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变革的历史逻辑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转型，其时文学亦随之发生巨大变革。这场文学变革绝非孤立偶然，而是根植于文学所依托的社会结构、文人身份、受众阶层、文体结构的嬗变之中，并形成一条清晰的历史逻辑链条。
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文人身份之变
由社会结构调整导致的唐宋文人身份以及相应文学因素的变化是唐宋文学变革的人文基础。制度变化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微调。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稳定实施，寒士、庶民有了上升的机会，这促进了官员出身的多元化，宽松的文化氛围为文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宋代科举取士比唐代更规范、科学、公平，录取人数也更多。比起唐代一科录取数十人的规模，宋代一科录取数百人，甚至千人，且“取士不问家世”。
唐代科举考诗赋，故重才子，而宋代则更重学问。唐代是文人、儒士单一型人才为主的格局，宋代则变为文才、学术、思想一体的学者型人才为主的格局，且文人也往往一人兼擅多种文体，具备书、画、文等多种技艺。集官员、学者、文人于一体的士大夫阶层对“文”有着天然的热情，文学创作成为抒写情志、开解心理困境的手段。他们参与社会批判，构建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在此种风气之下，文统甚至形成一种自觉的传承，欧阳修曾经许苏轼传以衣钵：“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欧阳修语）后来，苏轼同样以文章盟主的传承来勉励门生：“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师友谈记》）
市民阶层的兴起与文学的世俗化
随着唐代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出现，宋代这种情况更甚。文学创作与接受的重心开始转向城市世俗生活，这是唐宋文学变革的鲜明特色。
唐代长安、洛阳都是当时世界性的大都市，频繁的人员、货物流动，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同时，文学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除了传统的诗文创作以外，变文流行，便于城市中文化水平不高的受众了解历史、民间、佛经故事；唐传奇表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井生活，侠客、鬼怪、男女爱情这类题材成为一时主流，《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虬髯客传》等都是文学创作世俗化的表现。正如李肇《唐国史补》所言：“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就诗歌而言，盛唐之后，韩愈写作求奇求怪，白居易作品通俗易晓、老妪能解，李商隐多用象征、隐喻，追求朦胧幽深之境等，都是文学对都市繁荣、市民生活特征日益凸显趋势的回应。
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变弱。与之相应，宵禁制、坊市制逐渐松弛，这种情况在晚唐五代更甚，到宋朝更出现了夜市，城市中有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市民的娱乐生活时间更长、空间更大，娱乐种类更加丰富多彩。宋词就是歌儿舞女在花间樽前的表演文本，是文人与市井结合的产物，堪称都市文化的代表。宋词重点表现人们的世俗生活和情感，反映着宋人的文化风貌，因而成为有宋一代之文学。在宋词中，表现市民的娱乐生活和情感需求，尤其是夜晚的娱乐生活内容的篇什有相当的比重。话本也是应勾栏瓦肆表演而兴起的文体，同样多以宋代市民的都市生活为表现对象。这种都市说唱艺人表演用的底本，为后来明清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此背景下，诗、文两种文体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成为宋诗的新特征，诗文革新以后，散体古文又成为宋人写作的主流。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是文化重心下移、追求世俗化的一个表现。
以词为媒介，借助苏轼“以诗为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三种写作上的“破体”创新，诗、赋、文以别样的途径各自实现了世俗化的转向，更好地满足宋代市民阶层新的审美需求。
文体革新与审美取向的演变
随着唐宋六百年间各种文体的革新，诗、词、文三大主流文体的审美取向发生了相应的演进，这是唐宋文学变革的核心。
唐人本就有诵诗、歌诗的风气，科举考诗赋则引发了人们创作律诗，尤其是五言律诗的热情，推动了唐诗创作的繁荣。较之以往，唐诗的各种体式都得到长足发展，就个体而言，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三大诗人分别代表着诗体革新的三个向度及相应的三种审美风格。李白长于古体，豪放洒脱、浪漫自由，形成了强调个性的“诗仙”追求；杜甫长于律诗，沉郁顿挫、法度森严，这是以家国为念的“诗圣”情怀；白居易则以新乐府和律诗见长，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走语言、内容的通俗路线。边塞诗、山水田园诗则是唐诗体式在内容格局上的标志性开拓。韩愈的奇绝险怪、李商隐的深情朦胧、杜牧的俊爽清丽，则是安史之乱后中晚唐诗体审美多元探索的代表。
晚唐五代之后，面对兴象玲珑、讲求风骨的唐诗高峰，宋人另辟蹊径，借助印刷、造纸技术发展而形成的知识传播、获取的便利，以自身的学养来进行诗歌的创作，形成了内敛冷静、强调理趣、偏重议论、重视日常体验的宋诗审美范型，这是文学史上与唐诗风神并峙的另一座高峰。北宋的苏轼、黄庭坚，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各具声色，他们的创作构成宋代诗体变革的新格局。
初盛唐时期骈体文盛行。安史之乱后，出于实用的目的，韩愈、柳宗元破骈为散，发起“古文运动”，形成唐代文章发展之一变，二人也成为唐代文章的重要代表。宋代科举考试以策论为主，这和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有所不同。唐人重诗赋，激发了全社会诗歌创作的热情以及对诗艺的钻研，形成了诗歌的高潮；宋人对策论文章的重视，则提升了文章的地位，使文章语言向规范化、实用化演进，而由欧阳修、苏轼发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与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相呼应，强化了宋代文章的议论性和批判性。同时，作家好议论、重考据的习惯更直接促成了这一特征的发展，相应地，催生了宋代笔记文体的繁荣。尽管后世将唐、宋文章并称，但宋代文章的文体数量、审美范型显然要比唐代更为丰富。明代形成的“唐宋文章八大家”之说，唐人有二，宋人有六，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唐代，词体是“小道”，但到晚唐五代，词体却异军突起，成为一大宗。后蜀广政三年（940）《花间集》编成，“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序》）成为词体审美范型的标志。其后经两宋三百余年涵养发展，宋词名家辈出、各有探索、创获纷呈。以“靖康之变”为界，词亦有南北宋之别，北宋词论俚俗则有柳永，称旷达则有苏轼，讲格律则有周邦彦；南宋词论婉约则有李清照，讲豪放则有辛弃疾，姜夔、张炎、周密等更是在崇雅的追求中，对宋词的审美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其影响延及后来的明清词坛。
概而言之，唐宋文学变革是各种因素叠加而成，但又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即文学对社会变迁给予深刻而及时的回应，并在传承中寻求突破。这是文学永恒的动力和魅力所在。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