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5年的阿拉伯世界仍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摇摆不定。旧日战争的余波尚未平息，动荡政局与生存危机如阴霾一般挥之不去。在这片土地，文学以细腻持久的书写，穿越沉积的废墟和伤痕，将被掩埋的记忆娓娓道来。作家们借个体的细微体验述说民族记忆，感官经验的丧失映射难民营里的无声苦痛，荒诞寓言讽刺权力统治下的异化景观，女性身体书写呈现边缘群体在困厄中坚守，奇幻与象征手法虚构出另一重景象，为心灵困境寻找可能的出口。

用文学记录现实

相较于新闻报道或政治评论，文学叙事更能触及战争与暴力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记，捕捉那些难以量化的情感：失去的家园、零散的记忆，以及逐渐麻木的感知与认同。2025年卡塔尔卡塔拉小说奖已出版组的三部获奖作品以不同叙事方式承担起文学的记录功能。

巴勒斯坦青年作家穆罕默德·贾拜提的小说《吞噬自己心脏的厨师》视角独特，成为近年来巴勒斯坦小说中辨识度极高的一部。作家由约旦河西岸阿马里难民营展开叙事，循着一名巴勒斯坦厨师的人生轨迹，呈现占领下个体存在、感官经验与民族记忆的渐次崩塌。

主人公贾马勒出生于阿马里难民营，母亲在他幼年时离家而去，父亲也因生活贫苦而逐渐退缩，抚养他的责任最终落在祖母身上。祖母原本来自雅法，在1948年战争中被迫告别沿海城市的安稳岁月，一度流离失所，最终困守难民营，这段个人经历是巴勒斯坦人集体记忆的缩影。在祖母的厨房里，食物与叙事紧密交织。她在烹制传统菜肴的过程中讲述失去的家园与未竟的回归，食物因此成为记忆的载体，也成为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种日常而亲密的空间里，贾马勒不仅学会了烹饪，也逐渐将做菜理解为一种与土地、历史和身份相连的实践，并由此建立起与周遭世界的联系，以此感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随着情节的发展，小说将个人成长叙事嵌入巴勒斯坦当代政治现实之中。不断升级的暴力构成了主人公人生的底色。祖母在一次以军入侵中遇袭身亡，象征着民族记忆源头的断裂。成年后的贾马勒试图通过能力改变处境，他取得了烹饪专业文凭，参与建立巴勒斯坦厨师协会，为抗议者和贫困家庭做饭，将烹饪转化为关怀社会的公共行动。

然而，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2017年，贾马勒被以色列狙击手击中眼睛，不仅失去视力，也永久丧失了嗅觉与味觉。这一事件构成全书的核心隐喻——作为厨师，贾马勒赖以生存的感官体验被剥夺，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结，瓦解了烹饪所承载的认同和希望，正如巴勒斯坦人在占领之下被系统性剥夺感知世界、规划未来的能力。感官的损毁不只是身体伤害，更意味着身份与意义的坍塌。

作家贾拜提的语言克制而富有叙事张力，通过身体经验和日常细节完成对占领现实的书写，使巴勒斯坦经验从地方性的历史处境，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困境。“烹饪”是贯穿整部小说的线索和象征，食物既指向巴勒斯坦的文化传统，也隐喻身份与历史的积累。贾马勒坚信，无论是在厨房里烹调美味，还是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寻求变革，都必须“精准掌控配料，关注所有细节”。

也门作家哈米德·拉基米的获奖小说《记忆的盲区》同样以感官经验为切入点，从记忆与身份的维度书写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小说主人公是一名在轰炸中幸存的男孩，他在废墟中获救，却失去原有记忆，被赋予新的名字与身份，由此踏上一段漫长的自我追寻之旅。成长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记忆中的断裂，在正在经历的现实与无法回忆的历史之间徘徊，也在新的身份与消失的童年之间困惑和挣扎。小说标题中的“盲”并非丧失视力，而是一种洞察力的缺失，是个体经历创伤后的迷失。作家借主人公的失忆经历，将也门战争现实比喻为“记忆的盲区”，强调战争摧毁了现实城市与精神家园，使一整代人的历史、根源和身份认知出现断裂。

另一部获得卡塔拉小说奖关注的作品是巴勒斯坦女作家鲁拉·哈立德·阿尼姆的小说《自由的一声叹息》。该作以当代巴勒斯坦社会为背景，围绕一个普通家庭三代女性的命运展开叙事，将女性生命经验与民族历史的流离创伤交织在一起。故事从清晨时分的一段祖孙对话开始，以倒叙的方式回顾1948年后的流亡历史，并在图勒凯尔姆、加沙、约旦河西岸与安曼之间不断转换叙事空间，与巴勒斯坦人的离散经验形成呼应。小说看似仅仅聚焦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经验，但私人叙事背后，民族政治始终作为“背景中的背景”存在，难民身份、抵抗组织、父权、监禁与流亡牵掣着人物命运的走向。在诸如此般的现实中，“自由”不是宏大的政治口号，而成为废墟之上缓慢传来的一声叹息。

文学的批判性

当代阿拉伯文学场域中，批判性书写始终是作家回应社会现实、历史创伤与权力结构的重要方式。埃及作家穆罕默德·萨米尔·纳达的小说《焦虑祈祷》荣膺2025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IPAF），评委会盛赞该作“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将焦虑升华为一种美学体验”。

这部作品可被视作对“六五战争”及其后各种虚幻胜利叙事的文学性审视。小说背景设定于埃及南部地区，一个名为纳吉阿·麦纳西（意为“被遗忘的聚落”）的偏远村庄。1967年战争爆发后，政府曾下令全村撤离，但村民们始终没有离开。此后十年间，通信中断、行政缺席、生活封闭，这座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庄逐渐被国家遗忘。村民们对外界局势一无所知，只知道埃及仍处于与以色列的战争状态之中，并将自身想象为边境防线的一部分。

村中唯一通向权力与外界的中介，是一位同时掌控物资分配、报纸印刷与征兵事务的地方权力代表，他经营的商店前矗立着一座被视作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无头雕像，传言这座雕像会在夜间行走，并在墙上留下字迹。街头柱子上张贴着纳赛尔的画像与革命口号。神秘传说、政治象征与官方话语在这一空间中交织，使村庄日常生活笼罩在一种诡异而紧张的氛围之中。

随着时间推移，村庄中接连出现一系列怪异事件：来源不明的坠落物、悄然传播的致畸瘟疫、墙上刻写的罪行和秘密等等，愈发加深了集体的不安与恐惧。面对时刻蔓延的焦虑情绪，清真寺教长提出举行一种名为“焦虑祈祷”的仪式，宣称这是抵御瘟疫与危机的唯一方法，村民们被鼓励在祈祷中袒露自己的罪责和恐惧，以求宽恕与救赎。然而，这一仪式并未带来真正的慰藉，反而诱发了互相揭发与指责，村庄氛围愈发压抑与混乱。小说通过八位人物的多声部叙述，回溯1967年战争及其后十年间发生的事件，拼合出村庄的集体创伤记忆、被遮蔽的罪行与荒诞的生存现实。

在马赛克式的叙事框架之下，作家将现实经验魔幻化、寓言化，探讨“认知绑架”、战争幻象、权力操控与社会恐惧等主题。谣言、神话、宗教仪式和官方话语并置，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制造恐惧与控制信息来操纵集体意识，使这座“被遗忘的聚落”成为一桩关于封闭社会的寓言，也构成对战后历史叙事的深刻反思。作家在每一章节前都引用埃及歌手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菲兹不同时期的歌曲片段，这些歌曲贯穿纳赛尔时代及其之后的政治时期，与小说叙事形成隐秘呼应。

小说中亦出现对权力结构的象征性反抗。当部分村民开始质疑“焦虑祈祷”的意义时，他们将矛头指向掌控物资与信息的地方权力代表，并最终烧毁了他的商店，成为对权力垄断的象征性挑战。小说结尾设定在1977年，这一年既是歌手哈菲兹去世之年，也是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开启和平谈判的重要时刻，使小说的历史指涉与批判更加复杂。

可以想见，小说获奖的消息在埃及文化界引发激烈争议。一些评论者质疑小说对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政绩的描述，甚至将批评矛头指向作者本人。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文学界人士为其辩护，使事件演变为一场公共性的文学讨论。作家借所谓“焦虑祈祷”讽喻现代阿拉伯社会在面对现实危机时的自我麻醉与虚假救赎，直指对“胜利幻象”的荒谬执念，并将焦虑比作阿拉伯人自1948年以来集体进行的第六次祷告，揭示战争不仅造成身体与心灵创伤，还会侵蚀人们认知现实的能力。

文学的关怀

近年来，不少阿拉伯作家将视线从宏大的历史英雄叙事转向脆弱的生命经验与边缘群体。他们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描摹疾病、孤独、流亡，或缓慢而不可逆的衰败。在这些微小而私密的生命处境中，文学呈现出细腻且深沉的人文关怀，追问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

黎巴嫩女作家胡黛·巴拉卡特在这一文学取向中具有鲜明代表性。她的创作长期聚焦社会边缘群体与流亡者的生存经验，在阿拉伯世界及欧洲文学界均享有高度声誉。2025年，巴拉卡特凭新作《欣德，或世上最美的女人》斩获第19届谢赫·扎耶德图书奖（SZBA），作家本人称“这可能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由女主人公哈娜迪讲述其罹患肢端肥大症后“毁容”，被家庭与社会共同抛弃，于生命末期返回故国、走向死亡的过程。作家没有把疾病简单处理为情节装置，而是将其发展为审视身体、身份与社会规范的切入点。在生理变化与社会凝视的双重压力下，哈娜迪被迫直面自我形象、他者目光以及“正常性”标准所带来的心理创伤，进而展开对美的标准、身体规训与社会评价机制的深层反思。作品由此呈现出现代社会中个体尊严与异质身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使读者在微观经验中体会更广泛的人文困境。

与传统小说以行动、冲突或目的推动叙事不同，这部作品的叙述动力来自一种反叙事意志：哈娜迪并不试图改变自身命运，也不寻求救赎，而是主动选择缓慢消逝，直至彻底归于虚无。小说文本中，死亡不再是突发事件，而是一种持续状态，随着身体衰败、记忆剥离与情感枯竭，哈娜迪逐步接受并拥抱消亡。这一缓慢而沉静的消逝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节奏，使文本呈现出一种近乎静止的存在状态，富有强烈的内省与沉思意味。

这种关于身体衰败与生命消逝的叙事还指向更广阔的社会隐喻。小说的时间背景设定在2020年黎巴嫩全面崩塌的历史时刻：金融体系瓦解、社会秩序失灵、城市空间破败，以及贝鲁特港口爆炸造成的巨大创伤。上述历史事件既构成了作品的现实背景，也与主人公衰败的身体与精神状态高度呼应。正在解体的国家与逐渐消亡的个体生命互为映照，使私人死亡与集体衰败达成深刻的隐喻性同构。

与此同时，小说还通过母女关系展现社会文化层面的压迫与否认。哈娜迪的母亲曾将她视为世上最美的存在，但在女儿的身体发生畸变之后，却选择否认她的存在。身体的异化由此不再只是生理层面的变化，也象征着梦想的破灭，以及家园与庇护观念的轰然倒塌。母亲拒绝接受女儿最终模样的行为，折射出一个社会拒绝承认自身脆弱与崩溃、执意粉饰与否认的现实。

在写作策略上，巴拉卡特延续其一贯节制而深沉的语言风格，人物心理描写细腻、省思充盈。评委会赞赏该作在主题与叙事层面上展现出鲜明的当代性：“这部小说不仅关注身体差异与社会边缘群体，更是当代阿拉伯小说中‘身体书写’与‘人文关怀’结合的重要实例。它体现了21世纪阿拉伯文学日益突出的全球议题意识，也显示出女性作家在重塑阿拉伯文学叙事视角方面的关键作用。”

不确定中的确定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创伤现实面前，文学能够为个体保留一片“可能的空间”，读者可以透过他人的故事更好地理解自身处境，作家也借由想象的世界反思现实的局限。文学提供的并非现成解法或标准答案，而是一种宝贵的可能性，去想象生活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在叙事之中，生活可以被重新理解，也可以被重新书写。黎巴嫩作家阿卜杜·瓦赞的小说《生活不是小说》，以一场持续的叙事游戏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把阅读当作职业，当作生存方式，甚至当作抵御现实的堡垒，文学能否为他打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没有名字，只有一个身份，即“读者”。他受过法语文学教育，却既不是评论家，也不是学者，而只是一位读者。阅读于他不是消遣，而是一种自我定义的职业——依靠父母留下的财富生活，他不必承担现实职业的压力，转而将全部时间投入阅读。在堆满小说的公寓中，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卡夫卡、梅尔维尔等无数文学名家的作品为伴，沉浸在绵延数个世纪的小说传统之中。书籍不仅填满了他的房间，也塑造了他感知世界的方式，他通过小说理解世界，借他人的语言表达自己，某种意义上，他的生活全然“由书籍构成”。

这种人物设定本身便昭示着一则关于“可能”的寓言。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完全建立在阅读之上，他的生命经验便不再局限于现实生活，而是在无数虚构人生之间展开。现实中，“读者”的朋友寥寥无几，但在阅读的世界里，他却与梅什金公爵、包法利夫人、罗冈丹等人物共享情感与思想。阅读使有限的现实获得延展，使在孤独中搁浅的生命重新拥有纵深。

然而，小说并未停留在对书籍世界的自足之中。小说中另一位人物乔斯琳的出现，将“读者”从封闭的阅读空间带入复杂的现实关系。乔斯琳是从巴黎来到贝鲁特寻根的黎巴嫩裔女性，与“读者”和他的童年好友约瑟夫形成一种微妙而不稳定的三人关系。乔斯琳与约瑟夫之间发展出爱情，“读者”则在友谊、暗恋与自我克制之中保持沉默。他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在亲密关系中始终保持某种距离。这种关系结构揭示出人物内心的矛盾，也使小说的主题从文学世界中的阅读延伸到现实世界中的爱情、身份与历史记忆。

小说中少有戏剧性的事件，但约瑟夫的一场车祸却成为叙事的转折点。陷入昏迷的约瑟夫被安置在医院，“读者”和乔斯琳轮流为他朗读小说，仿佛相信阅读能够跨越意识的边界，将他唤回现实。这个场景凸显了文学在人物心中的位置，即使在生死的临界点上，小说依然被寄予某种微弱而执着的希望。然而约瑟夫最终去世，乔斯琳返回巴黎，留下“读者”独自面对情感与记忆的余波，他的回应仍然是书写。他将三人的故事写成一部小说，并通过一位名叫阿卜杜·瓦赞的作家呈现出来。小说在此完成了一个自反式结构：读者成为作者，阅读转化为写作，现实经验被重新组织为文学文本。借助这种元小说叙事策略，瓦赞模糊了作者、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界限，也揭示了文学与生活之间持续相生的关系。

由此，“生活不是小说”这一标题便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悖论。表面上，作家否认了生活与叙事之间的等同关系，但却在同时暗示，人们往往正是通过书写的形式去理解生活、整理记忆并承受创伤。当主人公“读者”反复强调“我是一个会写作的读者，而不是作家”时，小说实际上重新确认了阅读与书写之间的连续性，文学不是现实的替代，而是一种使现实得以被理解、被承载并被讲述的途径。

这种对丰富可能性的探寻还表现在2025年的阿拉伯奇幻文学中。近年来，奇幻叙事正从边缘类型进入阿拉伯文学的主流视野，在出版市场、阅读榜单和读者评论中都表现出显著存在。这种趋势并非简单的文学类型热潮，而是突出体现为奇幻文学在形式、主题与文化维度上的整体演进。作家们通过构建高度自洽的幻想宇宙，设置严密且独立的运行规则、完整的权力结构，以及富有逻辑的象征体系，来间接触及现实中难以直接言说的问题。如此一来，奇幻不再只是用来逃离现实的叙事策略，而成为一种可以重构现实秩序、探讨社会议题和想象未来世界的文学实验场，使作家与读者能够在虚构结构中思考“平行世界”中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样态。

实际上，2025年的阿拉伯文学图景本身便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丰富可能。文学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记录、追问、关怀和探寻。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