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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二日，谓之花朝节，皇太后（指慈禧）是日至西苑中为观剪彩之戏，先遣派太监人等预备红黄各色绸缎，由宫娥等剪之成条，每条长三尺许，宽二寸余，系之于牡丹花及众花木之枝上，宫娥太监等取红黄各条系毕，满苑中红黄各条飞扬，而宫娥等盛服往来，五光十色，宛如穿花蝴蝶。”这是1942年刊于《立言画刊》第180期第22页的《清末内廷花朝节盛况》（作者退叟）一文中内容。缤纷美景，如在眼前。

提起花神，常被误为是南方习俗，其实它源于北方，自唐代起一直延续，老北京有多座花神庙，最著名的是圆明园汇万总春之庙（毁于1860年，两通庙碑仍存，在今北京大学燕南园）。历史上，屈原、李白、欧阳修、白居易、苏东坡、杨延昭、梁红玉、西施、公孙大娘等都曾被视为花神，可见花神文化影响之深。

随着央视马年迎春联欢晚会中的节目《贺花神》爆火，且一年一度“花朝节”将至（有农历二月初二、二月十二、二月十五三种说法，明清后多取二月十二日），被称为“中式浪漫”的花神文化引起广泛关注。

不少人好奇：神总该一个萝卜一个坑，为何花神一下子冒出12个？是不是编制太多了，该精简了吧？其实，早期花神也只有一个，即女夷，后期队伍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其增长之势，非人的意志可转移。本文主要依据学者杨瑞的《岁时花朝：唐宋以降“花神”形象的嬗变》，试作科普。

将错就错 花神队伍趁机壮大

十二花神其实是往少说了。《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贾宝玉说：“你不识字看书，所以不知道，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个神，一样花有一位神之外，还有总花神。”所谓“百花神”，真是百余位。

最早的花神是女夷，乃“天帝之女”。《淮南子》记：“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淮南鸿烈解》注为“主春夏长养之神”。此说未见于同时期其他古籍，可能来自民间，是先民们在生产实践中，感受到自然节律对农耕的重要性，油然而生敬畏之情，尚缺文化赋意。

唐代时，花神一分为二，据明人陈懋仁在《庶物异名疏》中记：“花神名女夷，乃魏夫人弟子，花姑亦花神。”女夷不是“天帝之女”么？怎么成了魏夫人的徒弟？花姑又是谁？

魏夫人即东晋女道士魏华存，据上清派早期经典《真浩》记，她在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携各路仙真下凡，亲传上清经典于茅山道士杨羲，开上清一脉，被尊为南岳夫人。她的女徒弟叫华姑，又名黄灵徽，修炼后“年迈八十，貌若婴孩”，于唐开元九年（721年）飞升，轰动一时，唐玄宗令将华姑事迹编入《后仙传》，后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为黄灵徽写过《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不知为何，把华姑写成“花姑”（古代华、花二字互通），把黄灵徽写成“黄令微”。

既然“黄令微”是“花姑”，升天后自然当花神，成女夷同事，可“黄令微”有学历，为给女夷补足短板，晋朝魏华存被算成汉代女夷的老师。

黄灵徽与农业没半毛钱关系，无当花神的资格。古籍倒是记录过几位准花神，如东晋无名氏著《汉宫春色》，称汉惠帝的张皇后死后成花神，因“生前容德兼美……或抱沉冤以没……皆为花神”；再如五代沈汾的《续仙传》（书佚，部分内容见《太平御览》）记，道士殷七七遇杜鹃花神。这两例显然更像回事。

文化赋意是各方博弈的结果，不可只从常理推断。从结果看，“黄令微”成了主流说法，并给原本只是自然崇拜的花神文化注入永生、超越、爱美、自我修炼等道家文化内涵。

在道家文化启发下，中国的花神文化形成“花信风”观念，肇始于南唐徐锴的《岁时广记》（书已佚，相关内容转抄在南宋程大昌的《演繁露》中），即：“‘风不信，则其花不成’，乃至花信风者，风应花期，其来有信也。”

在古人看来，不同品种的花开放时间不同，同品种花则相近，必然是一种花有一神，各司其责。花神队伍有了壮大的借口，但直到明代，“扩编”才基本完成，开始用十二花神代表十二月。初期皆女神，后担心阴阳失调，一半换成男神，甚至干脆扩编成二十四花神，男女搭配。

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

花神超编，可能还有一原因，即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花期不同，形成不同风俗。

有关花朝（意为花的生日）的最早记录出自春秋时范蠡的《陶朱公书》（书已佚，相关内容转抄在《月令粹编》中）称：“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无雨，百花熟。”春秋至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的温暖期，平均气温可能比今天高2℃，花期早。

唐代亦属温暖期，平均气温比今天高1.2℃。唐代定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与元宵节、中秋节并称三个半月节。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废正月晦日之节（农历每月最后一天，人们通过祓禊、宴饮等祛邪祈福），以二月初一日为中和节（祭天地、山水、百草等，后渐成龙头节），这可能是一些地区将花朝节定在二月初二之源。

晚唐罗虬著《花九锡》，称赐花九种高规格礼节，即“一重顶帷（障风），二金错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贮），五雕文台座（安置），六画图，七翻曲，八美醑赏（醑音如许，意为美酒），九新诗（咏）”。进一步打开了花神文化的内涵。

自唐至清，花朝节成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民俗节日，代表美食是花朝糕，据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记，用鲜花与米一起捣碎后蒸成，传说是武则天首创。宋代时，每年二月初九，皇帝都以此糕赐近臣。明清时，“今则于初二日戴蓬草，并和以米粉煎为饼，或只取所余年糕煎食，以应节物”。

唐人已将红色彩绸条系在花枝上，称“赏红”，传说道士崔玄微为护百花不受狂风摧折，立朱红旗幡，上设符咒，本文开头时提及，晚清宫廷仍行此。

“挑菜”习俗也出自唐代，源于“曲江拾菜”，即挖野菜，南宋宫廷在花朝节时办挑菜宴，把“挑菜”设计成类似摸彩的游戏，输者现场吟诗，或惩以吃生姜、喝凉水。士人在这一天“竞买花木植之园圃”，百姓则“下瓜茄菜种”，人们认为此日栽植易成活。

花朝节还是踏青时节，女性结成“扑蝶会”，一起出游。男孩们钟情斗草游戏，“武斗草”指各持草茎，勾连对拉，先断者输；“文斗草”则手持花草起名，让同伴对句，贴切者胜。

宋朝时官方规定，地方官须在此日“出郊劝农”，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此日帅守、县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赐之酒食，劝以农桑，告谕勤劬，奉行虔恪。”

李卫没混入花神队伍

花朝节的重点是祭祀与吟诗。

南宋时，苏州已有祭献“百花大王”活动，多地建花神庙，“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竟日不绝”。

古代农民据花朝日预测收成：晴则丰收，即“花朝日晴，则百果多实”；雨则艰难，所谓“有利无利，但看二月十二”“雷打百花心，百样无收成”。《致富奇书》也说：“十二日为花朝，夜里要晴。大抵二月怕夜雨，若此夜晴，虽雨多不妨。”

花神的作用大，怎样才能讨其欢心呢？古人想到了诗和美人。明代黄周星笔下的花神祠，是“阁中置木主，以奉祀百花之神，如东皇封姨亦与焉。两傍配以历代之才子美人，如司马长卿、卓文君、秦嘉、徐淑之属”。

据学者高雅在《花朝节及十二花神的传说与研究》中钩沉，清代至少有3种花神名单，两种是男女各12人，一种是男女各6人。女花神皆美人，如杨贵妃、虢国夫人、西施、花蕊夫人、江采萍、宓妃、貂蝉、王昭君等，两人是女中豪杰，即公孙大娘、梁红玉。男花神多诗人，如李白、皮日休、周敦颐、范成大、高似孙、白居易、杨万里、林逋、苏东坡等，钟馗凭才华与正直，亦中选。

花神文化精致、开放，但也有人想浑水摸鱼。学者马骁、吴晓敏、陈东在《庙制仿西湖，云楣天藻敷：乾隆皇帝与花神庙》中，钩沉出一段往事：

圆明园汇万总春之庙仿自杭州湖山神庙（俗称花神庙），它是名臣李卫在雍正九年（1731年）建的。乾隆首次下江南（1751年），游览过该庙附属的“竹素园”，第二次（1757年）、第三次（1762年）也去了该园，并写诗。1770年，乾隆批准在圆明园建汇万总春之庙，“每月每日香烛供献，万寿圣节并花朝年节安摆贡献”，在诗中，承认“庙制仿西湖”。

直到第五次下江南（1780年），乾隆才发现不对劲，问大学士嵇璜，为何庙中花王形象“粗俗乃尔”，嵇璜说，那是按李卫的模样塑成，庙东楼有二女像，是他最宠的妾。乾隆问，李卫像旁为何还塑个麻子像？嵇璜答，那是野茶馆说书的季麻子，李卫喜欢听，就把他的像塑在身边了。

乾隆大怒，说李卫本是做小买卖的，在督抚中也非“公正纯臣”，得雍正恩眷，颇“任性骄纵”，在江浙工作也没成绩，竟敢“立庙，永享祠祀”，下令将李卫等像捣毁，扔到西湖里，重塑花神像，据说“花神精彩，犹奕奕动人”。可不知为何，杭州湖山神庙原本香火旺盛，毁了李卫像后，急转直下。嘉庆元年（1796年），梁章钜任江苏巡抚时，“庙貌已敝”，后倒塌，清末时旧址改建左宗棠祠。

乾隆发飙，源于李卫趣味太低，煞风景，而乾隆对花神有美好想象，一生写过80多首与花朝相关的诗。

毁李卫像后2年，避暑山庄的汇万总春之庙亦建成（1913年毁于军阀混战），其中塑像“老穉（同稚）姸媸（音如吃，意为貌丑），纷纭万象”，意思是有老有少、有美有丑，只要生动传神，乾隆都能接受，只是混入一个李卫这样没品的，实在受不了。

爱美是人的天性，会美则看个体的修养。花神虽多，却没一个是滥竽充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