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有大爱 为文有大功——忆怀周明先生
周明在同龄和同代人中，是以身体康健、活力充沛著称的。什么时候见他，都是黑发背头，仪表堂堂，神采奕奕，笑声朗朗。常爱与周明开玩笑的阎纲乡党曾以俏皮的口吻赞誉道：“我们活着，就是活着而已；而周明活着，是在活‘人类学的意义’。”所以，周明福寿绵长，长春不老，是众人所望，也是理所应当。
2024年春节过后不久，周明来电话说，老朋友王蒙想吃陕西面食了，咱们一起陪陪。我们相约在北京一家陕西人开的饭馆聚餐。见到周明，我大为惊异，虽然精神头依然好，却弓着腰直不起身子，身体大不如前，明显不如与他同龄的王蒙。我还以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你可得好好活着，不能让我们的‘人类学样本’的神话破灭。”孰料，天违人愿，事不由人，长春不老的周明还是被病魔击倒，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世界和热爱他的我们。
回想起与周明的种种过往，因为过从甚密，事情繁多，很难梳理出一个简要而清晰的头绪来。思来想去，不断闪现的形象和一再凸显的印象，就是他那似火的热情与不竭的活力，包括对待工作的满腔热忱、为人处世的热心快肠。冰心在为周明散文集《泉水淙淙》所作的序言中，特别提到周明对于文学工作的“热爱”，因为“热爱”，“他情发于中，便忙里偷闲写出了有关这些人物的散文”。我以为，冰心老人是了解周明的，她所抓取到的“热爱”，正是周明为人和为文的一个关键立足点。因为热爱，他掏心掏肺；因为热爱，他无怨无悔。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了无尽的善事好事，都可以看作是根源于热爱的无私奉献。
一
周明在文坛有着热情助人、乐善好施的好名声。这与他爽快开朗的个性有关，更与他古道热肠的心性有关。这也都可以寻索到“热爱”这个源头。他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热爱文友。因此，不讲回报，尽情付出。他既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也能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
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经常张罗陕籍在京文人各种聚会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热情与特有的能耐。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忠实、路遥等人到京参会或办事，大家想聚一聚时，都会先找周明——找到他，一切便自有着落，难题也迎刃而解。他总是找好地方，订好餐馆，再一一通知大家。其实，这既要对京城饭馆的分布与特点了如指掌，又要不厌其烦地联系每个人。记得1991年3月底，路遥来京参加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大家希望在京陕籍文人能有一个小聚会，分享《平凡的世界》获奖的喜悦。还是周明出面，一个电话约定了前门附近的一个饭馆，在京陕籍文人纷纷相约到场。吃着聊着，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一桌变成了两桌，两桌兑成了大桌。虽然5000元奖金全都花光了，但路遥分外满意。大家都十分欢乐，算是办了一场气氛特别的小型庆功宴。周明总是能把每次聚会安排得圆圆满满又热热闹闹，遂使这种不定期的聚会，成为大家所期待的常态性活动。
周明的超强能力和充沛活力，更体现于他在工作之余，把较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一些重要文学学会的发展与建设上。1984年成立的中国散文学会、1992年成立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周明都参与创会并长期担任常务副会长的重要角色。在他的积极参与下，这两个学会经常举办作品研讨会、创作采风活动，还分别创办了影响甚大的“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这两个学会的活动，我都参加过不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一次新春联欢会。那个活动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举办的。我到得早了一些，在跟周明寒暄时，不断有手持各种乐器的年轻艺人进来跟他打招呼。来人络绎不绝，气氛格外热闹。一场充满欢歌笑语的联欢会，几乎就是周明凭借一己之力张罗起来的。他把热情化为了欢乐，又把欢乐传导给大家。这让身临其境的我，不能不为他超好的人缘和超强的能耐纫佩。
二
周明在工作上的全情投入和倾力付出，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不同岗位上的工作状况，我大概都见识过。他在《人民文学》担任副主编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担任副馆长时，我都与他打过许多交道，留下的印象也都相当深刻。
周明曾在《文坛记忆》的后记里说：“我没有料到，今生做编辑工作竟至三十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正是我走过的道路。”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周明的编辑成果难以尽述，但有几件事颇具文学史意义，必须予以重点提及。
其一，1961年1月，周明去山西沁水看望赵树理，交谈中提出约稿要求，希望赵树理写出能给困难时期的人们以希望的新作。一个月过后，赵树理以他所了解的忠厚老农为原型，写出了纪实作品《实干家潘永福》，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4月号。
其二，1977年11月，为了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人民文学》拟邀请徐迟采写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周明代表编辑部约请徐迟来京，并精心安排采访，促成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诞生，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其三，1978年间，周明从赵丹处得知黄宗英写就怀念上官云珠的散文《星》，便找黄宗英要来稿子，经过修改之后正式发表。此后，周明又安排、陪同黄宗英去秦岭和西藏实地采访，促成了报告文学《大雁情》和《小木屋》两部报告文学的接踵面世和先后获奖。
总能约到名家力作，与其说好运使然，不如说是周明深耕细作的编辑功夫的自然回报。大约是在1987年初，刘心武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周明以常务副主编与刘心武搭档。我有天因事找周明。他说白天太忙，晚上好一些，约我晚上去编辑部找他。我在晚上9点多到达位于东四八条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只见他忙成一团，一会儿与编辑部的同志商量稿子，一会儿与搞发行的同志商量刊物发行，好像这个世界上除了《人民文学》，别的一概都不存在似的。我当时就很是感慨，怪不得《人民文学》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有周明这样的干将、这样的干法，刊物能办不好吗？
20世纪90年代初，周明被好友舒乙动员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当时，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在进行新馆建设，周明不仅担任着副馆长，而且还承担着建设工程副总指挥的重任。有次我有事找他，他正在文学馆新馆的建设工地上。他领着我巡看正在装饰的馆舍。讲到文学馆的建设，哪些是对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哪些是对现代设计理念的体现，哪些是出自舒乙创意构成的亮点，尤其说到馆舍的门把手巧妙使用巴金的手印、馆徽设计中的红底白字的逗号等时，他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那种沉浸其中的得意之情，那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意识，让人为之感动。
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建成之后，周明把工作重心转向了为文学馆征集文学文物的各种藏品，并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促成了一些文学大家的著作与藏书、手稿与资料等重要藏品的捐献与馈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明在与台湾作家柏杨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深得柏杨、张香华夫妇的信任，促成了柏杨将包括著作、手稿、文献、文物在内的56箱近万件“文化资产”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无论是在哪个工作岗位，周明都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他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之情，专心致志的工作能力，精益求精的卓越追求。在当代中国文坛，周明堪称爱业、敬业、勤业、精业的典范。
三
在周明所从事的文学工作中，另一个投入较多、收获甚丰的领域，是报告文学和散文的写作，以及在这两个方面的作品编选。他不仅有相当可观的成果数量，还有普遍较高的成果质量，有些成果甚至在行业范围里带有引领性和标志性。
在报告文学方面，人们所熟知的是他曾编发过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其实早在1965年，他就开始了报告文学写作，写出了报告文学《矿山灯火》；1984年又写出了《支柱》、《榜样》（合作）等作品。而他对徐迟、黄宗英写作报告文学过程的回忆，也都可以看作是关于报告文学的报告文学。
他在不同时期主编或编选的报告文学作品集，分量较重、影响也较大的，就有《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集》《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他在2017年获得“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终身贡献奖”，当是实至名归。
在散文写作方面，周明在不同时期的成果十分丰沛，分量与影响一点都不逊色于他在报告文学方面的成就。我认真阅读过他的《文坛记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写意凤凰》（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受益良多。这两部散文随笔集，内蕴之丰盈，分量之厚重，都超出了我的预想，也充分彰显了周明散文写作的个人特色和特有价值。择其要而言之，这些作品的特色与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记述与文坛大家的交往故事，以精彩的细节和难忘的镜头，回放了一帧帧令人难忘的场景，描绘了他们各具个性的精神风采和令人难忘的光彩形象。《人民文学》资深编辑的特殊身份、长于交往的性格，使得周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与茅盾、巴金、冰心、赵树理、张光年、李季、柳青等当代文坛大家有较多的接触与来往。他在散文作品中，忠实地还原了历史场景，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如《茅盾与〈人民文学〉》等文章，记述了《人民文学》复刊之后，他去给茅盾呈送新出的刊物时，茅盾谈起毛泽东主席当年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的情形。他还在茅盾家里看到茅盾珍藏的毛泽东主席写给茅盾的亲笔信。在记述文坛名家的散文里，他写得最多的是冰心。文章以丰富而生动的细节，传扬出冰心不老的童心和内在的幽默。比如他与冰心交谈时说跟过去相比，冰心现在的文章有锋芒了。冰心随即回应说：“姜，自然是老的辣嘛！”在《冰心的晚年世界》中，他讲到冰心与许多文坛巨匠的关系，他们之间既相互惦记，也彼此调侃，友情深挚又充满情趣。
第二，忆述一些重要会议与事件的始末，为当代文学留存珍贵的历史记录。周明的散文在记人述事中，涉及一些重要活动与事件时，因为叙述真切、记录详尽，或为已见诸报道的会议添加了诸多花絮，或对人们尚不了解的事件从当事人的角度提供了可靠的资讯。如《张光年与〈人民文学〉》一文，详细记述了“文革”结束后不久，由《人民文学》主持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的情形。由于要邀请与会的人士比较多，《人民文学》的青年编辑分头行动，走街串巷，邀请到了100多人与会。文中不厌其详地列出了近80人的参与者名单，并简述了茅盾、草明、李季、黄镇等人的发言要点。这次座谈会意味着“文革”之后文艺界骨干力量的重整旗鼓，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性意义。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周明特别谈到在刘心武的《班主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重要作品的发表过程中，张光年的决断立行与大胆拍板。此事正如周明所看到的那样：“它的现实性与深远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是两篇作品的问题。”在《人有尽时曲未终》一文里，作者忆述了李季“文革”期间受命复刊《人民文学》，但阻碍重重，一直未果。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后，诗人“全身心扑到了文学事业上”，“每天都要靠服大量药品支撑体力”，直到逝世之时，书桌上仅留着一份“还散发着墨香的遗稿《三边在哪里》”。在《巴金的梦》等文章中，作者则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巴金对于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贡献。巴金一直关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并以提供开办基金、转赠稿费、捐赠所有藏书等实际行动，力促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与发展。作者由衷地感慨道：“巴金与文学馆，文学馆与巴金，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这些真切的记述与真诚的感慨，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始末，也更深刻地领略到巴金为中国文学事业倾其心力的巨大贡献与精神风采。
第三，经由与一些作家友人的频繁交往与密切互动，呈现了一个文学摆渡人不竭的热情。周明与作家交往甚广，交谊甚深，既有出自编辑身份的使命，更有来自诚挚文友的情怀。《难忘徐迟》等文章，详述了徐迟到中国科学院采访陈景润时并不顺遂，周明帮着疏通关系，陪见有关人员，使徐迟的采访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完成《哥德巴赫猜想》写作的过往。徐迟曾在他的报告文学集的后记里说：“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而周明在促成作家“苏醒”的过程中，显然功不可没。在《宗英卓玛》等文章中，周明记述了他约到黄宗英的散文《星》之后，得到黄宗英的极大信任，经常无话不谈的过往。黄宗英在全国科学大会之后，要去陕南山区采写秦官属时，他帮着作了安排和协助；黄宗英在去西藏采风期间了解到徐凤翔建立考察站的事情，执意要去找徐凤翔和她的“小木屋”，所有的人都为黄宗英担忧时，同行的周明却理解她、支持她，成为黄宗英与家人联系的桥梁。两次重要的实地采访，使黄宗英完成了《大雁情》和《小木屋》的写作，这两篇报告文学后来成为影响甚大的名作。周明曾以“不落征帆”来称誉黄宗英，而他自己则是鼓动这个“征帆”高高扬起的最大动力。这些远远超出了一个编辑身份的鼎力相助，把周明作为文学摆渡人的独有特点与非凡能耐体现得尽致入微，又透彻无遗。
去年9月20日去八宝山公墓参加周明的遗体告别仪式时，我内心里一直翻江倒海，脑子里不断回放的画面，都是周明亲切的话语和灿烂的笑脸。在梳理有关周明的种种印象时，一个对联式的评语越来越凸显出来，“为人有大爱，为文有大功”，横批是“爱的奉献”。这应该是周明一生最为恰切的写照。因此，周明还在，周明活着，他活在他写作的作品里，活在他创造的业绩里，也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活在我们的思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