扶掖而行，而口讲指道者……咨嗟叹赏，若忘饥饿，天雨道滑不顾也。评笑百出，旁观若痴”。
慈禧要求“多打雷”
焦循力挺《清风亭》的天打雷劈，涉当时文艺论争——清代乾嘉时期昆曲与地方戏之间的“花雅之争”。
雅部指昆曲，花部指除昆曲之外的其他地方戏，这一划分最早见于清代吴长元的《燕兰小谱》：“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昆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长，各不相掩也。”
明末，湖北人杜浚写过一首《竹枝词》：“青红五色旧衣裳，唱价声高老弋阳。客子忍寒无不可，十分难忍这般腔。”“向无曲谱，只沿土俗”的弋阳腔在明末流布于民间，却遭文人鄙薄。
清中叶以后，俗戏勃兴，昆曲在“花雅之争”中已现颓势，但当时一般士大夫仍尊尚昆曲为“正音”。《在园杂志》载：“近今且变弋阳腔为四平腔、京腔、卫腔，甚至等而下之，为梆子腔、乱弹腔、巫娘腔、唢呐腔、罗罗腔矣，愈趋愈卑，新奇叠出，终以昆腔为正音。”《啸亭杂录》批评花部“其饶拔喧筒，唱口嚣杂，实难供雅人之耳目”。
学者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说，乾嘉时期，地方戏曲走向兴盛，焦循所在的扬州，正是当时南方戏曲的中心，“乾隆间扬州的戏剧，既称盛一时，其戏班及名优，亦皆萃集一处，‘昆曲’之盛衰，乃全系于此”。
乾隆数次南巡，均驻跸扬州。为迎帝驾，《扬州画舫录》载：“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当时虽对“花部”剧多有禁止、查办，文人也往往鄙薄为“村野妄作”，但以当时北京梨园为例，“所好惟秦声、罗、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
焦循将“花部”调侃为“村剧”，却是在尊花贬雅，为花部作推手。焦循认为，昆曲“繁褥”，其曲虽“极谐于律”，但观众未睹本文，往往不知所谓。而花部曲文比之于昆曲，显得“直质”，“虽妇孺亦能解”；花部内容上“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有教化作用，而昆曲总写才子佳人，“多男女猥亵”，渐趋腐化。
花雅之争，重点在戏曲是给谁看的问题上。清代李渔主张具代表性：“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
《清风亭》不只老百姓爱看，慈禧也爱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四月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于西苑瀛台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慈禧在颐年殿四次观看谭鑫培与罗寿山主演的《天雷报》，并对剧情进行三次删改，并降下懿旨要求多打雷：“老佛爷传：《天雷报》添五雷公、五闪电，张继宝（保）魂见雷祖打八十后，改小花脸，添开道锣，旗牌各四个，中军一名。”
慈禧对张继保“罪加一等”，有内情，用来表达对光绪皇帝的不满。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载：“供奉内廷最有名，时时涕泪感恩承。慈官亲点天雷报，演与今皇默默听。清光绪帝继同治大位乃西太后那拉氏所主持。及光绪引用康有为及‘六君子’行新政，母子间积不相能。每遇宫廷庆宴，西太后则点谭鑫培演天雷报一剧，以刺光绪帝，谓其忘恩负义，帝观之默然。”
焦循提倡戏曲要大胆虚构，称之为“谬悠”。《清风亭》在解气的虚构之外，打动人心之处更在于能观照现实、直诉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