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锺书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八年。近日重读这位学术泰斗的著作，不禁思考：于后世读书人而言，《管锥编》意味着什么？一切还要从他与书的关系谈起。

1935年的春天，25岁的钱锺书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获得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名额。在牛津求学的日子里，钱锺书成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常客，频繁出入这座全英第二大的知识殿堂。他称图书馆为“饱蠹楼”，可谓一语双关，既是对其藏书丰富、滋养无数求知灵魂的赞誉，也暗含自己对书籍的无尽热爱。这似乎成为他一生读书的注脚：嗜书如命，以书为“食”，汲饮古今中外智慧甘露，为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管窥天 以锥刺地

写作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鸿篇巨制《管锥编》，正是钱锺书在书海“饱餐”后，孜孜不倦创作的古文笔记体学术瑰宝。何为“管锥”？《庄子·秋水》记载：“以管窥天，以锥刺地。”他深入研究《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先秦至唐前的古籍，以博古通今的学识和独到精辟的见解，反复求索星散于东海西海的文学作品、历史事件、哲学思想，绘制出一幅幅相互映照的知识图谱。全书收录781则读书札记，共计130万字，1979年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这部皇皇巨作，犹如一座桥，引读者跨过时空界限，跟随钱锺书那深邃而锐利的目光，穿梭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等诸门学科的浩瀚星河之中。

如此惊人的札记内容背后，有两大支撑。其一是钱锺书扎实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幼时深厚的家学，促成他对十部经典做出严谨周密的札记，并裒集为《管锥编》的主干。其二是在大学时期入读外文系，精通多国语言。这不仅是他品读“原汁原味”的外国经典著作的基本条件，也使他得以通过世界文学的视角来研读经典作品，最终形成一部《管锥编》。

钱锺书学识渊博，常分别罗列东西方著作中对于同一论题的不同论说，以此作为基本的材料加以阐释。值得一提的是，《管锥编》一书呈现丰富的平行研究成果。从东西方文化经典、文学观念中找出相似、相通之处，将两者细加比较，发现古今中外共通的“攸同心理”。从跨国别、跨时空、跨学科这三“跨”的宏大视角出发，札记条分缕析地诠释某一共通的文化现象或心理，从而为文学内部研究提供了绝妙的例证，凸显“可比性”和“文学性”。

书中的大量引证，并非主观臆断上的牵强附会，而是基于文学现象或心理的“同”与“异”，即其“可比性”。与此同时，他在进行比对研究时，并没有跳脱文本，而是以文本为主，即“以文释文”注重其“文学性”。

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

在《老子王弼注》的札记中，钱锺书先生巧妙地阐释“名可名”一句，为理解东西方共有的“言意”之说提供裨益。清代学者重视训诂，均将“名”阐发为语言文字。然而，钱先生引进现代语言学的知识，极具开拓精神。

释完“名”的内涵，钱老也讨论言与意的关系，敏锐地发现东西方都关注过这一话题。写作者与读者，是一对值得研究的关系。写作者之意，经由语言文字，再为读者所获，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本意，误解由是起。这便是“言不能尽全意”。钱锺书对哲学颇有心得，顺势引出黑格尔和尼采对言语的微词。“或病语文宣示心蕴既过又不及……或鄙语文乃为可落言诠之凡庸事物而设。”从中，不难看出两位哲人对待语言表意“过”与“不及”的抱憾态度。随后，钱老笔锋一转，探寻到中外哲人恨言语“惑乱心目”之处。《墨子》曾提到言多巧方，而行则离本；斯宾诺莎、霍柏士则以语言为出错之因，告诫后人勿妄语。东西方哲人各自以不同的语种，表达了共同的担心。他所融通的学问之说，正对应了陆九渊所言：“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除了从哲学角度来阐发言与意的关系，钱锺书还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了言不能尽其意的遗憾。陆机、陶潜及黄庭坚等人“叹恨其不足以宣心写妙”，正与但丁、歌德的想法不谋而合。描摹和写景偏离实际，事物的真质殊性非笔舌能传。正如福楼拜有一极妙的譬喻：“历来无人能恰如其分以达己之需求，思念或悲痛；语言犹破锅然，人敲击之成调，冀感动星辰，而只足使狗熊踊跃耳。”

由于言语具有的弊端，部分文人便“剑走偏锋”，遁入神秘宗之道。在东方，有《法华玄义》所谓“不可思议境”，也有《妙法莲华经》的“我法妙难思”之说。两者都强调“无需言”、“无需思”，常被看作故弄玄虚之态。无独有偶，西方也有一派神秘宗，即西班牙的“圣默然”。其追求与《法华玄义》极为类似，同样是无言、无欲、无思之毕静俱寂境界。从中即可得知，在东西方，过分鄙弃言语之功能带来了相同后果，不可不谓“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读书之法 因时而异

如何读书，读到何种程度，每个人各有想法。在《管锥编》第四册“全晋文”的札记中，钱锺书还结合中西文人的看法，谈了读书之法。

陶潜的“不求甚解”，历来是人们推求不同读书法的依据。除了列举诸多中国文人的读书法，钱锺书注引了英国作家培根的“读书论”——“书有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培根的想法，其实与陶潜处于同一层面，均认为有些书可大致翻过，也有一部分书需要精细阅读。两位作家，一个生活在晋宋之际，一个身处文艺复兴的涡旋。尽管有着时空差距，却在读书方式上不谋而合。

在陶潜、培根两人的基础上，钱锺书也依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更具概括性的见解。他以为，不同的书需要读者分别对待，而一本书中的不同部分，也需如此。“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这一看法，与今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时因事而异宜焉”，可谓通透至极。这样的想法，与其说是钱锺书先生融通了东海西海的学人读书法，不妨讲是脱胎于钱先生个人的读书经历。

以《钱锺书手稿集》中尚未转录为文字发行出版的体量来看，钱先生的读书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也许还将是“后无来者”。从《中文笔记》，到《容安馆札记》，再到《管锥编》，他的读书笔记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三大札记，也分别对应着初读、反刍和整理三大阶段。如此博杂又不失精深的阅读量背后，想必有一套钱老自己摸索出的读书法。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曾论及钱老的读书法：

初步印象依然还是以别集为主，以宋、清两朝为主。所涉显得更广泛，可以说无书不读，毫无雅俗、难易、熟僻之别。杨先生说，钱先生读很俗很俗的书，也会读得哈哈大笑，很艰深很艰深的书，也可以一遍一遍兴致盎然地看。

俗书通语，看过一遍即可，仅当消遣、泛读；对待艰深的书，一遍遍啃是最好的办法。换言之，钱先生来者不拒，但对待这些“来者”的态度却有不同。上文提到的“因时因事而异宜焉”，便是这读书法的简要概括了。

钱先生从自身读书经验和东西方文人的读书论中，提炼、升华出了具有实践、开创意义的读书法，实乃一大美谈。而他能够巧妙抓住陶潜、培根两人的相同点，进而形成一个富有层级感的论述，让人拍手叫绝。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一位读书人的功力，也是一位读书人的希冀。后生不惮来猜测一番，钱老大量读书、撰写学术著作，其目的之一，也是为融通“东海”和“西海”的学术和文化心理，为着中外文学的沟通搭一座桥梁。

治学之道 厚积薄发

此外，钱锺书先生还发掘出了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在兵器铸造方面的相同之处——“铜为兵而铁为器”。这一条见解，来自《管锥编》第一册中《史记会注考证》的札记。

在《秦始皇本纪》一章中，钱锺书先生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着手，探究了“古代以铜铸兵”这一问题。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钱老指出《史记会注考证》遗漏的两处要证，并道破了后代文人对于古代兵器铸造原料错误认识的环环相生。经由一系列的严谨又不失精彩的摆证据、辨文义之后，钱先生从《史记》那短短一句话中，解读出了古代东方与西方的军事暗合之处。在西方世界的经典《荷马史诗》中，古希腊人也如古代中国人那样“铜为兵而铁为器”。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和希腊，为何在兵器铸造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钱锺书先生仅用十一字便和盘托出：“人工开物成务，梯辙大同耳。”在同样以“人工开物”为主的生产方式支配之下，东西方先民自然有着相同的方案：使用易于寻找、开采的铜作为主要的兵器材料，而稀有的铁则作为少量的器物炼制。

这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无形中向后世学子们传递了治学之道：唯有厚积薄发，方能游刃有余；唯有眼明心亮，方能洞察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