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2年严家炎记录《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座谈考释
唐弢、严家炎接续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作为20世纪60年代前期周扬主持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重要成果，于1979、1980年正式出版后，成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使用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文学史教材。这部文学史的编写正式起始于1961年4月周扬主持召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自上而下的统编现代文学史教材，也因为新文学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密不可分，带着为胜利者树碑立传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61年国家经济、思想领域进入调整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新老专家协作和唐弢作为核心的主编负责制，以及1978—1980年以原班人马为主的新编写组对上册的修订和下册的重编，都使得这部文学史展现了新时期之初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最高水平，培养了一批学科重建的领军人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其时及其后的文学史写作范式。
《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从开始到编成跨越十九年、两个历史时期，其编撰历程与历史语境高度呼应，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对其编写过程中第一手材料的发掘，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助于考察文本与历史的复杂互动。
一
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藏有一份1961—1962年严家炎记录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多次座谈内容手稿，是编写组邀请新文学的亲历者来谈他们所参与的重要历史事件及对新文学史的看法，以搜集、保存第一手关键性的材料。无论是亲历者座谈的特殊形式，还是座谈者身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都显示出这份手稿的重要价值。它们记录在同一个硬壳精装“前进日记”本上，共有8篇，按记录顺序和座谈时间分别为：
1.唐弢谈鲁迅研究（1961年5月31日）
2.孔罗荪谈抗战时期文学运动（1961年6月21日）
3.王燎荧谈解放区文艺运动情况（1961年6月23日）
4.黎澍谈“五四”历史情况（1961年1月，转录）
5.冯至谈“五四”文学情况（1961年9月12日）
6.1961年10月6日文化部大楼茅盾谈
7.1962年5月20日访问赵树理谈话（转录）
8.1962年6月5日夏衍谈话（文研所）
记录有长有短。最长的是《唐弢谈鲁迅研究》，有11页，5000余字；最短的是《1962年5月20日访问赵树理谈话》，不到3页，1300余字。黎澍、赵树理的谈话，严家炎标明了“转录”，应该是他当时并不在现场。特殊的座谈地点，严家炎也细心做了标注，茅盾是在他担任部长的文化部大楼，夏衍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科院的前身，以下简称学部）文学研究所，也是主编唐弢的工作单位。除了转录的谈话，其他座谈的地点应该是在编写组集中入驻的中央党校。
从座谈嘉宾和谈论话题来看，编写组显然是煞费苦心，有的放矢。唐弢不仅是鲁迅研究专家，而且与鲁迅有过直接交往，曾参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校对工作，并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孔罗荪和王燎荧，前者曾长期从事抗战文艺工作，1938年3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任《抗战文艺》编委。后者1938年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属于学部文学研究所内以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系统。黎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名家，专攻近代史，时任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也是高校文科教材《史学概论》的主编。冯至当时是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文科教材办公室语文组组长，分管《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多部重要教材。由黎澍和冯至分别来谈“五四”历史情况、文学情况，自然是一时之选。夏衍则是作为左联的发起人和重要成员谈左联历史。茅盾、赵树理谈的是个人创作道路。茅盾是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列为专章的“三巨头”（鲁郭茅）之一。赵树理是其时解放区文艺最为重要的作家，在周扬、陈荒煤等左翼文艺理论家的阐释下，代表着实践《讲话》精神、与农民相结合的“赵树理方向”。
唐弢并非一开始就担任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1961年3月初，召开“文科教材编选会议之预备会”，初步确定了文科教材的内容及计划安排。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正式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后，组建了以北师大为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5月，编写组成员按要求集中住到中央党校编写教材。此时，唐弢还在主编文学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从指导思想到编写体例、章节安排先后讨论了几个月，唐弢先生有时以顾问的身份来参加编写组会议，却不是编写组成员。由于群龙无首，编写工作进展比较缓慢。”直到1961年9月，唐弢被任命为主编，带领新加入的文学所团队入驻中央党校，编写工作才进入高效有序状态。1964年4月完成上册35万字的编写工作，并印出讨论稿以广泛征求意见。因唐弢病重住院，责任编委路坎突然去世，随之而来的是形势紧张，文科教材计划中止，下册25万字初稿没来得及修改，其手稿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
按现有的材料，唐弢1961年9月之前在文科教材编写组的身份是“顾问”，有时会去参加编写组的会议。这是唐弢和周扬妥协的结果，据说他当时更希望编写自己的文学史。郝怀明回忆：“商量的结果是唐弢负责写鲁迅部分，其他由北师大负责编写，唐弢只去做三次指导。”但唐弢究竟以“顾问”身份为编写组做了什么？郝怀明更为明确的回忆——“唐弢负责写鲁迅部分”“只去做三次指导”究竟有没有出入？这些都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严家炎1961年5月被调入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后成为唐弢编委会的责任编委，其他四位为王瑶、刘绶松、刘泮溪、路坎：“唐弢先生担任主编以后，不但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全书的框架迅速确定下来，而且明确了几位责任编委的分工：他要我负责‘绪论’和‘五四’这段，刘绶松先生负责‘左联’这段，王瑶先生负责抗战这段，山东大学的刘泮溪先生负责解放区和解放战争这段，文研所的路坎先生也是责任编委，着重负责戏剧方面。”
1963年3月，编写组集体写出自提纲讨论会后的第一版初稿约45万字。“当时因执笔的人数较多，水平参差不齐，经主编与一部分编委研究结果，认为其中五分之二需完全重写或大事修改”，由唐弢、刘绶松、路坎、严家炎四人分头改写。同年10月底左右，第二版初稿全部写出并由主编通读改定。1964年初严家炎又和樊骏、路坎在唐弢的带领下对上册进行修改或重写，是讨论稿的四位定稿人之一。此时全书近60万字，与第一版相比，增加了15万字。据严家炎1980年左右的未刊自传手稿：“一九六一至六四年，参加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除撰写绪论和分工的有关章节外，作为责任编委，协助主编重写、改写和修改了‘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部分章节以及‘左联’时期的一部分章节。一九七八年秋天起，受唐弢同志委托，主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即一、二分册）的修改、增写工作，并主编了下册。”也就是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严家炎已经成为唐弢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助手，“家炎同志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正是在各方面做得较多较好的一个”。这也使他在1978年9月编写组正式重启后顺理成章地成为接任的主编。因此，作为一位有着强烈史料意识的严谨学者，严家炎的记录手稿成为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二
严家炎记录的这份编写组座谈材料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其中唐弢作为顾问来给编写组谈鲁迅研究，是严家炎记录最为详细的一次座谈。开头唐弢强调了两点：“最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从鲁迅的作品出发，从鲁迅这个人出发”；其次要看到“鲁迅的全人”：既有坚定的一面也有虚心的一面。他从鲁迅思想发展、小说创作、杂文三个方面谈其思想发展的探索过程、小说如何“写灵魂”以及鲁迅杂文的辩证美学，极富概括力和洞察力。但是否如郝怀明所说，唐弢准备写鲁迅章节、这也是顾问的职责之一？恐怕并非如此。通过记录稿可以看出，唐弢座谈的目的更像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指导编写组怎么来写鲁迅部分。“先看一看回忆鲁迅的文章，可以增加一些感性知识，了解他的人，了解他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再看他的作品，就可加深理解”“写思想发展不宜太直线，没有写出探索过程。我看许多理论文章也有这个毛病。写文学史也要注意”。可以佐证的是，唐弢正式担任主编后，刚开始也没打算亲自撰写鲁迅章节。按编写组成员万平近的说法：“唐弢同志是学术界公认的鲁迅研究的专家，撰写《史》（即《中国现代文学史》——笔者注）中的鲁迅专章，本来是驾轻就熟，但他仍让青年同志先执笔，他进行指导，尽管最后定稿仍由他亲自捉笔，但青年同志在他指导下受益是很大的。”
1961年12月编写组印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提纲》（草稿）选取了“第七章 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下）”，提纲总共分为四节，其中“第一节 后期思想”“第二节 杂文”“第四节 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署名张恩和执笔，“第三节 《故事新编》”由吕启祥执笔。1962年6月，编写组印出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第二章 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上）”由张恩和撰写“第一节 生平和思想发展”，吕启祥撰写后面三节。“第七章 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下）”缩减为三节，“第一节 杂文”“第三节 创作经验与主张”由张恩和执笔，“第二节 故事新编”执笔人为吕启祥。直到1964年3、4月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鲁迅两章才由唐弢重新撰写，也被誉为“全书水平最高，最有作者风格的两章”。张恩和后来回忆，开始是由他和吕启祥合写鲁迅两章，唐弢具体分管这两章，“可惜的是由于我们当时年轻，知识基础不够厚实，对他的意见不可能理解很深，特别是不能把他提出的要求和指示融化在自己拟写的提纲和初稿中，因而尽管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鲁迅两个专章的初稿仍不能达到应有的水平，最后唐弢同志亲自重写了这在全书中占重要地位的部分”。
但唐弢当顾问仅仅是来现场指导吗？从这份座谈记录可以进一步推断，唐弢的“顾问”名副其实，他与文科教材编写组并非“若即若离”，而是关系紧密，这也为他日后担任主编迅速打开局面奠定了基础。其中黎澍谈“五四”历史问题是在1961年1月，严家炎标明是“转录”。转录的有两篇，另一篇是1962年5月20日访问赵树理。但后者开头写明：“先由访问者提出了若干问题，如《讲话》对他的影响，等。”可看出是编写组带着问题去访谈赵树理，严家炎并不在场，是事后抄录访问者的记录。但黎澍的记录明显有时间上的问题。1961年4月《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成立，5月集中到中央党校编写教材。无论如何，1月都不可能邀请黎澍来座谈。这需要回到唐弢在文学所的主编工作。1959年唐弢从上海调入北京，在文学所的主要工作就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据樊骏回忆，1960年起唐弢从两个方面着手前期准备工作：一是通过中宣部从各地借调人才，更切实的是第二条：“二是为了促使相关人员尽快进入角色，陆续邀请茅盾、夏衍、罗荪、黎澍、思基、陶然、冯其庸等人座谈，或者介绍他们亲身经历的文学运动的史实，或者对撰写怎样一部文学史提出建议。因为属于小范围的内部学术交流，谈得比较随便，往往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
亲历者的座谈给年轻的樊骏以巨大冲击，好几次座谈的内容令他印象深刻，四十年后仍记忆犹新，其中就有夏衍、孔罗荪、黎澍的座谈。比较樊骏回忆的孔罗荪、夏衍座谈的内容，和严家炎1961年6月21日、1962年6月5日两次记录有明显的区别。但黎澍的座谈应该是同一次，樊骏说“黎澍则专门指出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希望我们的文学史能够给予充分的评价”，严家炎转录的黎澍座谈内容也有“李劼人是个大作家，自然主义成分不少，后来有所改变。《大波》最好。此人知识丰富，是统战成员，代表资产阶级。中国近代人物的变化是很大的”。这样才能解释黎澍座谈的时间为何是1961年1月，事实上它在日记本上也没有按时间顺序放在最前面，而是记在同年6月23日《王燎荧谈解放区文艺运动情况》后面。此时两个编写组唯一的交集就是唐弢，这篇转录很可能与唐弢有关。
无论是严家炎转录文学所《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的座谈内容，还是两个编写组在邀请座谈嘉宾上的重叠，如茅盾、夏衍、罗荪等，以及座谈时间从唐弢当顾问延续至当主编之后，都表明座谈这一形式可能是唐弢从文学所带到文科教材编写组的。严家炎记录的最早的座谈就是1961年5月31日《唐弢谈鲁迅研究》，当时编写组成员刚集中到中央党校不久，唐弢以顾问身份为他们讲鲁迅研究，之后又陆续邀请其他相关人员座谈——孔罗荪的座谈记录中有唐弢在场的插话。有了文学所的前期经验，两个编写组的座谈人员和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至于座谈的意义和价值，在唐弢看来“请当时人谈那时的历史背景对我们了解文艺斗争有很大的好处”，这也符合他后来为文科教材编写组定下的编写原则：“注意写出时代氛围，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而对樊骏这样的青年学者来说：“他们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可取，但这样的自由交流，各抒己见，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活跃了我们的思路——现代文学三十多年，不过是历史的一瞬，却包含了多少有待梳理、探讨、作出科学结论的重大课题。其内在的意义，还在于提示我们要从广泛的联系中，要具备尽可能准确而又丰厚的历史感，去考察判断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即在方法论上自觉地以史家的眼光和尺度，对这段文学进行历史的审视和评价。这的确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值得注意的是，黎澍、王燎荧、冯至都在学部不同研究所工作，又是文科教材办公室成员，冯至是语文组组长，黎澍是《史学概论》主编，王燎荧则协助蔡仪编写《文学概论》。随着文科教材编选计划的推进，各专业领域的重要专家集中于北京，为类似的专题讲座提供了便利。1959—1964年，文学所和人大合办“文学研究班”。作为文研班的创建者，周扬任命文学所所长何其芳为班主任，唐弢则是中国现代文学专门组的负责人，也担任过文研班的专职教师。据文研班学员阎焕东回忆：“当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高教部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统编教材的时候，一批卓有成就的资深教师云集京城，何其芳出面请他们来讲课也很容易，——记得萧涤非、周来祥以及远在岭南的王季思等先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请到班上来的。”当时很多专家都身兼数职，在文研班的授课主要采取专题讲座的形式。开办人大文研班与编选高校文科教材，是周扬领导新中国文艺工作的两件大事，它们在时间、人员上的高度重合，也可以看出唐弢哪怕“顾问”期间，也不可能对文科教材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袖手旁观。
据严家炎回忆，“唐弢先生有时以顾问的身份来参加编写组会议”。顾问时期，唐弢究竟参加过哪些重要会议？1961年5月29日，唐弢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座谈会”，会上周扬专门谈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提出：“在叙述过程中，必须对作家作品给以适当估价，给予适当地位。但不等于孤立起来，要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有机体。列专章少一些好。鲁迅、郭沫若、茅盾三巨头，鲁迅第一，他的确伟大，不是因为他死了，他也是有缺点，电影《鲁迅传》缺点在把他写的太革命化，反而显不出他的伟大，他伟大就在于他摸索，最后走上正确道路。”
两天之后，即5月31日，唐弢结合周扬讲话，对文学所编写组再次谈文学史编写中的点面线结合问题。这次座谈既是传达，也是发挥，在周扬着重于文学史的面和线的基础上，唐弢特别强调了点的重要，即文学史要写出作家个人的思想风格、艺术风格。就在同一天，他为文科教材编写组做了关于鲁迅研究的专题座谈，其中强调“电影剧本《鲁迅传》就是写得不全面，未写出其全人。精神面貌不丰富，简单化。写思想发展不宜太直线，没有写出探索过程”，与周扬的讲话直接呼应。而唐弢对鲁迅的阐释正体现了点面线的结合，是他以个案研究对文学所座谈的进一步发挥。
6月30日，唐弢参加了周扬主持的语文组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扬首次提出了“主编负责制”即“我们信任主编，主编对党负责，对读者负责。如果发生意见分歧，由主编来决定”。8月9日至15日，唐弢还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文学概论》提纲讨论会。周扬对《文学概论》“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学大纲”的发言都与现代文学史有着内在的联系，是重写新文学史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唐弢在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之前，已经积极参与文学史小组活动、语文组大组座谈，以及相关重要会议，与文科教材编写组关系密切。他多次让文学所编写组传阅、讨论文科教材版现代文学史的方案、大纲，也从侧面说明他对后者的关注重视和互动意识。
三
这份座谈记录稿带有显著的时代色彩，其中也不乏座谈者自身的倾向性。尽管1961年国家处于调整时期，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6月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文艺十条”得到热烈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问题无法碰，只能回避”。受邀者在小范围内部座谈的随意坦率中，也不可避免受到时代影响，比如唐弢对鲁迅和萧军关系的描述，认为鲁迅被萧军所蒙蔽。尤其是王燎荧谈解放区文艺运动，对丁玲、萧军等人的批评，既是丁玲、萧军现实命运的反映，也与王燎荧个人的立场有关。继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批评丁玲《在医院中》的文章之后，1957年王燎荧在《文艺报》上再次批判《在医院中》。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左翼内部的矛盾纠葛，胡风、丁玲、冯雪峰等相继受到批判，周扬、何其芳等有“鲁艺”背景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主导《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座谈难免带有某种倾向性。这在1962年夏衍与编写组谈左联历史的记录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来。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调整期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周扬对文科教材编选计划寄予的厚望——“一个思想建设、学术建设工作”，以及他在编选工作中对史料的高度重视，使得由唐弢开启的编写组座谈包含许多超越时代局限的内容，体现了座谈者真诚的思考和理性的坚持，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史编写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唐弢开头就说“最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为后面几次座谈奠定了基调。他对鲁迅思想及创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上文已有论述。孔罗荪谈到抗战后期党内对胡风“主观论”的批评，语气也相当克制，符合历史实际：“当时胡风问题是作为内部问题来处理的，没有在报纸上搞公开批判。理论上的争论是有的，有些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对于胡风，当时还很尊重，认为是个文艺思想问题，内部开了几次座谈会，作了讨论。冯雪峰的《题外的话》就是对这次座谈会的反映。”由于1955年“胡风案”的爆发，“主观论”是争论的焦点之一，王瑶、丁易、刘绶松的新文学史对20世纪40年代相关批评的定性经历了从“论争”到“斗争”“批判”的转变，而孔罗荪把“主观论”论争界定为“内部问题”“理论上的争论”，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的。
最重要的是，对于新文学史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五四”新文学的性质问题、左联问题及“两个口号”论争，座谈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思考和实事求是的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现代文学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王瑶、丁易、刘绶松相继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开始强调无产阶级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新文学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一翼”的政治化写作模式越来越突出。1958年兴起高校学生集体编写“红色文学史”的热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到把“五四”新文学描述为“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发生和发展的”，其历史进程也被极度简化，“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现象愈发严重。
1960年春，受中宣部委托，唐弢主持的文学所编写组分头阅读了1958年以后编写的十四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对高等学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意见”，提出“第一、新文学的性质。这是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理解整个新文学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各书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只就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文化性质的论点推论，没有根据这些论点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的实际作些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各种文学史对社会主义因素的具体表现、发展过程及其决定作用缺少具体论述，以至于没有把新文学的性质分析清楚。而文科教材编写组邀请的座谈者，作为新文学的亲历者，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时间、方式，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复杂面貌和发展过程提出了与这些文学史不同的看法。
黎澍谈“五四”历史情况，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有理论领导、思想领导”，实际上反驳了1958年后文学史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无限扩大，使其限定在思想、理论的范围内。他认为“五四”时期什么思想都有，“不过‘五四’后，在所有的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而且有当时最重要的人物改变了方向，所以到后来，新文化运动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关于“反帝反封建”性质，黎澍指出“‘五四’文学主要是反封建。反帝反封建意识（尤其是反帝）在当时还不能说很自觉”。冯至谈“五四”文学情况，以“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个人立场，讲述对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感受：“当时情况的确是五花八门，许多问题很模糊，正像周扬同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所说，尼采、克鲁泡特金当时的确跟马克思同样吸引人。可能比我进步的人就不是这样”；“当时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在一起（《小说月报》），唯美主义与革命精神混在一起（创造社）。我们不能用现在已经弄清了的眼光来看待当时”。唐弢针对“鲁迅早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五四’时期只能说是共产主义思想领导，马克思主义是鲜明旗帜。但鲁迅还不能很快认识这些道理。他主要的采取了进化论的发展观点”，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与创造社论争“迫使他读马列主义理论”，“他的翻译也是自我改造的过程”，才逐渐转变过来。唐弢在座谈中还特别强调：“当时个别的东西跟以后大量的东西要区别开来。要从总的倾向看，不要抓住个别的东西当新大陆，不要牵强附会。周扬曾说，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解释得和我们土改政策一样，这是反历史主义的。”
历史主义的态度还体现在左联问题及其内部的矛盾上。由于论争双方在20世纪60年代初截然不同的遭际，以及文科教材编选工作本身的倾向性，夏衍认为“冯雪峰对两个口号论争要负主要责任”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在座谈中也坦率承认：“左联犯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副作用也有。理论政治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创作思想上公式化概念化都有。许多文章中盛气凌人，非常‘左’，所以鲁迅看不顺眼。现在我们自己去看，也会看不顺眼。”此外，编写组还请曾亲身参与论战、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茅盾谈论这个话题，提供了另一面的说法：“鲁迅私底下对‘国防文学’口号不完全同意。但他不愿形之笔墨。他不赞成《赛金花》，不赞成把赛金花作为爱国者来写，认为把赛金花写得太好了。因此他有点采取讥讽态度。”有意思的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被周扬、陈荒煤树立为《讲话》影响下的人民文艺的典范，但作家本人在谈话中很坦诚地说：“《讲话》是1944年才用电报发到敌后去的。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时未看到《讲话》。”
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努力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1964年完成的上册讨论稿不仅把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驱者都称为“急进民主主义者”，而且第一章第一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做了更符合历史实际的总体描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发生了由原先资产阶级思想指导到后来无产阶级思想逐渐占上风以至居领导地位的根本变化。”
在具体论述中，讨论稿以大量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展现了“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如何在《新青年》及社会思潮中得到传播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历史面貌，并对“五四”时期异常复杂的社会思潮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黄修己后来评价道：“像马克思主义对文学革命的影响，以前有的文学史家用推理方法来论证，就不如‘唐弢本’中之用事实。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和《什么是新文学》两文，就是马克思主义影响已进入文学思潮的很好证明，‘唐弢本’首次使用了这一史料。”这实际上在1960年文学所编写组的观点上更进了一步，其时唐弢、樊骏等人还是通过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区分来确立新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未能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整个新文化的性质，我们要分析的是新文学的性质；新文学作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性质固然和新文化一致，毕竟还有其作为一个有很大独立性的局部的特点，我们只有具体地了解了这些特点，才能确切地把握住它的性质。”
而文科教材上册讨论稿对整个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更切合实际的叙述。这既是编写者认识的提高，也因为曾协助主编修改和重写这一章节的责任编委严家炎对“五四”新文学的性质问题有自己的长期思考。20世纪50年代末严家炎阅读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国内形势与文学概况”一章做了如下批注：“利用张毕来的材料，并非自己研究而来，所以对党的领导的叙述有点隔靴搔痒。”这是严家炎的切身体会。1958年10月起他因北大中文系需要，中断副博士研究生学习，留在系里教现代文学史。备课的时候，严家炎并没有拘囿于已有的新文学史教材，而是自己去翻《新青年》，第一节课讲的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开端问题。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注释中指出，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什么是新文学》这两条材料，最早使用于1960年5月严家炎主持的北大师生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该书未正式出版。在此前后，严家炎还撰写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1959）、《论一九二七年以前党对新文学运动的领导》（1961），用具体史料勾勒出了文学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逐步演变的轮廓，得出了比较接近于实际的新结论。讨论稿还高度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开始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帮助了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尽管强调了“世界进步文学”，但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也与茅盾、冯至等亲历者描述的个人经历及历史氛围相符合。
夏衍座谈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迅速。1962年6月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左联”一章中，第一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执笔人樊骏吸收了夏衍座谈时的内容，对1961年12月《〈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提纲》（草稿）做了大幅度的修改，首先增加了瞿秋白领导左联工作的内容——“1931年春夏起，瞿秋白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他注意克服革命文学的缺点和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对于‘左联’工作的展开，作了重要贡献”，其次增补了左联的缺点与不足——“由于白色恐怖造成的限制，对社会现实认识不足、理论修养不足，以及政治上‘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有过组织上的宗派情绪、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倾向；思想改造更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经过不断努力，这些缺点在后期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改进”，均直接采用了夏衍的说法。
1961—1962年的编写组座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1978年编写组重启后，还在继续采用这一行之有效的方式。1979年3月1日，编写组邀请冯乃超谈抗战时文艺状况，主要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关系。恰好与1961年孔罗荪的座谈形成互补。3月5日现代文学史教材会议上，蔡清富又提出：“编写组可请一些人谈些情况，如丁玲、阳翰笙都可以找。沙汀也可讲讲。”严家炎在《关于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意见》的总结发言中也谈到：“访问一些人，请一些人给编写组讲讲。如丁玲、阳翰笙等，落实计划（张〔恩和〕—丁〔玲〕，蔡〔清富〕—阳〔翰笙〕）。”蔡清富和严家炎都是编写组的“老人”，曾参与20世纪60年代的编写工作。访问丁玲可以看作是编写组在左联和解放区文艺问题上对20世纪60年代座谈者单一身份的弥补，也预示着新时期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将对1964年的上册讨论稿做出及时的调整和修改，事实也是如此。正如严家炎所说：“我们编写组只能在当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设法做得好一点而已。”从1961年到1980年，这部历经波折、跨越两个时期的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终于落下了帷幕。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