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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1911年—1994年），江苏苏州吴江人，著名历史学家，生前是武汉大学教授。他是继陈寅恪之后，著名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他晚年写成《唐长孺回忆录》（中华书局2021年7月版）一书，叙述了他从少年到青壮年时期的人生经历，其中一节《记湘行及国立师范学院》记叙他们一行前往国立师范学院、在该校任教和离开该校的经历，这个情节与钱锺书小说《围城》中写方鸿渐等人前往三闾大学和在三闾大学任教到最后离开的情节大致相似。

唐长孺的回忆属于历史文本，而钱锺书的《围城》则属于文学文本。一个文本简单、干练，有些骨感；一个文本丰富、丰盈，有血有肉。两者之间可以互相补充，读者对比阅读，可以加深对历史、文学的认识：历史文本从历史的真实性的角度证实文学文本，而文学文本则从文学的生动性、丰富性的角度诠释历史文本。

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培养中小学师资，收容华北、华东和华中流亡到内地的青年学子，决定创办一所国立师范院校，并初步决定选址在湘黔铁路沿线。经过筹委会的考察和研究，最后在溆浦、沅陵等地中选择安化县蓝田镇（现在为湖南省涟源市市政府所在地）。学校设在光明山和升平河附近的一个叫“李园”（现在的涟源一中所在地）的庄园里，庄园的主人叫李卓然，他是辛亥革命元老李燮和的侄子，但是此时李燮和已经过世多年，他的夫人和侄子一家还居住在这里。这个庄园很大，还有很多房间无人居住。现在我们提到这所学校的时候经常称之为“蓝田师范学院”，就是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她的著作中也是这样称呼的，其实它的正式名称是“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

1938年学者钱锺书回国后曾经在西南联大任教一年。1939年暑假他回上海探亲，奉在国立师范学院工作的父亲钱基博之命曾到蓝田任教近两年。1941年暑假，他取道广西和越南海防返回上海。由于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他被困在上海，先后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暨南大学，业余撰写专著《谈艺录》，创作文学作品《围城》和《人·兽·鬼》等。1947年《围城》出版，一时风行沪上，为他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有人认为小说中的“三闾大学”实际上就是国立师范学院，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小说的一些细节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三闾大学建在湖南湘西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平成，学校设在一个“当地财主的花园”，“面溪背山”等等，说的完全就是国立师范学院。至于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可能糅合了作家在西南联大和国立师范学院的观察和见闻。

小说《围城》中的方鸿渐到三闾大学任教是因为有赵辛楣的推荐。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赵辛楣的老师，他邀请赵辛楣到刚刚建立的三闾大学担任政治系主任。赵辛楣本来不想前往应聘，因为他正在追求留学国外并获得博士学位的苏文纨，同时他也知道他有一个“同情兄”方鸿渐。于是暗中推荐方鸿渐去三闾大学任教，他知道，方鸿渐本来就有去国立大学工作的愿望，同时他也可以让方鸿渐远离上海。但是高松年不放弃对赵辛楣的邀约，函电络绎，赵辛楣不得不答应高松年，最终也就成就了方鸿渐、赵辛楣、顾尔谦、李梅亭和孙柔嘉等人的湘行之旅。

1926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光华大学任教。1927年，唐长孺进入光华大学附中读书，曾经旁听过吕先生的史学通论课。1932年，他在上海大同大学文科毕业。1939年，经吕思勉推荐，唐长孺进入光华大学任教，担任历史系讲师。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随之，日军占领上海，光华大学被迫解散，其中文学院改称诚正学院，理商学院改称格致理商学院，在上海继续办学。吕思勉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仍然在诚正学院上课，同时还在沪江大学和无锡国专兼课。当时唐长孺不想继续留在上海，经老师吕思勉推荐，唐长孺接受国立师范学院的聘请，准备赴湘西蓝田，担任国立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二

《围城》中的湘行写得非常曲折和生动，固然是因为出自小说家者言，更重要的是钱锺书确曾有过一段湘行的经历。钱锺书与徐燕谋等六人于1939年11月1日从上海出发，乘德平轮到达镇海港，然后经由宁波、溪口、金华进入江西，后经由鹰潭、临川、广昌、吉安等地进入湖南，在湖南经由攸县、衡阳、邵阳等地，然后坐轿前行，于12月4日抵达蓝田国师，其行程前后花费了34天的时间。

小说《围城》中的方鸿渐等五人与钱锺书的湘行的路线基本是一致的。方鸿渐一行从1938年9月22日从上海出发坐船到达宁波，先坐轮船，后坐洋车到达溪口。到溪口后坐汽车经由金华、鹰潭、南城、宁都、吉安，到达江西与湖南交界的界化陇，然后到达湖南的邵阳。邵阳以后的路程，方鸿渐一行一路坐轿前行，1938年10月26日到达位于湘西平成的三闾大学，在路途上的时间是35天。

与方鸿渐等人的湘行比较，唐长孺的湘行要晚四年左右，行进的路线也略有不同，虽然都遇到困境，但是遭遇也有很多不同。

1942年3月，唐长孺随同他的表弟刘世杰姐弟及她的儿女一块儿上路。刘世杰姐弟的目的地是重庆。他们先到达杭州，在杭州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坐船渡过钱塘江。他们在一户人家吃完饭，就有人告诉他们，离此地十里左右是一条日寇的封锁线，山上修筑有碉堡，碉堡里有守军。这些日本兵白天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到了晚上却有些惧怕，经常鸣枪以壮胆。要通过这条封锁线，就必须在夜晚行船。在夜晚行进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一道铁丝网，但是由于这道网早已破败不堪，并没有妨碍小船前行。行船中，他们果然听到从碉堡中传来了日本兵的喧哗声，由于有思想准备，他们并没有产生恐慌情绪。

在天亮的时候，他们一行到达一处中国军队占领的地方。有一位佩戴红缨“匣子炮”的人，身着便衣，带领若干人在这个地方巡查，他们看到这群人中还有女性和小孩，判断他们中间不可能有奸细，便放行。过了一个晚上，他们改乘大船，到达诸暨。第二天，他们坐人力车到达金华。在旅馆住好后，刘世杰在丽水有熟人要拜访，于是出门数天，唐长孺“恐资斧不继，电师范学院汇千元来”，但是等到刘世杰访友归来，师范学院的汇款也没有到来。刘世杰安慰唐长孺说，如果缺少川资，刘世杰可以先行垫付，于是他们就继续上路。

旅行中出现经济拮据的问题可能是当时的常态，钱锺书一行的湘行也遇到经济困难。据与钱锺书同行的徐燕谋在诗作《纪湘行》中说：“艰难抵庐陵，囊空如洗括。”庐陵在何处呢？就是当时的江西省吉安县。小说《围城》叙述方鸿渐等人出现经济困境的路段也是在吉安。他们一行在到达金华后，由于等车，滞留了好几天。他们估算了一下身上这点钱完全支撑不了到学校，于是拍电报给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请他将钱汇到前方他们即将到达的吉安的中央银行。到达吉安后，他们找到银行，银行工作人员说先要填写有关的票据，但是要领款子，还得有人作铺保。他们居住的旅馆是不能作铺保的，他们想到了当地的教育局，但是教育局局长不肯作铺保，还怀疑他们是一群骗子。最后托人以公路局的名义作铺保，他们才领到钱。

唐长孺一行行至江西鹰潭，再往前走就没有火车了，只能够坐汽车。但是由于旅客众多，必须先行登记，而按照登记的人数安排，现在登记，还得等到一个多月后才有乘车的机会。有人告诉他们，与其如此等待，不如做“黄鱼”。什么叫“黄鱼”呢？当时有很多拉货的车辆，司机乘机装载乘客赚钱，司机称这些乘客为“黄鱼”。他们私下向司机打听，司机的回答不是客已满，就是出价太离谱，这条路基本上被堵死了。

小说《围城》写到了躲警报的事情。方鸿渐一行在镇海港码头听到警报声，他们当时有些惊慌，但是仔细一想，他们坐的船是日本盟国意大利人的，日机一般不会轰炸。过了一个多小时，果然没有响起紧急警报，他们才放心离开码头。不过唐长孺回忆躲警报的情况似乎更适合做小说情节。有一天有空袭警报，他们都疏散到田野躲避。在田野中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发现敌机临空，于是便返回。当他们经过鹰潭车站的时候发现有一辆汽车停靠在车站外边，乘客都下车躲避空袭警报。刘世杰询问车站站长，站长告诉他们说，等乘客返回后车马上就要开走，要乘车的话，得马上买票。他们几个人急急忙忙赶回旅馆，慌慌张张收拾好行李，小跑似的赶到车站，然后购票上车。终于，他们没有在鹰潭苦苦等待一个月。

唐长孺和表弟刘世杰姐弟在衡阳分手后，没有到达邵阳，而是在宋家店下车，有人告诉他，这里离蓝田较近。在宋家店住宿，第二天早上，店主告诉他说：“山路崎岖，视客文弱，不如雇轿。”然后他又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早晨，他便雇了一顶轿子，花了两天的时间，终于在4月的某一天抵达国立师范学院所在地——蓝田。唐长孺的这次赴湘之旅前后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三

1938年10月27日，国立师范学院筹委会主任廖世承正式被教育部任命为校长，此前，廖世承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他在主政国立师范学院后，邀请光华大学的多名教授到蓝田执教。他与曾任光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的钱基博是很好的朋友，便盛情邀请钱基博前往任教。曾任光华大学教育系教授的孟宪承，是部聘教授，当时部聘教授在全国高校中属于凤毛麟角，他能够来蓝田任教，着实提高了国立师范学院的档次。曾经担任光华大学教授、英语系主任的汪梧封等著名教授也来此执教。

当时在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的老师很多都是一时硕彦，李剑龙教授过去在武汉大学任教，当时在国师讲授中国经济史的课程；皮名举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南开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钱锺书是著名的哲学家和经学家，刘豢龙是著名的经学家，马骥是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其中很多人是当时著名学者的弟子，如刘豢龙是著名经学家和文学家王闿运的弟子，马骥是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骆鸿凯是著名学者黄侃的弟子。

当时廖世承也邀请吕思勉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并担任历史系主任，但是吕先生推辞了。后来又邀请著名历史学教授李剑龙担任历史系主任，李先生也推辞了。唐长孺任教蓝田，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是西洋近代史专家谢澄平教授，唐长孺认为他虽贵为教授，但是“学术不足云”。教师中本来就是鱼龙混杂，不足为奇，而让人惊掉下巴的是这位谢姓主任推荐来历史系任教的余文豪教授居然涉及学历造假：“余文豪卒业何校，已忘之。其人为青年党人，前主任谢某亦青年党人，荐之，妄言曾留学美国。其时尊重留学生，尤重留美，不问学业若何，例得教授。然余实不学，学生浸薄之，而留学美国之妄，渐为人所知，同事皆罕与之接。”

学历造假，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一件令人不齿的事情。唐长孺在文中补充说明：“然妄言留学，实出于谢某，余本不知也。”按照情理，余某受益，而让谢某一人为之担当责任的可能性不大。

在小说《围城》中，学历造假最有名的当然是方鸿渐。他在欧洲留学期间，有些玩世不恭，到了归期，为了不至于让父亲，特别是资助他留学的岳父母失望，于是就花了一些美元，在纽约一所并不存在的大学——克莱登大学买了一张博士文凭。卖文凭的是一位爱尔兰人，他曾经是一所学校的小职员，后来被学校开除，于是就想通过出售假博士学位证书来骗取钱财。

方鸿渐还是有一点最起码的廉耻之心。回到国内后，他内心长期处于羞愧的煎熬之中。他在返回上海之前，资助他留学的银行家丈人周厚卿在《沪报》的“教育信息”栏里登载消息，宣布由他资助的快婿方鸿渐获得“德国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方鸿渐回到周家，看到报纸上的消息，不禁愕然，他是在美国纽约买的文凭，照理克莱登大学是美国的大学，老丈人认为方鸿渐告诉他获得博士学位的信件是从德国寄出来的，就误认为这所大学属于德国。学校是美国还是德国的，姑置勿论，只是这种没有底气的张扬，让他很是尴尬和难堪。

在回国的船上和最初回到上海的一段时间，方鸿渐和苏文纨过从甚密，苏文纨钟情于方鸿渐，哪知方鸿渐却钟情于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苏小姐觉得自己爱情无望，于是在表妹面前揭露了方鸿渐学历方面的问题，方鸿渐在欧洲留学，获得的却是美国的学位，言外之意当然是说真实性有问题。唐晓芙将这些话转达给方鸿渐，但是方鸿渐居然没有任何辩解，只是感到惶恐、惭愧，“觉得自己可鄙可贱得不成为人”。

赵辛楣推荐方鸿渐到三闾大学任教，向高松年校长介绍方鸿渐是留德博士，但是方鸿渐在开给高校长的简历中却没有言及博士学位。当高校长在和他谈话说到学历的时候，方鸿渐“脸红得像有一百零二度寒热的病人”。按理他应该可以获得教授职位，但是到来之后，高校长却只给了他副教授职位，并且还是“破格”聘任的，提升教授的事情要等到下一年；他平静地接受了他并不乐意接受的现实，根本就不敢在高松年面前表示不满。

历史系教授陆子潇曾经和方鸿渐有过一次交谈，在交谈中，陆子潇告诉方鸿渐，历史系系主任韩学愈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毕业，“我没有到过美国，所以没有听见过他毕业的那个大学，据说很有名，在纽约，叫什么克莱登大学”。一听到“克莱登大学”，方鸿渐大为紧张。过了不久，韩学愈来访，并准备请他吃饭。他和方鸿渐谈及所谓的“克莱登大学”，居然还欺骗方鸿渐，说克莱登大学是一所“很认真严格的学校，虽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学生不容易进”。如此自欺欺人，比起方鸿渐的惶恐、惭愧来，他就显得更加卑鄙无耻。

四

钱锺书来到蓝田后，担任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系主任。他一方面陪伴自己的父亲，照顾生活起居，一方面教书读书，著书立说，开始写作《谈艺录》和《写在人生的边上》等著作。1940年暑假，他曾经偕同徐燕谋一起返回上海探亲，中途因日军进攻镇江，行程受阻，不得不折返蓝田。1941年7月，当年和国师合约期满，钱锺书离开蓝田，返回上海。唐长孺在回忆录中说，钱锺书“曾一至国师，余来蓝田，已去昆明，受西南联大聘”，这个说法是不确的。当年钱锺书从蓝田回到上海，在上海小住数月。其间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曾访问过他，请他回去继续任教，但是战火蔓延，路途阻隔，他只能打消返回联大的念头。

小说《围城》中，一起到达平成的有五位，最早离开的是赵辛楣。赵辛楣与国文系主任汪处厚的太太有暧昧关系，这种关系被汪处厚和校长高松年发现，他觉得在三闾大学已经难以存身，再加上早就有朋友写信邀请他到重庆任职，于是在事发的当天晚上，他就离开了三闾大学，赶赴重庆，然后进入国防委员会工作。赵辛楣走后，高松年找方鸿渐打听赵辛楣的去向，从谈话中，方鸿渐表示了解赵辛楣出走的原因，而高松年和汪夫人也有暧昧关系，他深恐方鸿渐也知晓自己的隐私，这是他决定解聘方鸿渐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有一天陆子潇到方鸿渐的房间里去，看到有一本小册子《共产主义论》，陆子潇将这个情况反映给训导主任李梅亭，而李梅亭又反映给校长高松年。高松年本来就对方鸿渐有成见，看见书名敏感，没有确认书中的相关内容，就主观地认为他热衷于共产主义，政治思想有问题。学年结束前，学校陆续将下一年的聘书发放给各位老师，方鸿渐的未婚妻孙柔嘉也得到聘书，而且工资还涨了一级，但是方鸿渐没有得到，他已经知道自己被解聘了。

唐长孺在回忆录中记载的一些教师被国立师范学院解聘的情况，其中大都与政治因素相关。唐长孺在回忆录中说：“国师为教育部直属之校，控制甚严。”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据唐先生回忆，每周周一，都有固定的会议，由院长或由院方指定的教师作报告。有一次，院长在讲话的时候，偶尔提到“蒋委员长”，很多学生都起立，然后整个会场的人都要起立。对于这种情况，很多教师都非常反感，以至于后来召开这样的会议，唐长孺都要尽量躲避。史地系教授梁园东早年从事革命，研习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京大学毕业。1940年末或1941年初，他进入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和院长廖世承因政治观念差异而产生矛盾，最后竟拂袖而去。教育系的刘佛年教授在课堂上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受到当局的关注，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密令国立师范学院，要求解聘他。公民训育系的谢扶雅教授是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宗教哲学家（唐长孺在书中说他毕业于剑桥大学，系误记），他完全没有左倾思想，但是有人认为他有共产党的嫌疑。

自从刘佛年教授离去后，国立师范学院的教师很多人都积极加入国民党，目的当然是自保。唐长孺生活和工作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心中的郁闷和忧愤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筹划着如何离开这所学校。1944年春，经李剑农推荐，唐长孺接受武汉大学的聘任，前往正在四川乐山办学的武汉大学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