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佬》中的非洲流散与“世界性主体”
奇玛曼达·阿迪契是当下最具影响力的非洲流散作家之一，通过主人公伊菲麦露和奥宾仔两人的流散以及“回乡”的经历，阿迪契在《美国佬》中展示了一个更真实、更丰富和更具时代气息的尼日利亚。自20世纪末以来，大量尼日利亚人开始移居海外，殖民时期的被动流散开始转变为主动流散。阿迪契笔下的非洲女性独立自主，敢爱敢恨，而不再是沉默的“他者”，伊菲麦露就是此类女性的代表。对伊菲麦露而言，流散的经历是一种赋权，使其有了更为宏阔的视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主体”。借助“世界性主体”所具有的超越性眼光，在对西方进行祛魅的同时，阿迪契同样对尼日利亚自身的问题进行了透析。
关键词
《美国佬》；奇玛曼达·阿迪契；非洲流散；“世界性主体”；“新女性”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流散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21&ZD277）
作者简介
何卫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西方文论和比较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在评价非洲流散文学时，罗斯·萨凯福（Rose A. Sackeyffo）指出：“如果说20世纪属于非洲男性作家，因为他们创作出了后殖民文学经典作品，那么同样毋庸置疑的是，（21世纪的）非洲女性已从边缘地带强势归来，重新夺回文学场，并成为主力军，创作的作品大获成功，引人入胜”（130）。回顾尼日利亚文学传统，就不难发现，这一评论十分精辟。作为文明古国，尼日利亚文学在20世纪就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阿莫斯·图图奥拉（Amos Tutuola）、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和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等男性作家都已成为世界文学殿堂中的耀眼星辰。在21世纪，尼日利亚文学薪火不断，人才辈出，但女性作家开始成为中流砥柱，奇玛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阿约巴米·阿德巴约（Ayọbámi Adébáyọ）、泰耶·塞拉西（Taiye Selasi）、海伦·奥耶耶米（Helen Oyeyemi）和塞菲·阿塔（Sefi Atta）等后起之秀在文学殿堂中攀高折桂，佳作不断。在新一代作家中，就影响力、知名度和重要性而言，显然无人能和阿迪契相匹敌，关于这一点，罗斯·萨凯福认为：“在文学星空中，奇玛曼达·阿迪契是尼日利亚、同样是非洲最为璀璨的一颗新星”（Sackeyffo 8），其对阿迪契赞许有加，甚至还将她誉为第三代非洲作家的领军人物和代言人（53）。关于阿迪契的重要性，马克西米利安·费尔德纳（Maximilian Feldner）评价说：“就尼日利亚流散文学而言，奇玛曼达·阿迪契是其典型代表。可以说，在21世纪，她是最具有显示度、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尼日利亚小说家”（5）。多赛琳·基古鲁（Doseline Kiguru）同样对阿迪契极尽溢美之词，在她看来：“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可能是最受赞誉以及在商业上最成功的当代非洲作家之一，在本土的和全球性媒体上，她依然有着很高的显示度”（192）。由这些赞誉不难看出，阿迪契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
阿迪契于1977年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都受过良好教育，并且都有海外留学经历，父亲詹姆斯（James Nwoye Adichie）是尼日利亚大学教授。1997年，时年19岁的阿迪契前往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学习，两年后转到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并于2001年获得学士学位。阿迪契在读书期间就开始创作，2003年出版的《紫木槿》（Purple Hibiscus）是她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该书帮助她斩获英联邦作家奖。2006年出版的《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同样大获成功，凭籍该书，阿迪契获得了2007年的“橘子小说奖”（Orange Prize for Fiction），该作品在2013年还被改编成电影。2013年出版的《美国佬》（Americanah）不仅入选《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图书，还于2014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家协会奖。由于其卓越成就，阿迪契在201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Asakitikpi and Asakitikpi 226）。流散是其作品的重要主题，关于她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厄尼斯特·伊曼尤努（Ernest N. Emenyonu）的评论比较有启示性：“毫不费力地，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就成为了自己时代最具引领性、最具吸引力的声音，她不仅填补了空白，通过引入新的主题和叙事样式，她还为当代非洲小说注入了活力”（1）。结合《美国佬》，这里将主要讨论三方面的问题：首先，自20世纪末以来，为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大量尼日利亚人选择移居海外，殖民时期的被动流散转变为主动流散；其次，在阿迪契笔下，非洲女性不再是沉默的“他者”，而是独立自主、敢爱敢恨的“新女性”；最后，凭籍“世界性主体”具有的超越性眼光，在对西方进行祛魅的同时，阿迪契同样对尼日利亚自身的问题进行了透析。
流散转型与“上层世界主义”
在殖民时期，非洲人的“跨大西洋流散”是被迫的，对被迫离开熟悉的环境、家人和故土的他们而言，这无疑是悲惨的人生境遇。流散过程中的艰辛，再加上奴隶贩子们的惨无人道，大量黑奴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已殒命途中。据记载，在1781年，名为“关怀号”（Zong）的英国贩奴船搭载着470名奴隶从西非出发，前往加勒比海的牙买加港，由于超载、错误的航行路线以及天气等原因，大量奴隶在途中死亡。在疾病和补给匮乏的双重压力下，船长科林伍德（Luke Collingwood）做出了将奴隶投入大海的残忍决定，以期获得保险赔偿，133名非洲奴隶被丢进大海，葬身鱼腹，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关怀号大屠杀”事件（Carretta 237-238）。就大西洋黑奴贸易而言，即使一些黑人能够幸运地存活下来，在抵达美洲后，他们大多被迫在种植园中从事各种艰辛的劳动，遭受奴役。黑人的血肉之躯为种植园主们带来巨额财富，不管是“棉花帝国”、还是所谓的“蔗糖帝国”或“咖啡帝国”，都是以黑奴的强迫劳动为基础。在种植园，只要稍有不从，这些黑奴们就会遭到毒打，甚至被处死，可谓是创巨痛深。作为最早的一批非裔流散作家，布里顿·哈蒙（Briton Hammon)、伊格内修斯·桑丘（Ignatius Sancho）、奥拉达·埃奎亚诺（Olaudah Equiano）、罗伯特·韦德伯恩（Robert Wedderburn）和玛丽·西科尔（Mary Seacole）等在作品中，以文学的方式再现了殖民、奴隶贸易以及黑人在种植园中劳作的痛苦经历，乡愁、控诉和反抗是这些作品的主题。
如果说殖民时代的非洲流散主要是被强迫的、被动的，当下的非洲流散则在很大程度上从被动变为主动。就当下而言，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往往代表着特权，只有具备一定的财富、文化或社会资源的人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为了更好的教育、工作机会和生活环境，大量非洲人开始选择远走他乡，但问题在于，跨越疆界的流动不仅费用高昂，还牵涉到各种繁琐的手续，普通人只能望而却步。历史情势的变化导致流散主体的变化，自20世纪末以来，流散者很多都是来自于社会中上阶层。这一点在阿迪契作品中非常明显，在她的笔下，作为主人公的流散者大多属于尼日利亚的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或者有一技之长，或者是达官显贵的家人。阿迪契对这一形式的流散相当熟悉，因为对于来自于尼日利亚中产阶级家庭的阿迪契而言，主动流散同样是她本人的生活经历。阿迪契作品中也不乏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流散者，但这些人往往并非她关注的重点。为了更好地理解流散主体的变化，这里不妨借用一下斯图亚特·霍尔对“上层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of the above）和“底层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from below）进行的区分，在他看来，前者“属于沿着全球化企业权力的道路以及全球化投资与资本轨迹的全球化企业家”，后者则属于“被迫跨越边境、背井离乡、住在临时难民营，或者趴在货车或漏水的船只或火车和飞机的底部到另一个地方去的人”（黄卓越、莫利 886）。由这一区分不难看出，从20世纪末以来，随着非洲独立运动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就非洲流散而言，“上层世界主义”开始成为新现象。
殖民体系瓦解后，不少非洲人开始想方设法前往西方，流散越来越成为主动的选择。关于这一点，马克西米利安·费尔德纳曾指出，20世纪中叶以来，非洲人流散到西方主要有三波浪潮：首先，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大量非洲年轻人前往欧洲接受教育；第二波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非洲国家动荡不安，因生活所逼，大量非洲人被迫前往西方；第三波浪潮则始于21世纪初，大量非洲人为过上更为舒适的生活而选择前往西方（Feldner 15）。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在离开故土家园时，主动流散者往往无意于回归，他们离开的态度是决绝的。抵达西方后，他们通常并不眷念故土，融入新的“家园”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就《美国佬》中的尼日利亚而言，这个国家在1960年宣布独立，尽管这个西非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人民并未由此过上安宁富足的生活，这个国家独立后多次发生军事政变，再加上官员的腐败和外国势力的干预，整个国家经常是混乱不堪。在城市，停电停水是常态，汽车没地方加油，频繁的罢工使得包括医院在内的公共服务部门经常无法正常运转。官员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包括大学老师在内的普通公职人员却经常拿不到工资，生活难以为继。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但社会中的权势阶层却对老百姓的疾苦不管不顾，纷纷急着将财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从没有选择的、令人压抑的颓废中逃离”（280）。伊菲麦露在恩苏卡读大学时，因为拿不到报酬，老师们隔三差五地罢工，一些无学可上的学生们采取暴动等极端形式进行抗议，还有一些学生则因为担心无法正常完成学业，纷纷开始想办法去国外读书。在乌茱姑姑和奥宾仔的鼓励下，伊菲麦露决定前往美国求学，当她在拉各斯参加美国大学的入学测验时，“那儿挤满了数千人，全都意气风发，怀揣着各自的美国志向”（100）。伊菲麦露幸运地拿到了美国一所大学提供的半额奖学金，因此去到美国费城的一所大学读书。刚开始，身处异国他乡的伊菲麦露生活极为艰难，但后来在白人男友柯特的帮助下，伊菲麦露在美国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不管是柯特，还是后来的布莱恩，他们同样都来自于美国中上阶层。尤其是柯特，这位帅气的白人小伙来自于一个富有的大家族，他平时出手阔绰，随时可以前往不同国家度假和旅游，伊菲麦露后来的交往对象同样主要来自于这一群体。作为大学教授的儿子，奥宾仔同样将去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作为人生目标，因为“美国象征着未来”（71），由于签证原因，奥宾仔的希望落空，但作为大学教授的母亲最后想方设法将他送到了英国。不难看出，这些流散者不再是受害者，对可以自由地在世界范围内游走的他（她）们而言，流散更多是值得期待的人生状态，令人艳羡。
新一代的非洲流散者很多都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或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有条件的年轻人纷纷选择前往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更好的生活环境，众多有一技之长的成年人同样选择前往西方，而这之中很多都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员，是民族振兴和非洲重建的中坚力量。在《美国佬》中，伊菲麦露的乌茱姑姑是医务工作者，经过努力，她最后在美国成为了一名医生。而作为拉各斯大学的教授，因为不想再被“当绵羊般对待”（65），吉妮卡的父母不惜辞去教职，选择移民去了美国。人才的流失让奥宾仔的母亲痛心疾首，她曾感叹说：“尼日利亚正在赶走最好的人才”（101）。在阿迪契的《紫木槿》这部作品中有类似情节。康比丽的姑妈伊菲欧玛是大学老师，由于拿不到自己应得的工资，生活举步维艰，在被大学解雇后，她选择带着孩子前往美国工作。在得知伊菲欧玛准备去美国时，她的朋友同样感慨地说：“受过教育的人都走了，有可能逆转时局的人都走了。留下来的都是孱弱的人”（阿迪契，《紫木槿》192）。尼日利亚可以被视为整个非洲的缩影，人才流失是整个非洲在当下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
总而言之，对包括阿迪契在内的主动流散者而言，流散不再是丧失、苦难和不幸，而更多意味着能力、优势和特权。对于被迫流散者而言，他们有着更为强烈的“回归”愿望，他们更愿意强调流散带来的苦痛，更愿意强调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与之相反，由于自身的优势地位，主动流散者虽然选择“离开”，但他们往往并非异域文化的朝圣者，一味地为其添媚增姿，对其顶礼膜拜，同样不会因母国文化的“落后”而自怨自艾，他们更愿意去享受空间上的位移带来的便利、经验和超越的眼光，并且将流散过程中接触到的语言、文化和知识转变为可调用的资源，从而真正地做到四海为家，在不同文化间构筑起相互交流的桥梁。
“新女性”与叙写非洲新范式
在众多关于非洲的文学作品中，非洲往往与贫穷、落后和愚昧关联在一起，是供西方调侃、消遣和确证自身的“奇观”，是“黑暗的中心”，需要西方启蒙。在《美国佬》中，在给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作家朋友提建议时，布莱恩的姐姐珊就指出，要想在西方获得成功，“他需要把本民族的人写得丑陋不堪。他需要指出，非洲的问题只怪非洲人自己，欧洲人对非洲的援助大于他们对非洲的伤害，那样他将成名，人们会说他如此诚实！”（321）此类模式化的写作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帮助部分作家在西方声名鹊起，但却遮蔽了真实的非洲。作为一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作家，阿迪契是新一代非裔流散作家的代表，在其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丰富的和不断发生变化的新非洲。在之前的非裔流散文学中，女性更多以被动的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她们遭受迫害，却逆来顺受，她们往往是沉默的、无声的和被动的，读者无法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阿迪契成功塑造了众多新女性角色，在其作品中，非洲女性开始走到舞台中央，不再是边缘性角色，不再随波逐流，她们有了自己的声音，开始诉说自己的欲望、情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相对于非裔流散文学中传统的女性形象而言，阿迪契笔下的女性性格鲜明，她们独立、自信和开明，能够勇敢地表达自己，还会积极地去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各种权益，是名符其实的“新女性”。
首先，《美国佬》中的女性都能够勇敢地追求梦想，努力成为命运的主宰者。不管是伊菲麦露，还是乌茱姑姑，她们在生活中都享有充分自由。威权式父亲的“缺失”使得这种自由成为可能，而父亲的“不在场”则以隐喻的方式说明了父权制在当代非洲的式微。伊菲麦露的父亲并非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尽管身为公务员，但由于不善于溜须拍马，处理不好和上司的关系，他丢掉了在联邦机构的工作，失业后交不起房租，最后还是乌茱姑姑在将军那里要到了钱，这才解了燃眉之急。尽管自尊告诉他不能接受这个钱，但因为生活窘迫，他最后还是默默地接受了。虽然不认同乌茱的所作所为，却只能听之任之，可谓是窝囊至极。职场上的不如意让他颓废，因此并没有太多干预女儿伊菲麦露的生活。乌茱本来是一个乡下姑娘，13岁就离开了家，在拉各斯和伊菲麦露一家人一起生活，远离了来自于父亲的管束。大学毕业后，为改变命运，乌茱姑姑心甘情愿地成为傲甲将军的情妇，以这种并不光彩的方式，乌茱姑姑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并在美国为将军诞下一子。当将军因军用飞机失事去世后，她又独自带孩子去了美国，并最终通过努力在美国通过了医师执照考试，成为一位医生，从而在美国站稳了脚跟。伊菲麦露更是经历了种种困难，最后不仅拿到了学位，还成为了一位有一定影响力的博主，经常应邀参加各种活动。借助博客，伊菲麦露能够及时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看法，这后来还成了她谋生的手段，收入颇丰，事业和爱情双丰收。同样，在《半轮黄日》这部作品中，不管是大学教授奥登尼博，还是来自英国的白人记者理查德，在作为“新女性”代表的奥兰娜和凯内内面前，都相形见绌。总而言之，就阿迪契作品中女主人公而言，她们很多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美丽而聪慧，遇事有主见，在危急关头能挺身而出，运筹帷幄，不仅努力把控着自己的命运，在家人和朋友们遇到困难时还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挽狂澜于既倒，而她作品中的男性往往倒成了陪衬。
其次，阿迪契笔下的女性能够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她们不仅会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感情生活中，她们同样敢爱敢恨，而不是遮遮掩掩。不管是在和奥宾仔的关系上，还是在之后的几次恋爱中，伊菲麦露始终积极主动，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感情，而并不是像传统非洲女性那样，等待男性主动发起进攻。大方、直率和热烈的伊菲麦露甚至让奥宾仔感到害羞，他在评价她时指出：“她从不羞怯”（377）。在去乌茱姑姑家的火车上，伊菲麦露邂逅了在耶鲁大学当老师的布莱恩，儒雅的布莱恩让伊菲麦露一见倾心，不仅主动找他要联系方式，在周末时还主动给他打电话，希望能再续前缘。在和来自于上流社会的白人柯特谈恋爱时，她却和一位当乐手的邻居有一段情缘，最后导致和柯特关系的破裂。在柯特指责说“你给了他他想要的”时，伊菲麦露则回答说“我得到了我想要的”（292-293）。回国后，明明知道奥宾仔已娶妻生子，但伊菲麦露依然选择和这位昔日的男友打情骂俏，因为她心里很清楚彼此依然深爱着对方。不管是同乐手邻居的露水情缘，还是回到尼日利亚后和奥宾仔之间的情感纠葛，在很大程度上，虽然是不道德的，但考虑到尼日利亚女性长期以来遭受的来自于殖民者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伊菲麦露在情感生活中的勇气令人钦佩。
此外，阿迪契笔下的女性有着更多的反抗精神。面对自己国家的动荡不安，女主人公伊菲麦露并没有选择坐以待毙，为完成学业，她选择去美国读书。而在这之前，乌茱姑姑就已经带着孩子去了美国。这些女性都以选择离开的方式来对混乱的尼日利亚说“不”，关于这一点，多博罗塔·普赫罗瓦（Dobrota Pucherová）曾指出，在阿迪契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寻求女性的解放，她们离开本国，前往异国他乡（通常是去美国，这个‘移民之国’）去寻找自由和幸福，从而远离本国的保守主义文化及其压制性体制”（58）。在《美国佬》中，奥宾仔的母亲同样是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作为大学教授，在丈夫去世后，她独立将年幼的儿子抚养成人。当伊菲麦露和儿子谈恋爱时，这位开明的母亲不仅没有反对，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伊菲麦露女孩子在恋爱中应注意的事项，要保护好自己。与此同时，她勇敢、正直和善良。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时，她敢于仗义执言，她当众指责自己的同事滥用资金。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她并不会忍气吞声，而是挺身而出，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权利。
“世界性主体”与流散政治
笔者曾专门论述过“世界性主体”这一概念，在笔者看来，“世界性主体”是“具有世界性眼光、胸怀和感受力的个人，他们通常更具包容性，能够尊重、理解和欣赏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习俗风尚、文化产品与价值观念”（何卫华，《“世界性主体”建构离不开外国文学》5）。阿迪契的国际性声誉显然得益于她的流散者身份，尽管来自尼日利亚，但阿迪契长期在西方学习、生活和工作，而且主要用英文写作，借助于一些国际性出版机构，阿迪契的作品一经付梓，就能迅速在国际图书市场上得到关注。关于流散的政治功用，笔者曾指出，流散者“更倾向于将世界主义作为自己的立场，反对故步自封、压制和独白性话语，赞成开放、流动和合作”（何卫华，《流散与文化生产》7）。约吉塔·戈亚尔（Yogita Goyal）则更明确地指出：“尽管流散意味着对民族国家的批判，但其同样可以激发和体现民族主义的渴望”（16），这在《美国佬》中得到了生动演绎。空间上的位移使得阿迪契成为了典型的“世界性主体”，借助“世界性主体”特有的超越性眼光，通过调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知识资源，阿迪契为当代非裔流散文学引入了新的话题、技法和经验。此外，不管是品藻古今，还是观事体物，她都能够做到更为从容、客观和全面。
作为“世界性主体”，阿迪契在《美国佬》中展示了更为立体、丰富和真实的美国。克服了重重困难，好不容易来到美国，但伊菲麦露并没有欣喜若狂，相反却非常失望，因为这里和她想象中的美国相去甚远。刚到美国时，这里“热得人难受的暑气吓了她一跳，同样让她惊讶的还有乌茱姑姑破旧的丰田掀背式轿车，侧面有一块生锈了，座位上的椅套斑驳脱落。她盯着楼房、汽车、布告板，那全都黯淡无光，令人失望的黯淡无光；在她想象的国度里，美国的日常事物包覆着一层烁亮的光泽”（104-105）。在机场外，一位戴棒球帽的美国少年竟然在一堵砖墙旁小便，这让对美国充满种种美好想象的伊菲麦露震惊不已。不久，伊菲麦露就发现类似的令人不悦的情景随处可见，失望的她甚至开始觉得美国的水果都淡而无味。
通过伊菲麦露的遭遇，不难看出，所谓的“美国梦”不过是谎言。对于已有些失望的伊菲麦露而言，真正的挑战却是这之后经济上的困难。美国并非到处都“流淌着牛奶和蜂蜜”，遍地都是机会，作为留学生，伊菲麦露拿的是学生签证，不能合法地工作，只能冒用别人的证件做零工。即便如此，找工作依然困难重重，经济困难一度让她抑郁，几近崩溃。为了交房租，伊菲麦露最后还被迫为一位网球教练提供色情服务，这件事带来的耻辱感直接导致她主动断绝了和奥宾仔的联系。作为新移民，乌茱姑姑在这一段时间中同样生活艰难，无法接济伊菲麦露。她和儿子戴克住的房子异常简陋，两人挤在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中，逼仄的厨房中蟑螂横行。为维持生计，乌茱姑姑不得不打三份工，省吃俭用，在超市购物时，只买打折商品，之前打扮精致入时的乌茱姑姑现在邋里邋遢。为获得经济上的帮助，甚至还不得不委身于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伊菲麦露因此指出说：“美国扼杀了她”（111）。这些不幸遭遇不仅说明了流散者生活的艰辛，同样展示了美国的“隐暗面”，这里并非很多人想象中的人间天堂。更为重要的是，种族问题已成为美国的痼疾，种族歧视使黑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即使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而言，同样会遭到有区别的对待、歧视和排挤。一旦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最先受到怀疑的往往是黑人。在布莱恩任教的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警卫怀特先生是黑人，一次一位黑人朋友晚上还钱给怀特，图书馆的白人员工却认为他们在交易毒品，导致怀特被警察逮捕。作为一位黑人知识分子，布莱恩有过类似遭遇，在纽约时，一位警察因为怀疑他藏有毒品而拦住他。伊菲麦露的表弟戴克上学期间，学校电脑被非法入侵，校方竟怀疑对电脑并不精通的戴克，就是因为他是黑人。面对无解的种族问题，伊菲麦露在博客中不无调侃地说道：“解决美国种族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浪漫的爱情”（300）。
如果说伊菲麦露的经历对美国进行了祛魅的话，奥宾仔的遭遇则揭示了英国的不堪，西方由此褪去了昔日的“华彩”。在《美国佬》中，伊菲麦露最后终于在美国立足，在来自塞内加尔的布巴卡尔教授的推荐下，还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员职位，但相比之下，奥宾仔运气欠佳。在母亲安排下，拿不到美国签证的奥宾仔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英国。然而，在英国，奥宾仔看到的并非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绅士淑女，而是人们在公共场合乱吐痰，甚至还有人将大便拉在马桶盖上，当然还有种族主义偏见。由于没有工作签证，和伊菲麦露刚到美国时一样，奥宾仔只能借用同样来自尼日利亚的文森特·奥比的身份工作，条件是将工资的35%给对方。奥宾仔在这里做的都是洗厕所、清洁工和“脚夫”（laborer）之类的力气活，工作条件恶劣，十分辛苦，还随时有可能被解雇。最后，作为送货工的奥宾仔好不容易被工友们接受时，文森特却漫天要价，提出要将工资的分成提高到45%。遭拒后，文森特举报了奥宾仔，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在英国，为非法移民安排假结婚已成为产业，失去工作后，通过假结婚获得合法身份是奥宾仔的最后希望。奥宾仔联系了专门安排假结婚的安哥拉人，却功败垂成，最后在要正式办手续时被警察逮捕，然后被驱逐出境。
作为一种“逃逸”行为，流散可以起到德勒兹和瓜塔里意义上的“去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效果，冲击、挑战，甚至颠覆既有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秩序。凭籍比较的眼光，伊菲麦露和奥宾仔对西方进行了祛魅；当流散者“回望”时，异域经验同样会帮助他们形成新的关于故土家园的看法。在《美国佬》中，着眼于尼日利亚的未来，阿迪契还毫不留情面地对尼日利亚及其国民进行了批评。在谈到自己国家时，阿迪契曾愤怒地指出：“它（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最混乱的民族之一。是太阳底下最腐败、最迟钝和最缺乏效率的地方之一〔……〕这里肮脏、麻木不仁、嘈杂、招摇、不诚实和粗野。总而言之，它是地球上最令人不悦的地方之一”（Achebe 11）。和前辈阿契贝一样，伊菲麦露为尼日利亚的腐败问题深感痛心。这个国家官商勾结，腐败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这个国家，很难找到一位廉洁的公职人员。一切的组织架构，就是让你贪赃舞弊。而最糟的地方是，人们希望你贪赃舞弊”（474）。当奥宾仔被遣返回国时，海关官员明目张胆地索贿。回国后，在表姐安排下，奥宾仔结识了一位酋长，从此飞黄腾达。这位酋长通过不法手段大发横财，生活放荡。发迹后的奥宾仔同样生活奢靡，开着豪车，家里的家具进口自意大利，仆人玛丽则是从贝宁共和国找来的。政治腐败导致了人民的堕落，老百姓的道德水平同样令人担忧，人们甚至会在葬礼宴席上偷肉。老百姓都渴望财富，为获得更多的金钱而坑蒙拐骗，正如酋长所言：“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饥渴，连富人都饥渴，可没有人诚实”（26）。为能嫁给有钱人，或者获得金钱上的回报，女人们会主动投怀送抱，甚至于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情人，正如伊菲麦露指出的那样，拉各斯的人“丧心病狂地讲求交易。连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全是可以交易的”（437）。在尼日利亚，达官显贵们成天穿梭于各式豪华餐厅，醉生梦死，因为“无人知道明天”（25）。尼日利亚的治安同样不容乐观，犯罪率居高不下。2015年，阿迪契父亲的司机竟然和绑匪串通一气，绑架她父亲后要求阿迪契支付赎金。
不同于阿契贝等老一辈作家，作为“世界性主体”的阿迪契并没有掉入西蒙·吉坎迪（Simon Gikandi）意义上的非洲悲观主义（Afro-pessimism）的泥沼，吉坎迪曾指出，非洲悲观主义是当下关于非洲的讨论之中的顽疾，这种观点认为“非洲大陆及其人民无可救药地被囚禁在过去，陷入一个不发达的恶性循环之中，并被腐败的机构所挟持”（Gikandi 9）。尽管揭示了尼日利亚社会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并对其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反思，但在阿迪契笔下，尼日利亚人同样表现出积极的一面，他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在夹缝中求生存，始终充满活力、生命力和开拓精神。此外，尼日利亚发展迅速，大量之前移居海外的社会精英开始回到拉各斯生活、工作和创业，“创办一家投资公司，一项音乐制作业务，一个时尚品牌，一份杂志，一家快餐连锁店”（6）。回国后的奥宾仔事业有成，作为企业家，他不仅在国内如鱼得水，甚至还将事业拓展到了国外，在谈到自己日新月异的国家时，他指出：“第三世界的人目光向前看，我们喜欢样样都是新的，因为我们最好的时光仍在前头；而西方，他们的全盛期已经过去，所以他们只能迷恋于那段过去”（444）。对此时的奥宾仔而言，他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在世界性的版图上展开，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性主体”，他的这番话很好地体现了新一代非洲人对自己以及国家的信心，他们不再一味迷信西方，唯西方马首是瞻。尽管阿迪契对尼日利亚存在的诸多问题心知肚明，但她并未就此掉入悲观主义的泥沼，然后将这里描画为等待救赎的蛮荒之地，恰恰相反，她对这片热土始终充满期待。就此而言，阿迪契对尼日利亚的批评并非是自暴自弃，而更多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是刮骨疗伤，是“呐喊”。总而言之，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不管是奥宾仔的被迫“回归”，还是伊菲麦露的主动回归，阿迪契以隐喻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信心。
作为新一代非洲作家的代表，阿迪契在《美国佬》中记录了当代非洲的流散经验，不管是对“新女性”的关注，还是对西方的祛魅，阿迪契呈现了一幅更为完整、立体和具有时代气息的关于当代非洲流散者的生活图景，从而开启了叙写非洲的新范式。不管是对阿迪契等流散作家自己而言，还是对相关作品中的主人公而言，流散更多是一种成长、赋权和丰富自我的经历，而并非悲惨的人生境遇。流散的经历使她们有更为宏阔的胸襟、视野和关怀，还可以得心应手地调用来自于不同语言文化之中的资源，成为“世界性主体”。得益于自身拥有的超越性视野，这些“世界性主体”往往能得出更令人信服并具有启示性的结论。
更为重要的是，以阿迪契为代表的新一代非洲作家不再沉溺于过往的殖民史，而更多是将目光转向了当下。进入到21世纪，随着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历史情势的变化，非洲人开始变得更为自信、开放和包容，他们不再仰望西方文化，不会因为自卑而像《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布里德洛夫（Pecola Breedlove）那样去渴望拥有蓝眼睛，相反，他们开始对西方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在涉及非洲传统时，这些作家不会为其笼罩上一层神秘的光环，像阿契贝等作家那样去将过去的非洲描画为“田园牧歌式的”共同体，然后去顶礼膜拜或感时伤怀地缅怀。当然，这些作家同样不会讳疾弃医，对非洲存在的问题遮遮掩掩，视而不见，甚至于文过饰非，而会以更多的勇气去直面问题，并思考和寻找解决方法。全新的流散经历使得这些非洲作家更倾向于将开放、公正和和谐的世界秩序作为目标，而这些经验都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资源。总而言之，通过引入新的人物形象、经验和主题，阿迪契为当代非裔流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在世界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