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仁山，1963年生于唐山丰南，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三卷）、《日头》《麦河》《天高地厚》《金谷银山》《唐山大地震》等，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太行沃土》等，出版十卷本、一千余万字的《关仁山文集》。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第四届吴承恩文学奖等。作品译入英、法、韩、日等文字。多部作品改编拍摄成电视剧、电影、话剧和舞台剧。

何申、谈歌、关仁山曾被誉为河北文坛三驾马车。如今，河北作协名誉主席关仁山仍然不知疲倦地驰骋在广阔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

早在20多年前，他主动请缨到故乡唐海县挂职锻炼时分管农业，也同时收获了“农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等。他始终扎根于河北大地。《白洋淀上》（三卷本）作为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后的首部作品，“为中国当代农村生活建立宏阔的文学景象”。《白洋淀上前传》是三卷本的序曲，以百年时间跨度展现白洋淀红色历史，追溯此地影响深远的红色基因。

所以当关仁山将目光投向滹沱河畔的正定塔元庄时，我们并不奇怪。《太阳照在滹沱河上》是他的心血之作，小说描写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春潮初涌以来，大包干分地、乡镇企业兴衰、城镇化改革、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壮阔历程，40余年的风云，熔铸于洪、白、邢三姓家族的命运沉浮之中，可以从中感受到新时代农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

1

中华读书报：《太阳照在滹沱河上》很容易让人想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什么起这样的书名？

关仁山：有一年河北省政府参事室组织文史官员走滹沱河。滹沱河从山西繁峙县泰戏山桥儿沟发端，从太行山澎湃而来，途经西柏坡到正定，途中，经过孙犁的故乡衡水安平县。到沧州献县与滏阳新河汇合，再从沧州献县并入滏阳河流入渤海。被称为石家庄母亲河的滹沱河，养育了中国革命红色文化。抗日战争时期，359旅建立以平山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平山团屡建战功。革命圣地西柏坡就位于在平山县滹沱河北岸。走完之后，我确定写作时情不自禁地写了《太阳照在滹沱河上》，是向丁玲的经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致敬，也是跨越70年文学传统的精神接续。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的是1946年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的情况。丁玲当年在张家口涿鹿桑干河边暖水屯采访，小说主人公原型就是暖水屯的基层干部。今天重读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柳青的《创业史》，会发现作品历史的温度和人性的深度是有独创性的。70年过去了，我们描写新时代乡村振兴，除了要学习老一辈作家当年扎根乡村之外，还要学他们的写作态度。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么“致敬”的？元塔村有原型吗？您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如何影响了叙事基调？

关仁山：我十多年前就去过正定的塔元庄村，跟村支书很早就熟悉。这也是省作协党组给的任务。选题确定后我又杀回正定，到古城、村里重新深入采访，潜入历史的皱褶，打捞那些被遗忘的珍珠。塔元庄属于半城郊型农村的典型。1983年土地大包干之后，县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搞多种经营。那一时期，正定人的生活变化巨大，而且丰富多彩，从贾大山老师的小说中就能感受到。80年代初期滹沱河大旱，没有麦子，面粉厂机器老旧，人心涣散，基本上已经倒闭了。在这个基础上搞了多种经营，从搞来料加工干起，研究城里人的需求，拓宽市场，把面粉厂盘活。这在河北是有原型的。洪满沧的人物原型就是五得利、今麦郎面粉厂企业家的影子，还有塔元庄龙头企业同福集团老总的素材，为了寻求典型性将几个原型人物合成。

2

中华读书报：此前您创作的《白洋淀上》在正式出版前开过改稿会，《太阳照在滹沱河上》也开了改稿会。改稿是对作家，尤其像您这样写作已经很成熟的老作家的极大考验，不但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听得进批评意见，还要有巨大的耐心修改作品。

关仁山：修改的目的是为了铸魂。我属于比较抗压的作家，喜欢打磨修改的模式。这部作品初稿是第一人称，有50多万字的体量。专家提出这部作品不适合第一人称叙事，修改后成了第三人称，用了朴素诚恳的语调。字数压缩到了25万字。这次成稿，大家感觉故事集中凝练了，但还是缺少什么。于是，便有了第二次专家论证会。专家独具慧眼，提出欠缺正面强攻、大刀阔斧的改革部分。我重新回到塔元庄体验生活。创业是作品的主要骨架，需要大量细节铺陈。修改后作品字数又回到了50万字，属于大拆大卸。

我有一个理想，就是想写一个新时代的梁生宝，好不容易见着形了，还得把魂铸出来。第一稿中常山战鼓参与改革进程的部分写得太实了，影响了艺术想象空间。专家们提出把鼓承载的功能卸下来，虚化、转化成文化精神意象。我又去了正定的东杨庄——常山战鼓传承地——采访战鼓传承人，又做了大量删节，把战鼓融入日常生活反而提升了主题。历史上就有鼓王争霸赛，乡村振兴激活了战鼓，也有创新。村里人不再迷恋当金鼓王，而是融为生命，成为精神需求。这样一下把生活情趣写出来了。

中华读书报：刚才您说想写一个新时代的梁生宝。写了这么多年，这个理想没有实现吗？还是说一直在实现理想的路上？

关仁山：我一直在寻找梁生宝。《天高地厚》里的鲍真、《麦河》里的曹双羊、《日头》里的金沐灶、《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等。然后到了《白洋淀上》。实际上梁生宝也可能找到了，也可能永远找不到。梁生宝注定是柳青先生打造的时代典型形象，今天不可能再有梁生宝了，但是我们可以带着柳青精神来塑造属于现代农业、乡村振兴时期的新人形象。他可能不叫梁生宝，但这个人是存在的。小说的思想深度是通过塑造人物，看人物怎样在处理复杂人际关系中体现个性。我这次摒弃了写农民的套路，带着热情挖掘、塑造时代新人洪满沧，希望以深广的视野观察、表现他的性格，展现丰富的现实生活。我感觉，在我塑造的农民典型人物中，洪满沧是最有血有肉的。“十五五”期间乡村振兴政策开始落地，新生活热情召唤着我们，今天的作家如何有力地、艺术地表达乡村振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

中华读书报：您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

关仁山：一头扎进村庄。新时代重新创建集体经济的过程不是歌舞升平，看似平静其实暗流涌动，农民、村里、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各种利益在深层博弈，尖锐的矛盾冲突不亚于当年的土改。现实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幽微在新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初写作时我没有想到战鼓这个文化元素，只知道赵子龙的故乡是正定，那里有子龙庙。东杨庄和西杨庄的常山战鼓很有名，非遗传承人张书社还带常山战鼓队参加过1990年亚运会的开幕式。中国农村变革的波澜壮阔跟战鼓精神是合拍的，所以我把这个元素拿进来。创业与精神，两条线不好融合，精妙处在于有限性与互补性的辩证统一。

3

中华读书报：把个人命运嵌入历史洪流的过程中，您特别关注了农民的心理变化，比如老支书白子林、主任胡彪，以及落后农民洪树、邢驴子等人的塑造。

关仁山：之前我担心会影响叙事节奏，对农村变革中农民心理变化、生活情趣刻画不够，后来改变了观念，风格上做了调整，写影响农民性格基因的风物志、风情史等内在因素，也更关心人物内心冲突，充分描写农民创业、乡村振兴时期的彷徨、矛盾，呈现变革的复杂性。

洪满沧在创业中经历了那么多了欺骗、厮杀、丑恶之后，绝望中仍然能听到战鼓声。是常山战鼓带给他力量，让他开悟：人世间没有常胜将军，赵子龙也有落寞的时候。常山战鼓让他更加清醒，让他舍得付出，顺境不癫狂，逆境不绝望。洪满沧是个英雄人物，但又很普通，甚至有点窝囊，这样一个始终在矛盾冲突中往前行的农民干成了大事。我写出他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写出了他落寞时的一面。他最后放弃财富，真正成为常山战鼓传承人。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孟繁华也认为您的男主人公很接地气，评价《太阳照在滹沱河上》在继承柳青、丁玲等前辈“深入生活”创作伦理的同时，以更广阔的“大文学观”，为“土地与人”这一永恒主题注入了产业化、文化传承、数字化等全新的时代内涵。小说每个人物一出场就特别有画面感，在文学的人物长廊里有其独特性。怎样成功地挖掘人物的典型性，能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吗？

关仁山：以前我写这类题材往往多注重不同的时间节点政策对农民命运的影响，比如大包干，农业减税，乡镇企业崛起，新时期的扶贫、乡村振兴。这次处理得比较自然，融入常山战鼓、唢呐和剪纸等非遗传承的故事线。贾大山老师的徒弟康志刚是正定人，他陪着我了解县城文化，进行田野调查，了解生活习惯、自然风貌和地方风物。除了注意故事波澜壮阔，我在每个人物上都下了功夫，做村官乡官的、敲战鼓的、生产面粉的、做八大碗的、做馒头的……都是血肉丰满的人物。我们的文学应该书写新时代农民的真实生活，把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理想、苦恼都融进文学作品。

4

中华读书报：小说内涵丰富，有乡村振兴的变革，也有非遗传承与创新的观念冲突。比如关于战鼓的打法，洪满沧和儿子想法就不一致，但是鼓王争霸赛的时候，他输给了儿子。

关仁山：最近有一篇好文章《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我认真学习了。中华民族文化创新就得把正气守住，而不是靠猎奇。常山战鼓的“正”在哪儿？“正”在这片土地的魂魄，这片土地的诚实、守信、善良、勤劳，然后在传播方式上采用多种形式。洪满沧的晚年，儿子洪欢把科技小院建成后，要对常山战鼓进行改革，跟现代音乐融合，把战鼓、唢呐、萨克斯揉到一块了，形成农文旅融合的产业，产生了众声喧哗、互相借鉴的效果，赢得了青年人的喜欢，给处于现代农业中的农民既提供了产业的平台，也贡献了精神上的滋养。

中华读书报：三卷中写乡村振兴笔墨是最多的。

关仁山：写乡村振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如何在产业振兴中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小说主人公之所以写得这么强，是因为有企业家原型支撑着我。金谷王集团是以五得利面粉集团有限公司为原型，五得利面粉在全国已经有27家企业，河北还有今麦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带动了周围12个村庄的产业，也成为大品牌。这些原型支撑着我要塑造一个强起来的典型农民形象。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土改，是中国农民站起来的形象；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由穷变富，是以《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安为代表的形象；十八大之后政府提出现代农业要强起来，强国必须强农。今天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在党的好政策的背景下，个人奋斗的同时，有经营理念、生态的理念、科技元素的植入——这部小说也是一次试探，洪满沧是我的作品里最强的一代农民典型代表。我希望让读者看到新时代的农民是怎么走过来的。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并没有一味歌颂，而是直面乡村变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小说里有一个情节，县委书记给洪满沧打电话，让赶紧再找点钱，县里发不起工资了。

关仁山：我在文学创作中不回避问题。真实生活里光明、正能量的东西占多数，人民生活确实在提升。改革开放给时代带来了巨大变化，首先得认可这个事实，然后再看批判与讴歌的关系。多年来的写作中，我一直抱着这种善念，是带着温情、寻求光明的写作。在今天这个同样充满变革与矛盾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又超越现实、记录历史又反思历史的写作姿态。

对丑恶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作家也承担着批判的职责。但是我们衡量作品，不是只有批判才是文学、才有深度，歌颂温暖、歌颂光明就是削弱文学的力量。我们要追问农民生存的困境、农民问题的真相是什么，这就要求作家主动提高处理与时代关系艺术化的能力，要有穿透时代信息的思想能力，要探索深层次的人性。

中华读书报：我看到您有两部手机。

关仁山：两部手机，一部用来看新闻接电话，一部用来记录。我下去采访是用录音，直接用手机录下来。和农民聊天也得问到点子上，问到农民心坎里，不然他们也不愿意和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