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毕淑敏，1952年10月出生于新疆伊宁，祖籍山东文登；著名作家、内科主治医师、注册心理咨询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1969年入伍，赴西藏阿里军分区服役11年，历任卫生员、军医，1987年在《昆仑》杂志发表中篇小说处女作《昆仑殇》，崭露头角；著有长篇小说《拯救乳房》《红处方》《血玲珑》《女心理师》《昆仑约定》，散文集《心灵处方》《蓝色天堂》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国好书等奖项30余次；现居北京。

初稿写完了，我就放心了

朱又可：读完《昆仑约定》，高原的那些人、那些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非常清晰地留在那儿。你好像写完这本书就病了。

毕淑敏：谢谢，您本身是一个写作的人，看过无数的书，认识无数的作家，所以我特别珍视您的意见。写作过程中，我的脑部两次出现血栓，伴有主动脉内血栓。当时一天写作十小时以上，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但久坐不动，血流缓慢，形成血栓。初稿写完的当晚，我就进了天坛医院的急诊。一系列检查后，医生说，你知不知道你非常危险？我心说，没有什么比初稿没写完更危险的事啊。

朱又可：你每天写十个小时，是几点开始，多久结束？

毕淑敏：我早上五六点就起床了，便开始写。除掉吃饭用时，大概写到傍晚，有时到晚上七八点。写得兴起时，时间便更长。

朱又可：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写这部书的？

毕淑敏：2022年初。算算我那年进入七十岁了。我想，越往后拖，体力会越差。开始吧。初稿推进还挺快，当年11月份就写完了，然后就住院去了。

朱又可：初稿有多少字？

毕淑敏：七十多万字。

朱又可：你每天写的字数都差不多吧？

毕淑敏：有时多点，有时少点。以往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每天大致有个小计划，思谋着这小节写完后，今天就停下来。后来我看到海明威有个说法，大意是你每天停笔的时候，不能停在内容写尽的地方，那样第二天你开始继续写的时候，会比较慢热。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就改为当日知道下面怎样写的时候就停下来，以便第二天迅速进入写作状态。这样每天写出的字数就不太固定。

朱又可：2022年你就写完了初稿，然后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修改?

毕淑敏：是。初次发病后恢复有点慢，在医生的严厉告诫下,我不敢再大意了。主要是当时积攒不起力量来修改，心有余力不足啊。等精气神恢复起来，我开始第一遍修改。改完后我又住院了。

我年轻时能去阿里，身体素质很好。以前也写过长篇，没成这种虚弱的样子。我想，七十岁这个年纪，的确不能小觑，会有一些不可阻挡的生理变化，不以意志为转移。主任跟我说病情的时候，我的表情可能过于平淡，他都有点生气了，问我，你很危险，这种情况你怎么能不害怕呢？我轻轻哦了一声，也没法告诉他，我想到初稿已经完成了，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朱又可：有没有像陈忠实一样，想写一部垫棺作枕的作品？

毕淑敏：没有那种想法。在城里过世，火化后留的是骨灰，枕头没地方放啊。

对我来说，为什么要写作？别人是怎样的初衷，我不知道。我就是特别想写阿里的故事。我以前说过，如果有人写，我绝对不写。多累的一件事啊！我也没读过中文系，除了有生活体验以外，对文学技法一窍不通。我应该知难而退，但书写昆仑的念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我的首作是《昆仑殇》。从名字可以看出，是关于边防的故事。我以为写完之后，就像火山爆发后成了死火山，平息了，却总觉得还有一些故事没有写完。过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见到写我心中昆仑山的作品。到了七十岁，自己便再次提笔了。

朱又可：这是一个复杂的作品，比较难写。你写高原，还写军队，也许很多人不爱看。但读了以后会发现不是这样，它非常吸引人。我觉得主要是把人性的真实复杂写出来了。

毕淑敏：您说得很对。那个时代有特定的氛围，军队又是武装团体，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三者交织在一起，要处理好。2024年，我在四次住院、三次急诊后，终于改完了全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很重视，先做出白封皮的试读书，请一些评论家开了个小型的改稿会。记得那天正是大暑，天气特别热，专家们中肯地提了若干意见，基本是比较正面的评价。但有一点相同的看法是，这书现有八百多页，这么厚，市场反应会如何？我心里想，写出来是我的事儿，怎么出由出版社做决定。出版社很尊重作者，会后对我说，大家的意见是压缩一下篇幅，尺度您自己把握。我用了大概两个月时间，最后又改了一遍，按照鲁迅先生的教导，极力将可有可无的部分删掉，压缩了五六万字。人文社说，他们尊重作者的决定。我很感谢出版社，在碎片化阅读成风、短视频大行其道的当下，敢于出这么厚的、写半个世纪前边防军人生活的一本书。

朱又可：高原部队司令员和政委之间，卫生部的部长和协理员之间，待人处事的思想、做法不太一样。你对这些有些对立的人物的处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你写政委组织部队拉练，有几个责任感很重的下级军官看到问题了，就想办法传递情报给司令员，最后让这件事情停下来，挽救了好多人的生命。双方虽然做法有不同，但算不上正反派人物的关系。

毕淑敏：对，看试读本时，评论家也说，书里基本没有太坏的人。我说那时保卫祖国的职责，大家都在共同完成。至于有的人有个人英雄主义，或者诸多人性的弱点，想凸显自己，在军人里面也都是很正常的。

朱又可：你写了高原部队的卫生部，有部长还有协理员，协理员是什么职务？

毕淑敏：我们当时叫卫生科，协理员在职务上大致相当于副营级。卫生科那时医务人员配备得比较多，有两百多名。你想，医生要探亲，回到内地一来一回要好几个月，哨卡不能没有医生啊。所以科里的人员就多，事儿也特别繁杂。

十六岁当兵上高原

朱又可：你上高原的年纪是十六岁吧？

毕淑敏：对，我们是1969年6月上高原的。我是1952年10月生人。上山几个月后，过十七岁生日。当时觉得十七岁已经是很成人的感觉。但年纪大的医生啧啧说，天啊，才十七岁。估计是想起自己家的女娃娃，大约也是十七岁。我们当年的领导去年过世了。他是广西壮族人，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曾对我说，那时候，不应该给你们女娃娃，尤其这些个还没出阁的姑娘家，派这么重的工作，比如给烈士擦身，装殓尸体，直至落棺。他还说，当时我真是手里没有人可用了。我说，都是特殊年代的事情了，我和我的女战友们，从来没有怨悔过。

朱又可：你当时是从北京直接到阿里高原了？

毕淑敏：我父亲原来是王震部下，进驻新疆后，他在伊犁驻防。1952年我出生在伊犁，年底我父亲突然收到调令，命他立刻交接工作，携家人到乌鲁木齐报到。母亲就抱着当时只有两三个月大的我，随父亲一同出发。当时应该是1953年1月，特别冷，过果子沟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到乌鲁木齐后，干部部门又给父亲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到兰州报到。那时没有兰新铁路，只能坐汽车一路颠簸过去。具体走了多久，我母亲也记不清了。在兰州，父亲又领到了新的介绍信，让他去西安报到，我们继续坐汽车去西安。母亲以为这下会在西安待下，不想父亲回来说，他拿到的最后一封介绍信，是要去北京报到。母亲说她1953年的五一劳动节是在北京过的。到了北京后，我父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

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边境局势骤然紧张，新疆向中央请求部队干部增援。中央回复抽调人员需要时间，新疆方面便提出召回此前从新疆调出的干部。和我父亲一同调来北京的人，有说自己身体不好或者家中有困难的，就留在北京没回新疆。但我父亲一周之内就从北京出发返回新疆了。当时情势紧张，赴疆干部暂时不能携带家属，且我母亲在北京有工作，父亲便独自赴任。那时中蒙边境尚未完成正式划界，我父亲受命组建中蒙边境边防总站，并任边防总站的第一任政委。1964年，中蒙边境划界已完成，我母亲说北京虽好，但你父亲不在这里，我们去新疆团聚吧。“文革”开始后，我父亲出任哈密地区军代表，完全顾不上我们了。

1968年底，父亲问我和妹妹愿不愿意到新疆来当兵。我妹妹已经分配到北京工作，我说我愿意。那时我是68届的初中毕业生，十六岁，正符合那年征兵的要求。1969年2月，我离开北京，先去了乌鲁木齐，然后到南疆，在喀什经过短暂的新兵训练后，5月底我被分配去阿里。那一年，我2月份人还在北京，6月8日就已抵达阿里。战友多是西北人，不像我落差那么大。那会儿资讯不发达，我根本不知道新疆是什么样子，还没等我弄清楚，就到了一个更意想不到的地方——阿里。有时候我想，孙悟空当年走的是不是就是这条路？沙尘蔽日，时不时有妖怪出来。

朱又可：你是在南疆军区进行新兵训练的吗？

毕淑敏：是。新兵训练时，我是副班长，班长是老兵，1968年入伍的河南女兵。我现在常和她微信聊天，她说我当新兵时就很有主见，和她协同工作，出主意分析班内情况。我不记得我有那么能干啊。在疏勒完成新兵训练后，我们面临分配，我一心想当通信兵，那是我的理想。那时有个招贴画叫《我是海燕》，画面上一个女兵爬上电线杆子，黑色雨披被狂风暴雨吹起来，像翅膀般飞着，女兵则用双手拽住电话线两端。我觉得通信兵英勇无畏，打仗时可让指挥命令从身体通过，传到前线。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女兵会被分去当卫生员。

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科要五个人。好多人写血书，要求到最艰苦的阿里去。大家问，你不写？我说，我不写。战友们纳闷，怕苦吗？我说主要是我不想当卫生员，我要是写了血书要求去阿里，就证明我愿意当卫生员，那不是我的愿望。然而分配时，我和另外四名女战士被分到了西藏。新兵训练队的领导说，五个人就算不够一个班，也得有个班长，就让毕淑敏当班长来负责。阿里军分区远在天边，我们得搭车上山去阿里报到。我问，怎么去呢？领导说，阿里在山下有个转运站，你们先去那里吧，应该对你们有安排。

1969年5月底，我们这帮人等了几天，就有车拉着我们上山了。我从1969年当兵分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直到1980年转业回北京，一直待在同一个单位——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科。

朱又可：你们当时到阿里走了几天？

毕淑敏：当时是六天到的狮泉河。上次我问了现任阿里军分区政委，他说现在每年的新兵都是坐飞机上去的。

朱又可：第一次上山有没有高原反应？

毕淑敏：第一次上山，高原反应让人稀里糊涂。每天放眼望去，满目都是荒山野岭，白雪皑皑。昏昏沉沉到了兵站，就吃没有菜的米饭。冰冷的被子盖到起床还没暖过来，就爬起来继续坐车登山。路况奇差，全程是石头路，车颠簸得特别厉害，我的脑袋一天撞车板上百次。我们班有个同志，脑袋一下就被颠得碰到汽车板，头都破了。大卡车上罩着棚子，车厢里装满大米，人坐在大米麻袋上面。车棚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那些大米不被大雪打湿。而且一路尘土弥漫，简直难受得不得了。我当时迷迷糊糊地想，这地方还算地球吗？是不是在我缺氧打盹时，已经到了外星球？太不可思议了。

到达阿里军分区所在地狮泉河后，卫生科来人接我们。那几个人表情特别奇怪，反复打量我们一番，一句话都没说，拔腿就走了。我不解，好歹也将是一个单位的人了，居然二话不说就扭头走了。我们五个女生，孤零零站在阿里军分区背后的漫坡上，茫然孤独。我们屡经跋涉，又是女生，连坐六天汽车，提着背包被子脸盆什么的，蓬头垢面无精打采地站在山上。接我们的人不知下落，我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太阳快下山了，四周是茫茫旷野，萧索无比。

过了大约半小时，重新来了几个人，这回挺热情，说，你们是军区派来的卫生员吧？我们接你们到咱科里去。说完就帮我们拿行李，一道翻过卫生科后面那座山，下到卫生科所在地，进了我们的宿舍。天啊，这两间屋，脏乱得一塌糊涂。后来我才知道，南疆军区给阿里军分区发电报，说分配你部五名卫生员，但没写性别。那时，阿里军分区一个女兵都没有，他们根本就没走这根弦儿，以为来的都是男生，就把我们拆分到五间男宿舍了，并没有腾出整间屋子。头一拨接我们的人，分辨出来人是女生，吓得赶紧转回去，向领导报告原来的宿舍方案不行了。领导慌忙中急令两间屋的男兵赶紧搬出去，上别的屋去住。这样两间房子是腾出来了，但没拾掇完，所以一地狼藉。脏乱差。

班里同志冲着我说，班长，咋回事啊？这是啥待遇？我说我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咱们先把背包卸了。所谓的铺位，就一张木板搭在石头上面。高原上所有的物资，都要靠汽车可怜巴巴地运上来。除了粮食、弹药等，剩下杂七杂八的物资也没那么周全。凑合着吧。

几天后，病房护士长说你们上班吧。我们什么也不会，护士长说那就边干边学。我想，怎么跟学个木匠差不多。比我们早一年当兵的几个男卫生员充当师傅，教我们简单的医疗技术。所以真是得感谢“大体老师”，否则我根本不知道人体解剖是怎么回事。

朱又可：小说里的“大体老师”，真有其事？

毕淑敏：书中几乎所有的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你说怎么编？最近读者常问我，这书里有几分你的影子？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比如书中景自连牺牲，女兵给他换尸衣这部分，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不同的是真实牺牲的烈士另有爱人，并不是我们五个女兵当中的一个，而是他家乡的女子。我们给他收拾尸身时，他贴身衬衣兜里有一张姑娘的照片。小镇女生的黑白照片上涂了颜色，腮红都涂到脸的轮廓以外了。政治部干事在角落，他要记录烈士遗物清单，包括照片一张，他都如实记下来。

烈士的腹部被击穿，肠子流出冻成一坨，上扣着一个碗，裤子都穿不上去。这些都是真的。他就埋在狮泉河烈士陵园，那个碗现在肯定还在棺木中。当时碗冻得太紧实了，不是像冰箱里冻的那点冰，而是被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凝冻，根本解不开。我们用汽油喷灯烤，冰还没化，烧焦的味道就出来了。我们班的女生商量接下来怎么办，我说先把汽油喷灯撤下来。当时我们已经用红柳根把屋内温度烧上了三十度，在高原能烧出个三十度，已是热不行。但那个冰碗就是不化，一点都不化。我说不能再烧啦，烈士会疼。为了能让他穿得上军装，我们把衣裤——衬衣、绒衣、外带的棉衣——全部从背后拿大剪子豁开，身前扣好扣子。这样的话，他从前面看起来还是个精干军人的模样。他躺在刷成紫红色的棺材里，身底下得妥帖压好，不让棉花飞出来……弄妥帖后，从正面看起来还行。那个碗就藏在衣襟里。

朱又可：你相当于干了入殓师的活。

毕淑敏：你说得对。这就是我们科长给我说的话。他说过好几次，小毕，我对不起你们这些女娃娃。你们都是大姑娘，干这样的活，不停地擦，那么多血，流得到处都是。他说可是我没有人可用啊。这一部分完全是真实的。

但这个烈士，不是女主人公的恋人。上面说到了那张姑娘的照片，我当时特别想跟干事说，这遗物你就别记录了，我们给烈士换好新衬衣后，再把照片放在新衬衣口袋里，他们就可以生生世世在一起了。不然你万里迢迢把照片带回去，这姑娘看到了，会多难过啊！可干事是不会听的。

在阿里无人区

朱又可：你写的高原拉练，也是你的亲身经历吗？

毕淑敏：拉练是真的。走不动那天，我真的决定掉下悬崖摔死算了。当时所有的感官承受的全部都是痛苦。眼睛看雪，被刺得要雪盲。整个呼吸道全部都是冰冷的空气，你真的可以知道自己的肺大概是什么样的结构。冷空气从气管进去以后，扩张到全肺的那种树枝状冰冷。仅有嗓子火热，觉得张嘴肯定要吐血。

我们还背着十字箱、子弹袋、手枪等。皮带怎么那么细，像什么钢丝一样，勒到骨头里。我知道其下是锁骨，锁骨可能被它勒断。我们当时负重六十五斤，十字箱太重了，可能有二十斤，是真正牛皮的，里面所有的器具，全都是玻璃的。加上盐水和急救药品，还有四天的干粮。这还不算你穿的衣服和大头鞋。战士们比我们再多一支步枪和弹药。但我们的负重绝不会比战士少，因为药箱太重了。

朱又可：拉练要多少天？

毕淑敏：我们走了三十五天，全是住在野外。夜宿冰雪上，没有帐篷，两名女兵把我们的雨布用扣子连接，搭出一个人字形小窝棚。对了，计算重量时，雨布也有好几斤重。帐篷是领导住的，哪能每一个小兵都有帐篷。我想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拉练是在藏北高原的一月，零下三四十度。某天我曾拿着领导的气温计量过，那天感觉一点都不冷，算是在野外拉练很暖和的一天。我看了一下气温计，零下38度。还是白天。

朱又可：晚上能睡着吗？

毕淑敏：两人打通腿（脚对脚同睡一床）。那时候的皮大衣真是老羊皮做的，重极了。我们穿着所有的衣服，把皮大衣盖在身上，可以睡着。宿营地基本找的都是雪地，并不是特别冷。宿营点是情报科、作战科等找好的，避风比较好。我第一次睡在雪地上，心想明儿早上起来这地下不得变成一条河，我不得泡到水里？第二天起来一看，雪一丁点没化，很轻浅的人形留在雪地上，证明你还真是在这过了一夜。我特别想问问当年带队的政委，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动机，让部队进行自杀式的训练。他是安全的，虽然也辛劳，但总可以吃到饭，可以有帐篷睡，可以取暖。但底下的普通战士，真是不行。

朱又可：真的是用罐头盒做锅？

毕淑敏：那种罐头盒根本不具备做饭功能，聊胜于无。让大家做饭，每人总要有个工具吧。怎么吃？不知道，也不管，就这么把队伍拉出去。大家自制的罐头盒锅，一两顿还可以，顿数多了就不成。罐头盒的焊缝处挺薄弱，高原上的火就算再无力，也会烧来烧去烧化焊缝。我正用牦牛粪烧火做着饭，整个盒底就掉了，半生不熟的饭全掉在牦牛粪上。我没饭吃了，只有饿着肚子走。

朱又可：你们带的是什么干粮？

毕淑敏：志愿军还有炒面，我们带的是生面，没人给我们炒熟。生面生米那种。

朱又可：就吃生的？

毕淑敏：对，就吃生的。

朱又可：真正要打仗的话，哪有不给做饭的？

毕淑敏：我们都已经没有气力去想了，我唯一能想到的是，我今天得找一个地儿寻死。我不干了。我改变不了别的，但我可以结束我自己。

朱又可：是不是像你写的，有楚直那样的人写信去阻止了拉练的持续？

毕淑敏：其实并没有人敢这样。大家只有熬着。

朱又可：你说在高原上有很多种死亡，你常常见到死亡？

毕淑敏：是啊，死亡猝不及防。有一天一位战士牺牲了，遗体被拉回来，我们给他清洗更衣。忙完这些后，我们还要做花圈。他的亲人不可能上到高原送他，部队的祭奠就更要严肃隆重。我们需要做好多花圈，司令部一个，政治部、后勤部一个，还要代表他的亲人等等。可惜高原之上，连扎花圈的材料都没有。

死亡经常发生，加上清明扫墓，做花圈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花圈要有骨架，那时连支骨架的棍子都找不到，我们就请军械所用钢筋焊一个同心圆圈，下端再焊上两条钢筋腿，一个钢铁骨架就成功了。当然，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因为重要机关都要有一个。我们再一朵朵做出很多纸花，用钢丝做蒂缠好，最后用老虎钳把纸花绑扎到钢筋铁骨的花圈架子上。如果一切顺利，第二天落棺之后，就把花圈都摆到烈士墓前，烧掉。这些过程都要一一照相，将来洗成照片送给烈士家属。一切烧完后，大地上只遗下黑黑的钢筋花圈架子。我们就跑过去，将架子收回来，找个僻静地方保存，以备循环使用。

那天我们忙活到半夜，总算收拾完尸体，也绑扎好了花圈。白天忙了一整天的女战友们，个个疲惫不堪。我当时还想，我们班这帮女生没到高原之前，这花圈都是谁做的？男兵也一样能做花圈啊！估计是司政的参谋干事自个做，怎么我们到了高原，就成了我们班专属的活了。

朱又可：都成女兵的活了。

毕淑敏：是啊。可烈士都牺牲了，他们的亲人也不在身边，这是我们能尽的最后的心意了。说归说，手下一点也不敢耽误。刚开始做花的时候还没有觉得特别伤感，女生们有点像在做集体手工，大家裁纸的裁纸，拧铁丝的拧铁丝。等到最后把这些花往钢筋架子上绑，花圈基本成型了的时候，我们就深深地沉默了。我们深切地意识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离我们而去了。

好不容易把这组花圈做完，我刚想宣布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不想电话突然响了。那时电话都是手摇的，对方是政治部干事。他说你是班长？我说，是。他说你再做一组花圈，明早一块下葬。我问，又死人了？对方说，是。我说啥时候牺牲的？他答，刚刚。我说也没打仗，这附近都平安着，怎么就死人了？他说独立连夜里搞紧急集合，有个战士爬起身来，穿好衣服，往前走了一步，就倒在地上，呼吸心跳停止了。我说，那怎么不赶紧叫卫生科去抢救？干事说，人已经死了，救什么救，没得救。跟领导汇报了，领导说，既然明天要给烈士开追悼会，就把这个士兵也一块安葬了吧。所以，你们的花圈得多做一组。我说行吧。

那个士兵不是战伤，独立连要了一口棺材过去，给他穿上新军装，很快就料理完了。我们女兵班的同志们彻夜未眠，赶制另外一组花圈。好在军械所的钢筋花圈架子焊得挺多的，因为每逢清明都要摆很多花圈出来。

朱又可：这名战士的死亡是缺氧导致的？

毕淑敏：对。本来挺健康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也没什么慢性病，在高原，突然就会死，没有任何道理。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晚上，我们为两位战友做了花圈。第一位是中枪而死。可能不是当天，因为运到我们这里也得花几天。独立连的那位，是猝死。他们死亡的时间大概只差几天。

还有很多意外，比如翻车。有一次阿里军分区的官兵们坐大轿子车（大巴车）下山探亲的路上，车掉到沟里起火了，官兵们逃不及，被烧死了几十个。后来我探家的时候，心有余悸地要求不坐大轿子车，宁愿坐大解放货车。辛苦，但死的概率是不是能小点？

朱又可：在高原，连蒜苗都好不容易才能养出来？

毕淑敏：没有菜。没有绿色。从平原运菜来路上要走六天，关键路上经过那么多大坡，温度太低，那时候除了用麻袋裹裹，没有任何保温措施，菜肯定会冻坏。我记得某年，似乎因为军区领导在山上，所以和田那边出动飞机，给领导空投了西瓜。当时没找着，估计飞机也不敢飞得很低就扔出了载着西瓜的降落伞。过了两天，空投的西瓜被找到时，已经冻得像个巨大的绿色琉璃球了。我当时想，高原这么多官兵，得空投多少西瓜才够大家吃啊。其实降落伞只带了几个西瓜，杯水车薪都算不上。最后西瓜冻坏了，领导也没吃上。大家都吃不上，也算是同甘共苦了。

到乌鲁木齐学了三年医

朱又可：你1980年离开阿里以后，还去过狮泉河吗？

毕淑敏：没有，一次也没去过。有一次《东方之子》要采访我，他们说这档栏目大多是在北京录制的，这次能不能随你到老部队去一趟？那次我跟我妈一道出发，她以为我只是带着她转转。到了新疆喀什，栏目组开着汽车要上山了，我只好跟我妈摊牌。那天在南疆军区大院里，我妈知道了我要上山去，特别反对。她说，你一定要去的话，等我死了你再去吧。当年你每上一次阿里，我心里都哆嗦很久。那时候是国家是军队要你去，是你的责任，你必须去，我不能拦你。可现在就为录这么一节目，你不能去。如果一定要去，让他们等着我死了吧。我只好跟栏目组说，对不起，我妈不让我去阿里。我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我父亲不在了，母亲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我跟我妈就从喀什回来了。后来《东方之子》的拍摄地点改在了平原。我妈过世以后，我想，既然当年她全力阻拦，以后我也不去了，免得她在天上也担心。我最近看报道，说现在在阿里一百元能买到一个西瓜，不知是真是假？也不知是运过去的还是种出来的？估计种不出来吧。

狮泉河镇海拔4280米左右，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旅游可以去，但和我书里写的那种氛围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朱又可：你的小说可读性很强，其中知识比较密集，内容比较科学，还很有趣味性，这是你这部小说非常重要的特点。

毕淑敏：您博学多才，如果您能觉得有些知识还有一点点趣味的话，真是令我鼓舞。

朱又可：你描写的环境，还有医学知识，都是知识性的叙事，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

毕淑敏：我看小说类的读物，有时会喜欢看里面一些我不知道的知识，或者是对某些特定背景的描写。我那时就很遗憾边塞诗人没写过西藏的边塞。

朱又可：边塞诗基本写不到这儿，顶多写到轮台、河西走廊，因为古代诗人不可能上这么高的山。

毕淑敏：您说得很对。没人来过这里啊。真是这样。

朱又可：汉代的轮台和唐代的轮台并非同一地点，岑参写的轮台应该在北疆，有研究者认为是乌鲁木齐，而不是南疆库车那边的轮台，因为他写的轮台是“胡天八月即飞雪”“去时雪满天山路”，但南疆基本不下雪。所以唐代的边塞诗是没有写到南疆，更没有写到昆仑山的。

毕淑敏：就是极限了，好像那边塞诗的地域延展，就到那里了。

朱又可：你在阿里十一年，中间没下来过？

毕淑敏：中间我到乌鲁木齐去学了三年医。其中一年半是在乌鲁木齐总医院军医学校学习，剩下的时间在南疆军区十二医院实习。我1972年入学，学习结束是1975年。

朱又可：你是1969年上山待了三年才下山学习的？

毕淑敏：真的是一口气在那儿待了三年。下山后，恍若隔世。阿里人烟稀少，我下山后一看满街都是人，觉得太不正常了，怎么有这么多人！回北京探亲时，我怎么都不适应，连马路都不敢过了，因为阿里没马路，也没红绿灯，我已经忘了怎么过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

朱又可：你当兵的时候，按规定多久能探一次家？

毕淑敏：两年。大家轮着探亲，有的人想赶快轮上自己，就会找个小小原因，比如家中谁病了，或者有个急事，就能被安排先走。我父母不会允许我以这样的原因探亲，所以直到大家都探得差不多了，才轮到我回家看看。

我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回到北京，既亲切又觉得陌生。阿里那么荒僻，北京却是个中心城市。当年我从北京一下子到了阿里，是巨大的反差。这次回来，重新不适应。我妈那时候说，你是不是在阿里待得有点傻？我说你从哪里看出我傻？我妈说，你眼睛都很少动。我心里想，让你在阿里待着，你试试。那里除了打仗外，平时节奏极慢，极少变化，眼睛根本用不着动，旷野上连只羊都没有，天上的云算唯一能动的。有些人说在偏僻处待久了，人就比较呆滞，我觉得是。后来我父亲也跟我说过，你妈老说这孩子是不是已经傻了，反应太慢。

朱又可：你是怎么去乌鲁木齐学医的？

毕淑敏：我们1969年入伍的五名女兵，在1969年5月抵达阿里，成为阿里军分区的首批女兵，数月后，四名1968年入伍的女兵也被分配至阿里军分区，大家合为一个女兵班，共九人。1972年新疆军区军医学校恢复招生，阿里军分区选送我去。

科长说，阿里必须得有女医生，不然打起仗来，只能从山下的医院往上调医生，医生短时间内上山，身体不适应。如果敌方也有女兵或者女性医护，我们这边没有对等的女医生，对备战不利。就派我去学医了。

朱又可：你一个人去军医学校读书？

毕淑敏：对，我一个人。我走后，我们班就绯闻不断，司令员甚至说，让女兵全部撤离阿里，都不要了。我能理解司令员的怒火。

朱又可：那就是不允许谈对象吧？

毕淑敏：那是一个武装集团。这种事频出，涣散军心，杀伤力还是挺大的。

朱又可：这种规定到现在也没变？

毕淑敏：按规定，战士不能谈对象，双方都是干部就可以。比如现在应该也还有规定，哪一级的干部可以带家属。刚开始，班上有一两件绯闻时，大家觉得是偶然。却不想越发频繁。我是班长，领导会突然把我叫去说，你今天不用上班了，你的任务就是要看着你们班谁谁。我说为什么？领导说，她昨天跟别人外出，夜不归宿，虽然最后被找到了，他们没有跑过边境线，并不是叛国投敌。我问，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领导说，你就寸步不移跟着她，别让她自杀了。组织这边要调查情况，进行处理，不能出意外。

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严峻。

朱又可：那里离边境线有多远？

毕淑敏：离边境线几十公里。但那两人调动了一辆车，是开着车出去的，车速很快。

朱又可：你在书中写了叶雨露这个女兵。

毕淑敏：对。那天晚上为了找这失踪的两个人，整个营区灯火通明。营区通常晚上会准时熄灯，停用发电机，只有重大事件发生，才会彻夜发电。那两人只是向国境方向开过去，并未投敌。我估计他们是在车里约会。

朱又可：像这样的情况，要让他们两个都复员吗？

毕淑敏：男生如何处理的，我不知道。女生被开除党籍，像我书里写的那样。我记得我为女生据理力争，一个战士夜不归宿就开除党籍，是不是太严重了？之后我们班还有怀孕流产的，阿里军分区招架不了了。我记得以前看过托尔斯泰的一句话，“食欲很难克服，性欲极难克服。”如果把历史写出来，当时就是如此。

朱又可：卫生女兵班在高原第一次出现，持续的时间有多久？

毕淑敏：作为一个班存在的话，只有五年。我1975年学完军医课程返回阿里的时候，那个班已不复存在了。

朱又可：女兵班不存在了，但女军医你是唯一一个。那时也有干部家属在高原了？

毕淑敏 ：对，阿里军分区是1968年组建的，我们是1969年去的高原。1975年我返回阿里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干部家属在那了，和当初只有我们一批小女兵的氛围不太一样了。故意考验人性，肯定不行。像评论家说的，书里也没什么太坏的人，就是人性如此。

朱又可：流产的女生，也真的是要被开除？

毕淑敏：对，开除，但是我们班的女生至死不说那个男性是谁，到现在也不说。她已不在人世了。

朱又可：确实比较残酷。

毕淑敏：对，现在社会容忍度比较高，但当年那个小女兵并不清楚后果如此严重。

朱又可：你小说里写的楚直医生，有原型吗？你有没有跟这样一个医生学过医？

毕淑敏：他的原型不是特别典型完整，我自己创造的成分更多一些。不过这种风格的医生，我见过很多，这样有脾气的医生并非罕见。

朱又可：小说中的含有强辐射的狮子石，在阿里高原确有其事吗？

毕淑敏：阿里高原曾有这种传说，但并未被证实。不过有些石头确实具有强烈的放射性。我听到有人说，一个做医生的人，明知道这个东西有放射性，还以身试险，逻辑上是否成立？我说，就像“两弹元勋”邓稼先，有一次核弹头没有在指定地点爆炸，邓稼先赶赴现场，将别人都屏退，穿着简单的防化服，徒手捡回了这枚弹头，搞清楚了原委。后来，邓稼先因为受了强烈辐射，得病过早牺牲了。你能说邓稼先他不了解核辐射吗？他难道不知道有危险？但他毅然向前。

我在阿里的时候，知道有专业机构调查过放射性的问题。小说中关于放射病的表现，是我查了大量医学资料，也看过关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报告文学，对于人受到辐射后会有怎样的症状深入了解后写作的。我可能做了一点点算是艺术虚构的处理，就是放射病晚期的病人，是否像楚直这样有清晰的思维，我不敢确定。资料中有一人直到最后都不昏迷，所以希望文学作品能容忍我一点自己的发挥。

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人说书中的男性都那么帅，真实情况是这样吗？我想起鲁迅当年把秋瑾的事迹写进《药》里面，就是吃人血馒头那篇。文中的烈士叫夏瑜，夏对秋，瑾对瑜，夏瑜就是以秋瑾为原型。鲁迅说“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意在表达自己对秋瑾的悼念和祭奠。高原对人的相貌的摧残，其实非常严重。阿里军分区1968年征的兵来自河南中牟，即潘安的故乡，按说会有些漂亮小伙子，但人在高原，都是一副沧桑凄惨的模样。我决定不用曲笔，用直笔写他们的出类拔萃。保家卫国的年轻人，应该是英俊的，对吧？实在不行，就算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就是这样认为，有何不可呢。他们正当大好年华，如果在平原，当然是帅气的。我就将他们写成这个样子了。

朱又可：你塑造了郭换金、景自连这样有高贵品质的人物，反之则有像叶雨露这样的人物，跳出了过去写人的一种套式，我觉得更真实、更合乎情理。

毕淑敏：我特别同意您这个说法。那天李敬泽和我，还有中央电视台的李潘，做了一个读书节目。李敬泽有一点很有见地，他说他觉得这书里面，在描写一种绝境，高海拔、缺氧、国境线……在这种背景中的一个女生，她面临包括恋人死亡在内的一次又一次考验，这是描绘绝境当中的人的一种精神。他说昆仑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昆仑代表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是世俗之上的一种存在。

朱又可：在这样的背景中，也还是有对比和反差，你也写出有高贵的，也有庸俗的。写出一些人身上高贵的东西，也反衬了另一些人身上存在的庸俗的东西，而这是永恒的一对关系，也是这部小说富有魅力之处。

毕淑敏：我特别喜欢您说的这个方向，我觉得人性应该有一种高贵在里面，因此在小说中，我歌颂人性即使在如此困窘的情况下，也有高贵的部分熠熠闪光。

朱又可：这种高贵就是爱吧？也有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包容，还有英雄主义，这些都是高贵的吧？你的小说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这不是简单向度的，而是很复杂厚重的，因此也令人难忘。

毕淑敏：写完后，我很欣慰。那里曾经的故事，如果我不去写，估计也没人会写了。去过那儿的人真的很少，那段时光永远地过去了。

朱又可：你是具体什么时候离开阿里的？是通过转业离开的吗？

毕淑敏：我是1980年1月离开阿里的，转业回北京。阿里每年转业的名额很有限，进入北京尤其艰难，必须要北京给整个新疆军区多少名额，一层层分下去指标，根据计划来安排。我打了一个要求转业的报告，说我已戍边十年，已经为祖国尽了自己的责任，现在我想要回北京去，为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尽责任。据说阿里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曾说，我看了这么多转业报告，毕医生的报告写得很简单，但有道理，今年哪怕只有一个转业回北京的名额，也让她走吧。

朱又可：他说你写得“有道理”是指什么？

毕淑敏：我想可能是我的那句“我已戍边十年，为祖国尽了责任，我想回家”。估计一般人常说我爸有病、我妈有病，列举很多实际困难，真假难辨。我没有说困难。

朱又可：你这也是理直气壮。

毕淑敏：我没想到司令员会这样评价。

朱又可：他肯定了你。

毕淑敏：是啊。他同意了我的说法，放我离开阿里。

朱又可：你觉得在高原待了十一年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毕淑敏：我回到北京后，年年体检时医生都报心影扩大、主动脉膨出等，都是高原缺氧对心脏的改变。我这次住院，也是因主动脉血栓，主任说我们在讨论你的病况，是不是和你年轻时的既往史有关。我说快五十年过去了，影响不会还那么大吧。估计是这几年日复一日地久坐不动，情绪高度集中，精神久久不得松弛，对身体的影响更大。

朱又可：你一回北京就直接当医生了？

毕淑敏：对。我从部队走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被分到北京哪个地方担任什么工作，很清楚的。

朱又可：在阿里，你当时的职称是什么？

毕淑敏：军医。

朱又可：医生不是有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等，你那时相当于什么级别？

毕淑敏：我那时二十八岁，职称到不了。军医只相当于地方上的医师。那时因为是按军龄，我资历不够。

朱又可：比较按部就班。你回北京后是在哪个医院工作？

毕淑敏：我回到北京后担任工厂卫生所的所长，后来评定的职称是内科主治医师。

朱又可：后来你又转到别的单位了？

毕淑敏：我所在的工厂隶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我写了小说以后，总公司就把我调过去了，给我的工作任务是：了解一下整个行业，以后看能否写点工业题材的东西。因此，我从1991年开始，就算正式脱离医学工作了。

（节选）

【访谈者简介】朱又可，曾任新疆经济报、南方周末资深编辑，著有《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行者的迷宫》（与张炜合著）、《被偷走的骨灰翁：杨炼文学访谈录》等；现居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