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信札三通
邵燕祥先生是我景仰的诗人和作家。尤其是他的杂文和回忆录，用“真知灼见”来形容未免俗套，他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和针砭，有良知和勇气，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骨气，在邵先生的身上，有着真正的体现。邵燕祥先生曾数度造访温州，都是程绍国兄接待，我虽叨陪末座，却依然喜乐。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大约是2011年初，由绍国和我陪他一起到池上楼品茗，有幸得以近距离聆听教诲，音容笑貌至今令人难忘。
池上楼位于积谷山下的谢池边，在温州也算是比较著名的一处园林建筑，据说此处即南朝谢灵运《登池上楼》遗址所在，清代士绅张瑞溥购入此地建造私家园林，在这旧址上盖了一栋二层小楼，聊以慰藉自己的诗酒生涯。他何曾想过百年之后，这私家园林会变成卫校的职工宿舍，后又恢复原貌成为“空荡荡”的文物保护单位，融入中山公园成为一景？彼时池上楼内开着一家茶艺馆，并伴有琵琶演奏。温州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常在这里雅集，许多到温州来的文人墨客，亦常往登临品茗，倒是发挥了“名胜”的作用，感受到了温州古文化的雅致风情。如今这里是谢灵运的展馆。也有文史专家考证，谢灵运的“池上楼”遗址并非此处，应在东公廨附近。此处仅仅是清末士绅张瑞溥的个人臆断，只因他起了高楼而自名之，才有了以讹传讹的因袭。不管怎样，一千六百多年的变迁，如今连东公廨也已荡然无存，何况千年之前的楼阁勾栏？清代张某的建构，反而可以“喧宾夺主”，代而成为“发思古之幽情”的胜地了。
穿过谢池巷，在巷底即可见积谷山郁郁葱葱，山下一池春水，原名谢池，有人断定此即“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咏叹之地。池边二层小楼，可赏对岸山坡上紫藤花开，山下池水微澜，曲径通幽。那天邵先生夫妇登楼小坐，品茗聊天，兴致颇高。十几年前的往事，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时间如握在手中的细沙，看似满把，一下子就漏尽了，风中扬落，不留痕迹。但那场景，那音容，在记忆的深处，却难以磨灭。
1993年我到《温州晚报》工作，先当了一年体育记者，其后负责文化报道。1994年下半年，在时任总编胡方松的支持下，我在文化新闻之外创办了一个文学副刊版面，名曰“仙人井”，不仅获得本土作家的相助，吴祖光、新凤霞、范泉等老一辈作家亦不吝赐稿，也算一井涌泉。当年纸媒正进入巅峰时刻，副刊随之风生水起。1997年小说家程绍国兄调入晚报，与我同事。当时我们讨论，都觉得井太小，不如楼高望远。于是改为“池上楼”，由绍国与我共同主持。彼时写手荟聚，名士大家“登楼而歌”，呈一时之盛。汪曾祺先生题写刊名，林斤澜、唐达成、黄宗江、姜德明、刘心武、刘庆邦、卞毓方、阿成、高晓声、高建群等赐稿不断，此外还有许多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新作佳构，十余年间可谓谈笑有鸿儒。这中间，邵燕祥先生的身影当然是常见的。1999年10月，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旅者与梦》，收到样书后，于第二年年初寄了一本给邵先生，请他指教。邵先生即回了一封简短的信给我：
瞿炜兄：
赠书拜收。编务之余尚能精雕细刻，甚羡甚佩！
附一稿，可用则用，否则亦勿为难。
匆祝
编著两安
燕祥
二〇〇〇年三月廿七日
邵先生在信中所附的稿件，是杂文《民歌与伪民歌》，收到后即由我编发于2000年4月3日《温州晚报·池上楼》。邵先生给我们赐稿，总要加上一句“可用则用……勿为难”之类的嘱咐，其谦逊和关照，令我等更加尊敬。
2009年9月，我在九州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诗集《命运的审判者——瞿炜爱情十四行诗选》。这是我创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十四行诗歌选集，当时颇为敝帚自珍，舍不得发表，直到十年后才鼓起勇气出版面世。出版后即又寄了一本给邵先生，并顺便向他约稿。先生依旧很热情地回信，他写道：
瞿炜兄：你好！
收到赠书并来信已经匝月，因一时没有文稿以报，迟迟未复，失礼乞谅。
十四行诗集是凝结诗人心血之作，容我细读。现在诗创作的多元化格局下，像这样的作品已呈弱势。我感到可悲的，是数量不多的诗评家实际已经失语。偶然听到他们的声音，却往往在有偿的研讨会和有偿的版面上，而且许多人并非“不懂装懂”，而是“懂装不懂”了。
温州晚报的副刊还叫“池上楼”么？待有适合的稿子当从电邮呈上。我从前年大手术后写得少了。
不赘，祝
好
邵燕祥
二〇一〇年三月卅一日
在原总编胡方松先生退休后，晚报的领导换了好几任，其中不乏重视新闻而对报纸副刊带着偏见的。2007年，绍国兄气愤之下“内退”，晚报“池上楼”等文艺副刊的版面只好由我独自兼任。尽管副刊其他版面被一砍再砍，但由于“池上楼”的影响大家有目共睹，我作为资深负责人据理力争，幸而得以保留至今。最近的两任总编看着报业的式微，也看到了副刊的重要性。我在调岗后又回到这“楼”里继续“安身立命”——恋栈的人，实在没什么出息。我从事副刊编辑，凡三十余年。怨矣悔矣皆如漏沙一去不回也。其实终有一天，我也是要“下楼”并拂袖而去的。
积谷山下的池上楼巍然不动，虽几经磨难，风光依旧。晚报里的“池上楼”亦然——但愿如此。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邵先生才会在信的末尾有此一问：“温州晚报的副刊还叫‘池上楼’么？”也可见邵先生对这个版面的心心念念。此后邵先生和我的通信，都是通过电邮。他先是发来了《邂逅旧书》一文（刊发于2010年4月10日温州晚报“池上楼”副刊，后收录于先生的诗学随笔集《品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接着又为我的十四行诗集写来一封建议信：
瞿炜先生：你好！
我想起，屠岸先生是十分熟悉并喜爱十四行诗，长期研究，还身体力行地写作十四行诗的。你不妨寄一本大作，向他求教。他的通讯处是：100013，北京，和平里×区×楼×单元×号。此告。
还有你们浙江嘉兴的沈泽宜先生，前不久出版过一本长诗，写他精神恋爱的意象，记得好像也是采用了十四行体。顺候
春安！
邵燕祥
由于是电邮，落款没有注明时间。好在邮箱有时间显示，为2010年4月12日发送（信中屠岸先生通讯地址具体号码，考虑到个人隐私，笔者故将其隐去）。也就是说，他在寄出手写信件两周不到时，又想起我的这本薄薄的诗集了。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按照邵先生的建议将诗集寄给屠岸先生，我想，耄耋之年的屠岸先生应该没有什么精力来翻看一位无名诗人的首部诗集吧？如今，邵先生以及先生在信中提到的两位著名诗人，都已驾鹤西去，他们所践行的，是良知的力量。他们对真相的追索，远还没有结束。
邵先生还曾寄赠了他的旧体诗集《邵燕祥诗抄·打油诗》给我。说来惭愧，作为诗人，我却没认真研读过多少邵先生的新诗作品，反而是他自谦为“打油诗”的这本旧体诗集让我感到震撼。他在此书的《自序》中说：
曾有人说，我的杂文比新诗好，我的旧体诗又比杂文好。
这是夸我的旧体诗。我却不这么看。
我以为，在我的写作生涯里，首先是自由诗，写了大半辈子，虽有很多败笔，其中毕竟有我的梦、我的哀乐、我心中的火和灰；其次是杂文，是我的思索、我的发言，数量大，十里选一，也还不无可取；最后，才是我原先只是写给自己，或顶多是二三友人传看的格律诗——我叫它“打油诗”。
的确，先生一生作诗撰文，对自己的新诗作品是珍视的，对自己的杂文作品是自信的。那些作品都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有对艺术和良知的追求，对世道人心有着深刻的认知。而读他旧体诗的感受，其实同样如此。因为本不为了发表，反而更真实，更诚挚。它们反映的是诗人自身的遭际、忧思和志趣，看似轻描淡写，却是用最古典的方式以浇胸中块垒，隐秘却也痛快。有些诗句，胜似他笔触犀利的杂文，比如“壮夫岂可毁于随，拍马雕虫两不为”“我亦曾经沧海客，文章虽贱骨非轻”“不必牺牲皆壮烈，从来冠冕总堂皇”“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读到这样的诗句，心领神会之间，不禁莞尔。此外，他对故乡，对友人，都有深情的抒写，比如他写故乡的《再回萧山有感》：“莼鲈故事感千秋，生小京门旧巷稠。何问岐山封召邑，况从汴水下杭州。不劳典史查三代，已自尘嚣集百忧。一井独存庐墓灭，于无家处有乡愁。”读来古意盎然而意味深长。诗人原籍浙江萧山，但出生于北京，故有“于无家处有乡愁”之叹。这部诗集中，还收录了数十幅丁聪、方唐两位大家的漫画，配以邵先生的讽刺诗，相得益彰，尤其生动形象。
邵先生1933年出生，2020年8月1日在睡梦中溘然长逝。先生出版的著作，我收藏了一些。我爱读他的杂文，更爱读他的回忆录，尤其是《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另一本是萧跃华编的邵先生忆旧话旧文选《昏昏灯火话平生》，也很有意思。他的文章，常读常新，虽无由亲炙先生，他却可谓我等人生的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