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林徽因照片里的一个女人，让我们家分成了两派。

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

玛丽安和维尔玛1934年12月在福州作画（玛丽安作品）

玛丽安与本文作者2016年5月12日在欧文街寓所，安德鲁·施莱辛格摄

三个星期前，林徽因的英文书信集到了。我拆开来看，发现集子里的七十八封信，收信人基本上全是费正清和费慰梅，附录的梁思成三封，也是写给他们的。跟费氏夫妇无涉，给他人或出于他人之手的，只有三封。书里也收有近三十张照片，与费氏夫妇相关的，更是多达二十二幅。其中有三张，摄于一九三五年春间：两张是同一群人，在同一天，于同一地点所摄；余下的一张，是梁林同费慰梅家人的合影。前两张的说明文字，有一句话是相同的，“一九三五年春，林徽因与亲友在天坛寰丘”，但照片上的人不一样，——第一张，“左起：金岳霖、梁再冰、林徽因、多利·泰勒、费慰梅、费正清”；第二张，“左起：金岳霖、梁思成、多利·泰勒、梁再冰、林徽因、费慰梅”。由此可见，第一张是梁思成拍的，第二张的拍摄者是费正清。这两张照片不算罕见，早前与梁林相关的书，如果配图，或二选一，或二者俱录。不过，那位多利·泰勒，只是这一回才标出姓名。这引起我的疑心：一九三五年上半年，随费正清夫妇住在北平的，不是还有费慰梅的妹妹玛丽安吗？梁费两家与金岳霖结伴出游，理当不该落下玛丽安的。

十年前的春四月，我在麻省剑桥，第一次见玛丽安，说及老舍认识维尔玛和约翰（Wilma and John，即费慰梅和费正清，玛丽安信中以W&J称呼他们），他访美期间两过哈佛，都住他们在温思洛普街四十一号的家。玛丽安耳朵有点儿背，听到“老舍”，连忙打断我的话。她很好奇：我怎会认识“老金”，他分明是她在北平的朋友嘛。所以，我认定，人名出错了：多利应为玛丽安。带着几分自信，我把“发现”，说给小女Mia和她妈妈。

“标错了？”

她俩疑惑地看了，摇摇头。

从侧面看，多利确有几分像费慰梅，可究竟是不是玛丽安，她们吃不准。她俩与玛丽安也认识，但与她的初次见面，是在我们一家搬进剑桥欧文街一〇九号玛丽安家的第二天，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那一年，Mia五岁，玛丽安比她大整整一百岁。

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随它去。

坎农博士一家与梁思成林徽因合影，1935年4月23日

再说第三张（上图）：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林徽因，梁思成（左二）与费慰梅（右三）及其家人在北平。”

同样一张照片，林徽因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也收进了在上海出的纪念图片集，当时所注说明为：“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右二）与费正清、费慰梅等友人在一起。”比较起来，这一次的注有进步，更准确一些。可费慰梅家人有谁，名字都是什么，仍让人摸不着头脑。林徽因信里提到他们，写出了名字，但因为缺注释，不易看出他们与费慰梅的关系。一九三五年四月的两封信里的“玛丽昂·坎农”（“昂”为“安”误译），和“坎农先生和夫人”（Mr.and Mrs.Cannon），其实就是玛丽安（Marian Cannon），和她父亲沃尔特（Walter Bradford Cannon），与母亲柯尼丽亚（Cornelia James Cannon）。四月二十日那封里有一段话，写的是费慰梅父母到北平，林徽因巴望着要去见面的急切心情：

“我当时非常焦急，想在离开之前，跑去迎接坎农先生和夫人，结果却只来得及赶上火车。我那时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想去见他们；即使现在，我仍然希望，自己当时起码应到你家院里，去问候一声‘你们好’。”

费慰梅一家来中国的事，说来我倒也略知一二。

二〇一五年十月，听说我要翻译她一九三九年出的《三宝北平奇遇记》，玛丽安就嘱咐安德鲁，与她同住的小儿子，从剑桥寄来她的两部书：她年过花甲后出的《夺自遗忘：剑桥回忆录》（一九七九），和在百岁之年出的《我的记忆：与政治，绘画和人相关的一生》（二〇一二）。第一部回忆录的第十一章，写的就是她和家人的中国经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岁的她，一出拉德克利夫，就受小说家母亲的鼓励，只身从波士顿搭乘火车，自东至西横穿美国内陆，到旧金山登上去中国的邮轮。到了上海，她先与维尔玛和约翰会合，接着又与他们一起去了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和广州，并于第二年的春节北返，在北平迎候两个月后抵达的父母和小妹。

四月二十三日的那张，应是费慰梅一家，与梁氏夫妇会餐之前所摄。那天的就餐之地，究竟是北总布胡同三号梁宅，还是大羊宜宾十号费氏夫妇所租宅门，我左看右看，没有办法确定。不过，说起餐桌前就坐者的名字，我觉得，自己倒是有一点儿把握：

“靠着维尔玛，坐中间的那个，是玛丽安；她左面挨梁思成坐的，是妹妹海伦……”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你怎么分得清？”我太太瞥了一眼，还是摇头。

Mia也凑来，看过，仍站在妈妈一边。皱着眉的中二少女，心里仿佛在说：看女人的年龄，我妈眼光更准吧。

我不认输，决定去搬救兵。

写好两个邮件，发往麻省贝尔蒙特，和纽约曼哈顿的上西区，一给安德鲁，一给Holly。他们是一对表姊妹：Holly的母亲就是维尔玛。

第二天等来回音：我认错人了。Mia和她妈妈一听，笑了：

“救兵有用吗？”

第一张上的女性，安德鲁和Holly都说，没一个是玛丽安。第二张上，那个我认成玛丽安的，Holly说是海伦。她用iPad回复说:

玛丽安在最左，挨着梁。

我外祖母在后排。

我外祖父坐在林的旁边，接下来是维尔玛和海伦。

我想，照片是我父亲拍的。

Holly中文名费鹤立，是费正清和费慰梅的第二个养女，——我与玛丽安的相识，是她介绍的。

二

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我带Mia走下后楼梯，才到厨房门口，就见安德鲁匆匆迎出，脸色很难看。

“武平，我妈妈不在了。”

“Marian老奶奶不是说，要给我画个像的吗？”Mia听了，瞪大眼睛，愣在一旁。

玛丽安是艺术家，长于画人像和风景，有作品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她也给孩子们写书，出过四五本，插图都自己画。

几个星期前一天的半下午，难得出门的玛丽安，与几个退休了的儿女，坐在后院树冠入云的老红橡下说话。他们旁边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菜园，斜对着玛丽安在房子底楼的画室，有几株矮壮的樱桃番茄，贴着高过头顶的树篱，挂满红艳的果子。玛丽安视力很好，远远望见Mia，尖着嗓子，嚷道：

“瞧，小姑娘多可爱，我得给她画个像！”

与玛丽安在一起的，是安德鲁，他哥哥史蒂芬，和姐姐克里斯蒂娜。安德鲁还有一个姐姐，凯瑟琳，十多年前已经故去。史蒂芬和克里斯蒂娜住在异地，他们这次回来，是为给老母亲做生日：九月十三日，是玛丽安的一百零五岁寿辰。

真是想不到，生日过后仅一个月，玛丽安就在睡梦中走了。

追思会前的一天，安德鲁上到三楼，递来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夹，说：

“你和Helen看看，有用，复制一份。过两天，我就给拉德克利夫了。”

拉德克利夫在法学院西边，以前是女校，毗邻剑桥，往南走不多远就是哈佛广场。玛丽安，维尔玛，和她们的母亲柯尼丽亚，还有安德鲁的姐姐克里斯蒂娜，都是拉德克利夫并入哈佛前的毕业生。玛丽安的追思会，也安排在拉德克利夫。安德鲁说，他的祖父老施莱辛格教授，做哈佛历史系主任期间，兼任拉德克利夫校董，最早倡导研究美国发展史上的女性的贡献。他的祖母伊丽莎白，一位女权运动领导者，与他祖父共同推动拉德克利夫的妇女档案馆的改造，使之建成为全美第一个美国女性研究图书馆：阿瑟和伊丽莎白·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历史图书馆。

文件夹里是一叠信，一些黑白照片，和一份画展折页。信是玛丽安写给家人的，多数用钢笔书写，用打字机打成的只一两封。照片的大部分，贴在同一封信的信纸上。这封有七页纸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于厦门，前几页左边的一侧，依次粘贴着十一张一寸大小的照片。有贴一张，有贴两张，或三张的，最多一页贴了五张。每一张照片下面，或者旁边，都标有拍摄对象，和拍摄地点：福州街巷，鼓山远景，古樟树，闽江上的舢板，厦门英国领事馆里的玛丽安，维尔玛和约翰。信纸中间，还另夹有两张照片，两寸高、一寸宽，背面都有玛丽安的铅笔字迹，一为“玛丽安在英领馆帮约翰打字，厦门，一九三四”，一为“约翰在英领馆做研究，厦门，一九三四”。照片上两人专注的神情，恰切印证了费正清晚年的回忆：

“在白天，英国领事馆给我一间写字间，配有电话，还有一名听差伺候，随唤随到，因此我能够阅览宁波档案，维尔玛和玛丽安使用我们随身带来的两架打字机，帮我誊写和摘录。我发现学位论文研究是项艰苦的工作，一部分是因为我的题目是要广泛阅读领事馆电讯，从中汲取素材，该项工作有时显得十分单调。”

维尔玛和玛丽安到了北平，不再是费正清单纯的打字帮手。一年多前，费正清申请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又一次遭到拒绝，只得去清华教书。经济的支绌，也让维尔玛忙起来。她办过绘画班，还开了一次画展：她在拉德克利夫学美术，曾去墨西哥跟着里维拉，弗里达的丈夫，学习壁画创作。怀履光《洛阳古城古墓考》的封面，用的是她画的出土文物。与玛丽安的信和照片在一起的折页，正是那一次画展的目录，——这是一份英文目录，第一面顶端一行字是“北平美术学校”，其下则是“维尔玛·费尔班克和玛丽安·坎农画展，一九三五年，四月”。

费正清在回忆录里说，维尔玛共展出二十一幅水彩画，还售出若干幅。但玛丽安保存下来的画展折页，证明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她俩的画作，在水彩外，还有素描和速写，而且实际数目也还更多。维尔玛的水彩风景画二十九幅，分别作于热河，杭州，福州，北平，和山西峪道河。玛丽安的作品二十六幅，除去在新罕布什尔和法兰西岛画的三四张，其他的作于福建和华北，画面上是福州的寺庙，厦门的小船，北平的戒台寺，李鸿章祠，紫禁城午门，天桥，长城，以及一些舞台人物形象。画皆以美元标价，七到七十五元不等。

玛丽安的追思会过后，我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去普雷斯考特街二十二号，哈佛美术馆后一栋临街的房子。忽有一天，也在为搬家忙碌的安德鲁找来，说要请Helen搭把手，将他母亲的画拍下来，编成一个图录。他知道，我太太以前是美术老师，会图书装帧设计。

装了框的画，陈列在客厅正中，近旁的南窗下，有一架巨大的三角钢琴。看着画上的寺塔，古树，木船和长城，我忽然意识到：八十三年前在北平，和维尔玛的作品一起展出的，正是这一批水彩画。

三

翻遍林徽因的信，我还是没能断定，她与梁思成，同费慰梅家人的合影，是不是他们第一次相会时拍的。不过胡适一九三五年有一篇日记，倒是记录了梁林和费慰梅，还有费慰梅的父亲，在整整一个月之后，又曾燕聚一堂，——上次若是费氏夫妇做东，这次十有八九是梁林还席。那天是五月二十四日。胡适于日记里写下他与傅斯年偕行赴宴之事：

“思成、徽因请Professor Cannon父女吃饭，我与孟真同去。Cannon是少年学人Fairbank之妻父。”

胡适与费正清已是熟人。三年前的初春，费正清来到中国，为他的牛津论文搜集资料。五月十日，他在北平初次与胡适订交。那天，他应邀赶往东安门街北的东兴楼，“我发觉在等候着我的人们中间，有一半是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上造诣极高的杰出人士——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胡适年过四十，看上去却仍很年轻，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俨然迷住了年轻的美国客人。过后，费正清往家里写信，说：

“我惊讶地发现，胡适，一位现代的伏尔泰，就坐在我的一侧，邀我品尝笋片鸭肝，而且每个人都很友好。至于为何如此，我全然不明就里，但我对此毫无反对之由，并且借助于惯常的中国酒，与他们在一起，胸怀顿然开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不辜负这份荣耀呢？”

一名二十五岁的博士生，初来乍到，即获得中国学界的最高礼遇，要归功于哈佛医学院的坎农教授，也就是他的未婚妻费慰梅的父亲。五十年后，回味那一次“意想不到的聚会”，费正清依然无法忘记，“我未来的岳父坎农博士把我的情况，写信给他所结识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家。我此时才认识到，自一九一五年《痛饥惧怒时的身体变化》出版以来，沃·布·坎农是世界医学上一个受人尊敬而家喻户晓的名字。”

坎农博士在国际医学界，和巴甫洛夫齐名，是第一流的生理学家。他在哈佛医学院二年级时，发明了诊断消化道疾病的钡餐X射线造影技术。他所完善和确立的“内稳态”学说，随其经典名著《躯体的智慧》的问世，成为生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九三五年的到访，是中国医学界的一件大事，尽管起初他只是想趁去圣彼得堡开会之便，借道看望在北平与费正清缔结连理的长女维尔玛，和与他们在一起的三女儿玛丽安。四月十日，坎农博士在上海的活动，得到《申报》的关注：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开能博士于前日抵沪，参观虹桥疗养院，当由该院代理院长颜福庆氏招待，同时到有前芝加哥医大校长胡敦博士、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林可胜博士、圣约翰大学教务长马立斯博士，及伍连德、黄子方诸博士，上海医学院全体医学教授、学生等百余人。由颜氏引导教授参观各部份，对于该院之建筑及一切设计备极赞美，并在交谊大厅演讲，略谓二十五年前曾来中国，今番重履此地，觉中国医学建设之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而虹桥疗养院之建筑与设计，实不亚于欧美诸国。数十年来，生理学上虽叠有新发见，但将来必更有奇异之发见，而X光线实为研究生理学上之极妙工具云云。闻开能博士不日赴平，将在协和医学院任教务二月，即出席于全世界生理学大会。”

四天之后，坎农博士经南京到达北平，在协和医学院担任访问教授，直至六月初踏上访苏之旅。其间，他不断接受邀请，在上海国立医学院，南京军医学院，北平协和医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处讲演十七次，所到之处，皆引起轰动。

五月三十一日，北大师生迎来坎农博士。他在二院教室，以“保持稳定的躯体机构”为题，作了此行最后一次讲演。胡适那天也在听众席中，并将聆听感受，写在日记里：“听ProfessorCannon讲演，讲得极清楚。”

四

坎农博士一家人，在沪京平的访问，让他们和中国的命运，系在了一起。

在战争年代，坎农博士和他的家人，给了中国实在的帮助。他是一位人道主义活动家，一战时与哈佛医学院的同事，以军医的身份，奔赴欧洲战场。一九三六年十月，他担任美国援助西班牙民主医药委员会主席，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提供医务支援。一九三七年九月，美国医药援华会成立，他亦积极参与，并于一九四一年主持医药分会，为中国募集善款，采购医药，敷料和器械。费正清和费慰梅在珍珠港事变前后，分别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又相继返回中国，在重庆沟通中美文化交流。

玛丽安有没有参与对中国的帮助，我没听她说过，她在回忆录中也没着一字。

二〇一七年感恩节后，为了解老舍与浦爱德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四世同堂》翻译上的合作，我又一次来到怀德纳图书馆。浦爱德在纽约担任工合国际代表，是联合援华会的重要一员。一九四六年的一期联合援华会《中国新闻》上，浦爱德赴华视察启程前的专访的右侧，有一则阿瑟·迈·施莱辛格夫人发起为中国捐书运动的报道。施莱辛格夫人不正是玛丽安吗？我想起来，她那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小施莱辛格教授，与费正清是哈佛历史系同事，又在华盛顿共事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这次由女性发起组织的活动，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引起热烈响应，募集目标起初为五千，最后所得实已逾万。她们募得的词典，百科全书，以及农业，医药，公共卫生，历史，文学，美术，音乐和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的最新出版物，全部由联合援华会海运至上海，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发给在战火中毁坏殆尽的中国大学。

在菲利普阅览室，我拍下关于玛丽安的报道，用邮件发给安德鲁。他一见大为惊讶：本以为自己的母亲，在战时只是家庭主妇，没想到还扮演了社会活动家的角色。原来，玛丽安并未忘记在战火中经受蹂躏的友人，她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为联合援华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去年八月头上，我和Mia回到剑桥。在我们住过的老房前，与搬到贝尔蒙特的安德鲁见面时，我注意到装修过的房子，前廊上方多了一个醒目的铭牌，“施莱辛格故居”。安德鲁笑着说，这栋他母亲住过七十年的房子，已由他以前的一个女朋友购下，赠送给了哈佛法学院，现在是院长的宅邸。

听安德鲁一说，我禁不住望了一眼老房子所在的路口，欧文街和布莱恩特街相交处，看到道旁的一个纪念牌，还树立在原处。玛丽安在世时，剑桥市政厅为那个十字路口命名，用了她的名字。黑色的路牌上，有六行白色的字，前四行字很大，末两行是小字：

玛丽安

坎农

施莱辛格

广场

艺术家，作家，母亲，

剑桥生活敏锐观察者

乙巳年腊月二十五正午，在上海，北横泾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