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芬：爱情在契诃夫笔下是用来刺激和质疑普遍生活的
张芬
张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中心副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戏剧与电影史等，已出版《未果之梦迹——〈故事新编〉的创作及其语言世界》等专著。近日，澎湃新闻就新著《四十个苦行僧和一万只云雀：契诃夫文学笔记》专访了张芬老师。
澎湃新闻：先从书名聊起吧，为什么用这样一个主书名来给这本关于契诃夫的书命名？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张芬：书名来自契诃夫1890年春写给大编辑苏沃林的信，信中他提及春天来临，云雀再过十来天就要飞来，但他即将离开莫斯科去西伯利亚-萨哈林。据俄罗斯传统，春天来临，春鸟回归，四十个受难者也将被纪念。因此，契诃夫以“四十个苦行僧和一万只云雀”为题词向苏沃林表达心意，即，为自己将要开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旅行而表现出担忧、欣喜及一意孤行的百感交集。我使用它作为书名，不仅因为它本身颇有诗意、代表了契诃夫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也还想借此提醒读者契诃夫文学的不同面向：一是黑暗而沉重的人生议题，即每个人的生活都会遭受死亡、倦怠、疾病、庸俗的重负而艰难前行；另一方面，人生在世的生活往往又显示出一种对愉悦、欢快、自由和轻盈的自觉追求。而且，在契诃夫文学中，这往往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再推而广之，我想，这个书名也体现了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品质：忧郁深重又天然奔逸。总之，读完这本书我想读者也会见仁见智找到自己的解释吧。
澎湃新闻：在俄国的这些大文豪当中，契诃夫似乎是与当代生活契合度极高的一位，在今天的读者中很有共鸣，与此同时，他也是俄国作家中非常受到当代女性读者喜爱的一位，您认为他在这两个面向上的受青睐是什么原因？
张芬：相比较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小说比较短，写的往往也都是日常生活，这对习惯于典型的戏剧冲突美学的读者来说很不过瘾。不过，这正是契诃夫文学富于特质或魅力的地方。而且，契诃夫文学在道德上负担也是比较少的，也就是，相比较十九世纪另外几位大师，他的文学距离宗教或道德较远，现代感比较强，另外，我一直认为，契诃夫文学有非常强的存在主义色彩，契诃夫所书写的苦恼也是全人类的普遍苦恼，他平等地书写所有人，他不会苛责自己的人物道德上的超越，在他那里，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之类的日常就够每个普通人消受的了，因此，他跟我们这些拆解了崇高、神圣的当代人的心灵比较亲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契诃夫文学主张苟活，契诃夫探索的是拆解之后，我们普通人该如何有尊严、自由、审美地活着，这也正是我们每个当代人可以思索的。
契诃夫
至于为什么契诃夫尤其受当代女性读者喜爱，除了上述原因，我想还因为契诃夫是少数的写女性心理和情感比较精确的男性作家之一。在契诃夫的许多爱情故事中，有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贵族小姐、乡下姑娘，还是地主夫人、教授太太，他都写得真实动人，他不回避她们的丰富性，如纯真、虚荣、庸俗、骄傲、可爱、妖冶种种，他能感知她们的处境、情感、心理，这说明契诃夫对自己文学中的女性有着极强的共情力。我想，这尤其值得当代常被批评为“登味儿”十足的男性作家们学习。对了，我猜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契诃夫本人长相比较帅气。他简直集质朴温和与优雅帅气于一身。小红书上就有不少他的女性颜粉。
澎湃新闻：从俄国文学史上来看，契诃夫处于俄国现实主义黄金时代与后来众星璀璨的白银时代之间，您认为他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如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又成为了独特的存在？与他现在受到的欢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当时的文坛和评论界饱受争议，包括后来白银时代还曾经形成了一股反契诃夫的潮流，这是为什么呢？
张芬：很显然，我们在契诃夫那里看到了他很好地继承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的现实关怀，例如他的《第六病室》《在峡谷里》《我的一生》《醋栗》等小说，包括他的戏剧作品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性。但另一方面，契诃夫的文学又具有独立的一面，诸如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前述作家没能充分呈现的无目的性，无论在道德性和故事性方面，都有一种自由的无目的性，以至于有批评家认为他的小说不够“正确”，包括托尔斯泰也认为他虽然才华特出，但“倾向性”有问题，另外就是，契诃夫的小说时而会散淡得给人一种失焦感，这也许为后来的现代派、荒诞风格的文学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空间。换句话说，契诃夫在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上做了开创性的贡献。而白银时期的艺术家们，也追求艺术的现代主义重构，但他们往往走向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甚至宗教神秘的趋势，这和素朴的、自由的契诃夫艺术是不同的。契诃夫似乎拒绝一切“神神叨叨”、过于自我标榜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白银时代还出现了以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为代表的反契诃夫现象。我想，无论是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还是与白银时代的艺术相比，契诃夫的底色来自于他科学的、启蒙的世界观，他反对文学过度超越，也反对文学主题脱离客观现实，因此无论他的文学观还是文学中的世界，都给人一种素朴、自然、平等、自由的特质。
澎湃新闻：相比于对托尔斯泰的敬仰和尊重，契诃夫并不太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在托尔斯泰的晚期，他与托翁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而您也在书中提及，您认为他骨子里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面，能具体谈谈您怎么看待这两位对契诃夫的影响吗？
张芬：契诃夫自己曾直言，他之所以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他语言的不够节制。我猜，在契诃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过度自省、自剖，看起来真诚，但因为不够节制，而显示出不够真诚的一面。当然，契诃夫小说里也有一些犯罪题材（尤其从萨哈林回来之后）虽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得那样汹涌澎湃、荡气回肠，但我想，鉴于契诃夫的善于吸收和戏仿，多少也会有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当然他们在写法上截然不同。另外，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歧是宗教性，像《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作品，契诃夫应该是写不动的，他没有那样追问的耐性和兴致。说到托尔斯泰，我觉得契诃夫对他有一个“影响的焦虑—摆脱影响的焦虑—文学同侪”的大致过程。很显然，相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影响是更大的。契诃夫写比较长的故事的勇气，包括道德思辨的勇气，对地主生活、城市生活的解剖和反思，是有托尔斯泰的影子的。不过，我想，契诃夫对托尔斯泰的不满，可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他对他们道德和心灵上过于“穷追猛打”的姿态可能并不认同。例如，关于托尔斯泰《复活》，契诃夫说，其中有一种“技艺上的虚伪”。以我的理解，他是在说作者在作品中的说教代替了文学上的自由、自足。当然，契诃夫从未否认过这位前辈的文学的伟大，直到生命最后几年之前，他还和托尔斯泰、高尔基亲密会面。毕竟，他们都是文学上的天才，天才与天才总是惺惺相惜，只有小鸡与小鸡才会不断地互啄吧？
澎湃新闻：刚刚也说到了，这本书的书名来自于契诃夫在萨哈林之行前致苏沃林的信，他自己说“萨哈林”是他衣柜里最粗糙的一件囚衣，也是他戴着文学桂冠的良心，您觉得萨哈林之行之于契诃夫及其文学创作的意义是什么？
张芬：当代文学研究者洪子诚先生认为，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弥补了他文学上的自由或者说自我以及所谓的缺少道德责任，因此，这对他来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平衡力量。我大体是赞同这个看法的。当然，我在书中也谈到，萨哈林之行对契诃夫的意义还有解决过早地倦怠、虚无的部分。实际上，如果把这次旅行放在他一生的旅行经验中看尤其如此。契诃夫需要通过旅行、搬迁来调整、更新自己的状态。当然，这次旅行是最特别的，它花费了契诃夫大半年的光景，不仅由萨哈林经验产生了《萨哈林旅行记》，契诃夫还在路上逗留、观察，像《寄自西伯利亚》这样公开发表的信件包括他的私人信件都是很好的文学创作，这无疑也丰富了他的生命经验。而且，《萨哈林旅行记》不仅是契诃夫“戴着文学桂冠的良心”，也可以被认为是优秀的非虚构文学。相应地，这次漫长的旅途和萨哈林岛的调研，对契诃夫后来的创作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他后来带有强烈现实和社会反思色彩的作品，都有着这次经验的痕迹。不过，有一点，我不大同意的是，有研究者或传记作家认为，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让他彻底转向了批判现实主义之类。我认为契诃夫是不会屈服的。按照他说托尔斯泰的，他有自己技艺上的诚实。契诃夫还是那个契诃夫。
澎湃新闻：契诃夫笔下有许多世纪末的、颓丧的、无能的好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您认为契诃夫塑造的这些“多余人”与此前普希金等创作的“多余人”形象有何异同？
张芬：我个人认为契诃夫笔下的多余人是朴质的，他们的颓丧、无能、多余，多来自日常的消磨、行动力的匮乏、慢性病一般的内心荒芜。用今天的话不恰当地说，有点回避型人格的意思。而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或者拜伦笔下的唐璜之类，都有点贵族公子哥儿气质。按照一贯的文学史说法，普希金等作家笔下的多余人是有阶级性或社会结构性的处境或位置的，他们的无能是被迫的，是良心和行动力之间的矛盾。契诃夫笔下的多余人也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感觉，但契诃夫更多地赋予这些人更加日常的、世俗的生活牢笼，他们是被现实世界消蚀的善良个体，常常需要强烈的冲突、命运的重创或者死亡的威胁才能获得新生。而且，契诃夫小说中的这种人和他一贯所描写的人类在普遍生活中的倦怠与创造主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契诃夫笔下的这类人物是最具有内在爆发力的，也是最能引起我共情的一类人。
澎湃新闻：契诃夫本人是医生，您在书中谈到，他作品中的医生形象往往有救赎的味道，是能够平衡刚刚说到的那些无能的人物的一些补偿性角色，能就此稍作展开吗？
张芬：在我的阅读印象里，契诃夫一直挺骄傲自己是一名医生的。他因文学得名，被人邀请写的小传中也强调说自己笃信科学（医学），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学，他给作家朋友的名片也写“契诃夫医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傲娇的家伙。当然，这里面除了有“水瓶座怪咖”彰显自己别致之外，他的确熟悉医生职业，因此，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设置了不少医生角色。例如，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医生和不满、发狂、发疯甚至要自杀的主人公（特里波列夫、万尼亚舅舅之类）之间往往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好像是后者的软着陆、道德温床。虽然契诃夫主张艺术的自由、真诚，但他的文学并不回避道德命题，但出现这样的素材要处理时，他的医生角色就会适时出现。十九世纪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具有宗教性的圣徒角色，在契诃夫作品中就暗暗由医生角色代替了。我记得他有一篇小说《花匠头目的故事》，简直直接拿医生当修士写。这非常有趣，仿佛是从宗教的、道德的向科学的、启蒙的时代转型的文学体现。而且，契诃夫本人说过，医学是他的合法妻子，而文学是他的情人。这句话呈现了契诃夫对待自己这两种身份的态度。医学能够治病救人的作用是毫不含糊的。创作当然也有社会文化功能，但它主要是给契诃夫带来了艺术创造的隐秘自由、愉悦，以及经济上的补偿，这对他来说是略显个人化的。鉴于契诃夫并不重视文学直接的道德教化功能，这种审美上的自由个性更加让他无法赋予文学更多的社会“合法”位置了。或者，自私一点说，文学就是契诃夫生活中的“小玩意儿”，小玩意儿当中那些自我毁灭的、下坠的、没有方向的人自然需要一个平衡或救助的力量，那么，他最熟悉的善良的、温和的、简直就是他的另一个身份的医生角色，就再合适不过了。而在文学之外，他的行医也成为一种平衡自己作家职业的社会性道德力量。
澎湃新闻：契诃夫三十岁不到就被确诊了肺结核，您认为与疾病的长期共处是不是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生活的体验并进而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您所谓他的很多小说是“从终点出发”的，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
张芬：是的，例如白银时期的作家扎伊采夫，他的契诃夫传记中，就传达了这样一个理念：契诃夫有一种内在矛盾性，即健康问题带来的悲观、阴暗与本能地企望生活的热情之间的矛盾，这让他的文学也表现出这样的双重色彩。这个说法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我个人感觉，这种看法也有点从后往前推的嫌疑。纵观人类文学史，有结核病的作家挺多的，这样的话，他们的文学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契诃夫在未被确诊的少年时期，就写了不可救药的《没有父亲的人》（又名《普拉东诺夫》），剧本中的大量对白已经蕴藏着契诃夫文学的基因，主人公普拉东诺夫是一个非常晦暗的人，他反复呻吟着：“等身体好了，我再腐化。”非常可恶。所以，如果非要追问契诃夫这种“从终点出发”（来自小说《灯光》，指的是以人终将死亡、覆灭作为前提来思考自己当下言行的意义和目的）的文学源头，我想这可能是契诃夫天然的文学宿命吧。当然，不可否认，二十多岁确诊自己的结核疾病之后，契诃夫在生活上表现出更强的消极态度，继而，也加重了这方面的文学倾向。
澎湃新闻：高尔基认为，契诃夫的书写是乐观的，而近年才引进中文版的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也在其细读俄国文学的《漫游在雨中池塘》一书中谈到契诃夫文学体现了“不露声色的激进”，乐观和激进的评价似乎与我们通常对契诃夫文学的理解不太相符，您怎么看两位作家对他的评价？
张芬：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或者严格地说，我们也许不应该把契诃夫一分为二地看待，即追问他到底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到底是阴暗的还是明朗的。与其如此，我们不如把他的文学当成是一个整体，所以我在书中说，这是契诃夫文学的“一体两面”，大概这样说也不够准确，但我还没找到一个更好的概括。
契诃夫曾经评价过高尔基的文学是明朗而粗糙的，建议他还可以更为简洁。高尔基这样一个明朗、外向的人，读契诃夫的某些作品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另一方面，作为作家读者，他又很敏感，能体会契诃夫阴郁的一面，例如他最著名的此类“读后感”是在看完《万尼亚舅舅》和《第六病室》之后写的段落。所以，在我看来，他所说的契诃夫的乐观，也是一种在秋天般的阴郁之中企望光明的“乐观”。而当代美国作家桑德斯，他在《漫游在雨中池塘》中分析了契诃夫几部作品，例如《带小狗的女人》《醋栗》《在大车上》《宝贝儿》。在我看来，桑德斯所说的“不露声色的激进”，是指契诃夫对每一个生存个体的生活状态和内在心理、灵魂极致性的发掘，这些个体都浸泡在日常之中，不是传奇，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命运动荡。例如，在《在大车上》中，契诃夫讲述一个女教师的生活，没有什么惊天的大事发生，但这正是她的“大事情”，若干年之后，她的生活毫无变化，爱情也没有起色，契诃夫将这种慢性病似的消磨，从她的外表到内心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极为精确的描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对自己的人物有一种特别亲近的能力，他是在“发现个体”，而非发现道德统御下的关系或者别的什么理念。桑德斯认为这是契诃夫的贡献。我是赞同的。
因此，不管是高尔基还是桑德斯，他们各自不过是契诃夫的镜像，他们看到了什么，契诃夫文学就是什么。每一种说法带着这些作家的敏感，也都是准确的。契诃夫文学就在那里。我也期待读者们自己去读契诃夫，去理解契诃夫，去赋予他的文学以新的同样准确的看法。用契诃夫的原话说，读者可以把自己的理解加进去。
澎湃新闻：《带小狗的女人》是契诃夫最动人的作品之一，您在书中谈到，这不是另一个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爱情在契诃夫笔下是用来刺激和质疑普遍生活的，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能跟我们谈谈吗？
张芬：正如上面所说，契诃夫文学之所以受到女性读者的热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契诃夫写了各种各样的爱情。表面上看，《带小狗的女人》是一个婚外恋的故事，但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不同的是，这里的女性角色不再是悲剧性的主角，而是和男主共同参与到日常生活中的，他们的爱情与其说是一种浪漫和奇观，不如说是现代日常生活的停顿、错位，是必然发生的事，契诃夫没有像前述两位作家，将这段情感故事处理得特别激烈或悲壮，而是通过无所适从的分分合合，温柔平和地提醒人们真正生活的复杂、多变和暗流涌动。他在说，至少生活不是人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理所当然，包括那些社会生活中已经稳定了的道德、秩序、理性世界。他在说，真正的生活，可能还有所有人背后别人看不见的部分。它绝不是传奇，而是每个人可以通过审视自我来发现的。
当然，契诃夫小说中还有很多的爱情类型，有被日常生活困扰的爱、被时间销蚀的爱、挑战宗教伦理的爱、南辕北辙的错爱、没有开始便终结的爱等等。这些不同的爱情模式往往与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生活困境或精神危机息息相关。因此，我想，契诃夫的爱情是用来刺激和质疑既定的普遍生活的。
澎湃新闻：您之前是研究鲁迅的，在这本书的最后您辟有专章讨论契诃夫与鲁迅，您说虽然鲁迅在生前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基，但他或许跟契诃夫更接近，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芬：事实上，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域外小说集》时，就选了好几个俄罗斯作家，安德烈耶夫、迦尔洵、契诃夫，前二位风格不言自明，而所选的契诃夫作品包括《在流放中》（原译名《塞外》）之类的，熟悉作品的读者可以知道，这则故事分明就是“从终点出发”风格的作品。他讲一个渡船人，在苦寒之地咬紧牙关，弃绝一切温情和关系，因为他知道，上帝早晚要把一切收走。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流放犯的生存事实，但读完你又能感受到其中的类似深邃哲思。后来，也许是时代性的要求，鲁迅翻译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即主要是契诃夫早期的滑稽讽刺小说。但鲁迅自己则收藏《决斗》等大篇幅作品，包括其戏剧，这些也都是“多余人”气质比较明显的。他还给朋友写信说，如果有《草原》《在峡谷间》的中文译本就更好了，可惜篇幅太长，自己精力也有限，没能翻译。熟悉契诃夫的读者都知道，这两部作品非常抒情和悲伤。当然，他还翻译了苏联文艺家对契诃夫的评价，后者认为契诃夫是“内面的自由的文士”。所以，我觉得鲁迅实际上和契诃夫是亲近的。
至于“中国的高尔基”这个称号，是当时在左翼文学环境下给鲁迅的称号，当然，他也愿意被抬这样的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对中国有益。作为一名非常具有社会变革担当的文人知识分子，他是甘愿当梯子的。因此，他也参与了许多相关的文化事业，包括相应的杂文写作和左翼文艺方面的翻译。如果进行比较粗犷地划分，鲁迅的一生显然有两面性：一是阳面，它是批判性的、斗争性的、向外的，是时代赋予他的，是“中国的高尔基”；一面是内在的，是个人的、自由的、内省的、晦暗的、无助的、自我缠斗的。相比较之下，后者也许更贴近他的灵魂，如《彷徨》《野草》甚至《呐喊》《故事新编》部分篇目中的某些底色，都有这样的气质。我想，如果鲁迅生活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他亲近契诃夫的这部分也许会更加凸显或放大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