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民族性的世界文学与世界性的比较文学 ——李达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贡献
在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与发展过程中，美国著名学者李达三 (John J. Deeney，1931—2022年) 是被学术界屡屡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先后在中国台湾、香港任教30多年，积极引介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特别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理论观点及两者争论焦点，是最早提出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的外国学者。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先驱，李达三 “不仅是首倡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的学者，而且身体力行，从1965年开始，他把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从美国传输到中国两岸三地” (陈思和 265)。他 “真心实意地欣赏、热爱中国文化，真心实意地把中国文化视为人类瑰宝，愿意中国文化加入世界文化的学术框架中去，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陈思和 266)。
与业已定于一尊的西方比较文学观念模式 “分庭抗礼”，是李达三1977年在台湾《中外文学》第6卷第5期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文的主旨，且因 “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已经奠定了以国名为命名的型式，为了配合起见”，李达三便也采用了 “中国学派这一名称”。他指出：“中国学派迄今仍在建立的过程中，没有一定的规模。本文与其说是一份由经验凝成，经历史验证的完整宣言，毋宁说是一种揭示目标与方针，属于意识形态的临时声明。” 针对当时盛行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他希望中国学派注意吸收利用其优点，又需要 “避免两派既有的偏失” (4)。显而易见，李达三期待中国学派能在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方面作出努力，并有效加强对长期遭受冷落的独具鲜明特色的东方文学的重视。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他主张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份纲领性文献。笔者曾在《文化自信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建》一文中，简略提及李达三的学术贡献。鉴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中所包蕴的一些颇有价值的重要观念及其对后来的研究者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并没有随着李达三的去世而时过境迁，而是仍然对于我们当下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比较文学并积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发挥着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因此，本文专题聚焦这篇文献，拟首次从源自民族性的世界文学、世界性的比较文学与复合性研究方法的运用等三个方面，集中、深入阐析李达三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源自民族性的世界文学
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李达三首先提出要从能体现文化自觉的“民族性”认同开始。因为要有别于西方比较文学观念模式，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桎梏，中国学派必须要立足于民族性立场：“完全浸淫在自己本国文化文学语言的母体中” (李达三 7)，“无论是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找出特具 ‘民族性’ 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以充实世界文学” (5)。换言之，探寻、挖掘民族性因素以充实世界文学，这是中国学者实现既定合理根本目标的重要路径。
李达三是从什么视角来理解中国的 “民族性” 的呢？他举出了中国具有民族性特征的三个例子予以说明。第一是中国文字的 “形意” 结构对于现代诗学及电影作出的出人意表的启发性贡献。例如：“中国字概括了现代诗人庞德在其诗作中所欲追求的几个目标，即：临即感、蒙太奇及视觉的明晰性。再则，俄国电影大师爱森斯坦也从中国字取得灵感，他的‘意象叠合，理论对于电影艺术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提出了新的诠释。” (5) 第二，他举例 “周文史诗” 谈到文类问题，即比较文学文类学中的 “缺类研究”。“缺类研究” 常常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它关注一种文类何以在这个国家有而另一个国家则没有的问题，更注重探讨不同民族国家文学的差异性特征。李达三认为，“除非我们将定义局限于西方的模式”，“我们才可断言中国没有史诗” (5)。显然，他没有以西方理论规则来否定中国史诗的存在，而是认同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史诗的观点：“中国 ‘史诗’ 表现的不是西洋史诗中固有的尚武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所谓崇文的英雄主义” (5)。譬如 “ ‘周文史诗’ 中所崇尚的完人是聪明睿智、文质彬彬的圣哲，而不是骁勇善战、极端表现个人主义的英雄” (5)。李达三能从民族性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不受西方标准所左右，非常难能可贵。此后，中国学术界达成了中国古代有悲剧的共识，这正是基于对民族性特征予以充分考量的结果。第三，在文化方面，李达三指出：“道家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所特有的。这种观念可作为一种触媒，促使西方人士进一步了解人在自然中种种的奥妙。自古以来，许多中国人认为经由静坐冥思而与自然合一，可以达到一种永恒的境界。诸如此类对大自然体悟的方式，可以用来修正并充实西方所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原型’。试想如果 ‘原始循环说’ 的理论竟然忽略了中国宇宙哲学中的阴阳观，那又怎能说是完美无缺呢？” (5—6)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李达三把有特色的，特别是产生国际影响的民族特色视为中国的民族性因素，强调彰显自身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个性，努力将本国文学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东西贡献给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才能因此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活力。而后来国际比较文学界出现的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倾向，某种程度上也应该与李达三强调的 “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自觉” (4) 不无关系。因为比较文学不会仅仅停留在不同国家文学间的比较层面，而是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导向更为内在的不同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化传统的差异才是让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之花万紫千红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里，李达三不仅提供了他所理解的中国的 “民族性” 因素，而且提出了民族性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问题，后来也成为学术界热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是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是客观存在，不应该人为地造成欧洲中心主义的垄断。欧洲中心主义是影响世界的一种思想偏见，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强调以欧洲为中心来认识世界，不承认特殊性与差异，强调自身的普遍性价值，强调自身先天的优越性，忽视欧洲以外的文化文明对世界的贡献。黑格尔就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系统阐释者。例如，黑格尔将东方文明看作人类的幼年期和起点，宣称欧洲文明才是绝对的 “历史的终点”，是播撒 “更为高贵的光明” 的 “自觉的太阳” (《历史哲学》106)，“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 “都是从希腊直接” 或者 “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 (《哲学史讲演录》 173) 而获得的。在谈及 “中国人民族性” 时，他认为：“凡是属于 ‘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历史哲学》 137)。黑格尔对中国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傲慢与偏见，由此可见一斑。19世纪末期产生的比较文学学科，先后由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所垄断，它们强调的都是其自身对世界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的影响力和优越性，并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适价值观向世界强力推广。李达三在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前夕提出从民族性出发，在文化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意义非凡。李三达强调民族性：“客观地检视自己的文学遗产” (8)，“充分了解自己本国文学特殊独到之处” (7)，这表明世界文学离不开民族文学的个性特色，世界文学的世界性就是由不同民族的文学精华构成的。离开了民族性，世界性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同构性关系。不过，民族性不一定都具有世界性，不同民族虽然都有其独特性与个性，但不一定都具有普遍性，只有涵容普遍性的特殊性与个性才可能具有世界性。具有普遍性、具有人类共同的审美价值才可能产生广泛的同情共鸣，才能赢得世界的接受。
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就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坚信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无法脱离鲜明而具体的民族性而孤立存在，世界性应该是源于多姿多彩、特色独具的民族性。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的过程，不仅能客观地呈现出人类家园赖以共存的逻辑前提，而且能具体地演绎、充实着世界性的广博与精彩。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视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基于民族性而努力把中华民族好的东西凝练、凝聚起来，展示给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明确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45—46)。因此，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从充满个性特色的民族性开始的。没有民族性就无法产生世界性，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在具体的民族环境中诞生的，即便是进入世界文学传播中的作品，“它们身上依然承载着源于民族的标志，而这些痕迹将会越来越扩散，作品的传播离发源地越远，它所发生的折射也就变得越尖锐” (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311)。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种误区，即认为追求世界性就应该放弃民族性，民族性自身所带有的局限性会妨碍开放的世界性。例如，在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进行比较时，就有观点认为，汤显祖因为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 的地域性局限而缺乏 “普世的东西”，所以在语言、思想等方面 “无法与莎士比亚相比拟” (转引自周锡山 70)。这种认识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自然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价值，更无法吸引世界目光的关注，那我们还要坚持讲具有 “中国特点” 的 “中国故事” 做什么呢？汤显祖的雕像能被立于远在英国斯特拉福特莎士比亚故居的后花园里，并与莎士比亚雕像并肩而立、相互凝视，不就是实实在在地在向世界诉说着具有 “中国特点” 的 “中国故事” 的魅力吗？
二、世界性的比较文学
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具有世界性的比较文学，是李达三为比较文学研究提出的一个重要方向，体现了他对比较文学进行全面而平等的研究设想。他所希求的世界性的比较文学，包括西方文学和非西方文学或东方文学，其核心是把比较文学的范围从西方世界扩展到东方。
李达三认为，尽管西方的文学经验非常重要，不容忽略，但我们 “不该过度地夸张其重要性” (7)，因为它仍然 “仅是众多文学表达方式之一” (6)，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学者当以自身的研究实绩让 “西方国家必须再度朝向东方” (7)，而且 “亚洲地区各国文学间的实际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一系列更具独立性的文学标准之建立” (6)。李达三设想在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分别代表文学的 “第一世界” 和 “第二世界” 的基础上，建立 “第三世界” 的中国学派。对此他明确指出，中国学派意在 “宣扬并拥护 ‘第三世界’ 对文学所做的贡献”，但 “中国学派在观念上是属于整个世界的，而非仅指一国一族；正如有些法国学者在观念上是属于美国学派，而有些美国学者的观念则属于法国学派”。(7) 显然，李达三的学术视野是开阔的、非 “一国一族” 的世界性视野，所以他认为源自民族性的中国学派，在观念上则应该具有 “属于整个世界” 的普遍价值。他希望中国能为第三世界的文学研究作出表率：“以自己的术语，按自己的条件，发掘出为人忽视的非西方诸文学之宝藏” (7)，让更多的西方国家重视东方文学的成就。这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必须扩展到东方世界。没有东方比较文学参与的比较文学，就谈不上世界性的比较文学。只有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同时在场，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的比较文学。只有东方文学参与进来的世界文学，才能让原有的并非具有世界普遍性的西方标准，得到相应的调整、修补和丰富，从而使新建立起来的文学标准更具客观性与世界性。这无疑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有效途径。
李达三的这种设想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众所周知，法国比较文学泰斗梵·第根 (Paul Van Tieghem) 在其代表性著作《比较文学论》中，把欧洲比较文学研究划分为三大领域：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二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与欧洲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三是近代欧洲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这是典型的以欧洲 “古希腊基督教文化圈” 为中心的文学关系研究。这种以欧洲文学为中心的研究，致使后来的西方学者大多不赞成把比较文学扩展到与西方文明不同的东方文明世界，认为只有在 “两希” 文明范围内才能找到在思想、感情、想象力等方面维系自身传统的共同因素，如果 “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 (韦斯坦因 5—6)。故而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为了谋求 “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的价值旨趣，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都倾向于相同性的研究。李达三则希望打破这种研究壁垒，让东方文学作为重要一极参与到比较文学的进程中。这一学术设想后来日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有识之士的认同，并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聚焦的重要话题。
1993年，时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查尔斯·伯恩海默 (Charles Berheiner) 以《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为题发表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与发展的报告，提出破除欧洲中心主义并将比较文学从西方扩展至东方，以促成 “西方文化传统 (包括高层的和大众的) 和非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比较” 的研究格局，这应该成为比较文学在新世纪的新走向 (伯恩海默 46)。对此，乔纳森·卡勒 (Jonathan Culler) 评论道：“这个报告敦促比较文学放弃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而将目光转向全球”，“它不仅是当代文化现实的反映，而且也顺应了这一日益增强的观念：西方文化过去实际上部分地是在与非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得到界定的。” (130)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玛丽·普拉特 (Mary Pratt) 认为，由于 “世界加快了融合的步伐，人流、信息、货币、商品以及文化产品的流通日益迅速，并由此导致了意识上的种种变化”，所以应该让 “第三世界” 参与到 “第一世界” 的对话中，让 “第一世界认识到自身的构成要素之中也包括与外界的接触关系” (64)。新世纪之初，美国著名学者大卫·丹穆若什 (David Damrosch) 也指出，比较文学学科 “正经历着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以前的比较研究大多聚焦于少数 ‘大师’ 的经典，当代的比较研究则容纳任何地区、任何时代发表的任何文学作品” (《前言·21世纪的比较文学》3)。因此，“在过去十年间，世界文学的视野已有很大的拓展，其关注的焦点不再局限于原先的欧洲大国、大家的经典著作，也转向了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这是当代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显著的变化。” (丹穆若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54) 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中，丹穆若什耳目一新地重新阐释了 “世界文学” 这个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概念，赋予它 “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 的意义，而根本不是 “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 (《什么是世界文学？》309)。他认为世界文学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具有多样性特征，不同的民族视角产生不同的世界文学。正因为世界文学本身丰富多彩，才为比较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成为新世纪以来国际比较文学领域里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这一论域及其相关学术探讨，与李达三的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脉相承，突出体现在努力推动比较文学从单一欧洲中心向真正具有广泛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大家庭的回归。
也正是受李达三的观点的启发，季羡林在为《中国比较文学》杂志所写的《发刊词》中鲜明地指出：我们建设中的中国学派旨在 “把东方文学纳入比较的视野”，这样才能 “把比较文学的研究从狭隘的西方中心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研究成果才会更有深度和广度(《发刊词》 3)。继而，又将中国学派更为准确明晰地概括为 “以中国为主” 和彰显 “东方文学” 两大特征(《文化交流与比较文学》 2)。此后，中国学者在东方这一重要领域作出了耳目一新的创新开拓。例如，继主编出版了在中国文艺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东方文论选》之后，曹顺庆又于2012年主编出版四卷本《中外文论史》，为东西方跨文化平行对话比较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真正实现了跨越古今中外不同文明的文论的比较研究，填补了长期以来东方文论缺席对话的空白。值得期待的是，曹顺庆所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东方古代文艺理论重要范畴、话语体系研究与资料整理” 的结项成果，不久也将面世。
笔者曾著文呼吁重点探讨东方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并同时观照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相互激荡、互为扬弃的复杂交流情况，这是一个亟待加强与重视的研究领域。建构成熟自律的东方文学，才能以完整的生命有机体同西方文学展开对话，既强调东西方各异质文化圈的不同文化精神，又重视东西方各异质性文学文化的特色及其互识的必要性与互补的巨大价值。这 “不仅是基于我们自己作为东方人从整体上认知 ‘东方’ 概念内涵的实际需要，而且是我们在全球化、多元化视野下积极建构与‘西方学，平等对话的 ‘东方学’ 的重要前提” (李伟昉，《关于东方文学比较研究的思考》1)，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加强东方文化战略、提升东方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要求，是这个世界追求平等、和谐共生、携手并进的共同期盼。
值得重视的是，李达三当年构想世界性的比较文学蓝图时，提出了可资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各民族文学文化之间都应该处于相互尊重的交流互鉴的平等地位，它们是知彼知己基础上的相互学习和取长补短的关系。为此，他倡议 “东西方各国都应以谦虚的态度”，“彼此互相吸收或融合” (8)，尤其希望东方学者能真正 “以西方国家平等伙伴的身分，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上占据合法的地位” (7)，彰显出了难能可贵的平等视角的交流互鉴的价值立场。因为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都不利于不同文明间的顺畅交流，交流中无论是仰视还是俯视的不平等关系，都会有损对话的质量。所以，平等关系成为李达三东西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基础。第二，学习外国文学是为了 “强化自己本国的文学传统” (6)。这一提醒十分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理论与方法，必须坚持从自身所处的文化语境出发，“让中国问题意识始终在场” (李伟昉，《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30)。交流互鉴 “是为了充实、发展自己，而不是在赞美、羡慕对方中矮化自己，甚至将自己消融于对方文化中，这是个重大原则问题” (李伟昉，《中国古典戏剧与莎剧百年比较及其文化价值》147)。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8) 第三，李达三已敏锐地注意到差异性问题，认为“即使各文学间相异处多于相似处，我们依然可以从事 ‘对比文学’ 的研究” (6)，换言之，“相异处” 和 “相似处” 一样，都可以成为比较的对象。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除了本民族文学之外，一定还会有种种多样性可能的存在方式。不一样的多样性，才能相互吸引。李达三提出的对 “相异处” 的比较，是对西方追求共同价值理念传统的挑战，也是把比较文学从西方扩大到东方的逻辑前提。关注 “相异处” 思维是在认同共性基础上的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话，也是促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对话准则的广泛认同。李达三的这三个基本原则，对于世界性的比较文学的健康和谐发展，无疑具有建设性的价值启示。
三、复合性研究方法的运用
针对中国学派展开研究的方法选用问题，李达三明确建议宜使用 “复合性的研究方法”，并提醒：“毋须为哪一种研究方法的优劣争辩不休，因为任何一种方法自有其优点，同时也需要其他方法的相辅相成，才能尽善尽美” (8)。李达三的这番感慨，针对的是当年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因方法问题所发生的激烈争辩。
1958年，以韦勒克 (René Wellek) 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在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对以实证影响为鲜明特色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展开了猛烈抨击。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之后，他在《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仍然强调指出，他的批评 “所针对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今日之比较文学》164)。他之所以对实证方法表达不满，究其根本，是因为他认为这种陈旧过时的方法将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引向了对文学的外部研究，从而丧失了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批评。由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人们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惯性认识：法国比较文学倡导的影响研究就是偏向事实求证，忽视审美批评；而美国倡导的平行研究弱化事实求证，重视审美价值判断。这种相互切割的思维定式，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审美批评推向了彼此对立、势同水火的境地。
实际上，无论是实证方法还是审美批评，都是比较文学研究通用的重要方法。因为研究过程中 “都要求同时应用分析方法和关系方法” (勃洛克 194)，注重 “历史价值与批评价值的相互作用” (勃洛克 204)。正像艾金伯勒 (René Etiemble) 在被美国学者认为是暴风雨过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彩虹的著作《比较不是理由》中所言，比较文学要将 “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 “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102—103)。这里清楚地表明了比较文学研究从来都不可能是单向度的思维模式和单一方法运用的思想。因此，就方法而言，各有优势、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都无法避免实证方法的运用，因为若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就离不开对事实的采集和求证：“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得” (艾金伯勒 108)。尤其是跨学科研究是一种跨视野思维的理念，“其本身无法作为具体的、微观的方法来使用，还必须借助其他更为具体的方法才能进行研究” (李伟昉，《方法论的焦虑》31)。实证就是打通、连接不同学科的具体方法之一。例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法律、文学与科学等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都离不开实证方法的介入，否则，研究将寸步难行。跨学科研究这一与实证影响研究的事实勾连，无疑否定了雷马克 (Henry Remark) 所宣称的跨学科研究是 “‘美国学派’ 与 ‘法国学派’ 之间阵线分明的根本分歧” (雷马克 4) 的观点。
从某种程度上说，韦勒克抵制实证的影响研究，表面上看似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方法之争，但本质上 “更和文化、经济、政治等诸多原因紧密相关” (高旭东 陈睿琦 146)，而民族主义情绪是更为深层的原因。韦勒克说：“法、德、意等国很多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本爱国主义动机，造成了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这样一种奇怪现象，产生了为自己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竭力证明本国施与他国多方面的影响，或者用更加微妙的办法，论证本国对一个外国大师的吸取和 ‘理解’，胜过其他任何国家。”(《比较文学的危机》129)由此可见，身为美国学者，韦勒克已经痛感 “这一半是由于美国值得炫耀的东西比人家少，一半由于它对文化政治不如别的国家感兴趣” (《比较文学的危机》129)。韦勒克当年在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发言时，美国才仅有182年的历史，其历史、文学文化传统与英法等国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况且美国在诸多方面都深受英国和法国的深刻影响。如果美国比较文学一味跟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那只能让自己时时处于被影响的被动地位。他当然不会满意这种状态，更不愿意让影响研究的模式形成一种 “文化扩张” 的强大势力，并盼望这种 “文化扩张的幻想将会消失，就像通过文学研究来谋求世界性和解的幻想将会消失一样” (《比较文学的危机》134)。因此，法、美比较文学的学术方法之争，实际上掺杂着浓浓的意识形态情结。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韦勒克所谓的美国“对文化政治不如别的国家感兴趣”，无疑是欺人之谈。
从比较文学发展历史看，法国比较文学采用的实证方法也是一种早已有之的通用方法，并非法国学派的独创。但是它因此建构出了诸如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形象学等具体研究领域，形成了一套有效支撑影响研究的方法体系。美国学派同样未能提供新的专门的方法，韦勒克和雷马克反复强调的类比、对照、再现、推导、解释、分析、评价、概括等方法，都是研究中通用的方法，甚至连所谓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范式都并非美国学者率先提出的，其研究路径也是继承已有学术传统的结果。不过，美国学派鲜明地将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归入比较文学范围，打破了法国学派为比较文学制定的规则，丰富延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内涵，确立了与法国学派并驾齐驱、各领风骚的研究范式。因此，鉴于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李达三建议中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方法兼而用之，不仅吸收利用 “两种学派所拥有的优点”，而且 “以东方特有的折衷精神”，“避免两派既有的偏失”，“循着中庸之道前进” (4)。这也是他对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并重的有效倡导。他深知，若一味纠缠于方法问题的争论，势必会造成比较文学的画地为牢，背离相互吸收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旨归。当然，在这个维度上，他称中国学派为 “中庸学派”，是不准确的，也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广泛借鉴了法、美学派研究方法为我所用，而且进行了开拓与创新，彰显出了鲜明的跨文明的“差异性”研究的价值立场。应该说，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不断地以自己的研究实绩呼应了李达三当年的理论倡导，这不仅说明李达三的倡导的前瞻性和正确性，而且证明了他的影响力的延续性。谢天振的译介学理论和曹顺庆的变异学理论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在法、美比较文学基础上获得的创新发展。
不可否认，在新时期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过有关独特方法论问题的争论，突出体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追寻学派独特方法论的焦虑与渴望。在学术研究上，我们曾被批评患有 “失语症”，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已经适应了用西方理论方法来思考言说，总是不由自主地借用西方理论方法来阐释研究对象，这几乎成为研究者的集体无意识。其结果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多变成了用以证明西方理论方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注释。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自然就有了摆脱西方理论方法、走出 “失语症” 困境的冲动。方法之所以能成为被聚焦的话题，是因为一种独特方法的确立，往往是进入研究对象内部的一种独特路径与独特视角，这种独特路径与独特视角标志着区别于其他方法路径的对研究对象的新把握和新理解。执着于独特方式的苦苦追寻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方法并不是万能的，方法也不可能代替理解。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媒介，无法离开人的能动导向，以及人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洞见。独特的理解观照过程中会与相关合适的方法形成默契并达成一致，甚至独特的理解自然引出与之相匹配的具体方法。从这个角度说，方法也即含着理解的方法，方法服务于思想的表达，没有为方法的方法，只有理解选择能被合适表达的言说方式。因此，学术研究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及如何分析问题，尤其是在问题的提出、分析过程中是否始终保持着中国的视角、贯穿着中国的阐释立场，在于所用方法，譬如旨在沟通对话的求异法、阐发法等，与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之间是否具有切实有效的关联性与融合度，并且是否最终能不被西方理论话语所左右而发出真真切切的中国声音，形成属于自己的问题场域。如此，方能在考虑的深度、思想的向度，以及在对相关方法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产生视角的独特，也势必带来表达方式的焕然一新。
结语
陈思和在《先驱者：纪念李达三博士》一文中评价道，李达三 “难能可贵地以一个美国学者的身份，首次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的理论设想。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理论设想，又是一个大胆、有着前瞻性的建议” (266)。的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学术界围绕建立中国学派问题有过激烈的辩论，但这些辩论都是本着学术问题的有益探讨，客观上促进了更关注民族特色、更富创新价值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建构与发展。李达三倡导从民族性出发建立中国学派，用中国的声音与西方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同时又不为学派所局限，“能突破任何学派对于文学本质所作的限制”，保持 “对比较文学的定义、范围、理论、方法等所具有的成见挑战” (8) 的开放性，这些无不体现着他的建议的前瞻性。他的影响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对建设东西方文学共同参与的、具有整体性结构的、世界性的比较文学，仍然发挥着宝贵的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
李伟昉，文学博士，河南大学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教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
原文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25年第5期
本文推送时未加注释，引用时可参考期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