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卡夫卡城堡与测量员施塔赫

在卡夫卡的未竟之作《城堡》的开头，他为我们描述了一座矗立在深夜雪山上，被雾霭和黑暗笼罩的城堡。主人公K知道它在那里，却没有任何光亮让他看得清它的轮廓。然而，当K第二天走近了细看时，却发现它不过是杂乱无章的一群建筑，与他故乡的村镇相差无几。但恰恰是这座平平无奇的城堡，仿佛有着奇特的魔力，既拒绝他进入，又不放他离去，让他殚精竭虑，摸索徘徊，耗尽了心血和一生的光阴。

也许，每一个想用自己的文字勾勒卡夫卡的人生故事，并以此探寻其写作奥秘的人，都面对着同样的一座城堡。卡夫卡作为荒诞、神秘甚至暗黑作家的盛大名声笼罩在他那短暂的四十一年人间岁月上。然而，拨开历史的烟尘，我们看到的却又是那么不起眼的一生。德国学者、卡夫卡专家克劳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在他的传记开头就不禁感慨，这是多么单调而贫乏的生平，一个性格内向又身患肺结核的犹太裔布拉格小职员，几乎不曾离开过家乡，更不曾在二十世纪初最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学江湖中播弄风潮。可他偏偏是在这样平平无奇的生活中，迸发出那么惊世骇俗又魔幻迷人的文学冲击波，震动全世界文坛超过一百年，直至今日都不减其威。于是那些布拉格旧城中的晨昏起居，又显出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仿佛其中蕴含了让人甘愿为之殚精竭虑，探寻不已的心灵隐秘，尽管这座灵魂的城堡最终还是无路可达，永远在虚无缥缈中招引人们的遥望和神迷。或者，就如莱纳·施塔赫（Reiner Stach）所写：“那个陌生的生命总是躲着我们，就像黄昏时分的某个动物突然出现在林子边上，又瞬间消失。没有一个方法的陷阱可以帮助我们捕获它，而科学的笼子仍然是空的。”

也正是这位施塔赫，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毅和执着，贡献了迄今为止最细密也最壮观，最生动鲜明也最体察入微的《卡夫卡传》。这部德语巨作从2002年至2014年分三卷（《关键岁月》《领悟之年》《早年》）出版，原文总页数超过两千页，如今也终于全部亮相于中文世界。任卫东、黄雪媛和程卫平三位译者，以足可比肩原作者的坚毅和热情，更凭借对卡夫卡和德语文学的精深感知力与娴熟传神的精彩译笔，让我们得以追随施塔赫坚定又谨慎的步伐，在名为卡夫卡的城堡前守候每一个奇异生命乍现的黄昏瞬间。

是的，施塔赫是一个足够清醒却又足够有野心和文才的传记作者。这位1951年生于萨克森的德国作家，虽然一直不屑于学院派汗牛充栋的卡夫卡论著，但是自己却是在学院中成长（继而叛离）的卡夫卡专家。他在著名学府法兰克福大学完成了以卡夫卡笔下的女性特质为题的论文，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出版业，以学术编辑的身份供职于费舍尔出版社，并参与了这家德国顶尖文学出版社的卡夫卡校勘版全集的编纂工作；他还曾赴美国搜集卡夫卡的情人菲莉丝·鲍尔的遗产，在大西洋两岸举办了《卡夫卡的新娘》特展。1996年他开始了独自测量卡夫卡心灵疆域的漫漫征程，在日记、书信和无数研究文献组成的浩渺文海中沉潜探寻，历时十八年写成了国际公认的记述卡夫卡人生的权威之作。他深知任何传记作家都难以真正穿透传主的所谓“真实生活”那座城堡，更何况是卡夫卡这座举世闻名的迷宫。他也深知学术界经历一个世纪的搜罗探访，已将这位早逝作家的外部生活细节勘探至极限，剩下的空白在现有条件下也难再补全。但另一方面，他坚信卡夫卡的故事还需要书写，坚信卡夫卡的文字与人生之间的纠缠关联还需要一一拆解，所以他将自己多年的研读所得，熔铸、炼化、锻造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画面，在读者面前上演。其实，他无意洞穿这座城堡的层层深幽，寻找可能从来就不存在的解密钥匙。他要做的，是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一次土地测量，测算这城堡的平凡外观与无尽隐秘之间离合牵动的力场结构，度量其中一砖一瓦堆砌成型的建造历程与难度系数。正如他在《领悟之年》结尾处所言，他着力呈现“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城堡》1926年初版本

那么，在这白驹过隙般的四十一年里，在这数千页的细致勾画与娓娓追述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人生故事？这里发生的，是多个平行世界的交叠、切换、互动。最常见的一个卡夫卡神话，是认为卡夫卡始终漂浮在一个与职业、家庭和婚姻这样的世俗生活隔绝的平流层，他在与世俗社会打交道的时候手足无措而备受煎熬，一心只愿在深夜的写作中获得自我的自由。他的作品也仿佛横空出世，远离大地上的人间，常常缺少时代和地点的具体信息，无法与现实挂钩。他不是自己在日记中反复吐露自己面对职业工作的倦怠，不是在《致父亲的信》中声称父亲是精明强悍的实干家而自己在生活中脆弱得不堪一击吗？施塔赫并不否认卡夫卡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疏离，但他也提醒我们，“一个现实世界的游离者并不真的能任意打开或关闭内外世界那道精妙的闸门。内部世界始终在召唤他，拉扯他，现实世界则要求他保持清醒”，“他在内部世界依然是个陌生人。明明在场，却心不在焉——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

因此，施塔赫从一开始就试图描述一个在不同世界里来回穿梭，无法全然停留在任何一边的矛盾体卡夫卡。或者说，施塔赫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时刻在折叠自己的生活空间，时刻在进入和逃离之间横跳的流动型人格：他向着生活举起文学的面具，反过来也在文学中拾掇生活的碎片。任何一个平行世界并不曾真正离开过他的生活，而是被他折进了字里行间，或者叠加于白日梦里。在《早年》里，这种折叠的艺术随着一个少年的身心成长而觉醒，在文学梦的萌发和人生的诸多初体验中成型。在《关键岁月》里，职场、恋情和写作的三角关系是卡夫卡在成人阶段最关键的心灵引力场，决定了他喷薄而出的创造力和许多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他的折叠体验中有犹豫和痛苦，也有渴望和快感。而到了《领悟之年》，巨大的外部冲击力让这种折叠人生有了另一种质变，世界历史和个体命运，爱欲之火和恶疾之苦，在叠合旋转之中孕育出了文学星云的又一次迸发。可以说，标题中的领悟，正是卡夫卡的折叠机制在多重洗礼中臻于完满的标志：他并非遗世独立，而是日益认识到自己与不同世界的若即若离；他的文学也没有背离现实世界，而是迎向这个世界，与之撞击、交错、反射，继而生成自己的另一重世界。在这之中，存在着一个被施塔赫描述得极其动人的世界——文学体验莫过于战争、爱情、疾病及死亡。

平民卡夫卡

世界大战和帝国挽歌

最容易被评论家和读者用来证明卡夫卡不问世事的一个例子，当属他在1914年8月2日的日记里写下的这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了游泳学校。”仿佛外部大世界的轰动事件和个人小世界的日常生活彼此分离，平行推进，互不干涉。施塔赫却在这部《领悟之年》中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卡夫卡与这场世纪浩劫交缠的人生历程。是的，他非但不能置身事外，反而深陷其中，其生存境遇和创作轨迹都为之发生巨变。

首先，我们对卡夫卡的固有印象会遭到极大挑战，这位甘居俗世边缘的局外人居然多次尝试参军，渴望奔赴前线。然而我们接着又会在施塔赫的详细解说中获得安慰，卡夫卡与当时许多被战争宣传和民族狂热情绪裹挟的作家不同，他并不以报国建功为志向，他选择战场是为了从另一场战争中逃离：他刚刚经历了情人菲莉丝·鲍尔的一场“审判”（她因怀疑他出轨而与他当面对质，导致两人解除婚约），在家庭和职场的世俗要求下备受煎熬。他无法自拔，却希望利用战争这一跳板，合法地摆脱市民生活的负累。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卡夫卡风格的结局：他的保险公司上司从1915年至1918年，每一年都出面干涉，让卡夫卡反复“获批暂停服役”直至战争结束。卡夫卡在战争岁月里被迫留在“平民卡夫卡”这个身份之中。不同世界的交叠决定了他的冒险之举，也注定了他无法摆脱生活的囚困。

即使是后方的平民卡夫卡，也并没有远离战争。施塔赫甚至大胆推测，“卡夫卡很可能比同时代大多数作家更了解战争的恐怖”。他任职的劳工事务保险局接受奥匈帝国政府的委派，参与返乡伤残军人的善后工作。卡夫卡得以目睹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配备高科技的政治暴力在无数人的身体和心灵上造成的可怕伤害。职场上的卡夫卡，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实干能力，与他日记中那个抱怨不停的打工人形象大相径庭。施塔赫让我们看到，他如何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为一家安置战争神经症病患的疗养院撰写颇具感染力的筹款公告。这是之前众多的卡夫卡传记容易忽视的一点：卡夫卡与世界的关联，不仅是怨怼和逃避，还有承担和投入。只不过，恰恰因为投入，才会更深地感受世间的残忍与无奈，而这又成为写作的动力和源泉。

卡夫卡的写作在世界大战的第三个寒冬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这已经是为人熟知的奇特文学事件。今日游览布拉格的卡夫卡读者，少不了都要拜访一下布拉格城堡下排列了一连串矮屋的窄巷，这便是炼金术士巷，俗称黄金巷。巷中第22号，就是卡夫卡从1916年秋到1917年春居住过的地方，最初由他小妹奥特拉租下，随后哥哥就利用了这个远离市区的僻静屋宅，让自己的泉涌才思化作四个八开笔记本上的文字。多年后，其中许多精彩的短篇将结集成《乡村医生》小说集出版。听上去这又是一个在战乱中为自己独辟一个平行宇宙的写作神话，不过其实大战的影响已经沁入那些匪夷所思的文字的深层，那看似怪诞的乡村或动物故事，都镌刻着暴力和规训，失落和囚禁的烙印。文明的假面脱落，露出野蛮的狰狞。这无疑是世界大战的一种转写。更为直接的对应则是奥匈帝国的年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16年11月辞世，而卡夫卡则在第二年年初写下了《旧事一页》和《一道圣旨》这两则假托中国背景的帝国叙事片断。被蛮族围攻的皇都，垂死的帝王和徒劳等待圣旨的子民，是来自异域的画面，更流露出为本国之崩塌厄运发出的叹惋和自嘲。在卡夫卡的作品序列里，这是一幕全新的场景，一种全新的折叠手法。

《乡村医生》1919年初版本

施塔赫对此总结道：“就在国家抛弃它的子民，同时又失去最高级统治者的那一刻，卡夫卡开始重建外部生活与写作生活：他开启了一场写作实验，大胆尝试新的文学形式，无论生活还是创作，都焕然一新。外部震荡与个人突破在时间点上如此惊人地默契，绝非偶然：卡夫卡以创造性的方式回应时代危机，外部世界迫使他摆脱惯性，冲破束缚，寻找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世界大战将卡夫卡抛入了新的写作，新的生活，其中也包括新的恋情。

恋人卡夫卡

笑声、火焰和迷宫

卡夫卡的几段恋情，是所有传记和不少卡夫卡研究都不会放过的热点话题。尤其是菲莉丝·鲍尔和卡夫卡的离合纠缠，更是吸引了绝大部分人的眼光。这毕竟是让作家卡夫卡真正找到自己的风格，写出《判决》和《审判》的关键经历。移居英国的德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依据两人的通信写了《另一种审判》，强调了作家的私人情感与创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卡夫卡在这些恋情中似乎都难善终，都难逃落败的结局，这又坐实了不少人认定的卡夫卡式人格缺陷：他难以进入世俗婚恋，难以拥有普通人的情感生活。但是在施塔赫笔下，这并非一种缺陷，而是家庭、社会、个体命运和文学追求之间碰撞、抵牾和撕扯的后果。在《关键岁月》中，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来揭示卡夫卡面对菲莉丝的种种犹豫彷徨，如何由他对性、家庭和写作的欲念与恐惧造就。到了《领悟之年》，与菲莉丝的纠缠依然占去了最初几章的篇幅，但是肺结核的诊断彻底终结了这场难解难分的情感羁绊。接下来登场的三位女性，则映照了卡夫卡生命中截然不同的生存阶段和文学气象。

施塔赫非常擅长采用蒙太奇的手法，他从私密的日记回忆里，从私密的信件、明信片和便条里，采集了最能展示爱欲涌动的画面和言辞，让我们看到卡夫卡也拥有温柔甚而炽烈的一面。他写尤莉亚·沃里泽克的出场，首先调用了卡夫卡的笑来铺垫：“卡夫卡笑了。卡夫卡笑个不停。到最后，几个星期之后，笑开始生出痛。这情形令他不安，甚至略感羞耻。”这笑声里有掩饰尴尬的社恐成分，但更多的是情动时刻勃发的欢乐生机。这真的是那个以阴郁和怪诞闻名的孤独作家卡夫卡吗？与尤莉亚的恋情终结于父母的干预，向来让卡夫卡感到压抑的家庭权威这次发挥了实质性的压制作用。于是，世界文学中最著名的父子矛盾见证《致父亲的信》诞生，现实生活中的恋爱触礁，激起了文学中声讨父亲的耀眼浪花。

对另一位卡夫卡情人密伦娜·耶森斯卡，施塔赫用了“活力之火”这样的标题来彰显她在卡夫卡生命中投下的明亮、热烈和活跃的激情时刻。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文采，浓墨重彩地勾勒出恋爱中的卡夫卡：“海浪掀到最高点。卡夫卡浮在空中。几天来，他感觉想象和现实相互交融混杂，仿佛如今终于通过并超越了多年来使他几近疯狂的那持续不断的耐力测试。密伦娜给了他通向幻想世界的许可，而同时，她也是和他并肩一起走过维也纳街头的那个女人，他见过她的公寓，曾和她一起静静躺在浩瀚无垠的森林深处，森林则为他们遮蔽了尘世的喧嚣和痛楚，此后数周，他在脑海里一再唤醒对这一画面的记忆。”如果说和菲莉丝的通信，暴露了一个在性和婚姻前徘徊张皇的青年卡夫卡的焦虑，那么和密伦娜的通信，则让一个满怀勇气和憧憬，投身爱欲波涛的成熟卡夫卡跃然纸上。而施塔赫捕捉到了其中的义无反顾，其中的酣畅忘我，但很快，他也捕捉到了其中的惘然惆怅。卡夫卡在这位才智杰出又有叛逆精神的女性身上看到了共同逃离世俗束缚，共享灵肉合一的情爱的可能，却也体验到了另一个层次上的挫败和无奈：密伦娜终究不愿离开自己的丈夫，两人的恋情黯然收场。不过他们维持了心灵密友的关系，密伦娜为卡夫卡所写的吊唁也证明了两人的心意相通。施塔赫则在卡夫卡的《城堡》中看到了密伦娜的蓝眼睛。他相信，卡夫卡将这场恋爱中那些深入肺腑的激情与痛楚都折叠进了这部神秘的小说中，打造了一个杂糅记忆、虚幻与现实的迷宫。

卡夫卡生命中最后一位恋人，朵拉·迪曼特，也陪伴了卡夫卡最后的文学创作。这是卡夫卡病况急转直下直至惨淡离世的两年岁月，但令人称奇的是，这也是他对爱情、生命和文学爆发出无比强烈的渴求与坚定的行动力的终末时光，仿佛是彗星燃尽陨落前一定要放射出最绚烂的光亮。我们追随施塔赫的细致叙述，看到他如何毅然决然离开布拉格，搬去柏林和朵拉同住，在备受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折磨的魏玛共和国首都，坚持维护着两人相依为命的生活，直到不可能继续。我们也看到他如何继续笔耕不辍，甚至写下了第四部长篇小说，直到不可能继续。我们也得知我们今天不可能读到这些临终之作了，因为朵拉不像布罗德那样背叛卡夫卡的遗愿，而是听从卡夫卡的要求，烧毁了几乎所有在柏林写下的手稿。残留的笔记，则因为后来纳粹盖世太保的搜查而消失在了浩繁的文件档案之中。这仿佛是卡夫卡在文学中营造的一个个灭亡的绝境照进了现实：斯人已逝，痕迹散尽，残留的信号留在了无人可入的迷宫的某个角落里。

病人卡夫卡

死亡的种子和文字的生命

当然，任何一部传记，总要面对并再现传主肉身的死亡和消逝。施塔赫在这方面，也践行了卡夫卡写作的犀利、冷静和细腻。他从第十章的1917年肺结核确诊开始，就在向我们预告卡夫卡的早逝命运，肺结核是一粒埋在卡夫卡体内的死亡种子。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施塔赫详细而客观地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反复向保险公司请假，如何赴各地疗养院并目睹形形色色的病人，如何在此期间收获了爱情（尤莉亚和朵拉都是他在疗养院中结识的），又如何与情人、友人、家人谈论自己的病情。就仿佛为我们讲述这颗种子如何发芽、生长，长出枝蔓，甚至，开出意料之外的花朵。

的确，按照施塔赫对卡夫卡思绪的追索，卡夫卡对于疾病有着惊人的豁达，甚至怀有一种奇异的感恩心情。是疾病让他得以逐步远离职场，并成功地在1922年7月1日退休，彻底摆脱了职业工作的重压。另一方面，疾病也成为他观察自己和世界的一个重要滤镜，让他更深切地感受到分裂和疏离的生存状态，让他更充分地体味个体心灵和外部生活之间的断裂和牵绊。施塔赫引用了他在1922年1月16日的日记，用卡夫卡自己的比喻来显示病人卡夫卡的困苦：

时钟不同步，内部的时钟以恶魔般、鬼神般、不管怎么说都是非人的速度在运转，外部的时钟则以其惯常的速度跛行。除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分离开来，还能发生什么呢？它们非常可怖地分离开来，至少是可怕地相互撕扯。

也正因为有这种被撕扯的生存之痛，病人卡夫卡才能用自己的文字，为所有被所谓正常生活的权力机制折磨的现代人代言。他的疾病，不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灵上的，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人类整体的。这颗死亡的种子，也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时间的夹缝里攀援而上，蔓延滋长。

不过，与这死亡相应的，却是卡夫卡从未衰退过的生命力。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仅拥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气，要挣脱布拉格而走向柏林，挣脱家庭而走向爱情，而且他也不放弃写作，不放弃他的文学使命。他不追求身后的名誉和影响，却将写作本身视为与死亡的斗争。施塔赫在最后一章里，既写出了病痛如恶魔般的加速攻击，写出了种种徒劳的医疗措施，也写出了卡夫卡最后的柔情，他在喉咙已经感染，无法说话的时候依然用纸条写下词句，尝试与朵拉和其他人沟通，表达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眷恋。一个尤其让人动容的细节是：“他很喜欢别人送来的鲜花，但希望这些花用心摆放，让每一朵都光彩夺目，而且他要别人好好养护这些花：‘您有空吗？那就请您帮忙给芍药浇点水吧。’”

或许，这是施塔赫的《卡夫卡传》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疾病和死亡培育出的是文学的不朽生命。这垂死的作者挂念的花朵，就是他寄托于文字的希望吧。正如《领悟之年》全书最后一句话：“唯有他的语言还活着。”

(作者系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