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致吴祖光的两封信：在爱荷华，欢迎你！
1983年，吴祖光、茹志鹃与王安忆一行三人受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下文简称IWP），开启了为期三个月的访美之旅。IWP是海外华人作家聂华苓与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Writers’Workshop）的基础上创办的，该项目由1967年开始，延续至今，每年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不同国家、种族与文化立场的作家在秋季前往爱荷华，每届为期3至4个月。1979年，中国大陆作家萧乾、毕朔望受邀参加该计划，成为大陆首批赴美访问的作家，由此打通了两岸文学界交流的桥梁。此后十年，每年都有大陆作家赴美参加该计划，如丁玲、王蒙、张贤亮、冯骥才等人。由此，远隔太平洋的小城爱荷华与国内八十年代的文学实践形成了丰富的互动关系。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1982年聂华苓致吴祖光的两封书信，记录了还未谋面的聂华苓与吴祖光之间的书谊往来，通过阅读文字，聂华苓洒脱、直爽的个性跃然纸上，也可从中得知IWP的活动情况。
聂华苓
吴祖光
现将两封信的内容抄录如下：
第一封信
祖光兄：
收到信与凤霞照片，十分高兴！凤霞仍然十分美，我与安格尔赞叹不已，这种美，是力量，叫人尤其感动。她的回忆录，我十分喜爱，真希望有一天，贤伉俪可以同时来爱荷华。
我从报上不断看到关于你的消息，《风雪夜归人》重上舞台，可惜不能看到，你有六本书出版，请别忘了各寄我一本。
小双（霜）很可爱。去年见到她时，一点也不像是来美国不久的学生。她适应的非常好。从她的笑谈、眉目之间，我可以看到你们两位父母对她的影响。虽然我们还未见面，但好像已经很熟悉了。
我正在写小说。已陆续写了些文章，在香港发表。很羡慕你们可以专业创作。我必须工作，只能在学校工作之后，拼命抓时间写作。好在我的工作也有些意义，不是这个“工作”，也没法请作家朋友们到爱荷华来。我对国内以及台湾的作家朋友们，感到很深很深的血缘关系。我在台湾也有些好朋友，可惜现在他们不能与我多通信，因我和大陆接近，被诬为“为匪张目”。至于国内呢？我的一片赤胆忠心，若能为你们这样的朋友们所了解，我也就坦然了！海外人事关系也很复杂，由于竞争，人多相嫉。最近於梨华和陈幼石斗得要上法庭了，她们本是朋友。我是以诚待人，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写作。闲言闲语，不去管它。否则，人活不下去。
半年来，我尽量减少外面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写作，也少写信。但想了很多。也尽量享受一点家庭生活，那对我而言，是最宝贵的。我与安格尔的幸福，也得来不易——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明年我写完小说（马上就得停笔，学校要开学了！作家们也要来了）打算带着小外孙女去欧洲，有几个国家曾邀请我们过去，83年也许去。若再来中国，也是84年的事了。
希望我们能在那之前，在爱荷华，欢迎你！
祝双双笔健身健！
华苓 八月五日
第二封信
祖光兄：
收到书五本，真是高兴！我希望珍藏你所有的作品！出书后请再寄我，凤霞的书我也是爱看的，真是谢谢！我与你们俩从未见面，但从你们作品中，我早就认识并且喜欢你们了！
今年你没来，很遗憾。希望以后能来。宾雁等都喜欢爱荷华。我们常见面，这是我在美国最大的享受：能与祖国的作家朋友们一起生活、谈天。
冯牧与八位朋友在UCLA开会后（我也应邀去了）来此八天，走时都有依依不舍之意。我在他们之中也交了几个朋友。我发现冯牧是性情中人，作协由这样的人材领导，叫人欣喜。
作协邀我们明年访华。我们本打算明年去欧洲。决定后再告朋友们。前不久和小霜通过电话，她一切都好！适应得太好了！
祝俪福！
华苓 十，十六
两信内容均按竖排方向钢笔书写，偶有繁体，符合聂华苓的教育背景。吴祖光是1917年生人，比聂华苓大八岁，聂华苓称之为兄，既合适，又亲切。第一封信中提到的“凤霞的回忆录”即吴祖光之妻新凤霞创作的《新凤霞回忆录》，该书1980年先后由香港三联书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吴祖光撰写后记，同年与王蒙一起来到爱荷华参加IWP的艾青也在《读书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读后感《美在天真》。作为新凤霞的“同时代人”，聂华苓对当年评剧界的明星应当并不陌生，因此才格外关心她的情况，并说她“仍然十分美”。其实，此时的新凤霞已经因病被迫离开舞台，转而走向创作之路。聂华苓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感动的力量美，正源于这种“走出另一条路”的坚强乐观。吴祖光与新凤霞感情甚笃，聂华苓“贤伉俪”的代称，也是称心之语。笔者在整理最新捐赠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聂华苓藏书时，也发现了新凤霞签赠后寄往美国的这本书（三联版），题签为“华苓姐 安格兄指正”，落款是“1982年8月29日北京”。至于信中专门提到的《风雪夜归人》，它是吴祖光的话剧代表作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久演不衰。先后在重庆、南京求学、谋生的青年聂华苓，对这一作品显然也很熟悉，才会既知其“重上舞台”，又感叹“可惜不能看到”。
两封信中都谈到的小霜（双）是吴祖光与新凤霞之女吴霜。吴霜1981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留学深造，吴祖光夫妇想必托在美的聂华苓关照一二，她才会在两封信中都向二人“汇报情况”。阅读信的内容，不难发现此时吴祖光夫妇与聂华苓还未见过面，但聂华苓的态度却宛如老友般亲切随和，并再三表示“好像已经很熟悉了”“我早就认识并且喜欢你们了”，真可谓是以文会友。写信的1982年，聂华苓已经两度回到中国大陆：第一次是1978年回国探亲，却也借此机会寻访了不少老作家；第二次则是1980年，受中国作协官方邀请，得以到访《诗刊》编辑部、作协文学讲习所、河南师范大学等地，访问了冰心、夏衍、黄永玉、吴作人、曹禺、杨沫、蔡其矫等一批文人 ，为IWP在中国大陆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友谊的基础。也正因为与中国作协建立了联系，聂华苓所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才能够每年邀请大陆作家赴美参加文学活动。这正是聂华苓在信中提到的她的学校“工作”。虽玩笑式地抱怨自己因为这项工作而无法“专业写作”，但她也自认“好在我的工作也有些意义”。聂华苓此语，当然是自谦的说法。在全球冷战的时代背景下，搭建一个打破政治界限的文学交流平台何其不易！1976年，她与丈夫保罗被300余名作家联名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可见IWP所具有的国际性意义。在大陆作家首次赴美参加IWP的1979年，台湾当局称聂华苓特地举办的“中国周末”为“统战”的政治圈套，还阻挠原定参加IWP的作家王拓和杨青矗离境。1982年，台当局仍诬蔑聂华苓“为匪伥张目”，不允许其回到台湾。在这样复杂的全球局势下，聂华苓所坚持运作的IWP与其诞生地爱荷华，在实际上成为了两岸三地不同政治空间作家交流意见、互相理解的一块“文学飞地”，对新时期初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聂华苓说自己“是一棵树，根在大陆，枝叶在台湾，果实在爱荷华”——正因如此，她总是强调自己与中国作家之间“很深很深的血缘关系”，对“根”的眷恋，让她坦然于自己的“赤胆忠心”。其实，所谓“赤胆忠心”，聂华苓信中的自述已经做了很好的解释——始终关心、理解“人”的境遇，以诚待人，坦然做人，不去管闲言闲语——这也是聂华苓坚守一生的文学观、人生观。
聂华苓在信中还提到自己在写小说之事，这部小说即是1984年同时在大陆《啄木鸟》4-6期、香港《明报月刊》第223-228期连载的《千山外，水长流》，完成于1984年春天。之所以比预计的“明年写完小说”要再晚一年，原因之一或为聂华苓的丈夫保罗·安格尔在1983年动手术住院，聂华苓忙于照料，连IWP持续了四届的“中国周末”都因此停办。翻阅资料不难发现，为了抓紧时间写作，聂华苓确实减少了出国访问活动，1981-1982年发表的文章数量也较为有限，仅在香港《海峡》上发表了《海外飞鸽》（通讯录）和《春分岁岁还来否》两篇文章。
再来看两封信的写作时间。第一封信落款为8月5日，此时秋季进行的IWP还未开始，但时间已很迫近，因此聂华苓才会说“马上就要停笔。学校要开学了！作家们也要来了”。同时，她还对吴祖光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吴祖光于1983年果真赴美参加IWP，不知是否有聂华苓极力争取之故。在写第二封信时，已是十月十六日，1982年的IWP已于9月开始，中国大陆此次派出的作家是陈白尘和刘宾雁，聂华苓在信中因此有“宾雁等都喜欢爱荷华”之语。聂华苓在信中向吴祖光坦陈“能与祖国的作家朋友们一起生活、谈天”，是在美国最大的享受。“谈天”的重要活动之一，即是“中国周末”的举办。1982年“中国周末”的主题是“文学与社会”，参与的中国作家颇多，不仅有大陆的两位作家，还有台湾的管运龙、袁琼琼（管运龙的妻子）及老作家杨逵，正在美国参加第一届美中作家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八人，包括团长冯牧、副团长吴强、团员李准、李瑛、张洁和蒋子龙等，都受邀来到爱荷华并发言。杨逵讲述了自己与抗日战争有关的经历，冯牧与其相识后，认为他“是个正直的老一辈作家”，并表示要替他在大陆出版选集，1984年冯牧编选的《杨逵作品选》 果然问世。从这一细节，也可窥见新时期初期IWP对两岸三地文学交流、特别是海内外书籍翻译出版发挥着重要作用。
聂华苓在信中所提到的“冯牧与八位朋友在UCLA开会”，是指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召开的第一届美中作家会议，聂华苓、参与IWP的陈白尘和刘宾雁亦受邀参加。冯牧是此次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也是当时作协的领导人之一。聂华苓在信中称赞冯牧“是性情中人，作协由这样的人材领导，叫人欣喜”，符合“以冯牧为代表的作协日常工作的领导，总的来说对于开放交流，走出去请进来都是积极的。” 这一文学史的论断。此次会议是美中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两国都很重视，新华社也进行了报道。会议的议题是“作家的职责及其对社会的作用”，与会的中国作家如张洁、蒋子龙、李准等都无一例外地谈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并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意义。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的不同，这次会议上中美作家的观点显然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说是一次愉快的会议，大家都同意了“文学是友谊的桥梁”这一结论。这也正是聂华苓所主持的IWP想要达成的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似乎真的有一种力量，能够消弭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之间的不同。
冯牧等人开完会后，“来此八天，走时都有依依不舍之意”。其实，不仅是冯牧带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整个八十年代，只要是因对外交流活动来到美国，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会到访爱荷华这座“文学之城”，与聂华苓夫妇及IWP作家们见面。比如，1980年的“中国周末”，正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客座教授的大陆作家袁可嘉也前来参加；1981年，受邀赴美访学的萧军、吴组缃、黄秋耘到访爱荷华，停留一周之久；同年10月21日，中国翻译家、作家代表团访美，高晓声作为代表之一，特地来爱荷华“寻访美国农民”；1983年，吴祖光参加IWP的这一年9月，萧乾受邀偕妻文洁若来爱荷华大学讲学，期间与聂华苓交往颇多；1985年，张抗抗、韩少功访美，同样特意到访爱荷华。在聂华苓的努力下，中国作家们相聚在爱荷华的一场场秋天里，爱荷华也确实成为了一个与中国作家们“双向奔赴”的地方。
再回到收信人吴祖光与寄信人聂华苓。笔者整理馆内捐赠资料发现，1981年吴祖光即有赠书《枕下诗》给聂华苓夫妇，已有赠书之谊、神交笔谈两年多的二人，终于在1983年的爱荷华相见。吴祖光赠聂华苓一副自己的字画作品，左为字右为画，金色水墨菊花配上行书的四行诗句“倏忽枝头露，飘然岭上云，易销愁者怨，难招美人恩”，颇见他性格的潇洒不羁。聂华苓十分喜爱，四十余年来一直挂在家中落地窗旁。彼时与吴祖光、茹志鹃、王安忆共处一室的聂华苓曾感叹“我们这四人代表20世纪三代中国人的经历” ，中国文学“三世同堂”，在交流中显示出代际传承、多元互动的脉络。茹志鹃回国后，一边继续写她的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一边与聂华苓通信，集成“爱荷华小简”，披露了她构思小说时的诸多想法与创作心态的变化；她还曾在1984年1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临风诉》，虽未点明，但写的是对在爱荷华认识的台湾作家陈映真的追忆与回答；陈映真对左翼文学的继承及其文学观念同样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王安忆，以至于她90年代还写作《乌托邦诗篇》追怀；吴祖光也与陈映真和来自香港的潘耀明结下了忘年之谊。老派的吴祖光把他早年写的一首《七夕》诗，隆重其事地题赠给潘耀明，作为见面礼；潘耀明则发表《不屈为至贵的吴祖光》，用文字表示对他的敬意。
1987年，IWP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刘心武、张贤亮、阿城、王蒙、刘宾雁、吴祖光、陈映真等又再次来到爱荷华参与庆祝活动。可以想见，1983年的吴祖光应是在爱荷华度过了相当愉快的几个月，才会有“重返”之举。这一年参与IWP的作家是汪曾祺和古华，陈映真也借此契机，对吴祖光、张贤亮、汪曾祺、古华进行了采访，并在台湾《人间》杂志25期上发表了《陈映真速写大陆作家》。1991年，聂华苓的丈夫安格尔猝然离世后，吴祖光专门做《永远记在心上的安哥儿》，真情怀念与他的交往。这些文缘，最终都要追溯到一切尚未发生的1982年——聂华苓在信中热情地向吴祖光发出邀约：“在爱荷华，欢迎你！”正是聂华苓的活力与赤诚，将每一位参加IWP的作家，特别是血缘相通、有着共同文化传统的中国作家们，聚拢在爱荷华，为我们打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重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