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葡语文学呈现出向过去回望的姿态，同时在涉及宏观议题时显得更为谨慎，偏好从个体或者在家庭场域内展开叙事，总体上表现出情感化、微观化的内转趋势。
非线性的时间
2025年，围绕时间这个经典母题，一些葡语文学作品推陈出新，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和肯定。
在葡语文学的国际奖项中，2025年海洋文学奖在小说类别表彰了巴西作家西尔瓦娜·塔瓦诺（Silvana Tavano）的长篇小说《复活猛犸象》（Ressuscitar mamutes）。在一项史前生物复原实验的启发下，小说叙事者提出，既然为了改造现在而复活过去的科学假设有其合理性，那么出于其他目的，设想类似的复原方案同样符合逻辑。由此，她提出了一种非线性的时间观：“今天也是复数的今天，是唯一的也是多重的时间。”她将叙事构建为时间机器，在设想中重组过去，复活意外去世的母亲，创造出母亲逃过一劫后的未来。借助“对过去的计划”和“对未来的记忆”这一组包含悖论的概念，叙事者重构了想要拒绝的那部分与母亲有关的过去，为母亲编织出免于卑微、不再绝望的一生。小说不仅细腻地表达出母女间复杂、深厚、微妙的感情，还通过并置科学设想与虚构文学创作，将个人层面的叙事提升到探讨人类普遍的悼亡观的层面，消解了死亡作为个体和群体的终结这一定义的绝对性。
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推出长篇小说《关于上帝的一切》（Tudo sobre Deus），同样探讨死亡的终结意义：以梦为中介，时间可以自由嵌套，一些瞬间会成为永恒，死亡便不再必然指向个体存在的终结。小说主人公是安哥拉颇具声誉的地质学家，也是一位以愤怒入诗的诗人。得知生命将尽时，他在安哥拉纳米贝沙漠购置了一座废弃教堂，把悬在大西洋边缘高处的荒芜之地作为最后的居所，决定在余生继续挖掘，以地质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倾听大地，通过梦中之梦，寻回四年前与他争执后离家出走的女儿。
巴西的圣保罗文学奖将小说新秀类奖项授予马西里奥·弗朗萨·卡斯特罗（Marcílio França Castro），表彰其长篇小说首作《最后的抄写员》（O último dos copiastas）。小说结合历史考据和合理虚构，回溯中世纪末抄写员行业式微的历史时期，创造出一位在行业末期勤恳工作的抄写员的形象，复现了这一职业最后的辉煌。在如今的数字时代，一家小型出版社的校对员和插画师深感技术对出版行业的冲击，与这位几百年前的抄写员惺惺相惜，对他的生平产生了兴趣。插画师远赴欧洲考察，与留守的校对员通过传统的纸质明信片互通讯息。16世纪的抄写员在文字中逐渐“复活”，不同历史时期、反差强烈的各种文字流通方式穿插出现，引申出对艺术和技艺的时代命运的思考。
历史的情感维度
在2025年备受关注的葡语文学新作中，历史叙事的重构常常体现在历史在人物精神世界中的余震，尤其是事后难以愈合的创伤。
巴西作家米尔顿·哈通推出了“至暗之地”三部曲的终篇，长篇小说《误解之舞》（Dança dos enganos）。在三部曲的前两部小说《等待之夜》（A noite de espera，2017）和《消失点》（Pontos de fuga，2019）中，身在巴黎的马丁回忆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岁月：父母离婚，母亲失踪，大学时的好友卷入军政府时期的政治斗争后被逮捕，他随即逃离巴西，流亡巴黎，一边与留在巴西的朋友通信，一边收集资料，查访母亲的下落。这两部小说的故事由主人公马丁讲述，《误解之舞》则以其母莉娜作为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向读者说明“失踪”的真相，弥补了莉娜的声音在前两部中的缺位。这一次，她不再只是儿子眼中离家出走的母亲，不再是被讲述的沉默对象，而是暴力的父权家庭中奋力反抗的妻子，是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也是马丁的叙述的阐释者和批评者。通过《误解之舞》中叙事主体的移位、叙事视角的翻转，“至暗之地”三部曲至此完成了母子之间的代际对话，使“失踪者”的历史在多重声部的碰撞中变得立体。基于军政府时期巴西社会充斥政治高压的历史背景，这组作品不仅描绘出家庭内部的情感流动，也表现出集体创伤对两代人的塑造。
近六年内两次获得雅布提文学奖的巴西作家伊塔马尔·维埃拉·茹尼尔推出长篇小说《无畏的心》（Coração sem medo），承接此前获奖的《歪犁》《拯救火》，宣告其“大地”三部曲完结。《无畏的心》中，作家的视角从前两部的乡村抽离，转向大城市萨尔瓦多。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在超市做收银员的单身母亲，在儿子失踪后，踏上了寻子之路。通过主人公面对的警察暴力、社会机制的冷漠、城市边缘生活的残酷，小说揭露了黑人青年在社会中遭受的结构性暴力。与此同时，主人公反复追忆家族往事，将当前的痛苦和巴西农民“失地”、进城的集体创伤联系在一起，将个体遭际升华为对巴西社会沉疴的控诉。
莫桑比克新锐小说家、剧作家梅里奥·廷加（Mélio Tinga）的长篇小说《房间里的雾》（Névoa na sala）获得了该国第三届米亚·科托文学奖。小说书写了战争的幽灵如何在身负罪孽的幸存者的内心驻留，如同雾气侵入本可以密闭的个人空间：“我曾杀死的那些人的声音就在这里。就在我的脑海里……你们能听到吗？就在这里，男人在我的耳膜上奔跑，女人和孩子在我眼中尖叫、哭泣。”故事在精神病院展开：因为战争创伤而反复陷入幻觉的男人和受疾病折磨的女人相遇，野蛮的幽灵和爱的召唤随着他们的相识相知互相交缠，引导读者探究人类理性和情感的边界。由此，小说为莫桑比克充满冲突和暴力的历史提供了个体化、情感化的叙事方案，并不局限于重述战争史实，而是从普遍的人类情感的角度反思“恶”的本质。此外，在2025年，作者还出版了中篇小说《一切黑暗之上》（Sobre toda escuridão），讲述一个男人如何面对丧妻之痛带来的抑郁状态——同样是关注人的情感世界、关于创伤和爱的故事。
寻根之旅，复仇之路
获得2025年巴西雅布提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的作品是托尼·贝洛托（Tony Bellotto）的《九月的风》（Vento em setembro）。小说主人公、叙事者达维是一名生活在当代巴西圣保罗的记者，出版了一本以米纳斯吉拉斯州巴洛克艺术为主题的书，随后偶然得知创作期间考察过的一些教堂如今被喷上“上帝已死”字样的涂鸦，而这一事件越来越明显地指向自己。在调查真相的过程中，达维被古典艺术和当代艺术之间的反差吸引，一路跟随涂鸦作者的引导，最终得以穿越种种在政治高压和道德规约下不可言说的罪恶，揭开了一个乡村家族在1970年代的隐秘往事，意外破解了有关自己身世的谎言。教堂墙上充满反讽的涂鸦，其实意在还原被掩盖的真相。小说沿用了作家偏好的侦探小说框架，融入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和记忆碎片，在现实与虚构、审美与政治的交织中，推演出父权制家族崩溃后，人物重建自我身份、开创代际关系新模式的可能性。
巴西作家玛丽莱内·费林托（Marilene Felinto）的长篇小说新作《女海盗》（Corsária）同样以寻根为主线。小说女主人公告别在美国和荷兰建立起的生活，回到位于巴西腹地的家乡，试图寻找证据，为父母的出身正名。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开篇就表明这次重述会冲击已有的官方记录：“假如这是个故事，那就是在讲述不存在之物，会从第零页之前，从一切之前的随便哪个负数页开始，情节则是我渺远的血脉，我们不被记入任何档案的来处。”主人公的母亲年幼时被荷兰牧师收养，却因为是黑人而被实际上当作奴隶对待；父亲则是本地荷兰裔的精英家族从未承认的私生子，被家族剥夺姓名后，在恶劣的工作环境蹉跎一生。面对种种苦难，她的回归不仅是寻根之旅，更是一条复仇之路：要不惜一切代价，向依靠血统纯洁性声明巩固权力的寡头阶层发起挑战，寻求并捍卫关于父母本该拥有的姓名，追讨他们应有的身份和权利。最终，她宣布了叙事层面的胜利，以小说构建起的拼贴报告裁定了父母的起点，修正了曾经忽略边缘人群及其苦难的叙事。
这两部巴西小说主人公的寻根都由复仇动机推动，瞄准以抹杀越轨个体为基础构建起的寡头家族叙事。而复仇的本质，是揭发颠覆性的“真相”：一个暴露父权家族自我维系时掩盖的丑陋内核，另一个则揭露殖民历史的遗留结构对失权个体的压迫。借由文学，弱势个体获得了重建叙事的权力，撼动了排他性、压迫性的宏观结构。
书写移民的现实处境
漫长复杂的移民史塑造了葡语各国如今的社会形态，也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学创作。《女海盗》中的移民历史已经固化为作为背景的畸形社会形态，而在其他一些作品中，移民仍是未完成的历程，人物仍未褪去“他者”的印记，不断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寻求身份的重建。
巴西作家、批评家诺埃米·雅菲（Noemi Jaffe）的长篇小说新作《给你我的话》（Te dou minha palavra）有鲜明的自传性。如同作者诺埃米·雅菲，女主人公诺埃米（Noemi）在圣保罗出生长大，来自有南斯拉夫血统的移民家庭。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正在适应自己的衰老，回望自己作为第二代移民的一生。她的父亲终生拒绝遗忘，反复在叙述中重温过去，而母亲曾经坚定地封存回忆，远离仇恨，直到晚年才打破沉默，再次说出曾经遭受的苦难。移民社区由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家庭构成，葡萄牙语、意第绪语、德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南斯拉夫语交织，形成了复杂的多文化、多语言环境。这些社区成员的共同语言，则由作为战争幸存者的集体记忆奠定。诺埃米在与父辈构建的这种社区生活中耳濡目染，从小就继承了沉重的记忆叙事。小说分为两部分，分别表现了她抵抗这种沉重的两种方式：或借助多种语言逃逸，或通过解读音乐、文学作品，感受并反思自己的现实处境，在虚实交错中寻求建构自身身份。
佛得角裔葡萄牙音乐人迪诺·德桑地亚戈（Dino D'Santiago）出版自传性非虚构作品《伤痕》（Cicatrizes）。《伤痕》是迪诺在文学领域的首秀。基于自身文化背景，迪诺在书中加入佛得角口头表达中常见的克里奥尔语词汇，并为文本赋予独特的音乐性，丰富了葡语文学的语言资源。作者在访谈中表示，《伤痕》来自他在心理治疗经历启发下的自我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家中世代累积的创伤，尤其与底层生活经验和移民经历密切相关。此外，《伤痕》还呈现出葡语各国之间文化和情感交流的当代经验。2023年，迪诺前往巴西，在这个远离欧洲的葡语国家，尤其是在黑人人口众多、非裔文化丰富鲜活的东北部城市萨尔瓦多，他得以重新理解自我，反思家族移民历程中微缩的民族流散史，与曾因非裔出身遭受的痛苦和解。
《给你我的话》和《伤痕》都来自家族移民史留下的创伤性个体处境，展示了将个人痛苦公共化的叙事路径，即通过文学建构，将个人的创伤经验转化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情感叙事。从此类作品可以看出，一方面，家族的移民历程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固化结合，造成创伤的代际传递，这是葡语各国众多人口的共同经验；另一方面，葡语世界中的文化交流复杂而活跃，其中蕴藏着治愈创伤的可能，也为当代葡语文学提供了不断丰富和自我更新的文化资源。
夹缝中的家庭
在上述许多作品中，家庭是创伤生成、传递、和解的核心场域，家庭成员之间构成了文本中的核心人际关系。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家庭则更明显地表现为社会群体冲突的前线，在社会历史现实的多方挤压下不可避免地内爆，甚至彻底崩解。
时隔两年，巴西的圣保罗文学奖再次花落作家玛丽安娜·萨洛芒·卡拉拉（Mariana Salomão Carrara），表彰其长篇小说《世界上最孤独的树》（A árvore mais sozinha do mundo）。小说别具匠心地通过树、镜子、农药防护服、家用汽车四个非人类的“物”展开第一人称叙事，连缀起巴西南部烟草种植农场的一个家庭的悲剧。在信息相对闭塞、农耕技术落后的乡村地区，这个六口之家的生活压抑而脆弱：家庭受困于循环累加的债务，无法摆脱贫困的泥沼；同时，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恶劣的劳作环境造成幻觉，加深了家庭成员的绝望和相互之间的隔阂。家门口的大树见证了整个悲剧中家庭纽带的脆弱和坚韧。正如它在故事结尾宣称的，这个家庭是更广阔的群体的缩影：“现在，世界上最孤独的树就在这个国家。”巴西现代化过程中城市迅猛发展的另一面，是小农家庭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血泪史。然而，和更受当代文学瞩目的城市边缘群体的苦难相比，人们较少关注农村地区劳动者在高速发展中付出的代价。这一背景彰显了《世界上最孤独的树》独特的社会和文学价值，作品不仅为巴西普通农民家庭这一沉默的群体发声，还创造出与内容相适应的叙事结构和文学语言。
类似的特征也见于巴西作家马塞利诺·弗莱雷（Marcelino Freire）的长篇小说《磨损》（Escalavra）。小说在2025年马查多·德·阿西斯长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得第三名。《世界上最孤独的树》以巴西南部农村地区为背景，《磨损》则关注巴西东北部腹地地区，讲述一个底层石匠家庭在时代的重压下内部矛盾激化，最终酿成一系列悲剧的故事。作者将书本比作巨石，把阅读比作考古发掘，揭示边缘地区现代化理想与底层人民的贫困处境之间的矛盾，以及改变现状的过程中的惨烈代价：女性渴望通过知识寻求解放、摆脱贫困，外来的教授怀揣扫盲启智的理想，却和其他众多弱势个体一样，纷纷成为本地家庭中暴虐的父权压迫的牺牲品。
当社会矛盾侵入家庭情感空间而无法进一步消化，家庭内部关系便承担起社会对弱势和边缘个体最深重、最难以逃脱的压迫，迫使个体在家庭中发起第一步抗争。而叙事正是抗争的有效手段。莫桑比克女作家、编剧、电影导演纳特西亚·奇卡内（Natércia Chicane）的首部长篇小说《不幸者的箱子》（O baú dos infelizes）植根于莫桑比克多地盛行一夫多妻文化的当代现实，探讨这一背景下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处境。在女性主人公眼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盛放悲欢的箱子，自己这种不幸者的箱子通常只有一把钥匙，就是沉默。小说的叙事正是她对这种压抑处境的反抗：她要打破沉默，直面深藏在箱子里的创伤。小说表现出敏锐的社会关切，鼓励有共同创伤的受害者重构过去，找回自我，摆脱弱势者角色，掌控自身命运。
纵观2025年葡语文学动态，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向过去回望，同时向内深挖的叙事路径。个体的精神创伤、家庭内部的冲突，作为历史或当代现实冲突留下的印痕和余震，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更是作家为理解自我与世界选取的关键样本。众多作品偏好从小处切切入，将对社会现实、宏观历史的反思收敛到个体、家庭层面。其中部分创伤叙事来自写作者自身经验，显示出自我叙事的趋势，以及强烈而直接的现实介入意图。此外，不少作品反映出写作者的乐观精神，相信叙事能为个体提供与更大体量的压迫抗衡的力量。与此同时，作为整体的葡语文学充分显示出向外的开放性和内部的流动性，正在为各葡语国家的多种语言文化提供极富可能性的对话空间。
（作者系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院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专业博士候选人，葡萄牙语文学译者，译有米亚·科托《饮下地平线的人》、胡利安·福克斯《抗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