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3年的吴宓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在昆明西南联大，他经济拮据、精神疲惫，日记中充满了“艰迫”之类的自叹。同年1月，他接到燕京大学代校长梅贻宝的邀请，请他赴成都讲学，但吴宓最初并未应允，甚至在7月还专门去信“叙不来燕京之情由”。直到8月15日，他接到陈寅恪从桂林的来信，得知寅恪“将于八月中携家赴成都，就燕京教授聘”，才痛感“宓在此经济、精神种种艰迫”，遂决定赴燕京与寅恪“共事共学”。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他又在友人劝说下反悔，发电称“仍决明岁来”，并在日记中自责“宓作事，急遽反复，终于蹉跎自误。曷胜悲悒”。这段去住之间的犹豫，是理解吴宓战时心态的一个关键入口。他既向往新的学术环境——尤其是能与老友陈寅恪再度聚首——又不敢轻易割断与西南联大的人事牵连。最终，他还是在1944年正式赴蓉，成为成都燕京大学的一员。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马鉴。

马鉴，字季明，浙江鄞县人，家中有“一门五马”之佳话。彼时马鉴出任成都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比吴宓年长十一岁。在成都燕京的近三年中，马鉴及其家人的名字在《吴宓日记》中出现的频率远高于任何其他同事。这并非偶然。马鉴为吴宓提供的，远不止是一个系主任对下属的常规关照。从住房安排到米粮调配，从系务信任到情感慰藉，马鉴以一种近乎家长的方式，成为了吴宓在异乡的精神依托。1946年8月2日，当马鉴已飞赴香港、吴宓即将离开成都之际，他在信中写道：“惜尊府不在此，难得宾主融洩之乐耳。”这句看似平淡的话，恰恰道出了马鉴一家在吴宓心中的位置——他把马鉴的家当成了自己在成都的“家”。

吴宓在1946年8月2日信中回忆自己在成都的日子，用了十二个字：“初来假馆，继荷提携，安居优渥。”这并非客套的谢辞，而是对马鉴三年关照的真实概括。所谓“安居”，首先体现在住房上。1945年9月，吴宓因病需迁居。燕京大学最初安排他住在“妇女楼”的一间“原系西人浴室”的房间。吴宓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这间房的种种不堪：“浴盆虽可移出，而锅炉具在，地板时有水渗出。屋顶垩半湿污，大雨必漏。……北窗正对存仁医院楼塔之大钟。南窗内外有倾污水之铁斗及管。窗外院中，为诸家厨及厕，仆婢聚语。”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位本就体弱多病的中年学者来说，几乎是一种折磨。吴宓没有默默忍受。他写了一封短函给马鉴，措辞颇为尖锐：“若燕京必以此卑湿之浴室，为礼重贵宾及名教授之地，则宓当即迁往血清厂妹丈宅中居住养病。”马鉴的反应很快：“来云，即另设法。”最终，吴宓得以迁入三楼十六室——“高敞清洁，空气流通，阳光充满，而窗明几净，极合安居读书”。这间房原是留给事务组主任自住的。马鉴能够将它调给吴宓，既说明他在校内的能量，也说明他愿为吴宓动用这种能量。

还有一些看似琐碎的小事。1945年1月29日，吴宓记下：“鉴夫妇新购一小铜面盆赠宓，实则瓦盆涤面亦至佳也。”在物资匮乏的战时成都，铜面盆是一份相当贴心的礼物。吴宓那句“实则瓦盆涤面亦至佳也”，既是自嘲，也是感动——他并不需要奢侈品，但被人惦记着的感觉，比什么都珍贵。马鉴对吴宓的关照，还延伸到米粮这样的生存命脉上。1944年12月，吴宓将四个月的米贴票中八月份的一张（约值六千元）赠予友人，其余三张“悉交付马鉴先生收存”。马鉴告诉他，燕京校中准备“全收买众时同人之食用”“为全校囤谷，以备危乱”。吴宓愿意将自己的米票托付给马鉴，让马鉴以全校的物资储备来统筹使用——这是一种建立在高度信任之上的互助。正是在这些日常、琐碎的照料中，吴宓在马鉴身上找到了一种近乎父兄的依靠。

马鉴对吴宓的信任，不仅体现在生活上，更体现在学术上。1945年9月1日，一个重要的消息传来：“鉴命宓为燕京外文系主任。”然而吴宓力辞。他在日记中写道：“宓力辞，未允。……于是宓只得力疾作长函上鉴，陈说宓不能且不愿为外文系主任之理由，以去就辞之。”吴宓深知自己不善行政，曾多次在日记中批评自己“作事急遽反复”。最终马鉴让步，“宓受命为燕京外文系教授”。

不过，马鉴并未放弃让吴宓在燕京发挥更大作用的念头。1945年4月2日，他提出了一个颇具创意的方案：燕京下学年聘吴宓一年，但允许他“集中加倍授课，居此半年，馀在武大”；同时希望朱光潜也来燕京任教半年，“二人各属一校，兼授两校之课，同得两校之薪津。每半年互换”。这个方案打破了校际壁垒，在今天看来仍显得超前。它既解决了吴宓需要在多校兼课以维持收入的现实问题，又为燕京引入了两位顶尖学者。马鉴的灵活务实，由此可见一斑。

更有意味的是，马鉴还多次征询吴宓对人事的意见。1945年1月3日，吴宓“向马鉴先生推荐，允聘般为燕京国文系专任或兼任讲师，授《翻译》等课”。1月11日，王般抵达成都，吴宓“请般与高长山在闵记早餐”，随后“般自介见马鉴先生”。1946年4月6日，马鉴又来“征询《文学批评》教师”，吴宓“荐熙兼课燕京”。这些细节显示，马鉴将吴宓视为重要的学术伙伴，在人事安排上愿意听取他的意见。而吴宓也乐于充当“伯乐”，为友人、学生谋求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马鉴对吴宓的“命”与“让”，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信任吴宓的学术判断，希望他承担更多责任；但当吴宓明确表示不愿时，他又能及时退让。

如果说马鉴是吴宓在成都的“家长”，那么马鉴的女儿马彬，则在吴宓的情感世界中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评价她：“彬乃一多情而热心之少女，其德性与风貌均甚美也。”这样的赞美，在他的日记中极为罕见。马彬之于吴宓，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他与毛彦文之间的“中介”。

吴宓与毛彦文的情感纠葛，是现代学术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到了成都时期，这段感情早已尘埃落定，毛彦文嫁给了熊秉老（熊希龄），但吴宓显然并未真正放下。而马彬，恰恰是那个愿意倾听、并主动为他传递消息的人。1944年12月6日，在马鉴家的客厅里，吴宓与马彬有过一次长谈。马彬详细讲述了1941至1942年间在香港与许地山夫人周俟松及毛彦文同处难中的情形：“每日三餐，相携站立成行，列队上山，至香港大学就食屯米情形。人手执碗箸，主事者以一勺量饭菜，各给饭菜止一勺，幸免为饿殍。”她还描述了毛彦文的形象：“甚活泼，未见有老态及相，且屡衣红衣。”更重要的是，马彬对毛彦文的婚姻表达了同情：“昔年彦之嫁熊秉老，无非为利其财产。今彼等竟不以此区区畀彦，彦之嫁殊不值矣。”吴宓听完之后“甚喜”。马彬还主动写信询问毛彦文的近况，并将回信内容转告吴宓。1945年1月12日，她“写示许地山夫人住址：重庆国府路二百九十四号，周俟松女士”。1月28日，“彬谓已函许地山夫人询彦近况”。

1946年3月21日，她更是带来了一条重要消息：毛彦文“确曾因事来蓉一次，小住即去”，并将回北平办香山慈幼院。她甚至劝吴宓“宜仍留清华而返北平，俾可与彦晤聚”。马彬像一个“情感代理人”，传递消息、表达同情、给出建议，让吴宓在无法与毛彦文直接联系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一种“知情”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是慰藉，也是一种温柔的折磨。马彬的存在，让马鉴的家对吴宓而言不只是一个“住处”，更是一个有温度、有对话、有情感流动的空间。他在1946年8月2日信中写“难得宾主融洩之乐”，这个“乐”字，很大一部分来自马彬。

1946年，马鉴履行与香港大学的合约，此后长居香港。吴宓在当年8月2日信中对此表达了充分的理解：“留蓉固属得计，而鹏飞南溟尤为正图也。”而吴宓此后先赴武汉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辗转来到重庆，定居北碚，在西南师范学院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八年。

这封信也是吴宓写给马鉴的最后一封长函。核心内容是代张敬（字清徽）向马鉴求职。张敬当是吴宓在燕大的学生辈，其夫林文奎“不久将奉命往驻美国，研术空军高深学问，需时一二年”，因此吴宓恳请马鉴“位置张敬于香港大学任教职”，并特别说明“名义、薪资一凭尊定”。吴宓为他人求职，在日记中屡见不鲜，但这一次他是在马鉴已经离开成都、远在香港的情况下，专门写一封长函来办理此事。这说明，他对马鉴的信任，已经达到了“可以托付人事”的程度。

1946年6月2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访鉴夫人叙别。旋鉴来辞，明晨赴渝飞港。鉴家已悉去矣。”短短三句，没有抒情，没有议论，却透着一股人去楼空的落寞。那个他几乎每周都要去坐坐、吃饭、谈天、围炉夜话的家，那个有马鉴、马夫人、马彬、马彦、马临的家，空了。两个月后，他在信中对马鉴说：“燕京旧侣日少，楼中多见蛛网蜂窠，此亦一小沧桑矣。”

“惜尊府不在此，难得宾主融洩之乐耳。”“融洩”二字，出自《左传·隐公元年》“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洩洩”，形容一家人和乐相处的情景。吴宓将“融”与“洩”连用，把自己也纳入了“一家”的范畴。在马鉴家中，他不是一个外人，而是“宾主”之间那份无需拘束、自然融洽的快乐的分享者。马鉴给予吴宓宽厚与信任，吴宓同样真诚回报。两人的这段交往之所以值得书写，是因为他们在乱世中为彼此提供了一种稀缺的东西——温度。而这正是我们在冷峻的学术史书写之外，同样需要珍视的东西。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