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不是宗教徒。对民间的神祇既不亵渎，也不迷信。然而我相信缘分，觉得人的生命历程中有机缘：人与人之间叫人缘，事与事之间叫巧合。这种机缘巧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让时光回溯到1988年10月9日傍晚，一架国泰航班从香港飞抵上海虹桥机场。舷梯下走出五位来自港台的文学史料专家：穿针引线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小思女士（本名卢玮銮），另外四位是来自台湾的应凤凰女士和秦贤次、吴兴文、邱各容先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上海社科院文学所联合发起的第一届“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两岸三地的学者共同交流新文学史料研究的学术经验，这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尚属首次，颇具有新闻效应。

那年我47岁，精力旺盛。1月份，我在北京主持了“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8月又在武汉主持了“全国高校鲁迅研究教学研讨会”。10月似乎也有出差任务，所以到上海开会时间上有些冲突。但会议的主要组织者胡从经先生再三力邀，说晚到无妨，没有论文也无妨，人到就好。于是，我就迟到了一天，待在会场一角静听其他学者的精彩发言。不知是经过陈子善的介绍，还是事出偶然，坐在我一侧的正是台湾“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社”的召集人秦贤次先生。为了不影响会场的气氛，我们用写小条的方式进行了笔谈，由此开始了长达37年的交往史。

必须指出：1988年召开“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绝非偶然之事，更不是源于某几位学者的瞬间奇想，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拨乱反正、万物复苏的时代。1977年10月下旬，周扬临时住在北京万寿路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等待上级部门重新安排工作。因研究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论争问题，我带着几张“文革”时期红卫兵小报和一篇新发现的周扬佚文去请他鉴定。看到那篇署名“企”的文章他很高兴，周扬字“起应”，那篇署名“企”的短文正是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第一篇文章。看到那几张红卫兵小报他则紧锁双眉，因为内有上纲上线的批判文章、有伪造历史的资料，也有不应流失的档案。周扬当时对我说：“新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非常重要，这是从事研究的坚实基础，要广泛组织人力进行。”1977年，周扬的“老战友”陈荒煤出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1978年，周扬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79年，以文学所为牵头单位，编选“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书”的巨大工程正式启动，原计划陆续出版二百种涉及现代文学运动论争和社团的资料，有六十多所院校的四百余名学者共襄盛举。不幸的是，主持者马良春于1990年10月病逝，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这项工程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台湾政坛也风云变幻。1949年5月19日宣布了“戒严令”，直到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严”。在这38年又56天当中，鲁迅作品被禁，台湾出现了鲁迅文化遗产的断层期。但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由于报章杂志反鲁的声音甚嚣尘上，反而增添了读者对鲁迅著作的好奇和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期，鲁迅的著作已经成为了台湾的地下出版物。“解严”之后，更有不少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在台湾传播。所以，台湾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社”一诞生，就成为了历史的产儿。完全可以说，经香港学者斡旋，两岸三地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在上海聚首，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跟秦先生此前虽未谋面，但他的大名我是知道的。我于1976年入职鲁迅研究室，当时单位经特批可订阅几份海外报刊，其中就有台湾刘绍唐先生创办的《传记文学》。在这份刊物上，我读到了秦先生发表的作家小传：《朱自清》《夏丏尊》《刘大白》《朱湘》《耿济之》《王统照》《孙伏园》《黄庐隐》《易君左》《谢六逸》《周作人》《李劼人》《滕固》等。当时我很诧异：在国民党文禁严苛的台湾，居然还有人系统研究文学研究会的作家群！

我跟秦先生的私人交往始于1989年。当年8月16日，秦先生在陈子善陪同下从上海飞抵北京，同行有台湾志文出版社社长张清吉及其长子张显荣，台湾联经出版社编辑吴兴文，法国文学翻译家、诗人莫渝，东吴大学教授王国良。到京后，莫渝忙着拜访研究法国文学的同行柳鸣九，张社长父子忙着联系解决两岸的版权问题。王教授研究志怪小说，学术交流对象主要是南开大学的李剑国。秦先生和吴兴文的兴趣是买书。我素不藏书，当年一家三代五口入不敷出，所以只抄书不买书。但我有好几位学生分配在北京琉璃厂卖旧书和古币，对于海王村中国书店可谓是轻车熟路，所以自然就成了义务导购。那时古旧书店顾客不多，货源充足，上架的书均无定价，待顾客择定后，再由两位老师傅随手标价。秦先生的采购目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旧版本，尤其是诗歌；子善则常陪着吴先生蹲在外文书架前，一本一本地翻阅着那些精装本的扉页和封底。我连英文字母都认不全，不知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中午时分则在附近吃顿便饭，饭后接着挑书。不过再回书店，往往发现原先的标签有微调，当然是有增无减。不过买主明知如此，也并不计较。就这样，秦先生几天下来就买了上千本现代善本珍笈。后来才知道吴先生的兴趣是在挑选藏书票。此行之后，吴先生真的就成了“海峡两岸藏书票第一人”。

同年秋冬之际，我第一次赴台湾，名义上是“探亲”，主要内容是文化交流，其中的安排者首推秦先生。说“探亲”，因为我生父确在台湾，但我跟母亲被他遗弃了48年，不可能真有什么亲情。此后我又以不同名义于1990年至2008年赴台，总共6次，但我没有在生父家里住过一晚。通过秦先生跟其朋友的安排，我在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东吴大学，东海大学等几乎所有台湾知名大学宣讲鲁迅，秉持的仍然是我在大陆一贯的学术立场和观点，没有出于其他考虑而曲意迎合接待方。我有一篇讲演记录稿，题为“关于评价鲁迅的若干问题”，公开发表在1993年3月台湾出版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卷第1期，即可作为凭证。台湾文学研究者徐纪阳在《鲁迅台湾传播的史料整理与研究》一书中说：“陈漱渝的赴台更引发了一轮介绍大陆鲁迅历史和现状的热潮。”（上册，第1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同时，秦先生在1988年之后，也5次回大陆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海南大学学报》《海南师院学报》《华文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朱湘情书全集》等。

除了得到秦先生本人的帮助，我还得到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社”其他文友的关爱：通过在“央图”工作的张锦郎先生的关系，我在台湾读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共旅欧支部和中国共青团旅欧支部的油印刊物《赤光》，其中有周恩来的几十篇佚文，邓小平是编者、刻印者之一。这套罕见的刊物是任卓宣捐赠的。通过女作家应凤凰的介绍，我在台湾天元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语录》（四卷本），当时鲁迅著作刚刚开禁，这类书籍对于在台湾读者中普及鲁迅当然是有益的。通过当代文学研究家、出版家陈信元的关系，我在业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青少年鲁迅读本》。导读文字虽然通俗，但针对性十分明确。台湾出版这种书应属首次。信元兄家中收藏了大量大陆出版物或影印件，在“解严”前的台湾被友人戏称为“沦陷区”。诗人莫渝赠送了我三本台湾光复初期杨逵、王禹农、蓝明谷编注的鲁迅著作。这套书通过中日文与注音字母相对照的方式，在台湾普及了国语，起到了“去殖民化”的重要作用。这几本书不但在中国大陆属于孤本，在台湾也十分罕见。东吴大学王国良教授甚至腾出了他的课时，让我在该校讲授了左联研究史，这种事也很应传为美谈。至于吴兴文的大名，更是为大陆读者熟悉。有一年我赴台湾从事学术交流，就是住在他朋友张慧国先生家里。此后吴兴文活跃于两岸出版界之间，他不仅个人在三联书店出版过《我的藏书票之旅》等畅销读物，而且为两岸版权交流做出了特殊贡献。2023年6月，他因“心因性休克”猝死，终年六十六岁，令我痛惜不已。

几十年间，我跟秦先生虽然联系不断，但彼此既不议时政，也很少认真探讨学术问题；聊得最无顾忌的是家庭琐事。不过彼此对对方的文章还时时关注。

我对秦先生治学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主要出于兴趣。当下作为专业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往往有科研任务，必须在特定时间段里完成某个课题。这种研究跟职称评定和学术经费直接挂钩，因而必然带来明显的功利性，难免产生一些粗糙的学术成果。在这种评估体制的制约下，要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非常难的。而秦先生则不然。他十四岁开始买书，并非为了日后待价而沽。淘书捡漏不易，既需慧眼，也需运气，所以有些收藏家将真本善本秘不示人，这并非不可理解之事。但秦先生在这方面确实大气，他常常欢迎海内外学者去参观他的藏书。秦先生的职务是台湾明台产物公司保险部的经理，从1968年3月入职，从基层干起，总共干了37年零3个月，后来又在台湾产物保险公会水险委员会担任了12年多的主任委员。他不但买书、藏书出于个人爱好，撰写史料考证文章也全凭爱好。从2000年至2005年，他将苦心蒐购的藏书共分10次捐赠给了台湾的文哲研究所，共计12000余册，收藏单位编写了上下两册《秦贤次先生赠书目录》，于2008年8月公开出版。他的藏书还捐赠给了其他有关单位。有一次不小心，竟然把朋友借给他的一本罕见刊物也给捐了。

以写作而论，秦先生的处女作发表于1965年，内容是郁达夫研究，到2024年出版《秦贤次先生访谈录》，他写作时间已长达59年，编著（含少量合编）近60种。但所得报酬跟所付出的精力不成比例，其中有些编著据我所知是纯尽义务的。这也证明，他的学术活动主要出于爱好，并非名利之心。

秦先生治学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细致入微。汉武帝执政时，曾向董仲舒咨询治国理念，回答是：“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资治通鉴·汉纪九》）。我理解是：重小处，重细行，重微末，才能大有所为。庞大的学术堡垒也是由无数微小的建材筑成的，率尔成章往往会因小失大。秦先生做史料研究，涉及作家、作品、版本、社团。他用力最深的是研究“少年中国学会”，花费时间最长的是研究“新月派”及其代表作家徐志摩。他在《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发表的《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订》，涉及徐志摩生平十六个关节点和关键人物，如：徐志摩何时认识林徽音；张幼仪何时自国内出发，何时抵英；徐志摩请郭虞裳、俞颂华代向张君劢表示要与幼仪离婚，是在何时何地？他还对近期国内出版的有关传记和文章进行了细读，订正了徐志摩从杭州省立一中毕业的时间；进北京大学预科并转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又合并到北京大学的时间，澄清了徐志摩父亲花钱替他买沪江大学成绩单的讹传。秦先生这种研究，为研究“新月派”及其代表作者提供了一砖一石，虽无轰动效应，但很坚实，能使一座学术大厦抗飓风强震。

秦先生治学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独辟蹊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少年中国》是跟《新青年》《新潮》形成三足鼎立式的刊物。该团体的发起人有王光祈、曾琦、李大钊等，作者中有张闻天、恽代英、田汉、沈泽民、郭沫若、应修人、朱自清等。后来成员分化，分别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的不同道路。该刊1919年7月创刊，1924年出至4卷12期终刊，共出48期。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认真研究这一团体及其刊物的人不多。也就是在1979年前后，我在台湾《传记文学》等报刊上读到了秦先生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文章。事隔四十多年，这些资料不在手头，但有两点记忆深刻：一、他的文章援引了《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等第一手资料；二、他尽全力采访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台湾的成员，如汤元吉、陈启天、刘泗英、雷宝华、余家菊、方东美、杨亮功、刘拓，又去香港采访了李璜、吴俊升，获取了大量口述史料。作为国际史学研究中的一门专门学科，口述史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后来才引起了普遍重视。所以，秦先生这方面的工作，也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后我从事史料研究，一直走原始文献跟口述史互为补充、互相印证的路子。

考证文化名人的活动时间，对于撰写其年谱和传记至关重要。比如季羡林先生有一篇影响很广泛的文章：《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回忆1948年12月中旬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上满面含笑的讲演。事实上，胡适此时已从北平飞抵南京，他是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纪念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会上发表的演讲，表情是痛哭失声，内容跟季先生的回忆大相径庭。此例说明了研究作家行程跟研究作家活动和创作关系密不可分。

秦先生所写的《民国时期文人出国回国日期考》，是中国现代史料学领域的一篇奇文。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这类文章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新文学史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权威刊物，积稿甚多，篇幅有限。但作为季刊，该刊居然从2016年第一期开始分五期连载了这篇长达四五万字的长文，不能不佩服该刊编辑的慧眼。

我之所以称秦先生此文为“奇文”，是因为他的研究方法有原创性，那就是通过航运史料考证民国时期文人出国归国的日期。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和学者大多有留学经历，所以考察他的出国回国日期及交通方式，对于撰写他们的传记和年谱十分必要。由于文化与空间和地域有内在关联：文化改变地域，地域影响文化，所以20世纪初海外学者正式提出了文化地理学的概念。那么，文化交通史应该可以成为文化地域学的一个分支。秦先生之所以能独辟蹊径，选择了这样一个研究视角，因为他不但熟悉文人的传记资料，而且更因为他有37年从事水上保险工作的特别经历，熟悉中国与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的航运史。所以他不但关注文人的日记、书信、游记、口述史等资料，而且系统关注了重要报纸（如《申报》）关于远洋船舶的信息。他这篇长文考证了68位文化名人出国归国的时间，不仅订正了有关老舍年谱和林语堂传记中的纰漏，而且纠正了梁实秋、徐志摩本人，刘半农、闻一多亲属文章和著作中的不准确之处，证实了陈寅恪离沪赴美留学的日期是1918年12月22日，到达旧金山的时间是1919年1月16日；徐志摩由沪赴美留学的启程时间是1918年8月15日，不是8月14日；林语堂1936年到达美国旧金山的时间是8月28日，8月10日应是启程日期；欧阳予倩1932年赴法国考察戏剧的时间是11月24日，而不是10月11日。这种工作，正如《新文学史料》编者在《编后记》中所说，是力图“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实”。如果不是出于守望历史的纯正动机，仅仅是考虑个人的名利，那就不会有人做这种繁杂琐细而并无私利可图的工作。

史料研究有没有立场问题、价值观问题？这是我研读秦先生文章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准确无误的史料是文史研究的一个基础。用史实说话的人学术底气足，凭空立论、故蹈玄虚的人难免心虚。但史料研究不能预设立场，理论先行。如预设一个人是叛徒，再锐意搜寻他叛变的疑点，这样往往就会制造出冤假错案。正确的态度是在史实的基础上立论，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赞扬古代史官不畏强权、坚持真实记载历史的职业操守。但对同一史实，不同人也许会进行不同的阐释，这就牵涉到价值判断问题。20世纪末，随着香港地区的张爱玲热，也引发了一部分大陆读者对于张爱玲第一任丈夫胡兰成的兴趣。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2013年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山河岁月》，同一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闲愁万种》《中国文学史话》。收藏界又热捧他的书法作品。听说还有一些出版社出于商业动机想出更多的胡兰成作品。胡兰成居然被人追捧为“爱情圣手”，“文学天才”，“对中国文化历史见解深刻”。2011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发表了秦先生的《谎言与真相——胡兰成生平考释》。此文以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为底本，通过大量史料证明，胡兰成不仅在情场是一个始乱终弃的道德败坏之人，也历数了他在政坛的投机经历。就连在汪伪政府时期，也是先被汪精卫、陈璧君为首的“公馆派”提携，后又取媚于周佛海为首的“周系”，其实是个“骑墙派”。他的自传“满纸谎言”，自吹自擂太多，不足征信。这类史料考证文章，以史实立据，可以帮助读者明是非、识黑白，比纯粹扣帽子，随意上纲上线的文章有说服力和科学性，令人佩服。

秦先生的学术关注重点虽不在鲁迅研究，但在这方面同样功不可没。20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曾两次参与《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深知其中的艰辛。据参加此项工作的专家说，仅《鲁迅日记》涉及的人物近两千人。大部分都名不见经传，无现成的工具书可供查阅。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即开始准备做注释工作。我记得王士菁先生的夫人杨立平开始进行调研，印成了一个人名注释的油印本。那当然只能视为起步。后来经过包子衍、王锡荣等学者的努力，以及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方方面面的人共襄盛举，参与人数已无法精确统计，才达到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的这种水准和规模，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但秦先生在《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鲁迅日记〉中人物注释的补正与辨识》，以一己之力，就介绍了218位人物。特别难得的是，他补充介绍了不少1949年之后去港台的人物，提供了他们的卒年，订正了他们的学历。这种功力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仅举两个跟我有关的例子。

1980年，我在鲁迅亲属支持下，撰写了一部《许广平传》（初版书名为《许广平的一生》）。筚路蓝缕，当然有诸多不易；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书中自然也有时代局限性。但应该自责的是，我对许广平的学历缺乏过细的研究。我在书中的第四章写道：“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将鲁迅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同年七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聘请，决定离开居住了十四年的北京去革命风暴席卷的南方。许广平在女师大国文系毕业后，经过熟人推荐，也打算到她的母校——广东省立师范任职。”但经秦先生考证，许广平“1922年9月考入四年制北京女高师国文系，于1926年6月毕业。毕业时学校已由高师改为师大，但她仍是改制前的旧制高师生，因此正式学历应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高师部国文系毕业生；而非女师大国文系毕业生。许广平的高师同学如马云、陆秀珍（晶清）等均在加修二年学分后，始成为‘女师大’国文系毕业生。女师大一直到1929年才有第一届毕业生”。依据当时女师大的档案资料和1937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同学录》，秦先生的考证当然是确凿无疑的。

秦先生在鲁迅研究领域还跟我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那就是1991年鲁迅诞生110周年之际，他协助我在《鲁迅研究月刊》推出了一个“鲁迅在台湾”专栏，专栏第一篇刊登的正是秦先生写的《鲁迅与台湾青年》。鲁迅1927年2月至3月的日记中有六次跟台湾青年学生接触的情况，但我并不了解他们之间联系的原因，对于拜访鲁迅的台湾学生（特别是“张死光”）却一无所知。读完秦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其中的三个原因：一、1926年底，在广州的台湾进步学生曾在中山大学组建一个以领导台湾抗日活动为目标的“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次年3月改名为“广东台湾青年革命团”，并出版《台湾先锋》杂志，这些学生拜访鲁迅就是为了约稿。二、来访人中的张秀哲翻译了一本《国际劳动问题》，原作者是日本的浅利顺次郎，鲁迅为他撰写了序言《写在〈劳动问题〉之前》，1927年由广州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此文后收入《而已集》。三、想保送四位台湾青年转入中山大学法科二年级，因为其时鲁迅是中山大学的教务主任。最为难得的是经秦先生考证，鲁迅日记中出现的“张死光”就是台湾著名作家张深切的化名。张深切晚年在回忆录《里程碑》中，对鲁迅有较详细的忆叙，颇有参考价值。

今年我已八十四岁，属本命年，遇诸多不顺；秦先生小我两岁，也有八十二了，应该留下一些友谊的记录。1992年3月，我写了一篇《炎黄儿女情，中华文化心》，重点写我跟他在两岸史料研究方法的交流合作，获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四届“海峡情”征文活动一等奖。将奖杯递到我手上的就是海峡两岸都敬重的老作家萧乾。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大陆和台湾虽然几番离合，几度阴晴，但祖国统一的前景毕竟是光明的。因为民族不能长久分离，亲朋不能长期隔绝，我们的心也再不能裂成两半。我们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远胜过百年榕树那能够切进岩脉断层的根须。骨肉情，同胞情，文化情，这就是将海峡两岸联系在一起的一条浸透苦辣辛酸的血肉纽带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