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蓉：卢作孚与蔡元培
1912年，封建帝制最后的王朝“大清帝国”，在世界现代文明大波的冲击下轰然坍塌，以民主宪政为理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1912年1月至7月），不久即因不满袁世凯擅权而辞职。那一年，卢作孚19岁，因为家庭出身贫寒，小学毕业即辍学，从此踏上自学的旅程。同时他也积极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同盟会的革命活动。间或也写稿投稿，报章多加刊载，引起报社主编和同盟会主要成员的注意。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四川地方政府委他以重任，但他以这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而辞谢。
1914年9月，卢作孚所著《应用数题新解》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署名卢思。这是卢作孚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这年秋天他从友人处借了20元钱，从重庆乘蜀通轮到上海，寻找新的人生之路。没有生活费，他就写文章挣稿费。没有钱买书，他就去书店蹭书看，去得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这是一家沪上最得风气之先的书店，在那里他认识了黄警顽。黄警顽既不是书店老板也不是经理，但他善于收揽各种引领时代潮流的进步书籍，又善于发现和培养推动新时代发展的重要人才。经常到商务印书馆看书的卢作孚正是这样幸运地认识了黄警顽，又通过黄警顽，认识了黄炎培、蔡元培等前辈（虞和平：《序》，见张守广著《卢作孚年谱长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黄炎培从此与卢作孚结成了忘年交挚友；蔡元培则给予卢作孚的现代化事业极大的帮助和扶持；黄警顽也一直关注着卢作孚的理想和事业，1930年代初他还专程到卢作孚开发建设的北碚考察，回去后写了《四川新村概况》，并配图《四川之模范镇北碚场》发表于1932年第14期上海《中华》画报。文中写道：“他们虽在军阀割据重税剥削的局势之下，仍能坚忍不拔，从事建设，五年如一日，以造成此规模伟大之新村，其毅力殊堪惊叹。读者观本编所刊照片及上述概况，当不料动乱纷扰之中国，乃有此世外桃源在也。”
1925年，卢作孚为了发展川江航运事业，促进交通和经济发展，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造了第一首船“民生”轮。1927年卢作孚被地方首脑刘湘委任为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的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借此机会将北碚建设成一个集产业、交通、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城市，至今前往参观游览的旅客还络绎不绝。1929年刘湘又任命卢作孚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负责人，卢作孚坚辞无果后做了半年。他在半年任期中，不仅解决了各地驻军任意扣押民用轮船当差，官兵无票强行搭船和码头秩序十分混乱的问题，而且通过动员码头搬运工人的力量，迫使外商轮船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禁绝了走私物品，开创了自《天津条约》丧失内河航行权以来中国士兵检查外轮的先例（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也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川江运输扫清了障碍。
从1930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是卢作孚一生中思想理念更臻成熟，事业发展更为丰富多彩且成效显著的时期，也是与蔡元培先生交往、通信最为密切的时期。
自1930年到1935年，卢作孚先后发表了《乡村建设》《东北游记》《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等文章。他通过所见所闻及思考，从中寻出一条治国之路就是：以“现代化”为全国人民的“公共信仰”，“根据世界的最高纪录作为目标，根据国内的目前状况作为出发点”，开展产业、交通、文化、国防四个运动，“将整个中国现代化”（卢作孚：《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并自愿为“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卢作孚：《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有学者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
1930年3月8日，卢作孚携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北川铁路公司人员组成的考察团，出川参观考察，先后去了当时的发达地区南京、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和东三省。
卢作孚一行到达上海后，经黄炎培介绍，看望了蔡元培、黄炎培本人、秉农三等人士（卢作孚著：《东北游记》，川江航务管理处，1931年）。从现有的史料看，那应该是卢作孚和蔡元培第一次相见。蔡元培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28-1940），热衷于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从此便积极真诚地支持和扶助卢作孚兴办的事业。试举数例如下：
（一）1930年卢作孚率领的考察团，顺便携带了大量植物、昆虫以及部分矿物标本和川边彝族风物，与南京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中央大学、浙江省和江苏省相关部门等进行交换，蔡元培等人对考察团的这些物件很感兴趣，对卢作孚的作法深表赞赏。
中央研究院还将这些标本整理出来，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三号《猡猓标本图说》书名于1931年出版。受此鼓励，卢作孚乃在上海设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
（二）4月6日上午，蔡元培、黄炎培陪同卢作孚一行，到中华职业社在上海徐公桥经营的新村参观考察乡村改造实验并留影。4月29日，黄炎培、蔡元培又一路陪同卢作孚一行参观庆宁寺川沙铁路和川沙站并留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3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三）4月21日，蔡元培为介绍卢作孚一行参观事项致函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院，字里行间甚表支持与赞赏：
倾接卢君作孚函称：“四川研究科学诸友，近来发起在重庆上游嘉陵江滨，设一科学馆（即1928年拟设的嘉陵江科学馆，亦即后来于1930年9月在重庆北碚建立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本文作者注）。今年分六组往川边，采集生物、地质标本及蛮夷用品；其中一组，由德国人傅德利领导，五组由中国科学社社员领导。作孚等为考察文化暨经济事业，游历各省，负有使命，与各文化机关商议征求或交换，拟请赐函介绍，俾使参观磋商。”云云。卢君等考察各节，关系学术，甚为重大。谨为绍介，还望招待接洽，不胜感荷（高平叔等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同日蔡元培还致函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倾接卢君作孚函称：‘四川研究科学诸友，发起在重庆上游嘉陵江边，设一科学馆，分组入川边采集标本，及与各文化机关商议征求或交换。沪上工厂林立，各类制造皆备，拟各征求标本一全份，由原料以迄成品，每一阶段，征一极小数量，加以说明，以供陈列，备人参稽。请赐函介绍，俾使参观磋商云云。’卢君等征求各节，关系学术及商业经济，至为重要。谨为绍介，务希招待接洽，不胜感荷。”
（四）蔡元培复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函(1930年6月11日)
安涛先生大鉴：
承示，卢作孚君已来馆，并赠四川标本多种；尊意拟答以广西标本，办法甚善，即请酌量寄去。专复，顺颂
台安
蔡元培敬启 六月十一日
(五)大约蔡元培还应卢作孚的请求，给江苏省昆虫局、浙江省昆虫局的负责人写了介绍信，卢作孚也同时向这些研究机关写信介绍了相关情况，所以后来该两处昆虫局局长张巨伯、吴福桢等在本年6月18日致函卢作孚说：“此次贵院分派员生赴川边及新甘等省从事采集，计划周详，规模宏远，甚盛事也。并稔四川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此次向川边采集标本，即系由贵院发起，敝局前次函请分赠蛾类标本，已蒙团务局函知川边各组学生采集等情，快慰之余，钦感无既。承嘱敝局将标本等赠与一节，属在同志，亟愿有所贡献。兹拟先奉赠标本数十种，刊物五种（关于标本，敝局现有三千余种），以后当再整理寄奉，惟希望贵院亦将所有标本、刊物等准予交换以资借镜，至深盼祷。”（《张巨伯等致卢作孚函》[1930年6月18日]，见黄立人主编《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六）6月13日，蔡元培就介绍参观及中国西部科学院人事等事宜复函卢作孚，谓：
昨奉教并承赐夷文夷经，感谢之至。现西湖博物馆及昆虫局之介绍函奉上。承示尊处所组织之化验所拟请中央研究院委一研究员常川驻所主持一切，弟与院中同人商量，佥以此种办法窒碍颇多，未能赞同。弟等意见，尊处可聘一资格稍浅之化学家驻所主持（月薪不至很多，此种人亦可由本院化学研究所介绍），如有疑难，可随时送本院代为分析，于必不得己时，并可转送外国专家鉴定。如此则事权统一，责任分明，尊处较易办理也。（黄立人主编《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蔡元培对卢作孚事业的殷切关心之意，尽在其中！
当年6月下旬，卢作孚一行到上海杨树浦码头登上大连轮，踏上了去华北、东北参观考察的旅途。7月下旬结束返川。东北之旅不仅使卢作孚一行看到及学到了不少以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也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企图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从东北考察归来卢作孚大声疾呼：“我们一度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应付之。一旦东北各地，没于日军，然后举国震惊，起谋救济，已太迟矣；而又况狂呼之外，仍无如何应付之计。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而且东北问题正由于这根本问题而起的。……根本有为是需要办法的，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办法的，是需要深谋远虑，长时间不断的办法的。”（卢作孚：《东北游记·序》，川江航务管理处，1931年）后来的事实证明，不等国家拿出办法，卢作孚率先投入了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其中就有卢作孚自筹资金在北碚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开了民营科学院的先河，其宗旨即是：“从事于科学之探讨，以开发宝藏，富裕民生。”这一壮举更是得到蔡元培的大力支持。
1932年5月7日，卢作孚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征求标本一事致函蔡元培，请其帮助介绍，以便与江苏省立吴淞水产学校、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江苏昆虫局、浙江昆虫局、浙江博物院等单位的负责人联系。
孑民先生：
为科学馆征求标本问题，尚有请助于先生者：（一）拟征求①吴淞水产学校之水产标本；（二）拟征求中央大学医学院之生理病理标本；（三）拟征求江苏、浙江昆虫局之昆仲〔虫〕标本；（四）拟与浙江博物院交换陈列品。拟请先生赐函绍介于其主持全局之人，以便与之面商，感纫无既。
敬祝
道安
卢作孚谨上 五月七日
蔡元培接信后即拟致中央大学医学院等处函（1932年5月）
○○○○公鉴：
迳启者，四川卢作孚君为在嘉陵江滨建设科学馆，征求拟与贵处标本交换陈列品，谅荷赞同。敬为先容，请与卢君晤商一切为荷。
专此，并祝
公绥
○○○敬启
（以上两函均引自蔡元培著、高平叔编《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月17日，此前卢作孚曾致函蔡元培，邀其赴四川游览，当日蔡元培复函表示感谢，并表示由于身体欠佳，加上路途遥远，一时无法成行。函云：
手书奉悉。承邀赴川中游览，无任心感。惟弟近以身体屡有小恙，道途绵邈，深恐不能成行；有负盛情，殊以为歉。谨先函复道谢，诸候察照。（《蔡元培书信集》）
1939年5月25日，蔡元培为介绍留学海外毕业技术人员致函卢作孚：
谭君定纷，留学英美，得电工无线电硕士及工程学位，最近返国，思欲出其所学以为世用。谨为介绍于台端，想贵厅规画宏富，正需要技术人才，谭君堪以备选。还希量予甄录，俾有发展，不胜感荷。（《卢作孚书信集》）
以上这封信，是至今所发现的蔡元培先生给卢作孚的最后一封，仍然是一如既往地热切关注卢作孚的事业，那一年他71岁。
次年3月5日，蔡元培因病在香港逝世，享年72岁。
在蔡元培先生的热诚引荐和持续关怀下，在当时应属边缘地区的民间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壮大，很快就建立了理化研究所、农林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科研人员也从各地纷至沓来，其中还有好几位北大毕业生。他们各司其技，各尽所能，短短几年时间，西部科学院就在寻矿、采矿、工业制造、农业种植以及相关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有的还填补了历史空白，对中西部地区乃至抗战时期的国内经济和科研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关内容请参考侯江著《中国西部研究院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蔡元培先生不遗余力地扶植和支持卢作孚及其民办科研事业的感人事迹，必将是中国现代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多处注释转引自张守广著《卢作孚年谱长编（上）》，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