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得知昌耀病危是2000年2月7日的事。

这天，有人告诉我，她从邮亭一张文摘报上见到了这条消息。

可惜对这个两万多人的镇子而言不是新闻。我联系到青海作协一位领导，才知昌耀身患肺癌，已是晚期。

是夜，一合上眼就是昌耀老师的身影。按说肺上有病十有八九会咳嗽，但是和他过从多年，我却从未听见他咳嗽，也未听他说过肺上有病。

那时候，我在西宁市郊区一家央企工作。始建于1980年代中期的这家企业，按行政级别为地厅级，厂里同步创办了一份报纸，我任副刊编辑。

这年5月的一天，我去市里校对完报纸，受当地出版社一位文艺编辑相邀，到这位老师家做客，首次见到一本昌耀的诗集。他知道我喜欢诗，问我是否认识昌耀，还说可以带我去昌耀家拜访。

当夜9点过，我去了昌耀家——西宁市小桥附近。一间小屋子里，他笑吟吟地为我们让座。屋子里有把藤椅，一个小条凳。书桌很小，书柜里多是小古董。一进他家，四壁都与诗有关。攀谈不久，接过这位和蔼、朴素、清癯而脱俗的诗人送给我的诗集，我就礼貌地告别了。

1990年11月，厂里举办了一个文学创作讲习班，昌耀应邀来厂。那天晚上，教室里连走廊都挤满了人。学员们用掌声把他请上了讲台，他说了几句，便再无言语。后来送他出厂，五六人围着他问他创作上的事，他只是微笑着，有时候说上一句两句，依然拘谨。

一个线条明快、诗意充盈的夜晚过去了。1992年7月上旬，昌耀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件事想和我面谈。

这天，他在省作协等着我，脸上有些忧戚。说他的长子在省文联劳动服务公司上班，工资很低，要给他重新找个工作。

我问：“王老师，你是不是想把他调进我们厂去？”他问：“厂里是否需要人手？”我说：“我回头找厂领导问问看，他是大集体职工，要调，也只能调进厂里的大集体。”

那天中午，我们共进午餐，一人一碗面片。

一个年产值100多亿的央企，厂长的威权可以想见。当天晚上，按下午打听到的线索，我硬着头皮敲开了厂长家的门。厂长对我似乎不陌生，问我有啥事。我说，是昌耀老师的事。厂长问，昌耀是谁？我说，就是前次来我们厂讲课的那位非常厉害的诗人，他比我们厂还出名。厂长说，我不管他诗不诗人，他有啥事？我说，他有个儿子在省文联大集体上班，效益不好，他想把他儿子调到我们厂来，行吗？厂长说，这小子会干些啥？我说，小伙十八九岁，有的是力气。厂长说，把他档案拿过来吧。

我长长吁了一口气：王老师，您运气好！

7月18日上午10点过，昌耀来厂，不巧的是，厂长一早就出差了。我说这些东西就放在我这里，办好了，我给他打电话。

昌耀取出一张名片，让我交给厂长，他很感谢他。名片右上方是：行脚僧、诗人，中间是：昌耀，紧挨一枚图章。后来，我把名片递给厂长，厂长笑笑说，有意思。

闲聊中，昌耀取出他的《西乡》《僧人》等近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手写稿。稿子用碳素墨水写成，一笔一画极认真。时过不久，我就在《中国作家》杂志上见到他的《西乡》和另一首诗，很亲切。

不知不觉临近中午，我安排好了午饭。他说，他有病要赶回去服药。已经见过几次面，同事也都认识他，建议他坐厂里的班车回去。

车开了过来，一个中年男子挥舞着一只胳膊：“有乘车证的上，没有的一个也不准上！”昌耀上了车，一个妇女把他推了下来。我挤过去：“师傅，这位老师是客人，他要赶回家服药，让他上车吧，上车就买票。”中年妇女喊道：“不行！前面还有人，装不下！”中年男人凶狠地瞪着我，我回过头去，诗人站在旁边，一脸愁云。再一看，似乎有些人并无乘车证，也未买票，照样上了车。我又挤过去：“师傅，这位老师是诗人昌耀，他有病，让他上车吧，绝对买票！”那女人喊道：“不行！不管什么人都不行！”男人铁青着脸，胳膊使劲挡住车门。

就在我转身的一瞬，已有几个人被他们拉上了车，然后喇叭骤响，一阵黄风刮过，车子不见踪影。

我暗自责备，都怪我不认识他们。

昌耀却很看得开：“去赶过路车吧。”

诗人老老实实地站在公路边上，焦灼地目送一辆又一辆呼啸而过的车辆……

我蓦然想起，去年冬天，我去京参加一个笔会，遇到诗人牛汉，牛汉听说我从青海来京，开口就是昌耀，他说昌耀是当代诗人中的诗人，是中国的惠特曼。而这个时代的顶尖诗人现在正站在我旁边，忍受着时间的拖延。

王老师长子木萧进厂了。

他面庞白净、身板结实，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我谈了他父亲在诗坛的影响，谈了他父亲为他找工作如何尽力，又叫来厂里几位文学青年，包括当下声名鹊起的诗人郭建强，让他们多接近他。

有一段时间，昌耀问我有没有废报纸。

我问昌耀要这个干啥，他说他心情不好，练练字。

翌日，去西宁校对报纸，我带去了两大捆。那时，他住在青海省美术馆一间办公室里。

他指着一堆书说，这些东西你喜欢翻就拿去，不喜欢就扔了。这些书多是他诗作的选本和发表他诗作的刊物。

默不作声的耕耘者是座屋脊。我拎着的不是沉重的书，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干净的质地。

那天，昌耀老师坚持要送我。路上他说，罗杉，木萧离你近，你关心一点，我不想多活了。我心里一惊，忙说，王老师，你怎么这么想呢？他很认真地说，我已做好了这个准备。我说，王老师，你千万不能这样想！木萧大了，也不用多操心，但他的弟弟、妹妹还未走向社会。昌耀说，他们没本事，就都去打工。

我说，木萧的事情，我明天就去做些工作，您一定要想开些，不要去想死的事，您不同于海子，可以一死了之。

一直陪同我到纸坊街，待我上了车，他才回去。

后来，与青海省作协秘书长察森老师相叙，提到昌耀，说到了他写字这事。这位蒙古族作家尤喜书法，笔走龙蛇，气势磅礴，他从创作角度讲，昌耀丢弃的字纸都是贵重的，能捡到要捡到，以后就值钱了。

昌耀老师去世后，央视录制了一期关于他的节目。那时我住在川北一个乡镇，节目播出时，有他写字的一个镜头，那报纸，是我带给他的。

这是后话。

回厂后，我找到了木萧。他说，那天早上他来上班，身上的钱只能买到长宁，剩下3公里路没钱买票，他只好在路边张望，厂里的通勤车开过来，在长宁下人，他上了车，乘务员要他买票，他一口一个“阿姨”求情，乘务员口里不干不净地推他下了车。

昌耀老师来厂，我说，王老师你不该给小王取这个名字。昌耀说为啥？我说，“无边落木萧萧下”，味道有点苦。昌耀说，意境在后头，“不尽长江滚滚来”。

好一个“不尽长江滚滚来”。一年多过去，木萧和厂办的小赵恋爱上了。小赵虽不是美人，却是个沉稳、善良、聪慧的女子。有她嫁给木萧，以后昌耀就不愁没儿媳了。

昌耀来厂，虽是依然朴素，却是礼帽端正，颏下无须。

一天，我去厂办挂长途，小赵问我，木萧他爸好不好？我说，你还没见过王老师？小赵抿嘴笑，还没见过。我交给她一本《名作欣赏》杂志，上面有诗评家叶橹评析昌耀《慈航》的长文。叶橹称《慈航》是二十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称中国的诗坛将会以拥有《慈航》这样的作品而骄傲。我说，和木萧成了家，要对他爸好。她说，她现在就要对他爸好。

昌耀却说木萧又找他了。他说，木萧说大集体工资低，和他一道干活的男孩有的已通过关系去生产一线当上了轮换工，厂里工资分配向一线倾斜，他怕工资低失去小赵。我说我虽蹲在办公楼，但这事还没听说过。

我把木萧叫来，他说，叔，这点钱确实太少了，而且活路越来越少，去一线干活，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问他，有没有先例？他举了几个。有先例也难啦，老厂长靠边了，新任厂长管理特别认真、严肃，处长们见他都怵，何况我一个主任科员？

第二天上班，我见到一张报纸头版头条发了记者张翔的长篇通讯《昌耀，好大一棵树》，并配发了昌耀一大幅照片，文中我得知昌耀是省政协常委。我立马联系上他，我说，王老师，您和省上当官的有没有走得近点的？昌耀说有。我说，今天就找一位，请他给厂长打个电话，把木萧的事说说。我把厂长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都念了两遍。

下午临下班，昌耀来厂。他说，今天晚上有人打电话，这样做起不起作用？我说，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这个企业虽然省上不直管，但厂领导很重视地方关系。

我在路边找了个清真馆子，王老师不喜大荤大菜，照例要了两碗面片。

第二天，厂办文秘科通知我上午9点30分去厂长办公室。厂长看了看台历，问我认不认识诗人昌耀。我说认识。他问，他有个儿子在服务公司？我说是。他说，他想去干电解工，你知道这事吗？我说，我听昌耀老师说过。

厂长说，你知道了不给我说？你告诉他，我已通知他们给他办了。

离开厂长办公室，我首先告知了小赵。

小赵说，真的？我说，这是木萧他爸费心。

小赵说，我爸帮不上他，也不愿帮他，家里对这事不支持，总认为他属于大集体，以后好说话了。

没等到木萧和小赵结婚那天，我就告别了那个企业。

万万没想到昌耀老师会身患绝症，且选择自杀。

2000年7月，我重返青海，当天我就去了木萧家。木萧取出昌耀逝世后的一些照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雪白的柱顶/横卧着一支安详的箭镞”。这支响箭，在黄沙飞扬的空中，依然铮铮有声。

我问木萧，你爸生前咳嗽吗？木萧摇头。

我说，我也未听见他咳嗽。

怎么一下子就病得那么厉害？

重温昌耀的诗，他说过，“在断肢面前/丰润的膀臂隐含羞惭”；他说过，“请从腰臀曲直识别我们的性属”。

这些诗句提示我，有着丰润的膀臂的诗人，隐含羞惭的诗人，是不会咳嗽的，只是当他被动地接受痛苦时，他才极不情愿地流露出一种表情，到了忍不住要咳嗽的时候，他的身子会改变习以为常的形状，悄悄地远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