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曾经萌生过写一本鲁迅传记的念头，但一直不敢动笔，原因很简单，觉得不易超出一般人的认知维度，思路上难免平庸。自王士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下第一本《鲁迅传》，世间关于鲁迅生平描述的书，已经出版了许多部。一般都遵从传记的写法，虽各有千秋，但思路常见重复。我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时，与同事黄乔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意识到写好这位先哲，并不容易。黄乔生是有抱负的人，将近四十年的博物馆经历，积累的经验很多，我知道他一直在寻找进入鲁迅思想的入口，治学的方式也与常人有别。现在，他终于写出一本自己应该写出的书——《鲁迅诗传》，在他那里，先前的传记写作法被一种新式的结构代替了。

从诗的角度入手来写一个非凡之人的一生，无诗之处亦诗，确是出人意料。星星点点间，以往零散的遗存竟串联着一个逻辑链条。作者从关注的诗歌意象出发，进入传主的世界，由模糊到清晰，人物行迹和社会风气，一一扑面而来。因为深味传主生平细节，又能兼顾诸多相关史料，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所整合，全书就旧中见新。但行文又不那么正襟危坐，潇洒而多趣。也如同博物馆里的陈列，每一单元都是独立的专题，连缀起来又成为整体。作为传记的一种，写法上对应了不同时期的思想，可谓缭乱处有幽深之点，涌流中见出静思之态。

过去读增田涉《鲁迅印象》，有个片段印象深刻，作者回忆说佐藤春夫曾经把鲁迅比作杜甫，鲁迅从信中得知此话后说，“要是杜甫倒不坏”。这可以看出他与古代诗人之间存在的联系。我们看他的家庭，最初的启蒙，是有浓厚的文气的。前辈的诗教传统，对于他影响很深，说他是懂诗的人，原也不错。从周作人日记里留下的鲁迅最早的诗作可见，词语的运用相当娴熟，挥洒自如。他留日时写下的文字，渐进佳境。那些文字表明，气质和辞章的表达路径，有不少神思的闪动。《摩罗诗力说》就介绍了裴多菲、海涅、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作，这可以看出其内心对于反叛诗人的喜爱。在鲁迅眼里，真正的诗人是与自由的寻找息息相关的。摩罗诗人的可爱，在于他们以神意的文字，写出人的精神灵光，这个灵光是让人从奴隶之路走向自我解放之途。而那时候中国的知识园地，缺少的正是这种艺术。

黄乔生写鲁迅，抓住了这条线索，从七十余首新旧诗歌中，梳理其思想与生平，以诗证史，又以史证诗，串出时代烟云，各路人等，循环往复中，画出一幅民国知识分子的长卷。又结合译诗、编诗的活动，看文学与时代如何地互动。鲁迅的每一个关节点，都能够找到与其对应的诗歌，这些可以映现其彼时的心态。有个体的精神纠葛，也关联着文艺思潮和政治生态。在诗的缝隙里，可以窥见文坛百态，历史的幽微之处的意义也可以显现出来。

我们知道，鲁迅是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的，他自己偶尔为之，不过私人语境的自娱，并无流布之意。对于新诗，一直是支持的态度，因为汉语脱离了旧形式后，写作的实验性和先锋性才可能出现。虽然他写得很少，但在日常文字里，其审美意识中核心的东西，就不乏新诗才有的特质。许多青年诗人都在鲁迅的文字中找到某种参照，并对其礼赞有加。艾青、冯雪峰、冯至迷恋鲁迅的文字，不是没有原因。

鲁迅喜欢诗，却并不专注于此，他将丰沛的激情分解到不同的文本里，其实也把艺术看成广义的诗吧。先生的兴趣不限于几种文体，在许多领域都有造诣，文学作品也便成了广义的诗。即便在写《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讲义，也文采斐然，辞章美而高贵。在杂文写作中，更流露出灵动的光泽，一些文章也可以当成散文诗来看。记得孙绍振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鲁迅一些杂文的句子，是可以排列成诗的形式的，许多地方像新诗一般跌宕起伏。这也是深入阅读文本后的一种体味。

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在鲁迅周围，集结着一大批的诗人，冯至、高长虹、冯雪峰、白莽、胡风、艾青等。《鲁迅诗传》写到冯至与鲁迅的交往，内中的精神流动着多样的诗韵。鲁迅所以欣赏冯至以及“浅草社”和“晨钟社”的青年，大概是他们的翻译与原创的文字，恰是自己内心渴念的精神的一种，有心心相印之处也说不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关于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的诗歌的译介渐渐多起来。馥泉所译的川谷柳虹《不规则的诗派》，就大致勾勒欧洲新起的诗歌流派，认为“所谓近代艺术特质，对于因袭的反抗，是不到破坏一切既成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不肯止手的”。那时候的中国青年，对于这种远离程式化的写作，是颇为神往的。鲁迅在“浅草社”和“晨钟社”那里，就看到了异样的光泽。感叹“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在冯至等青年身上，就有创造的潜能的涌动。他与这些青年的友谊，与审美的互感也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知道，他最初注意到的域外诗人，都是十九世纪的，那些人都有一点浪漫主义特点，也就是说，这些诗人对于精神内蕴有一种释放的渴望。但到了民国初期，现代主义诗歌传来，精神表达更带有隐喻性，精神辐射的力度更大了。这种诗歌不仅直接抒发激情，也会繁复地解释存在的隐秘。鲁迅自己的小说与散文，就借用了这种审美。现代诗与现代绘画里陌生而灵动的表达，是被他无数次借鉴过的。

晚清以来的文学译介，诗歌的篇幅占有相当的比重。鲁迅熟悉的许多人，都翻译过域外诗歌。而他自己喜欢的思想者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也是诗人气质浓厚的人。他们身上有着广义上的文学表现，这也传染了他。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自己也写过一点新诗，其中也不无尝试的意义。后来翻译过不少域外诗人作品，比如匈牙利裴多菲，法国亚波里耐尔，日本伊东干夫、谷虹儿等。有的诗作译得颇好，比如裴多菲《愿我是树，倘使你……》：

愿我是树，倘使你是树的花朵；

你是露，我就愿意成花；

愿我是露罢，倘使你是太阳的一条光线；

我们的存在这就打成一家。

而且，倘使你，姑娘，是高天我就愿意是，其中闪烁的一颗星；

然而倘使你，姑娘，是地狱，

为要和你一处，我宁可永不超生。

显然，这是很有质感的一首译诗，我一直觉得此作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的出现，起到发酵的作用。这里的辞章的起承转合固然有原作的影响，但鲁迅对于语感的表达，是颇为敏感的。这首译作表明，鲁迅对于现代诗性的体味，相当精致。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已经有了类似的体验，只是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形式罢了。

早有人说过，就个人气质而言，鲁迅的审美与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走向接近，那些灰暗的、不规则的、跳着心智之火的表达，也契合于他的心灵。黄乔生注意到鲁迅对于波德莱尔的喜爱，那些阴郁的辞章是怎样唤起了他的内觉，以致在《野草》中留下了呼应的痕迹。对比鲁迅的句子与波德莱尔的表达，无意中的吻合之思，和受到启示的“回旋感”，都偏离了正襟危坐的审美，而是将自我放逐于荒原中的。鲁迅周围欣赏波德莱尔的人很多，周作人、张凤举、俞平伯都曾言及这位诗人，且译过其作品，由此可见那时候的风气。但能够吸收其思想与诗情的，唯有鲁迅最好。记得吴小美曾对比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与《野草》两个文本，就看到了神似的地方。黄乔生则从鲁迅的藏品和创作出发讨论这个话题，就更进一步了。鲁迅阅读波德莱尔，主要参考了日本的译本，德文版本只有少数。波德莱尔对于鲁迅的冲击与尼采的冲击一样大，主要是其中“梦的起伏和意识的惊厥”。黄乔生发现，鲁迅的好友张定璜曾翻译过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中的《那一个是真的》，此文发表四个月后，鲁迅便写了《墓碣文》，对比两个文本会发现，后者在意象的运用上，借鉴了波德莱尔的辞章，只是鲁迅自己的写作更为中土化了。

西方现代诗歌所以吸引那时候的中国作家，是那种创新的、没有模式化的探索性的表达，正是新文学最需要的精神。黄乔生说“尼采善于写太阳，波德莱尔善于写夜”，那么鲁迅自己在精神追求方面，有尼采的影子，而内心的表达，则更带有波德莱尔的气息吧。这可以解释鲁迅作品如何衔接了域外资源，而那些资源，都是耀眼的，他一生的写作，都缠绕在这两个意象中，可谓明暗交织。我们说新文学是借鉴域外文学的一种尝试，在此也可以得到印证。

但就自我的性情表达而言，旧体诗对于鲁迅别有一番意味，有时候甚至更能够看出写作者的本色。纵观鲁迅留下的诸多旧体诗，发现都不是刻意的追求，多为随意的表述，旧式读书人的隐趣也藏在其间。他的词语方式明显带有唐音，不像散文那样留有六朝的痕迹。而国学修养的深，在这些旧的形式里得到渗透，韵律之掌控，辞章之连接，不觉生硬，反而能够多出新意。

鲁迅的旧体诗，有自吟自唱的，有题赠友人的，有些乃是打油，不过凑趣，揶揄社会现象的句子常可见到。我最喜欢他题赠友人的那些文字，往往见出真的性情和本真之态。那些与友人交往的精神记录，属于私人语境的赠品，并无流布的意愿。也因为是随意为之，就自然、真切，旧学修养也由此流露出来。他平生最好的朋友许寿裳就记录了一些细节，鲁迅赠予他的诗，都颇为生动，其中《自题小像》《亥年残秋偶作》一直被后人称道。许寿裳在《〈鲁迅旧体诗〉跋》写道：

鲁迅是诗人，不但所著散文诗《野草》内含哲理，用意深邃，幽默与讽刺随处可见，即其短评集十余册，亦几乎篇篇是诗，短兵相接，毫无铺排，而且中有我在。至于旧诗，乃其余事，偶尔为之，不自爱惜，然其意境声调，无不讲究，称心而言，别具风格，余在序文中，举其特色为：一使用口语，二解放诗韵，三采取异域典故，四讽刺文坛阙失。诗抄第一首《自题小像》是其二十三岁时赠余者。其逝世后，拙作《怀旧》文中首先予以发表，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全首写留学异邦所受刺激之深，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感，以及同胞如醉，不胜寂寞之感，末句则直抒怀抱，是其毕生实践之誓言。至于最末一首《亥年残秋偶作》系为余索书而书者，余亦在《怀旧》中首先发表。此诗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

这是对于鲁迅诗作最为中肯的描述，可谓知心之论。鲁迅的许多朋友，都深知其内心的浩茫之情。彼此的交流，也在诗中流露一二。比如郁达夫就与他关系甚好，彼此的交流已成佳话。鲁迅写给郁达夫的诗，就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无题》《答客诮》等，有的诗作牵连着文坛风云，说起来颇有意思。郁达夫自己的旧体诗就很好，但他觉得鲁迅的文字水平更高。二人相见，彼此欣赏，可谓至交。鲁迅觉得如此好的朋友，倘滑入暗地，实在可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就是苦心良语，朋友之意深矣。这里有典，有隐喻，有期盼，乃温情脉脉之作。也能够感到作者坦率和真挚的情怀。诗由远及近，由回望到警劝，最后是高远之调，幽情款款，实在是动人的。

晚年的鲁迅，有些诗句是寂寞心境的流露，虽然多为随感，但寓意颇深。《教授杂咏》就有讽刺批判意味，像他杂文风格。而《酉年秋偶成》等作，《野草》时期的笔意又回来了。《戌年初夏偶作》就让人想起杜甫，而《自嘲》则是他精神的写真，境界是高远的。鲁迅的诗，有时故意在酣畅中停顿下来，带出涩感，堵住平滑之气，将思绪引向弯曲的幽径，这大概是故意为之，受到外国现代诗歌的暗示，也未尝没有。比如《题三义塔》，在叙述到时，突然转入，阻止了自己的思绪继续下去，以另类辞章造出新境，异样的情绪忽地出来，这便是陌生化的表达。在看似寻常之处，有另类所指。所以，我们从他的诗句的片段中，也可以找出注释其思想的语句，这对于后人来说，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鲁迅的许多诗歌，是写给日本友人的。这能够发现那时候的中日民间交往之态，内中的话题以今天的思维看之，有时不好理解。写给日本人的条幅，有的是自己即兴之作，有的是古人名句的摘录，内中含有复杂的语态。不过，也有几位日本人给鲁迅留下的印象很好，像内山完造、增田涉、山本初枝等。在上海的日本人，有的是民间人士，并非军国主义者，还有几个左翼倾向的人。黄乔生意识到写这个话题易出歧义，便插入一笔，介绍野口米次郎“用诗人夸张的手法，或用新闻记者的剪辑方法，歪曲了鲁迅的原意”。鲁迅在与日本社会学教授圆谷弘见面时，就直接抨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嘴脸。这种介绍，对于了解鲁迅晚年与日本人的交往，就多了立体的效果。

只有考虑到语境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对于诗歌与诗人的本意的了解才能够进一步。《鲁迅诗传》的写作不都是简单解释鲁迅诗作的本意，其实还带出时代语境里鲜为人知的隐忧，和无法名状的苦味。有可知之意和不可知之思，能言之事和未能道之境，将人的存在的复杂性还原出来。比如，几首悼诗的出现，看得出政治高压下的决然之态。《悼杨铨》《悼丁玲》背后的故事，带着血腥。鲁迅听到友人的被害与被囚，是十分愤慨的，诗中的句子已道出内心的冲动。像悼念丁玲的那首诗，缠绕的意象后，是突奔的句子，从古意转入当下，浑厚、悲慨之思跌宕。黄乔生发现，鲁迅后来知道丁玲还活着，被政府所养的时候，感情是复杂的。作者引用孔另境、萧军、唐弢的回忆，发现不同的态度里也折射出鲁迅对于丁玲的看法的变化。黄乔生认为，鲁迅后来对于最好的朋友瞿秋白的去世，也没有写悼诗，可能是“人事复杂，评价不易”。这里看出鲁迅在判断人物与事件时，常常也是迟疑的。那些未被表达的心绪，倘能看到，当可体会先生的精神的另一面。

为鲁迅这样的人写传，是殊难之事，没有多样的知识和深的历史感受，很容易失之单薄。我过去读唐弢先生的未完成的那本《鲁迅传》，印象深的是他的严谨和诗化之笔，但也觉出其间面临的障碍，以今人的思维与感受，全景地描述鲁迅，非有纵横回旋之笔难以为之。倒是林辰先生老实，从考据入手，以史实为线索写《鲁迅传》，留下的是信史。不过也因为过于陷入考据之学，便缺少了唐弢的灵气，文学性就弱了。黄乔生这本书，是通过一个人的诗歌线索，写出生命的本色，又由此映现一个时代的潮起潮落。这就避免了宏大叙事，也绕开了学究式的书写。面向大众，不做高深状，从侧面描绘一个人，以诗歌之境来写人之境，在方法论上提供了新的传记范例。自然，作者有时候也省略了诸多话题，一些隐微之处的处理也是困难的，这也是人们难以与鲁迅并驾齐驱的宿命。关键在于是否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激活沉睡的史料。让鲁迅在今人的叙述里活起来，是需要有活的笔法，和挑战旧习的勇气的。关于鲁迅形象的雕塑，确没有完结的时候。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