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与反抗的边界：读科塔萨尔《南方高速》
《南方高速：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Ⅱ》，金灿、林叶青、陶玉平/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17年10月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对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南方高速》评价甚高。莫言说：“阅读《南方高速》时，我的心情激动不安，第一次感觉到叙述的激情和语言的惯性，接下来我就模仿着它的腔调写了《售棉大路》。”莫言说的“叙述的激情”和“语言的惯性”是什么？通过这“激情”和“惯性”，科塔萨尔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南方高速》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八月酷暑中的周末，通向巴黎的南方高速堵车了。车流很久才向前挪动几米，人们无所事事，开始闲聊。但拥堵在接下来的几天一直没有缓解，人们互相以车的型号称呼对方，开始共享食物和饮用水。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模糊，南方高速上的滞留者们成立了一个个的“小组”，每个小组都有“组长”，领导着十几台车的人。不同的小组之间还有恩怨情仇。接着，出现了售卖饮用水和食物的市场。后来，“凯路威”在车上自杀，“雷诺王妃”怀上了“标致404”的孩子，一辆车上老太太死去了……组长“陶努斯”让小组内的人出资，每天采购和分配饮用水与食物。就在所有人都习惯了南方高速上的“新生活”的时候，车流开始快速移动，这个“临时社会”迅速瓦解。“标致404”仍然依依不舍，期待在南方高速上看到他的“组员”们。
科塔萨尔描述这些事情时，像一个富有激情的球赛实况解说员。我们不断看到以“有一回”“天快亮的时候”“黄昏时分”“片刻之后”“现在”等词开头的句子，讲述一点点事情，接着又是一个这样开头的句子。我们不断被科塔萨尔的叙述带入每一个新的“现在”，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我的阅读体验是像被叙述“推”着，在一行行的文本上滑行着前进。
天亮以后，他们把实情告知各位女士，只要车流能继续向前行进，该做的他们都做了。王妃上的姑娘告诉工程师说，老太太已经好一些了，坚持要回到他们那辆ID上去；八点钟，医生过来了，他觉得老夫妇俩回自己车上没什么不合适的。尽管如此，陶努斯还是决定把标致404专设为救护车；两个小伙子为了好玩儿，自制了一面红十字小旗，挂在404的天线上。已经有好一会儿了，人们都尽量不从自己的车上下来；气温继续下降。
但被“推着滑”的不止是读者。在每一个新的“现在”，南方高速上的人们都比上一个“现在”更深地“滑”入南方高速上的“现实”，更加习惯于它的秩序，离巴黎城市的“现实”更远。他们不用名字称呼彼此，忘记了自己本来的工作和社会关系，习惯了高价的饮用水和食物，习惯了身上无法洗澡的臭味，习惯了作为“小组”的一员被管理，甚至对生命的诞生和消亡都不再惊讶。他们也不再去质问已经习惯的这一切是否合理合法。
胡里奥·科塔萨尔（1914年8月26日-1984年2月12日）
这个关于堵车的小故事在叩问一条边界。《南方高速》展现了人类惊人的适应能力，堵在路上的人们日子井井有条，他们并不慌张，也不再问什么时候拥堵才能解决。这种适应能力对人而言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将无法在大灾难、大变故发生后存活。但它也是危险的——如果人人都逆来顺受，都像“打不死的小强”，那么适应与反抗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坏蛋们岂不是可以把所有人都困在“南方高速”上，让人们洗不了澡，花高价买饮用水，一边赚得盆满钵满，一边独享“巴黎”？反正人们终归会习惯不是吗？
在小说结尾，科塔萨尔告诉我们，事情还可以更糟。车流开始移动，车主们挂上了二挡，接着是三挡，车与车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开着标致404的工程师还沉浸在“南方高速”的日程表中，想着九点半应该去分发食物，应该去探望病人。他还期望着在车流中看见同组的伙伴。“南方高速”的“现实”已经瓦解，这位工程师却出于惯性，还想继续过“苦日子”。他甚至开始怀念堵在南方高速上的日子，无法适应原本的“现实”。
……只有一件事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匆忙，为什么深更半夜在一群陌生的汽车中，在谁都不了解谁的人群中，在这样一个人人目视前方、也只知道目视前方的世界里，要这样向前飞驰。
科塔萨尔用“叙述的激情”“语言的惯性”让读者不知不觉“滑”入南方高速上的“现实”，再用快节奏的结尾拆毁这个“现实”，为的是让我们体会到开标致404的工程师的感觉：“这南方高速上的日子我还没过够呢！”他也许更期待我们在产生这样的感觉后，能好好想想人类强大的适应能力究竟有多危险。
（怀剑，自由撰稿人，哲学爱好者，关注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