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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家典籍《商君书》虽是一部旧籍，今日读来仍觉历久弥新。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的《商君书》（梁万如导读及译著），以二十六章的篇幅，系统梳理了从更法、垦令、农战、去疆、说民、算地、赏刑、壹言等治国理念。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论述中反复出现的“国作壹”表述。表面上看，“国作壹”似乎是强调秦国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农战”，坚持“治国不二”，令从“壹”出，即专壹农战的强国思路。但仔细想来，“壹”的深层含义乃“壹天下”之意。尽管商鞅本人未能见到秦一统六国的结果，但《商君书》所系统阐述的“壹天下”思想，不仅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理论基石，更以其深远的制度创新意识，跨越两千余载时空，与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某种历史呼应。

古之“壹刑”的当代传承

商鞅主张“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这种法度统一的理念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得到印证：“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尽管改革初期遭遇阻力，但法治统一最终使秦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与商鞅时代不同的是，现代法治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有机统一，既继承了“刑无等级”的平等精神，又注入了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等现代法治内涵。正如《资治通鉴·汉纪六》所载：“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当代中国将这一“公器”与现代国家治理相结合，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

《商君书》提出“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通过军功授爵制打破世卿世禄，实现了社会流动机制的革新。司马迁评价商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史记·商君列传》），这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制度，极大激发了社会活力。商鞅的时代强调“轻赏”以治国，其目的是不让人民懈怠或忽视长期的农战工作。但现代治理则应更加注重激励制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既保持“以功授爵”的公平内核，又融入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个人发展与社会贡献相统一的新理念，让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高度融合起来。这种创新使人才激励机制既保持效率优势，又避免了商鞅时期“刻薄少恩”的弊端。

新时代对“壹天下”的新诠释

“壹天下”在国土治理层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商君书》提出“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这体现了系统的规划思想，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直到秦统一六国后，这种国土治理方式以郡县制的制度创新展现出来，让秦统一六国后，广袤的国土治理模式有了高效的抓手。当代中国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传统空间治理智慧提升到新高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思维，这是新时代对“壹天下”区域发展思路的新诠释。

关于改革，商鞅有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句话用今天最接近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国家治理要因地制宜，不能限于一种方式而固步自封；要对有利于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创新予以鼓励，不能效法古代或过去既有的经验。《战国策·秦策一》载：“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诲强大，赏不近私情。”秦国以“废井田、开阡陌”之经济改革与“赏军功、抑宗室”之爵制变革，打破世袭特权，构建“利出一孔”的国家治理体系。因此，《商君书》所倡“壹天下”之要义，在于通过制度整合与法令统一，破除战国时期各地管理参差不齐之弊，此理念深深植入中国历代治理智慧。而今观之，其与中国式现代化之路颇有暗合：这种以制度性改革实现资源统筹、力量集中的思路，恰与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全国一盘棋”相呼应，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奠基，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活力释放，再到今天高度强调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皆体现通过系统性变革激发整体效能的治理逻辑。

从商君之法到中国式现代化

《商君书》关于改革图强的历史辩证法在于：改革须有坚定意志与战略定力。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西方殖民掠夺的老路，而是以自主改革实现跨越式发展，如脱贫攻坚中的“精准施策”与科技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皆承袭了传统治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智慧。当然，先秦按《商君书》治理的强国之路在秦二世就败亡的教训亦警示：单一严法不足以长治久安。中国式现代化因此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将法治与德治结合，如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合基层自治与法治，既承商君“令必行”之纲纪，又补以人性化治理的温度。换言之，“壹天下”非谓泯灭差异，而是追求发展秩序的协同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以改革为引擎，既取法商鞅“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变革精神，又超越传统局限，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旨归，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治理体系。

总之，《商君书》的“壹天下”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创新，历经两千多年跨时空形成历史延续。商鞅所倡导的“治国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虽带有时代局限性，但其追求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性、协同性、高效性的核心理念，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当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汲取了“法治统一、激励明确、文化认同、空间优化、立足国情”等传统智慧，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最终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治理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