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厦大住过地窖吗？
在鲁迅与厦大的关系中，有一则传闻被闹得沸沸扬扬、历久不衰，这就是鲁迅到厦门大学后遭到校方十分刻薄、悭吝的待遇，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居然逼他去住地窖。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在美国写的《林语堂传》，内中就有这样的文字：“理科主任刘树杞掌握财权，仗势催肥理科，挤压文科，对鲁迅更多方刁难，三次要他移住所，最后一次派他住在理学院大厦的地窖，使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须尽翘起来’。”如此，这一传闻甚至波及海外。
除“住地窖”外，厦门大学在生活上亏待鲁迅还不少，例如“椅子”“灯泡”的事，合称为“三椅”“两灯”“一地窖”。
“三椅”指的是，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答有恒先生》一文中忆及：“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个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鲁迅生性冷隽而幽默，他抓住“少爷”一词，归谬延伸至“孙少爷”，而最终产生的将是“长者坐楼板”这样的荒诞的结果，厦大庶务科那些办事员自然在此“逻辑的力量”跟前败下阵来。
“两灯”指的是，《两地书·四六》：“此校用钱并不少，也很不撙节，而有许多悭吝举动，却令人难耐。即如今天我搬房时，就又有一件。房中原有两个电灯，我当然只用一个的，而有电机匠来，必要取去其中一个玻璃泡，止之不可。其实对于一个教员，薪水已经化了这许多了，多点一个电灯或少点一个，又何必如此计较呢。”厦大连两个灯泡都要停用一个，过分悭吝了吧？
“一地窖”指的是，林语堂在《忆鲁迅》一文中的这段话：“民十五年秋，我请鲁迅、孙伏园、沈兼士、陈万里、张星烺、潘家珣诸友人到厦门大学文科及国学院，引起理科院长刘树杞的公开的不择手段的妒忌。刘獐头鼠目，但实在能干。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单说鲁迅吃他的亏。刘那时大概是兼总务，三易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派他住在理学院大厦的地窖。这回真使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须尽翘起来。……这样鲁迅自然是在厦门大学待不下去了。”厦大校方人员逼鲁迅住到理学院大厦的地窖，这是林语堂白纸黑字写下的，应该不会假吧？名人效应给史料套上“真实”硬壳，于是这一故事不胫而走，百年不衰。因为厦大居然如此对待名重一时的鲁迅，自然令人愤愤不平。
那么，刘树杞逼鲁迅第三次搬迁住房到地窖之说，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呢？似乎无史实可证。据《两地书》记载，鲁迅到厦大只住过两个地方。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夜，林语堂等接他到校，暂住在生物学院的三楼。“因为教员住室尚未造好（据说一个月后可完工，但未必确），所以我暂住在一间很大的三层楼上，上下虽然不便，眺望却佳。”即住在借用生物学院的国学院陈列所空房里。此楼抗战时毁于日军炮火，厦门沦陷期间被日军拆除，基址现已不存，大约在白城一带，镇北关至演武场之间的小山岗上。当时鲁迅住下后，第一感受是“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引动了鲁迅下海游泳的念头：“海水浴倒是很近便，但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若你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以后也不去洗罢。”为着不让所爱的人担惊受怕，鲁迅很快便打消这一想法，还进而保证以后也不去洗海水澡。此住所虽然视野开阔、景观宜人，但处在小山坡上，地势偏高，鲁迅曾计算过，石阶有九十六级，上下一次就是一百九十二级，生活不是很方便。
生物学院的住房毕竟是陈列室，要陈列物品，只能暂时过渡。所以到九月二十五日，鲁迅便搬迁至集美楼楼上左边第二间，第一间隔成两小间，分别住的是孙伏园和张颐。鲁迅对集美楼还满意，“比先前的静多了，房子颇大”，而且“现在的住房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到平地只须走扶梯二十四级，比原来要少七十二级了。然而‘有利必有弊’，那‘弊’是看不见海，只能见轮船的烟通”。此后在《两地书》中再未见有鲁迅搬迁的记载。
集美楼住房的格局和摆设，鲁迅在十月四日给许广平的信里画了一张图，现今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的这一间就是按此图布置的。但此图和来过此房的后人回忆有所不同，主要的差别是进出的门是开哪一边，由此便决定了家具的两种摆设位置。因为集美楼是作为教室设计的，朝南方向有两扇大房门，鲁迅给许广平画的是开东边的门，而常去鲁迅住处的陈梦韶的回忆是开西边的门。
陈梦韶的回忆较为细致、详尽：“在这间房子靠东墙壁一边，鲁迅先生放下他的睡床，箱子和衣架。靠西木板墙一边，放下一只藤的圆桌，圆桌四周放下一只长躺椅，三只靠背椅，客人来了，就围着这圆桌而谈。北面有两个大窗门，可以遥望南普陀寺。在这两个大窗门前端：东边放下一只两层的茶几，茶几的上面有时摆着一盘糖果，茶几中层经常放置三本像册；西边放下一只写字桌，桌上放着笔砚印泥等，记得还有一只闹钟。写字桌左边靠木板墙处，放下一只书架。南边有两个大房门，门的外面是走廊，凭倚走廊的石栏杆，可以远眺巍然矗立在鹭江那边的南太武山。这两个大房门：靠东那边的门是锁死的，门内放置一只小水缸、脸盆架及火酒炉等；靠西这边的门是活的，鲁迅先生日常出入及客人来往，都取道于此。”
陈梦韶当年为文科教育系第四年级生，他十分仰慕鲁迅，是当时厦门大学学生中和鲁迅最常来往的一位。他曾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出话剧剧本《绛洞花主》，在厦大大礼堂和市区“中华戏园”演出过。他把稿本送请鲁迅指点，鲁迅在离开厦大的前一天晚上，还为之写了《〈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他的回忆应该是相对准确的。而他言之凿凿写道，靠东那边的门是锁死的，靠西这边的门是活的，鲁迅日常是从西门出入的。
那么，到底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估计两种摆放都存在过。鲁迅刚到集美楼住下时，是画给许广平那张图的样式；而后可能换个方向，把东边的门锁上，从西边门进出。因为上集美楼楼梯，从走廊往右走到第二间，若从东边的门口观望，室内一眼尽收；如若开西边的门，从走廊经过，要观望室内，就得扭头，如此似乎可增加点空间的私密感。所以，现今厦大鲁迅纪念馆的摆设与陈梦韶的回忆，两种应该都符合历史的真实。
不过，校方要鲁迅第三次搬迁住房倒确有其事，可能是由这点造成林语堂的误传。《两地书·九六》：“伏园走后，庶务科便派人和我商量，要我搬到他所住过的半间小屋子里去。我即和气的回答他：一定可以，不过可否再缓一个多月的样子，那时我一定搬。他们满意而去了。”孙伏园十二月十八日就从厦大离职，“直往武昌”办《中央日报》去了，当时他和张颐合住一屋，可能是隔成两个小间，仅鲁迅现住的一半大。鲁迅用的是缓兵之计，要求延后一个月，因为此时他已收到中山大学的聘书，确定要离开厦大了。“延后一个月”时，他人已在广州了，如此双方都满意，皆欢喜。但对此事，鲁迅仍然有他的想法：“其实，教员的薪水，少一点倒是不妨的，只是必须顾到他的居住饮食，并给以相当的尊重。可怜他们全不知道，看人如一把椅子或一个箱子，搬来搬去，弄不完，幸而我就要搬出，否则，恐怕要成为旅行式的教授的。”不是墨守僵滞的条规，视人为物，胡乱驱赶，而是要从以人为本的前提出发，尊重教师，做好后勤，这是鲁迅与厦大资产管理方的矛盾所在，“旅行式的教授”，算是鲁迅在厦大发出的又一声感慨吧。
那么，林语堂从哪里得到刘树杞派鲁迅“住在理学院大厦的地窖”的消息呢？估计是底下办事人员的误传。林语堂日常不太关注琐事，像鲁迅对他放任其手下襄理黄坚（白果）就有过看法：“白果尤善兴风作浪，他曾在女师大做过职员，你该知道的罢，现在是玉堂的襄理，还兼别的事，对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但林语堂不太在意。黄坚平时对鲁迅是取敌对态度，鲁迅初搬到集美楼，器具欠缺，但他故意刁难拖延；听说鲁迅要走，就散布谣言：“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见别人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林语堂估计是听了此类人的不无恶意的传言，他们把“搬到半间小屋子”，扩大为驱赶鲁迅去住“理学院大厦的地窖”，以激起矛盾冲突。果然，林语堂就把账算到刘树杞的身上，因为林是文科主任，刘是理科主任，在理科与文科的矛盾中落败于他，感情好恶所致，便迁怒于他。郁达夫说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郁达夫还讲了一个故事来印证，一九二七年后鲁迅和许广平定居上海，其时已是同居，林语堂看到他们两人亲密的样子，就问郁达夫究竟是怎么回事。郁达夫存心“捣乱”，故意不说，直到周海婴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林才恍然大悟。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对郁达夫说：“你这个人真坏！”其憨厚之态可掬。驱赶鲁迅去住理学院大厦地窖一说，以林语堂的声望与经历，加上鲁迅是由他引荐到厦大的，他所叙述的当然具有某种权威性，学界及民间一些人便信以为真，以讹传讹了，在鲁迅“厌弃”厦大的传闻加上重重的一笔。
至于“三椅”“两灯”之说，也确有其事。但在鲁迅“大发其怒”之后，“器具就有了，还格外添了一把躺椅，总务长亲自监督搬运”。当时的总务长为周辨明，外语系主任，语言学教授兼总务长，他亲自督运，可见校方对此事的重视。鲁迅一九二六年到厦大时，学校才刚刚办五年，各院系的规模还在不断地扩展中，教员所需的日常用具准备可能有所不足。加上当年被称为“荒岛”的厦门，电力设施还不太完善，使用电灯仍较为稀罕，如若庶务科人员所执行的是校方统一规定，似乎也无可厚非。因此，对“三椅”“两灯”之说不必过度发挥，更不宜以今天的生活标准去衡量及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