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年前的论译奇文——《翻译世界说》
一百二十年前，也即1906年，有“江南第一大报”之誉的《南洋官报》第三十三册“论撰”专栏刊载了一篇论翻译的文章，题为：《翻译世界说》。
19、20世纪之交，正是西方和日本著作大量被译作汉语的时代。彼时译坛，“外译中”毫无疑问是主流，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晚清思想家和翻译家群体皆视翻译外国作品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南洋官报》也开设专栏翻译国外教科书和报纸上的文章。身处在“外译中”的大潮中，《翻译世界说》的作者却针对时人所谓“翻译世界”之说，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既谓为翻译世界，而所翻译乃限以东西洋，而不列吾国，其吾国不在世界中乎？说世界而自遗吾国，不亦自失其为我乎？”
自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带来的是对西方作品的大量翻译，远超对本国作品的翻译。这一现象直到本世纪初才发生实质性的改变，2011年左右我国的中译外数量首次超越外译中，迎来了从“翻译世界”向“翻译中国”的转型。回望百廿年前，《翻译世界说》的作者便富有洞见地提出“翻译中国”之论，实有一探究竟之必要。
清末知识界将翻译外国作品视为实现启蒙与救亡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作者认为，时人对“翻译”的定义“但及翻异国人之书”，因而失之偏狭。作者主张，翻译至少应有三重要义，缺一不可，唯有兼顾“三义”，方能“祛昔日之腐败而启今日之文明”。
翻译的第一层要义为“以浅译深”。作者直击时弊：当时不少中国学生修习日语或西方语言，但仅读过五六本外文书籍后，便被视为“精通洋学”，进而担任教习，翻译公牍，乃至经办外交事务，而其人也往往骄矜自负。可一旦投身实际工作，尤其是在办理外交谈判、订立国际条约等关键事务时，常无法胜任，导致“受外人欺谩”，却“忍心害理而从之”，最后造成本国利益受损。
作者指出，这些“半吊子”译者的核心问题便在于对所学洋文一知半解，在订立条约时被洋人牵着鼻子走，而他们又偏偏为完全不懂洋文的朝中官员所倚仗，以至每当遇到问题，洋人只需申明“此当以洋文为凭”，并用条约外文中“不同字样以相争竞”时，中方只能是“争之不胜而曲从之”，最后“惟有吃亏多予人以土地利权而已”。
对此，作者提出应从“以浅译深”入手，主张已经学习外文的人，通过以浅白通俗语言解释的方式由浅入深地吃透外国语言精髓，真正输入外国文明。而这个解释的过程正是“翻译”的过程。在作者看来，作为翻译的第一要义，通过以浅译深的方式学好洋文，与维护国家权利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翻译能力绝非单纯的文化交流手段，更是维护国家政治主权的重要工具。
作者谈到的翻译第二要义是“以今译古”。所谓“以今译古”，是指用今人的文字翻译古人之文字。作者指出，古代的语言简练，其中一些内容到后世已不易理解，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事物名称随着时代而变迁，二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域方言中的表达不同。所以今人也需对古文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认为“孔子者，千古翻译之祖也”，原因是孔子将上古经典，如《诗》《书》《易》等“翻译”成了他本人所处时代的语言；孔子传承了上古文明，使得文明得以递衍至今，这都是“翻译之学”。每个时代都有对古人文字进行翻译和解释的人。比如说，六经之学，在汉代有孔贾服郑等人进行注解翻译，汉唐之间又有以正义疏说形式展开的翻译，到宋代还有以本义集注为载体的翻译。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以今译古的翻译之学，六经才得以传习，并成为国粹，成为维系全国人心、保存文化宗脉的知识财富。作者甚至发出感叹：“有翻译者则其学存而昌，无翻译者则其学亡而不昌。”将“以今译古”视为关系一国文明文化存亡的关键。
作者所要阐明的翻译第三要义是“以俗译雅”，即以日常能够听懂的口头语言来实现教育的普及。在1905年发表于《南洋官报》的《论普及教育》一文中就曾强调一个国家的进步应以人人接受教育为前提。然而无论是当时的教科书，还是官用公牍或民用书函，用词考究，每句话都经过审慎斟酌，普通人往往难以理解，因此起不到普及教育的作用。因此需要以俗译雅。例如，“园有竹”或“竹生于园”等雅言，在学堂教课时就应翻译为“竹子长在大院子里头”，以便于学童领解。作者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学习者由浅入深地理解书面文字，进而提高教育普及程度。作者直言：“愿我国兼教育之任者，熟审翻译二字之用，无论初等高等，无一时可以离翻译之用也。”足见在他眼中，在普及全民教育过程中，“翻译”是贯穿全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作者对“翻译”进行再定义的目的是通过“翻译”让所有国民都能够识字、成句和通文。这样他们可以一方面阅读国外书报，学习新法，另一方面读中国古书而保存国粹，最终实现国家的振作。
《翻译世界说》提出的“翻译三义”，令人联想到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提出的三种翻译类型，即：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翻译三义恰好对应了以上三种类型。如果说作者谈到的中外翻译是语际翻译，那么他提到的以今译古，可以说就是语内翻译，也即一种语言内部的翻译。而以俗译雅，即将文雅的、书面的文字翻译成口语化的语言，则其实是一种跨模态的翻译，也可以说是符际翻译。当然，与雅各布森基于语言学对翻译进行类型化的理论努力不同，《翻译世界说》的作者是从实现救亡和启蒙目标的角度拓展了对“翻译”的定义。但该文在雅各布森提出三种翻译类型的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有意识地将翻译的定义拓展，并且将不同类型的翻译与维护国家主权、保存国粹和普及全民教育等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不可不说是一篇颇具前瞻性的论译奇文。
可惜的是，《翻译世界说》的作者并没有署名，但幸运的是，我们今天仍可以从该文中感受到作者“翻译救国”的满腔热情。历史好像大海，而我们就像是海边玩耍的孩子，有时随手拾起几块贝壳，里面或许就有闪闪发光的珍珠。我们现在正处在“翻译世界”转向“翻译中国”的翻译高潮中，重温百廿年前的这篇《翻译世界说》，我们不仅试图回答作者当年的诘问，同时也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季羡林先生那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