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开明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印行的《叶圣陶研究年刊 2018年》发表了叶圣陶一九五七年的日记，夏季三个月中有不少天都现场记录了“目前‘鸣’‘放’”的大事，如五月十八日写有“余甚矛盾，一向欲求心之宁静，最好少所闻问，殆必有被邀座谈之机会，如何表示，日徐徐思之”。真是“料事如神”，刚说“必有被邀座谈之机会”，这“机会”就找上门来了！应该是写下这话的次日或再过一两天，叶圣陶“接到通知，说是开座谈会，帮助整风，讨论怎样改进领导整个文学事业的问题”。从叶圣陶的自述文字看，他这回“接到通知”时，可能正在午休或神志还不太清醒，因为他明确公开表示“记不清楚，大致是这么说”。

叶圣陶研究会主办《叶圣陶研究年刊》，开明出版社，2012年-2023年

叶圣陶所说的这个“帮助整风”的“座谈会”，在几十年后的专题研究成果巨著年表类中都查不到，当年的官方《文艺报》等权威媒体上也无记载，连专事研究载录叶圣陶生平事迹的《叶圣陶年谱长编》也只字不提，因为作者未见到叶圣陶一九五七年日记这一件“独家”秘辛文献。

这次“座谈会”规模很小，但规格不低，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亲自”主持，参加者据叶圣陶日记只有主持人邵荃麟和发言者叶圣陶、陈梦家、黄药眠、钟敬文共五个人。具体时间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座谈”开始时间是下午两点。叶圣陶是下午两点提前半小时到的。“座谈”地点是中国作家协会，多半就是邵荃麟自己的办公室内。从叶圣陶这一天的日记来细究，他写的是“会中开小型座谈会”，就是说这天下午有大会，大会进行的同时这五个人又另外来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邵荃麟在青岛，摄于1957年

叶圣陶这一天的日记说他“于五点先退”，也即提前离开会场。以当时六十三岁的文学前辈，还是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身份，对叶圣陶的这次“先退”不宜做架空的过度阐释，诸如根据其早几天的日记中“欲求心之宁静”就揣测他不想多听到“鸣”“放”的“揭发”等，这是学院派理论分析“家”们的长项，实证研究者只能力避之。这一回“小型座谈会”上叶圣陶说了什么，已无原始的录音或记载可证。仍是叶圣陶日记，让我们得知他于“小型座谈会”后的第三天即五月二十五日收到了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之记录稿”。老人很生气，因为他读了“记录稿”后，感到“又简又不通，完全不成东西”。

然而，参照开“座谈会”那天日记的叶圣陶自述，他这天“先后困甚，睡眠不好”，就是吃午饭后“困甚”，午睡的休息效果不佳，他可能未写出讲话稿或提要，信中说了自己的意见，记录者“公事公办”地如实简单记录其所谓“要点”，自然就会“又简又不通”。好在叶圣陶想得开，便是他这天日记上写的：“既已发言，他们又须刊登，非自己重写不可。”于是当天，准确地说是五月二十六日深夜即当晚后半夜的十二点至一点半，叶圣陶完成了四天前即二十二日下午座谈会发言的重新写定稿，这就是发表于六月九日出版的该年《文艺报》周刊第十期第二页上方的《“领导”这个词儿·个人自己的哲学》，有二千一百字。该文共十一个自然段，仅有十一个字的第六自然段是过渡提示。头五个自然段谈说“‘领导’这个词儿”、后五个自然段谈说题目所示的“另外一层意思”即“个人自己的哲学”。就文章结构上来讲，章法井然、说理清晰、文笔朴实生动，全说心里的真实想法且无一句套话空话。从文章内容上来讲，非常重要，近七十多年后重读，也仍如同言说当今文坛呢！

叶圣陶摄于上海香山路仁余里二十八号寓所

然而，如此重要的文章却一直是“叶圣陶集外文”，连两百多万字的商金林“撰著”四卷本《叶圣陶年谱长编》的相应时段，竟无一字载录。一九五七年的《文艺报》周刊并非海内外孤本，找来并不困难。但是，应该收入此文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印行的《叶圣陶散文乙集》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印行的二十五卷本《叶圣陶集》第七卷都没有编入。

文章内容也不再由我来转述，特略加纯技术整理并仔细过录附于文后，供读者欣赏和给叶圣陶研究者提供探究的文本。我在过录时，仅仅订正了两处误植和改十多处逗号为顿号，依据的行文规范就是本文倒数第四段头一句叶圣陶本人的表达风格。

“领导”这个词儿·个人自己的哲学

——在作协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叶圣陶

接到通知，说是开座谈会，帮助整风，讨论怎样改进领导整个文学事业的问题。记不清楚，大致是这么说。作家协会是个人民团体，该做些什么事呢？从前社团定章程，第一条往往标明“宗旨”二字，下边写本会以什么什么为宗旨。作家协会如果照这个方式定章程，我想，写在“以”和“为宗旨”之间的，不外乎“联络感情，共同研究”之类的话，正是一般章程里常用的。联络感情不限于聚餐喝酒、看戏跳舞，或者敷敷衍衍、“今天天气……”。要是协会有一套有效的办法，使大家相见以心，交成真正的朋友，彼此的志概和愿望、欢乐和哀愁，不仅彼此知道，而且引起共鸣，那多么好啊!而那么做也就是联络感情。至于共同研究，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少。研究创作、研究怎么研究文学，诸如此类，全是大家挺乐意的。作者创作了什么，大都不欢迎命令主义地提意见，可是极欢迎朋友们设身处地地读他的原稿，体会他的甘苦，说出又恳切又坦率的读后感。再说研究文学，题目非常多，文学理论方面。文学史方面，谁都可以举出好些个。从中抽出几个题目，通力合作，真下一番工夫，弄得一清二楚，大家长进，大家欢快。协会能在以上说的两项起些推动和组织作用，那就实做了“共同研究”四个大字。

如果我的说法有点儿对头，那么，说“领导整个文学事业”，“领导”这个词儿是不是不怎么贴切？是不是该换个别的词儿？假如该换，换个什么词儿，此刻我说不出。

文学事业跟行政工作不一样，跟工农业生产不一样。行政工作和工农业生产没领导，就会乱，就干不下去。文学事业到底是个人的劳动。创作当然是个人的劳动。研究文学可以集体地搞，可是这所谓集体地搞，也只是多少个个人通力合作。既然是个人的劳动，不用问有了领导有什么坏处，只要问有了领导有多少好处。依我想，文学事业只能是文学方面个人的劳动的总和。领导得好好的，可是个人的劳动跟不上，文学事业还是不会有什么光彩。

再说，用了领导这个词儿，是不是跟近来提倡的“百花齐放”有点儿冲突，也值得考虑。会不会引起人家的误会，叫人家这么想，原来万紫千红应该开成同一的模样？谁如果这么想，的确是误会，可是这个误会很容易引起。

我的说法只是感想式的，恐怕很浅薄，恐怕完全不对头。可是，脑子里既然这么想，我就照样把它说出来。

现在再来说另外一层意思。

作者创作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什么是作品的主题思想、谁是作品里的典型人物。也不会想到他写那篇作品准备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或是讽刺什么。假如我也够得上算一个作者，我就从来不曾这么想。作者自己的哲学跟周围的人和事物碰头，集中在一个交点上，像好些道探照灯的光集中在一架飞机上似的，这就来了非写不可的愿望，这就着手创作。这儿所谓自己的哲学，也许就是书本上的哲学，但是作者已经把它消化，变成自身的血肉，主宰着他的整个生活。也许作者从来没读过什么哲学，但是他从生活实践里体会到这么几条道理，他就凭这么几条道理做人处事，这也是自己的哲学。我所说自己的哲学是这样意思，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作者写东西，如果草率从事，可能够不到他自己的哲学的深度，也就是说，没有把他自己的哲学跟周围的人和事物集中在一个交点上。如果认真地写，所写的东西就恰好标明他自己的哲学的深度，他自己的哲学多么深，写成的东西也多么深。希望写成的东西超越自己的哲学，那是办不到的。即使读很多的哲学，要是书本上的哲学没有化为自己的哲学，读得多也无济于事。假如我这个说法有些儿道理，那么，观察事物也好，体验生活也好，不能不同时追求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的哲学。

以往谈创作，主题思想、典型人物、歌颂什么、批判什么、讽刺什么之类谈得挺多，怎么样充实作者自己的哲学，几乎不谈——这原来不是谈谈就成的，全在乎各人能够“自得”。主题思想、典型人物……之类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工作方面用得着。作者可以兼文学批评者，写成了东西，可以站在文学批评者的地位看自己的东西，那时候，文学理论就用得着。惟有创作的时候用不着。让这个那个概念塞住了心窍，笔端就像沾满了浓厚的墨胶，还能流利爽快地写下去吗？

最近遇见一位中学老师，是儿童文学作者。他知道我也搞过儿童文学，恳切地问我，能否给他介绍几种儿童文学理论书籍，使他在创作上得到些帮助。我恳切地回答他说，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大概有，很惭愧，我没读过。我又给他贡献我的意见说:“不读什么儿童文学理论书籍也可以创作，您不是有了亲身的经验吗？您有自己的哲学，学校里有您的学生，府上有您的孩子，社会上有许许多多孩子，您创作的本钱不是很充裕吗？”我有时接到不相识的人的来信，真诚请教，意思跟那位中学老师差不多。在读信的时候，我总这么想，文学理论对创作究竟有多少帮助？

还有一个事实，恐怕在座诸位不一定知道。有些小学里，孩子的语文课本上歪歪斜斜写着“主题”“勇敢”“机警”“崇高品质”……这些字眼。影响如此，大概是谈文学理论的先生们没有料到的。

往后协会里谈创作，无论作报告或是几个人共同讨论，是不是可以少谈些文学理论？我的意思，最好让作者们互相勖勉，充实自己的哲学。再说一遍，自己的哲学是“自得”的哲学，不是书本上的哲学。

丁玲致金学铁一信

见到一封丁玲写给“学铁同志”的完整书信手迹，其中有一处“干扰”被丁玲误为“干拢”，径直订正后过录全信如下。

学铁同志：

许久没有通信了，想来全家都很好，唯愿如此。你的小说写得多少了？我的长篇总被干扰，一年来只写了一些短文。等收集成书时，当再奉寄。

趁小女祖慧来延之便，特捎上也频选集一部。望收纳存念。并糖一盒，是给小孙孙的。

祝你们盛节欢愉！

全家健康！

丁玲 陈明

八月廿七日，大连。

丁玲与金学铁的通信原件

该封书信的受信人“学铁”，从书信正文中“趁小女祖慧来延之便”的“来延”推断，应该就是生于一九一六年、卒于二〇〇一年的朝鲜族小说家金学铁，这儿的“来延”的“延”不是陕西延安而是吉林省的延吉市。丁玲一九八一年八月“回”东北她“劳动改造”住过多年的地方，九日曾去延吉市由楼适夷夫妇和丁玲研究专家杨桂欣等陪同到乡下访问朝鲜族农民时晤见过金学铁。信中有“一年来只写了一些短文”，表明丁玲与金学铁已分别“一年”了。信中“你的小说写得多少了”和“我的长篇老被干扰”，也是一年前二人见面交谈的主要内容。这样，此封书信写于一九八二年可以初步确定下来。

1981年丁玲夫妇特意到延边看望金学铁,当时楼适夷夫妇同行

查丁玲行踪，她一九八二年八月在大连棒槌岛疗养和写作，正与该封书信写作年月“八月廿七日，大连”相吻合。给金学铁写信的次日，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让丁玲列席中共十二大。于是，丁玲立即离开了大连返回北京。

丁玲这封写给金学铁的书信，没有收入二〇〇一年十二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十二卷本《丁玲全集》书信卷。查二〇〇四年八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巨卷《丁玲纪念集》，这部收有一百一二十篇回忆丁玲的文章合集，却没有金学铁的回忆文章。目前最齐全的《丁玲年谱长编》，也没有这封丁玲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写给金学铁的书信。细辨该信字迹，是由丁玲亲笔写的，“陈明”二字也是丁玲代为署名，只能表明一年前见金学铁时，陈明也在场。

金学铁一家三口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颐和园与丁玲、陈明前后相邻住了三年。丁玲在北大荒受难期间没有到过延吉。丁玲和楼适夷去延吉，是专为看望金学铁，他们之间一生都有深厚友情。

书信中的“小女祖慧”，是丁玲的女儿蒋祖慧，舞蹈家。“也频选集一部”即一九八一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两卷本《胡也频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