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先驱者的寂寞——我的邻居李小江
2026年2月10日，在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微信朋友圈，我看到了她转发的《全八册“李小江性别研究书系”出版》的消息。适逢李小江去世一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时出版了这套大书，显然带有纪念意味，也由此引发了我对李小江的回望。
《李小江性别研究书系》 （全八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应当说，我与李小江虽可以称为邻居，却是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南北两端。我们略有交往，也只是见过两三面、通过几回短信而已。而我对李小江著作的阅读，甚至可以说是看到这则书讯才真正开始。打动我的是下面这段对李小江“开拓性工作”的概括：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她最早公开发表有关妇女理论研究的一系列文章（1983），并向中国读者译介西方女权主义文献；创办了（1949年以来）第一个妇女研究民间团体（河南省未来研究会妇女学会，1985）；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民间妇女研究会议（1985）；在社会上最早开展女性意识教育（1985）；在大学开设妇女学课程（1985）；最早提出“中国妇女学”学科框架（1985），并有效地付诸实践；主编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妇女学术丛书（“妇女研究丛书”，1987-1993，已出版15种），为我国妇女学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学科基础；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中建立了第一个妇女研究机构（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1987）；主办了（中国）首次国际妇女学术研究会议（1990）；创办了郑州大学国际联谊女子学院，开中国高等妇女教育之先河。创办了中国第一座（也将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妇女博物馆，以其[期]将妇女研究和妇女教育在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推向深入。创办国内第一个女方志馆，新列女文库，女性/性别研究资料馆，组织女性民族志书写，组织妇女口述史，抢救几代女性真实的声音。
依我看来，以上列举的诸种“第一”，能够做到其中一项，已足够令人敬佩，何况是这样大规模体系性的建构与推进！难怪有学者说，“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张月：《开拓中国女性研究的人，不想当女性主义者》，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我最早知道李小江，即是因为她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孟悦其时还在国内，她与大学同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今日已成名著，当年出版后，曾经送给我们，让我记住了李小江这个名字。不过，那时我并没有看过小江的任何文章。虽然后来由于孙郁约稿，撰写《晚清文人妇女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时，我入手了一本《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此书由李小江打头，与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朱虹及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共同主编，是一本中外学者的论文选萃，可惜我还是对是否读过李小江的《序言》毫无印象。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 《性别与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尽管没有仔细读过李小江的著述，我却自始即认定，她的提倡与推动女性研究，必然是受到西方女权主义的启发，所以毫不犹豫地在二者之间划上等号。而我自认所做的晚清女性研究仍然属于历史研究，只不过采取了女性的视角与史料。加之我对各种理论一向缺乏兴趣，这也妨碍了我对小江的理解。
早于见到她本人，我先看到了李小江创建的妇女文化博物馆。2006年11月，我去西安参加“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会议安排的一项活动，某日晚饭后游览陕西师范大学新校园，实际上重头戏就是参观这座专题博物馆。记得一同参访的有许倬云的夫人孙曼丽，她在看展览的过程中一直兴致盎然。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床花被，那应该出自一个屡见不鲜的人生悲剧：女子被迫嫁给了父母选定的男人，却在织入被面的文字中，表达了自己另有所爱。可以想见，她与目不识丁的丈夫同床异梦，讲解员因此说，这床被面更像是一封写给意中人的情书。
日后见到李小江，当然会说起她创建的妇女文化博物馆。我听说，为博物馆奠基的第一批四百多件藏品正是她收集的，耗费了她很多心血。而那时她已到大连大学担任性别研究中心主任，博物馆却没带走，她回应我的询问，说那是送给陕西师大的礼物。至于为何要建这样一所博物馆，李小江的答复是——“从女人的立场出发，为女人树碑立传”，“把女人的文化和历史保存下来”（《我们有座妇女博物馆》，《家国女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自然关联着她的妇女学建构。
妇女博物馆馆藏赫哲族鱼皮衣 夏晓虹拍摄
提醒我与李小江初次见面时间的是她送我的两本书。《女人读书——女性/性别研究代表作导读》与《女人：跨文化对话》都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新书，李小江签名所署的时间均为“二〇〇七年新年/元旦”。由我的朋友、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刘慧英牵线，我才知道李小江竟然是高邻。那天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半在小区内碰面，我搭她的车去国家图书馆附近的锦府盐帮酒楼吃自贡菜。可能因为我自己的个子高，见到李小江第一眼的印象并不是一般人眼中的“高大”，而是壮硕。她说话锐利，整个人显得活力四射。
那天的饭局由小江做东，参加的人均为女性学研究者。我因为在国内没参加过这类聚会，所以除了刘慧英，在座的多半不认识。印象中还有国外如日、韩学者参与，看上去很像国际会议的延续。以至虽然是在酒席上，仍然可以感觉到小江领袖群伦的气度。
下一次聚餐是当月的27日。前一天傍晚，为了回应她的赠书，我专门到李小江家送《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她家，按照门牌号找去，我发现她住在小区南端第二排楼房的东侧。我们随意聊了一会儿，她说到自己每天早上在东边的山坡上打太极拳，我才知道原来小区外还有这样的去处，而且感觉打拳这种运动确实对她很适宜。小江的房间里有一张按摩椅，我看她很惬意地坐在里面。她也邀请我感受一下，并热心地推荐，说是她体验过的最舒服的一种，强烈建议我也买一张，写作累了，可以借此放松，还专门写了按摩椅的牌子和型号交给我。
次日上午九点半，我与李小江会齐，一起去她在圆明园东门里租借的工作室，与印度尼赫鲁大学的邵葆丽（Prof. Sabaree Mitra）教授见面。因为这次的中心活动是她们二人的对谈，我就很轻松。我知道，小江并不缺少听众，她之所以邀我到场，只是希望把自己的国内外朋友圈介绍给我。我能体会她的善意，但我翻过她送我的《女人：跨文化对话》，论题之广泛与切近当下，完全不是我所关注和能够应对的。反倒是借助此书，让我确认了李小江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学界把她视为中国女性研究的代表，在我看来确有道理。不过，我的不善表达和不自在，显然也让小江有所觉察。此后这类活动她也不再招呼我。
《女人：跨文化对话》 江苏人民出版社
那次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见到了李小江的儿子和儿媳。假如没有记错的话，他们都是学舞蹈出身。二人也在她的工作室旁租了房子。这样的母子相连，让我无意中窥见了小江心中最柔软的一块。
再次联系则出于我的主动。2013年1月，因为一个学生接手《看历史》主编，希望我帮忙组一辑近现代女性生活的稿子。我想到了妇女文化博物馆，正好适合这本图文并重的杂志，故向学生推荐，也因此求助于李小江，请她提供馆务负责人的联系方式，顺便问她“春节将近，会不会回北京”。她给了我馆长屈雅君的电子邮箱和博物馆的网址，也提到自己“刚刚回来，在北京和家人过年”。依照她先前的做法，我提议“问一下慧英，我们一起找个时间聚一聚吧”。没想到小江全无兴致，回信直接说：“如果有空，就来我这里坐坐。儿子不在家，没车。山里人，越发不喜欢热闹。每天上午有空（9点-12点）。”（2013年1月22-24日电邮）接着写了两个座机号码。如此，我也不便打扰了。
那时，小江已经历过2009年的癌症初发，虽然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心境还是会有变化。2010年，她出版了一本与女性研究无关的书《后寓言：〈狼图腾〉深度诠释》（长江文艺出版社），这是她患病前所写，2013年此书更名《后乌托邦批评：〈狼图腾〉深度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删略十数万字”（《修正版后记：乌托邦之困》）后，推出了修正版。这是一本厚达五百多页的大书，我想不只是我，很多人都会对李小江为一部小说写如此厚重的分析著作、且一再修订感到惊异。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敬佩她的执着与认真。这部大书的初版本她也让儿子送给了我，大概因为我在中文系文学专业执教的缘故吧。
李小江 《后寓言：〈狼图腾〉深度诠释》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最后一次联系是在2016年6月，为了她正在筹办的《乾·坤》学刊，小江写信给我。而且与以往通信首尾不具名、直来直去相异，这次显得客气多了。不过，信中的语句照样犀利：
晓虹:
久不联系了，可好？我在西安，少回北京，一切好。
杜维明先生还在北大高研院吗？20年前我们在哈佛认识，久不联络荒疏了。我们正创办一份性别研究学刊《乾·坤》，想就最近所谓“新儒学”的倒逆言论征求他的回应。你有他的电子邮箱吗？如果可能，或者请你转告；或者请告知他的邮箱，我直接联络。
与当年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精英在“民族”名义下人人撰文敦促解放妇女不同，如今的精英们在个人的“解放”困境中整体性失语……你家的平原先生似乎也不例外。但愿是我错看了他们。
先谢了！
小江
我给了她杜先生的邮箱，却没有回应她对包括陈平原在内的男性知识分子精英的批评，那也不应该由我作答吧。
我还告诉小江新出了两本书，问她是否需要。她回信谢我送书，并说：“我读后都会赠师大女性研究资料库，因此也代大家谢你。”对于是否还回小区的问讯，小江直言：“家在北京，我却一点也不喜欢北京，因此每次都住不长久。”“长久的住地在山里，如今多住秦岭深处。”（6月13日电邮）原来，前面所说的“山里人”是写实。收到我的《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和《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后，小江问我：“能将《晚清文人妇女观》中的观点浓缩在一篇文章中（不超过万字）吗？我想用在即将创刊的《乾·坤》发刊号上。”这当然出于她的好意，但我没有做，觉得麻烦，且意义不大。小江同时说，她也有新书送我。这就是我随后收到的《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此书也是李小江送我的最后一本著作。
《女性乌托邦—— 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令人遗憾的是，《乾·坤》这本学刊最终未见出版，原因应与小江的身体状况不佳有关。不过，从发给我的《发刊词》中，可以看到她对刊物的构想已相当成熟。实际上，在小江的妇女学整体建构中，设想“以会议为平台集结专题文章”的《乾·坤》，无疑承担了集合队伍、交流信息、引领风气、扩大影响的作用，故其栏目拟分为“前沿观点”“专题研究”“资讯”“想像空间”，立意“为推进女性/性别研究共建学术平台”。若此刊能够按照预定计划及时出版，无疑也会成为国内第一份性别研究专刊。
就是在这样与小江的淡淡交往中，去年听到了她于2月12日去世的消息，因为先已听说她癌症复发，倒也不会感觉突然。引起我关注的反而是报道中提到的这段话：
在最近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李小江曾谈到希望最后能作为一个“作者”或“学者”被记住，“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宁可把feminism（女性主义）当作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而不愿它是我的全部———就让我保留这一点自由吧，让我在我的不认同中保存一点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中的印迹。”
这里所说的采访，即是发表在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栏目的张月的文章，标题醒目地写作《开拓中国女性研究的人，不想当女性主义者》。李小江生前看过此文，作为遗言记述的应该就是她的原话。
虽然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会对李小江害怕被定义为女性主义者感到疑惑，但阅读李小江的著作，可以发现她早已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与答案。在《家国女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本记述个人心路历程的小书中，她反复表达过，“我从事妇女研究的理论起点并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经典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妇女、婚姻、家庭的论述。我最早的文章完全无涉女权主义言论———我几乎只是非常单纯地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走来”（《你从哪里来？》）。而且，“历史已经写就了，迄今为止，中国的妇女解放不是女权主义而是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我希望研究者能够摆脱概念的束缚，直接从历史角度去认识现实问题”（《哈佛风波》）。她还特意从“不同的思想根源”“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性别关系”“不同的社会地位”，辩白她不能认同西方女权主义的原因。而这种植根于自身经验与本土历史的自白、自信与坚持，使得李小江在中国女界受到了“激进得过了头”与“太中庸了，近乎保守”两种极端相反的批评。可是，无论她如何申辩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情形却正如一位会议发言者所总结的：“不管你怎么说你不是，可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就是！”（《为什么“我不是……”？》《完美与中庸》）这就是李小江的现实困境。
李小江 《家国女人》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除了否认女权主义者是她的全部，李小江渴望以“作者”或“学者”留名后世，也让我对她几乎是以一种浪费才华的方式撰写《后乌托邦批评：〈狼图腾〉深度诠释》有了理解。她将小说置于符号学、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性别学、生态学、文化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哲学、民俗学十二个学科领域进行分析，不论有无必要，单是如此辽阔的研究视野，也足以呈现小江宏大的学术抱负。
读《家国女人》这本书，我还有一个欣喜的发现，对那些曾经给予自己点滴帮助与支持的学者，李小江在《为什么没有嫉妒？》中曾以温柔的笔调逐一描述。其间有乐黛云先生，也包括了曾经担任北大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郑必俊教授，她是我的舅妈。我能从中感受到小江对他人的善意。
按照我的想象，以李小江的地位、身份与往日的交游，她的病逝应当激起很大的反响。但检索网上，似不尽然。最好的怀念文章出自老友鲁枢元，其他多为短章。在给鲁枢元的信中，李小江曾经这样预料过自己的身后事：
我其实早已与“人世间”保持相当的距离，离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波澜不惊。写我，因此也一直是拒绝的；直到腾讯张月擅自闯入又发了文章，让我在生前预先看到了身后的热闹。（2025年1月27日）
如果小江期待的是“波澜不惊”，我在这里写的就是多余的话；如果她预见的是“热闹”，那么，她也同样遭遇了先驱者的寂寞。我作此文只是要表达我对她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