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之死与其身后事
如果不是因为郁达夫，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晓，印尼有座名叫巴爷公务（Payakumbuh）的小城。
小城坐落在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群山之中，到现在也不过12万人口，在印尼城镇中排第78名；小城至今交通不便，距离最近的西部海滨城市巴东也有150公里山路，而距离苏门答腊岛中部的门户城市北干巴鲁有400多公里，需要开车走上大半天。
大约80年前，从1942年6月到1945年8月底，大作家郁达夫曾经逃亡至此，化名蛰居了三年零三个月。他等来了8月15日日本投降的黎明时刻，欢欣鼓舞，却在8月29日突然失踪，被日本宪兵绑架杀害。
胡愈之曾与郁达夫一起逃难，也一度避居巴爷公务，有患难深交。他对郁达夫的命运也最为关心。
郁达夫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胡愈之密切追索，有第一时间的现场调查，有报告，还曾于1946年8月写就一篇长文《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确信他系由日本宪兵所杀害。
1952年，郁达夫成为新中国追认的第一批烈士之一。
1969年，日本学人铃木正夫也对郁达夫之死做出确认，证实他确实被日本宪兵所杀。时间是1945年8月30日。
80年转瞬而逝。异国他乡，尸骨未见，历史的悲音仍在持久回响。2023年夏天，我从新加坡出发，一路舟车兼行寻访前人足迹，从苏门答腊的东岸，来到西部高原内陆热带雨林中的小城巴爷公务。
蛰居之想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时，新加坡在夜梦中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惊醒，太平洋战争爆发。
郁达夫那年45岁，此时妻子王映霞已经与他离婚并回国，他独自带着10岁的儿子郁飞，住在新加坡新开发的中峇鲁街区英式公寓楼。战事爆发，时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主编的郁达夫，迅即投入抗敌活动中。他出任了“星洲华侨文化战时工作团”团长，后来又成为陈嘉庚组建的“新加坡华侨抗敌总动员会”执行委员，活跃在一线。“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战士。”这曾是郁达夫的名言。此时，他成了战士。
战局疾变，新加坡极可能失陷，郁达夫肯定想，此身行将何往？早在12月战事初起，撤退就已经开始。郁达夫不愿撤退，考虑在新加坡蛰居的应变之策。
据儿子郁飞回忆，他曾化名在一条僻静的街道租下一家店铺的二楼单间，置务简单家具。每天下班得闲时便带着10岁的郁飞和一个帮工阿姨待上半天，熟悉情况。当然，这是“书生临难前凭主观想象行事的一例，当真蛰居那里是不行的”。
这或可视为郁达夫蛰居避敌的开端。一旦新加坡被占领，文人该如何自处？抗战爆发后，周作人在沦陷的北京，于1938年2月出席了日本人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郁达夫与茅盾、老舍、丁玲等在《抗战文艺》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对周进行责劝，要求他“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或是“闭门读书”“保持你的清白（1938年5月4日《抗战文艺》）。而周作人未听劝阻，继续留京，出任了傀儡政权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相当于日本的文部大臣）等职，受到广泛谴责。郁达夫抗日立场坚定，1938年底到南洋后仍在其主持的副刊发表了不少抗日文章。此时新加坡沦陷在即，他必须考虑应对策略。
大局日非。1942年1月31日，郁达夫把儿子送上离开新加坡的平民客轮“海澄号”后，英军已撤出马来亚，炸断长堤，新加坡四面楚歌。作为抗日文化领袖，郁达夫安全隐居新加坡已无可能，只能排除万难，择途避难。
2月4日凌晨，他随胡愈之一众共28人挤上一条摩托舢板逃亡，在马六甲海峡漂流了两天，到达苏门答腊附近的石叻班让岛。
2月15日，新加坡沦陷。3月9日，印尼荷兰守军投降。郁达夫在苏门答腊附近的廖内群岛辗转数月后，一路舟车，来到苏岛大陆西部高原盆地的巴爷公务。在这个热带森林深处的小镇，他和一群中国抗日文化人在此蛰居下来。
旧居与酒厂
巴爷公务由两座火山相夹，远方如烟如画，城内则人来车往，热闹而杂乱。如今的小城不算繁华，却很有生机。这里属于苏门答腊岛的西苏省（也称巴东地区），20世纪50年代升级成县政府，是多族居住区，多数原住民属于印尼米南加保（Minangkabau）民族。小城主街路很宽，小广场上有一座造型颇显原住民风格的纪念碑，碑身有四面浮雕，圆形碑顶上的双并牛角直插蓝天。广场附近修建比较讲究的建筑，都有牛角状的金属尖顶，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主街两侧是一栋栋排列紧凑的二三层楼房，像立正的士兵比肩而立。门面狭窄，房屋之间没有一点空隙，很像我在荷兰小镇见过的格局。郁达夫曾经的住所，是沿街房屋中瘦窄的一小栋，一层临街处铁栅紧闭，二层是新修的白色大理石阳台，上面还搭了遮阳凉棚。从外面看，更像是一座民房，没有任何历史建筑标记。郁达夫1943年就曾租住在此（后此房一度被日本人“征用”）。房东是巴爷公务的侨领蔡承达。2005年，蔡家把房子卖给一位印尼原住民。在我造访时，房主人不巧到欧洲旅行去了，我只能在房外观望，未能进入。
和郁达夫有过交往的日本商社职员关跟文，当年曾走入郁达夫的住处：
在我的印象中，赵先生是位学者，住房狭小，陈设简陋。在设有地板的屋子里，中间只放一张方桌和椅子，方桌的左侧堆放着高高的一摞书……我去他家时，他大多都是躺卧在藤椅里、一边喝酒一边看书。
巴爷公务如今的华人并不多，约在六七百人，看不到什么中国商家。但在20世纪40年代初，这个只有万把人的小镇有2000多华人，多为二代以上的侨民，说的是印尼语，但对华人还是很认同，有着“中国心”。当地仅有的两条街上，有标着汉字的华人商店，还有一所华语学校。
郁达夫到巴爷公务不久，胡愈之和夫人沈兹九、沈的女儿张绿漪和劭宗汉一行四人也来到此处会和，陆续又有一些文化人聚集此地，书生们合力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求生存。大家用各方捐助的钱凑起来做资本，开了一家酒厂；后来又用稻草灰代苏打的办法，开了肥皂厂。
郁达夫早年在日本留学多年，曾获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的经济学学士学位。他日文极佳，可以从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读出精妙，在日本时就很受认可。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他被迫给附近武吉丁宜（Bukittinggi）小城的日本宪兵队做了七个月的翻译，后来靠装病才得以辞职。
在日本人面前，郁达夫是富商模样。他自称父亲是华侨古董商人，母亲是日本人，他从小跟父亲在东京长大。有此身份，胡愈之他们开的酒厂、肥皂厂一干生意，也由他来出头。他还帮助许多被虐待迫害的当地人。当时，胡愈之自称“金子仙”，剃了光头，蓄了长髯。郁达夫则化名“赵廉”，留了短髭，人称“赵胡子”。知道他们真名实姓的只有少数朋友。
印尼原住民是穆斯林，不喝酒，郁达夫办的“赵豫记酒厂”最初面向当地华侨，品牌是“双清”和“太白”。此后，“双清”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初恋”，吸引了许多日本客人。当时日本宪兵都驻扎在30公里外的武吉丁宜（Bukittinggi）。郁达夫虽然和宪兵及日本人都很熟悉，但从不与之做生意。郁达夫在武吉丁宜购得许多查抄的图书。脱离日本宪兵部以后，他就每天在家读德文本的但丁《神曲》和历史。
他曾对胡愈之说：“现在日本的情形，正和东罗马帝国的末期完全一样。”他有诗人气质，加上母亲和二哥被日本人杀害的家仇难抑，也常感情用事。他说：“我没有勇气和力量杀死敌人，但我可以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于是，他吩咐酒厂，卖给日本人的酒要尽量提升酒精度数。
我在当地华人社团“恒明堂”朋友吴先生的指点下，来到80年前“赵豫记酒厂”的旧地，酒厂房屋门前，如今已是一条车流滚滚的热闹街道。房屋门面很宽，临街左侧有一扇窄门，上盖荷兰小镇常见的锐角尖顶，屋檐下的白墙上刻有“ANNO1917”（荷兰语1917年）的字样；右侧是很长的砖墙屋舍，宽窗正对着街道。房前外墙和窗框漆着孔雀绿，虽已褪色，映衬着白墙仍然艳丽，在沿街一长排房屋中相当醒目。
吴先生告诉我，酒厂在日本人离开后由本地人接盘，据说经营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关张，房屋改作他用。现在这里是家电器店。
“同仁社”内外
胡愈之在巴爷公务落脚后，住在城边的一座椰树园。他的住所是一处椰树叶做顶的高脚屋，当地叫亚答屋。亚答屋朝南的半间小厅，有七八平方米，可摆一张小方桌和几个凳子，吃饭、看书、与难友开碰头会，都是围坐在方桌旁。胡愈之戏称为“椰庐”。
80年来，城市扩展，曾氏迁徙，对胡愈之夫妇的住所，我已经无从觅踪。我只知道，他房东的儿子叫曾连发，是个27岁的青年，上过中学也懂中文，曾出任当地华校的董事。曾连发是少数知道胡愈之、郁达夫真实身份的人，也是后来郁达夫善后事务委员会九名成员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移居北干巴鲁，是当地侨领，1965年印尼“9·30事件”后回到中国国内。
当年在巴爷公务，胡愈之一行安定下来以后，赶紧托人转告仍流亡在海岛一带的好友王任叔，让他前来。一些逃亡的抗日文化人聚拢过来，最多时有十几个人。郁达夫当时给日本宪兵当翻译，需要去附近30公里外的武吉丁宜，家还是留在巴爷公务。王任叔和他的女友刘岩就住在郁达夫家，身份是赵廉的“用人”。
同仁聚来后，胡愈之成立了一个叫“同仁社”的临时组织。大家每星期在“椰庐”聚一次，交流消息和学习心得，分析时局，也消除了速胜的幻想。人们还认识到，必须研究当地的印尼问题，又自己成立了“印尼问题研究会”。大家都把研究讨论的心得写下来，由胡愈之编辑，然后订成小册子传阅，每隔两三个月就与在其他地方隐蔽的难友交流。
这个“同仁社”是秘密小组，没有邀请郁达夫参加。“达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当作不知道。”
当时的文人难友们已经是生死相依了，为什么郁达夫被拒之“同仁社”门外？许多人曾提及此事，原因各叙不一，其实按组织者胡愈之所说，就是因为对于国内“政治认识的不相同”。“一般地说，达夫不满意国内政治，但是他所不满意的是人，而我所不满意的是独裁贪污制度。”
胡愈之与郁达夫交往久远，交情很深。他们在1933年参加蔡元培领导的反帝大同盟，1938年在武汉参加国民党三厅的活动，都曾经联手行动。在新加坡时，他们同住南下文化名人聚集的中峇鲁街区，也是有来往的近邻。战后两人携手抗战，一起出任华侨文化团体领导人，一起逃难到苏门答腊。
胡愈之是共产党员，虽然这身份是个秘密，但他的公开身份也是左翼进步人士。与他一起逃难的文化人左翼居多。而郁达夫并非亲共左翼。胡愈之在新加坡主编的《南洋商报》以陈嘉庚为旗帜，而郁达夫担任副刊主编的《星洲日报》，由胡文虎创办。两报也曾一度论战。
即使“在流亡中，单为了陈仪的问题，有时我和他几乎吵嘴”——这位原福建省主席的陈仪，曾受到陈嘉庚严厉抨击，谓其有“祸闽恶心”，胡愈之直称其为“亲日派”；而郁达夫与陈仪交往很深，甚至在大难临头时将10岁的儿子送回国内，请托了当时已在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的“老长官陈仪”交办关照事宜，胡郁二人看法不一致可想而知。
当时的大局是抗日，在逃难中更重要的是保存实力生存下来。在这方面胡愈之、郁达夫和难友们俱是戮力同心。而具体到胡愈之秘密组织起来的“同仁社”，是为了左翼内部交流思想，没有邀请郁达夫加入也是选择。
当然，路遥知马力。郁达夫在巴爷公务所做所为，不仅与抗日大局相一致，而且有着远超“作家”角色的“战士式”的贡献。他被迫为日本人当翻译前后七个月，遇到需要精准翻译的关口，日本宪兵也会询问郁达夫，他便利用机会做事——“在三年多中办了无以计数的好事”。甚至日本宪兵班长也说，“他的翻译总之就是对中国人有利”。
据夏衍回忆，陈嘉庚就曾经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的侨领。”马共一位负责人也曾透露：“这位赵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挽救的损失。”
王任叔乔装成郁达夫家的用人住了一个多月，决定离开巴爷公务到苏门答腊东部的棉兰一带。“任叔是要革命的。”郁达夫心中有数，但佯作不知，从未问及此去何为。到1943年初，有消息说棉兰张贴了对王任叔的通缉照片。他利用机会去棉兰，专门去看了他，回巴爷公务向胡愈之报平安。
不久之后，突然有一个夜晚，他从武吉丁宜匆匆赶回巴爷公务，真奔“椰庐”，原来他听说了日本人在棉兰要搜捕“一个姓王的”，立即把消息告诉胡愈之。这个重要信息，保护了王任叔和他的战友。
此类事不胜枚举。斯人已去，人们才不断忆起，在日据的那些黑暗岁月里，郁达夫凭借一己之力所燃起的那团亮光。
洞房红烛
郁美兰出生在巴爷公务，是郁达夫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后来她成了我的舅妈。2009年6月，已经担任了江苏省侨联主席的郁美兰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市长官邸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她用印尼文发表了演讲。化名赵廉的郁达夫独身一人在巴爷公务，相熟的日本人会问：你怎么还没结婚？为了掩护，也为了排遣愁闷，他托人介绍，从巴东迎娶了一个华侨姑娘陈莲有（原名何丽有）。那是1943年9月，郁达夫48岁。21岁的陈莲有是广东江门人，幼时随父到南洋谋生，定居在巴东。
陈莲有会讲印尼语和家乡话，但不识汉字。郁达夫再婚虽有应付环境之意，但婚姻已至，他又显出认真和浪漫。结婚那天一大早，他跑去找新娘，相见后不说别的，只拿出一张纸来，说：“我夜晚弄了很久，拿来给你看。”原来是四首律诗，字写得极工整，一笔不苟。
这组无题诗中句句有典，纵有郁达夫做些许解释，陈莲有自然是不大懂的；她也并不知道，眼前的夫君竟是中国的驰名大文豪。但她把诗稿珍藏起来。婚后，郁达夫教会了陈莲有用拼音写信，断断续续，陈莲有也掌握一些华语。两人婚后感情很好。陈莲有擅长烧菜、理家，这使郁达夫在逃亡生活中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
1944年7月，陈莲有生了一个男孩，郁达夫起名Daya（大亚），正与酒厂所在的Daya Bangun路同名，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1945年8月30日，郁达夫失踪后12小时，女儿呱呱落地，母亲起名Meilan——美兰。1952年，7岁的郁美兰和哥哥郁大亚一起到雅加达读书，寄居在巴爷公务华侨蔡清竹（1898-1975）的女儿家。她后来回到中国读书，嫁给了我的舅舅。在巴爷公务访问时，我把照片发给远在南京的舅妈，她则发来上述四首律诗。我这才明白，郁达夫作这诗既是情之所系，也是相信会有知音后人来吟诵的。“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郁达夫没有等到这一天，但郁美兰等到了。
“赵胡子”失踪
战争初期，巴爷公务小镇当时没有日军驻守，又有当地华人的友善相待，加上郁达夫能和临近的日本人斡旋，一切看上去平和无忧，正可蛰居。
可惜好景不长。到1944年初，日本人决定把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统治权分开，武吉丁宜被内定为苏岛首府。日本人在武吉丁宜建了独立的军政监部，巴爷公务也派来了日本的民政长官。日本人还设立了宪兵司令总部，全部人员都来自新加坡，其中有一个侨奸洪根培认出了郁达夫。洪向日本人告了密，指证赵廉就是星城文化界抗日名人郁达夫。郁达夫是大作家，在日本影响也比较大，宪兵队开始展开“背靠背”的调查。
消息泄出，文化人一起商议，感觉巴爷公务已非久居之地。胡愈之夫妇向北转移，到上千公里以外的棉兰一带；还有一批人转到同样千里之外的南方城市巨港。郁达夫当时已经被监视，加上妻子有孕在身，觉得自己是走不了的。他决定与敌人周旋下去，再见机行事。与他一起留下的还有七八名难友。
1944年2月，高原的一个寒夜，胡愈之等握别郁达夫，乘一辆破旧的货车，踏上新的逃亡之路。此后他躲藏在棉兰马达山，仍然担忧着巴爷公务的朋友们，特别是郁达夫。日本人下一步如何行事？他能逃脱魔爪吗？他始终保持着与巴爷公务的联系。后来听说，日本宪兵总部得到侨奸密报后开始调查，在巴爷公务、巴东、石叻班让、望加丽等地，逮捕了十多个华侨，都是和“赵廉案”有关。宪兵们显然知晓了实情，却始终没有逮捕郁达夫。
大家分析，这是因为宪兵明白郁达夫并非间谍，而且也不怕他逃走，所以只是暗中监视，同时可用郁达夫作为线索，去侦查与他来往的一批朋友。大概是到了1944年8月间，关于赵廉这件案子，完全侦查完毕了。有一天，一个常到达夫家中去的宪兵，又去他家中，一见了达夫，突然改变了平时的称呼，不再称“赵先生” 而称之为“郁先生”。那宪兵说：“郁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达夫神色异常镇定。就回答道：“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么？哈哈……现在请你干一杯罢。”
后来宪兵又说，他为了调查这件案子，用去不少钱，达夫就送了他一千盾军票。这事情过后，达夫照常住在巴爷公务，没有发生别的事故，宪兵也并没有把这件案子公开出去，除了几个宪兵以外，其余的日本人仍不知道赵廉是郁达夫，只把他当作一个平常的华侨商人。
因为郁达夫是一个著名作家，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宪兵侦查的结果，知道他在沦陷时期，并无反日的实际活动，但他有民族的良心，如果把他拘捕起来，他一定宁愿牺牲，不愿用郁达夫的名义和敌人合作。如果把他杀掉徒然显示日本的残暴，对于日本并无好处。所以这一件案子实在不好办。倒不如把这案子瞒下，暂不举发。同时仍加严密监视，好在他是逃不了的。（胡愈之，同上）
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日本宪兵部已经锁定了当初与郁达夫一起的这批抗日文化人，原定9月1日全面动手“收网”，让这一天成为他们的“祭日”。恰因日本投降，这一计划未能实施。无论郁达夫还是胡愈之，当时并不知道此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郁达夫当晚便从房东蔡承达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消息。接下来的日子，他主要考虑在巴爷公务开办的一家农场如何收尾。他也在随时等待，准备去迎接前来接收的盟军。
8月29日晚八点多，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个朋友议事，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敲门。郁达夫开门与之交谈，说了几句印尼语，回身交代说去去就回。他当时身穿睡衣和木屐，从此一去未返。
次晨，郁达夫的夫人陈有莲临盆。人们发现郁达夫仍未回家，四处寻找。一个目击者说，他看见郁达夫和一个人上了路边的汽车，车上有两个日本人。那条小路很荒凉……
身在苏东马达山的胡愈之，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要比郁达夫晚几天。他8月25日乘车下了山，直奔棉兰，与王任叔等难友们会面。9月初，胡愈之正准备从棉兰回国之时，见到几位巴爷公务来人，得悉“赵胡子失踪了”！他立刻感觉郁达夫凶多吉少，星夜兼程，回到巴爷公务。
在巴爷公务，通过对郁达夫的失踪过程的现场调查，胡愈之确信，绑架郁达夫的正是日本宪兵。日本投降之后，巴爷公务和武吉丁宜仍在日本人的管制之下。郁达夫失踪后两三天，曾经有日本宪兵队长来“慰问”他的夫人，还有便衣挨家挨户打听此事。巴爷公务这个小镇不可能把郁达夫藏起来，而且当地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车！
日本宪兵绑架暗害郁达夫的动机也很清楚：郁达夫是作家，又曾作为翻译目睹日本宪兵的残暴，他们要消灭这个见证人！
胡愈之在巴爷公务组织了郁达夫的善后事宜后，于9月20日抵达驻扎着盟军的大城市北干巴鲁，向主持救济的英军报告了失踪事件。回到新加坡，他又分别向东南亚联军总部、英国政府华民事务顾问做了报告。此事也经新加坡的中央社电告国内。
然而，时过数周、数月乃至数年，郁达夫失踪案始终未获正式司法调查，没有遗骸发掘和现场取证，更未能依法追凶。
一个中国著名作家在日本投降之后再遭日军杀害，死得尸骨难寻，真相难明。这是为什么？
寻求真相
历史很复杂。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获胜的盟军从未到达郁达夫避难和遇害的巴爷公务至武吉丁宜一带。
日本8月15日宣布投降。根据国际协议仍由日军保持现状，维持治安，直到权力转交盟国军队。然而，印尼民族主义政治领袖8月17日即宣布独立，并通过“绅士协议”获得日本默认。苏加诺与哈达分别成为总统和副总统，新政府建立。随着独立运动推进，大量日本的军事装备悄然转至共和国地方政府，一些日本军人在解甲之后也参加了独立军。荷印战争于1945年9月打响，苏门答腊是最重要的战场之一，武吉丁宜一带一直为印尼独立军占据。战事持续到1949年12月，荷兰承认印尼独立。
对于新生的印尼政府来说，先以对荷战事优先，建政后更有政治外交考量，已不可能对涉嫌日本宪兵罪责的一名华侨作家的失踪案件重启调查，更况且是一个中国名作家。
1928年雅加达青年宣言提出：“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一个祖国，印度尼西亚；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以此为标志，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崛起。作为少数族群的印尼新老华人社群，约占总人口的1-2%，一直被拒之于这场运动之外，只有个别小党除外。荷印战争之中，也只有在棉兰、雅加达、泗水等大城市，可以看到华人参与。华人社会在印尼独立过程中的作用极为有限。因此，郁达夫的名气在印尼华人社会纵有一定影响，也根本不可能影响印尼政治。
何况，那还是一个华人社会谣诼纷扰的分裂时代。
只有胡愈之和郁达夫那些在南洋的朋友们，继续关心着“郁达夫案”。胡愈之于1946年8月，郁达夫逝世约一年之后，在新加坡写就长文《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以详尽的背景分析和现场调查表明，确信郁达夫已被日本宪兵所杀害。
胡愈之的正式报告送交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即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10月21日更名），同步在《星洲日报》（1946年8月31日，9月5日、7日）和上海《民主》杂志刊出。据此报告，郁达夫被害时间约在9月17日，地点在巴爷公务至武吉丁宜的小车站巴素（Baco）附近。
尽管没有进入官方调查和司法程序，以胡愈之的文名与信誉，他以知情人和调查者双重身份写就的这份报告，成为日后定性与研究郁达夫死因的最权威的文件。1952年，新中国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尼，胡愈之委托他找到了郁达夫的一双遗孤郁大亚和郁美兰。兄妹俩1960年回国。郁美兰在国内读过华侨补校后，于1965年考上北京石油学院。她周末住在胡愈之家，结识了正在北大化学系读书的胡序建，他是胡愈之的侄子，也是我的舅舅，两人相恋后结婚，郁美兰成了我的舅妈。
令人遗憾的是，郁达夫的死亡真相，仍有颇多疑测。从1945年9月至20世纪80年代初，谣言大致有几种：郁达夫为印尼原住民或起义军所杀；经华侨帮助秘密回国，自行失踪；被王任叔所杀；等等。有的纯属误读误传，有的则属荒谬不经，有意栽赃。胡愈之的报告虽然矫正视听，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观点，终究缺乏当事人直接证据，细节难详。而无论是当年，还是建国后，接获胡愈之报告的有关部门，从未考虑启动进一步真相调查，甚至“无任何表示”。
1950年8月，王任叔获任中国驻印尼大使。胡愈之原希望他循外交途径把郁达夫之死追查清楚，弄个水落石出。王任叔1952年3月突然卸任，而查案之事无任何进展。
历史翻覆，风雨激扬。此后凡20余年，左的思想笼罩着新中国文坛。郁达夫的侄女、画家郁风叹息：“除了偶然在文艺批判文章中出现郁达夫的名字之外，他已经从读者中消失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才重新出版他的著作。”
而在日本，一些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怀着反省罪行、赎罪的心情”，搜集研究郁达夫的作品和生平资料。最初是学者稻叶昭二和伊藤虎丸，1968年前后，当时就读于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的铃木正夫加入其中。他们于1969年10月合作出版了《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叢刊》第五辑《郁达夫资料》。资料之附件刊登了铃木正夫根据当事人长期追踪获得的一手资料。调查可以证实，郁达夫确系日本宪兵所杀。
此后，铃木正夫进入横滨市立大学任教，同时致力于继续调查。他陆续公布了新的调查进展，进一步支持了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杀害的结论。
中国从1980年启动“中国现代文字史资料汇编”工程，郁达夫列入其中。日本学者稻叶、伊藤和铃木的研究结果引起关注。1983年，青年专家、《回忆郁达夫》一书的编辑陈子善在上海见到前来访问的铃木正夫，进行交流。他了解到，铃木已经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原宪兵（铃木未公布姓名，最初以D代之，后为A），掌握了关键性书证。但此人仍不敢公开承认。
陈子善立即向胡愈之和郁达夫的另一个好友楼适夷去信，告知这一重要信息。胡愈之接信后，托楼适夷面告陈子善，他坚信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探讨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他希望能够通过铃木，“利用他的有利条件，把郁达夫被害真相搞个水落石出”。
1985年9月，浙江富阳召开郁达夫殉难40周年研讨会，铃木正夫受邀参加。他在9月8日赴会之前，再度与当事人见面，出示书证后，这名原宪兵A承认，的确是他“发出绑架处置赵廉命令”，并于“当天或者第二天就得到了部下关于绑架扼杀（后译为绞杀）赵廉的报告”。这名前宪兵A的职位是班长。铃木正夫来到中国公布了这一确凿真相，他的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一期。
需要说明的是，铃木的一手研究，虽然得出了和胡愈之40年前调查一样的结论，但被害时间有较大差异。如上述，据胡愈之间接获知，盟军审讯日本战犯所得口供证实，郁达夫被杀的时间是9月17日。而铃木查阅棉兰战犯审讯记录，并没有看到相关口供。铃木通过当事人取得的证据表明，郁达夫被害是8月29日当晚或30日凌晨。
1986年1月，胡愈之与世长辞。郁达夫长子郁天民告诉铃木，胡愈之生前能够确知郁达夫之死的真相，深感欣慰。
富阳会议后，铃木正夫继续研究郁达夫。他曾三下南洋，找到上百名战时以平民、军属、劳工、宪兵等各种身份驻扎在苏门答腊并与“赵廉”有过接触的人，通过面谈、通信和电话联系等各种方式，收集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生活情况和战后去向的信息。结果证实，“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一文中关于郁达夫隐居生活的描述基本属实”。他还认为，关于郁达夫的隐居生活，“虽然与胡愈之的记述多有吻合，但日本人和中国人看待事物的角度自然有所不同，也使得这些证词显得犹为珍贵。”
铃木搜集的关于郁达夫的复印件和剪报资料装满了40个文件夹，其中仅关于新加坡、苏门答腊和荷属东印度的资料就有近十个文件夹。他查阅的书籍也摆满了两个书架。据此，他写成研究专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该书1995年由日本东方书店出版，在2007年又有新版，直到2020年还有查漏补缺的修订本。1996年有李振生翻译的中文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03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铃木本人认定、由刘高力翻译的新版本，首度公开了70余张珍贵影像资料。据刘高力透露，铃木与郁达夫案主犯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5年4月6日。此人现已离世。
铃木正夫说，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包括，“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尤其是留日学生）对于在日本占领下如何自处能有更多关注”。“杜绝关于郁达夫隐居生活和失踪的各种谣言”。他是“怀着深望慰藉他亡魂的心情写了这本书”、
描碑记我心
武吉丁宜是三座火山环绕的城市，风景优美，气候也极为凉爽，是西苏省最有名的旅游城市，也有许多历史遗迹。
2023年6月18日清晨，我离开巴爷公务，前往附近的武吉丁宜。这座城市在日据时期曾有铁路与巴爷公务联接，据胡愈之的报告，杀害郁达夫的地点，是在铁路的巴素（Baco）车站附近，而遗骸埋在一个叫Tondjong Gedai的地方。我计划在去武吉丁宜途中，到两地现场察看。
据铃木在书中披露，除了那位下令杀害郁达夫的A，其他涉事人并未回国。“不仅是这些人，大部分宪兵在战败后都考虑过继续战斗、自杀或者离队逃走。”其实，即使那名后来回到日本的宪兵班长A，为了逃避战后的追责，回国后也使用假名。
铃木为调查郁达夫案曾三下南洋，并于1988年和1992年去过巴爷公务，但因为听说“从小港口进入印尼很困难”，未能重走逃亡路线。他了解到，巴素小站当年确实存在，但地图上没有被称为Tondjong Gedai的地方，他估计此地或许不存在。
我重走逃亡路线时，得到当地华人社会很多帮助。数十年过去，印尼语发言及拼音规范有重大变化，只有再靠询问当地人求证。在巴爷公务，我的助手宏波特地找当地华人和专业翻译反复了解核对，把两个地方的具体位置确认下来。
我们驾车离开巴爷公务不远，驶上一个小山坡，在旧市长办公楼停下。据说，此处便是日本俘虏所供认的埋尸处Tondjong Gedai一带。办公楼是一座红框白墙的三层小楼，屋顶有米南加保式尖牛角，楼前绿草坪上插着旗杆。正有老师带着孩子在做童军练习（Acara Pramuka）。我走进小楼看了看，这里现在是地方政府旅游文化部门的办公场所，从一楼走到三楼却无人办公。
草坪西侧有一座很大的纪念碑，碑顶是持枪战士的雕塑，正面一整幅彩色浅浮雕，表现一群手拿棍棒的当地原住民正在痛击敌人。我正猜想这是不是与“二战”有关，看到下面有一行印尼文碑文。翻译告诉我，这是独立战争的烈士纪念碑，碑文说：“我们的国家尊敬你，你是我们国家的灵魂。”立于1949年3月17日。
汽车继续前行，来到被标为郁达夫遇难处的那个巴素小车站。铁路早已废弃，屋顶还有昔日的站牌，路面上可辨认出两根生锈的铁轨。经当地居民引导，我们又认出了火车站的储水罐和车闸。路旁零星可见几家小店，有的没有客人，有的索性关着门。显然，这是一处没有生机的地方，甚至我们下车察看，都使路人面露不解。
80年时间长河静静流淌，烈士忠魂游荡，遗迹难寻。
武吉丁宜的华人墓地（Kuburan China），设在市郊景色宜人的一处高坡。远望火山白云缭绕，近看林树中红楼灰瓦，脚下还有大片嫩绿而齐整的稻田。几百座华人陵墓沿坡而建，许多墓碑都和我在欧洲国家看到的一样，设计得精致考究、个性鲜明。沿墓地缓坡的石阶走到山顶，就可以看到闻名已久的“苏东华侨反法西斯十一烈士纪念碑”了。
“苏东华侨反法西斯十一烈士纪念碑”碑名已经掉色，胡舒立把15个镌刻隶体字一一描写了一遍。
这里的11人是因1943年日本对抗日华侨大搜捕的“9·20事件”牺牲的烈士。他们都是“苏岛反法西斯同盟”（下称“反盟”）的成员，并不包括郁达夫。但是，那些想纪念郁达夫的华侨后人，也都到此祭拜。
不知者或以为是误会，知者却深知其情其理：郁达夫曾尽其一己之力，帮助过“反盟”。如前述，他曾将敌营即将搜捕的消息连夜报告胡愈之。不久，王任叔就接到用暗语“黄糠落价，请勿抛出”的电报。后来，郁达夫进一步获悉情况，还帮助王任叔等“反盟”领导人紧急转移。
纪念碑建于1953年，约两米高，占地很大，地面铺了棕黄与白色交织的花砖，虽经岁月消磨，仍然可以看出白砖上精致的花纹。碑身经风雨冲刷，字迹已成白色，稍远就看不清了。
朋友找来一支黑色的马克笔。我接过来，把15个镌刻隶体字一一描写了一遍，字迹顿显。大家一起在碑前留影，白云舒卷，为我们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