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最理想的阅读是随心所欲地看闲书
汪剑钊，诗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
汪剑钊：我并没有在床上读书的习惯，不过，还是有经常会翻阅的手边书。这样的书通常会是一本诗选。早年，我翻阅得比较多的是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集》，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爱情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世界抒情诗选》，海峡文艺出版社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翻阅诗选的好处是随时可以拿起，也随时可以放下。诗歌中的金句或超常的表达可以激活我的生活感受力和对词语的亲近感，找到在常规经验之外的新奇体验。
中华读书报：您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
汪剑钊：我一直觉得自己比较幸运，或者说老天在总体上待我不薄，无论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是到了大学，我的工作要求与自己的爱好基本没什么冲突。由于不需要每天坐班工作，我的大部分时间实际都是在写作、翻译和读书中度过的。通常，我还是习惯在书桌前读书，尤其是比较严肃的书，比如哲学著作、宗教典籍和一部分文艺理论方面的图书。书房和书桌会营造一种氛围，易于让自己跟着那些文字走进一个较为神圣的空间。大学时代，我特别喜欢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一部分篇幅较短的小说就是在那里读完的。有时，我也会带上一本诗集，骑着自行车来到西子湖畔，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咀嚼书中美好的内容。那样，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在读自然，读大千世界。而且，今天回想起来也似乎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矫情，一种少年不知人生真况味的轻浅。跟有些人的习惯不一样，我不太喜欢（甚至有点排斥）蹲坐在厕所里看书，这可能源于骨子里自小养成的对书和文字的敬畏心。
中华读书报：让您感到“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汪剑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称得上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作者运用多线索进行叙事的高超能力着实令人钦佩，他既能够以史诗性的笔触对宏大的历史事件进行勾勒，也能铺展大规模战争的巨幅场景，又能够注意细节上的生动和人物个性的刻画，整部小说涉及的人物既有王公贵族，也有普通士兵和百姓，其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数百之多，让世界的真假美丑，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另外，这部小说也展示了托尔斯泰作为思想家的一个侧面，书中很多思考都是发人深思的。有意思的是，在学生时代，我读到小说中的议论部分通常会跳过去，而关心那些曲折、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了解主人公在书中最终的命运。但是，我现在重读这部小说时，反而会略过那些情节，认真、细致地咀嚼当初认为“说教”的那部分文字。
中华读书报：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汪剑钊：有些书会重读，不过，往往只是重读一部分章节，而不是全书。它们大部分是理论书和历史书。这一方面源于对某些理论的认识会随着阅历和时间、地点的变化而逐渐深入。我重读比较多的两本理论书是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沃尔夫冈·凯塞尔的《语言的艺术作品》。此前，我们在课堂上接触的文学理论多半是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的《美学原理》为代表的一些教材，它们基本上沿用的是苏联的文艺学体系和观点，在分析作品的社会学属性和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方面，有其优长之处，缺点是忽略了文学和艺术的内部规律，尤其是将作品的形式探索予以了简单化的理解，给国内的文艺研究带来了很多副作用。就某种程度而言，我对前述两本书的反复研读带有一定的“解毒”性质。
中华读书报：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有哪一本书对您产生较大影响吗？
汪剑钊：我的口味比较杂。在阅读过程中，最看重的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文字魅力，这种魅力应该包括智慧的呈现，简洁、精准的表达，以及可供流畅阅读的节奏，等等。
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知》是一本让我改变了人生观念的书。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中，我的思考不断被书中的观点和金句所刷新和激活。作为一本自传，他为我们呈现的是自己的精神发展史，其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以及最后的定位。它的立足点并不是回溯历史的事件，也不是讲述个人的经历，一般传记所拥有的叙事性被淡化处理了。作者使用的是一种箴言式的写作，一些哲学的理念获得了美学的或文学性的表达，相比德国哲学家的学说，其思想更容易为中国读者接受。他认为，自由不是权利，而是义务，其中意味着更多的承担。他的名言“意义的探索本身就给出了意义”，为深陷虚无和意义之纠缠中的人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有着积极、进取的现代意义。
中华读书报：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汪剑钊：我认为最理想的阅读应该是随心所欲地看闲书，不预设任何目标，不求获得什么，只是享受阅读的快感。我有一个比较偏执的想法，不愿意与从来不读闲书的人交往。因为，我内心深处认为，那样的人通常是十分功利的，做什么事总抱有什么目的，与人交往也大多会出于利益的考虑。不交往，倒不是怕吃亏什么的，而是觉得无趣、乏味。
中华读书报：您博览群书，有没有觉得哪本书比较有意思？
汪剑钊：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是一部集荒诞与狂欢于一体的书。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时不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书中人物荒唐的行为而触动笑感神经，但读着读着又会沮丧地发现，其中的一些“蠢行”实际发生在自己身上，正如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的那句著名台词：“你们笑什么？你们笑的是自己！”
中华读书报：您现在还买书吗？
汪剑钊：买，但在书籍的选择上愈来愈苛刻、愈来愈挑剔了，因为家里的空间实在有限，有限的空间容不得我再去成为一个藏书家。目前，我们一套三居室的住宅，除了卫生间和厨房，每个房间的墙壁都打了书柜，还是有一些书不得不放在窗台上，甚至暂时空着的榻榻米上。
我还是愿意逛一下实体书店，一方面，在实体书店可以在翻阅中迅速了解它的价值或是否确实是必需之书；另一方面，我深知如今实体书店经营者的不易，在那里购书也是一种支持。在北京，我常去的书店是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等等。当然，我也会在网上购书，这样的书往往是旧书，常去的是孔夫子旧书网和淘宝，其中有一些民国时代的书籍就是这样购得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私人藏书有何特点？
汪剑钊：诗歌类的和哲学类的书籍占比重比较大。诗歌教我语言的运用，哲学让我在语言的运用中更便利地找到人生的通道。
中华读书报：还记得您童年时代或青年时期的阅读吗？
汪剑钊：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珍爱每一本能到手的书。一本普通的书，例如《西沙儿女》或《春潮急》《虹南作战史》，我都能读上好几遍。中学时代，我最喜欢的是《水浒传》，特别喜欢里面武功高、品行又好的梁山英雄。这大概跟每个少年的内心都藏着一个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武侠梦有关。说到偶像么，童年和少年时代，我非常喜欢《三国演义》中的赵云，当时觉得他十分完美，是一名超尘脱俗的白袍将军，武艺高强，英俊潇洒，人品又好，简直是半神一样的人物，完全符合一个男孩子对英雄的想象。
中华读书报：您早期的阅读受谁的影响较多？
汪剑钊：在我一生的成长中，祖父汪鹤林对我的影响很大。跟很多孩子的成长经历相似，父母上班无暇照看我和妹妹，平时照看我们的是祖父、祖母。祖父的言行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比如，他曾经告诉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他事，比自心”。母亲在少女时代失怙失恃，仅读到高一便辍学了，没能进入大学深造是她一辈子的憾事，但她一直保持了阅读的习惯。小时候，母亲读书的背影让我觉得特别美，也特别希望长大了有一间书房，有一张自己的书桌。而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如今家里的书已多到了成灾的地步。
中华读书报：有什么书希望所有孩子都能读到？
汪剑钊：有机会的话，我想编一本所有的孩子都能读的儿童诗选。在女儿小的时候，我跟很多父母一样，给她买过《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安徒生童话》《小王子》《爱的教育》等书籍，选择第一本书的理由是我觉得它能拓展人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一个人有否创造力的关键，后面的书则与爱和善良有关，我始终觉得，爱是可以撬动地球的，而善良是人性的真正底色。华兹华斯说过“儿童乃成人之父”。女儿也推荐我阅读一些书，比如《小熊维尼》。
中华读书报：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后来成为老师，您会为学生推荐书吗？
汪剑钊：上高中的时候，我意外得到了两本书《绝妙好词》《花间集》。当时，这两本书所呈现的文字与韵律之美可以说是将我迷住了。我一边读一边还模仿着写，但当时所“创作”的“词”，基本是废品，一首都没留存下来，
我不太喜欢为人推荐图书什么的。因为，每个人的趣味、喜好和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谓众口难调。我所喜欢的某位作家或作品，可能恰好是另一个人所厌恶的。不过，如果推荐的话，我更愿意推荐学生们读一套中国哲学史，无论是冯友兰先生还是张岱年先生的版本，都可以。另外，还应该读一套西方哲学史，同样，无论是黑格尔的，还是罗素的，都行。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汪剑钊：在世的作家，没有神秘感，无所谓啦。已故的，想见的人应该不少，而最想见的是才子英雄辛弃疾，一个能够单枪匹马去斩杀叛将的侠客，居然还能在诗词上有如此高超的造诣，享有“词中巨龙”的美誉，更令我钦佩的是，他的词不仅有金戈铁马的撞击，可以“醉里挑灯看剑”，而且还能寻梦千里，去欣赏“飞红几片”，感叹“几许风流，几般娇懒”，集豪放与婉约于一身。
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
汪剑钊：如果是去无人岛，我想，带点粮食和花草的种子可能更有价值，书本就算了。有时间，我就自己写一本书，没有时间的话，自由自在地享受无人打扰的世界，也挺好的。
中华读书报：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汪剑钊：如果真有这可能，我倒是挺想把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请到一起坐一坐的。如果真有这场景，我更想知道托尔斯泰对他讨厌的剧作家说些什么话。其他人么，随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