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沉入古典诗词的深海
郑欣淼，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
中华读书报：谈谈您的阅读吧，在撰写《国家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哪些经典史料、历史著作或文学作品曾持续放在您的案头或床头，成为您汲取灵感的“精神伴书”？
郑欣淼：在撰写《国家记忆》的四年间，若论持续置于案头、伴我思考的“精神之书”，并非某部特定的经典或文学作品，而是一座由原始档案、各种资料构成的、沉默而浩瀚的图书馆。它们是我写作最深层的依据与最直接的灵感源泉。
我的案头工作，更多是“外出”与“溯源”。写作的核心依据，始终是第一手档案。这主要包括：故宫博物院自身的浩繁卷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政府与机构文书，以及四川、重庆、贵州、北京等省市档案馆，乃至乐山、峨眉、宜宾等当年文物存放地的地方文献。此外，战时报刊、相关机构的原始记录（如武汉大学档案）等，都是我反复查证的对象。我视这些尘封的纸页为历史的“母本”，任何转述或间接引用都难以替代亲手触摸、辨析原件的价值。
因此，我的“阅读”场景常在图书馆与档案馆的静谧中展开。有些线索，需要托付同道友人代为寻觅。我记得，为了一篇马衡院长可能发表的佚文，我多方探寻，最终在孔夫子旧书网刘宏等先生的帮助下，得以进入他们位于北京顺义乡间的书库。当那本民国旧刊在“杂书馆”中被找到，那篇湮没的文章重见天日时，那份确证的喜悦，正是历史研究者最珍视的收获。在本书后记中，我诚挚感谢了所有为我打开资料之门的朋友。
我也广泛参阅各类抗战史、文献汇编与学术著作，以及国外的有关著作，但它们于我，更多是提供背景与线索。我的“枕边书”或“案头书”，它们或许没有固定的书名，却有着共同的名字——档案文献。是那些泛黄卷宗上的一笔一划、一纸一笺，承载着最真实的历史呼吸，也构筑了我写作途中最为依赖的精神版图。
中华读书报：几十年来，您本人的阅读经历过哪些变化？
郑欣淼：几十年来，我的阅读轨迹，伴随着个人际遇与职责的变迁，经历了从文学到学术、再从学术回归文化使命的深刻转向。
青年时期，我在古典文学领域打下了一些基础。而真正步入系统学术研究的契机，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上世纪70年代末，为弥补学历的遗憾并回应内心的求知渴望，我试图报考西北大学单演义先生的鲁迅研究方向研究生。虽因故未能如愿，却在单先生的鼓励下，持续深入研究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并于1988年出版了《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一书，幸得李何林先生作序，并获得学界肯定。此后，鲁迅研究成为我重要的学术领域，还出版了《鲁迅与宗教文化》等著作，并曾担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这段经历，不仅赋予我严谨的学术训练，更让我体认到鲁迅那种“外不后于世界思潮，内弗失固有血脉”的文化视野。
后来，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我的阅读重心发生了实质性转移。从党政政策研究到文化宏观思考，再到进入文物博物馆领域，特别是主持故宫博物院工作后，我的阅读便自觉地围绕“故宫”与“文化遗产”展开。我系统研读中国古代建筑史、紫禁城相关著述，以及单士元、朱家溍、王世襄等前辈的文物研究经典。这种阅读，是典型的“问题导向”与“使命驱动”，旨在为实际工作寻找理论支撑与历史智慧，使思想积累能紧密契合守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现实需要。
一个深刻的领悟是，早年的鲁迅研究与我后来的文博工作，在精神脉络上竟完全贯通。鲁迅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旗手，也是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开拓者——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期间，亲身参与了早期图书馆、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他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继承态度，以及立足民族又放眼世界的文化观，恰恰是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最需要的精神资源。郑振铎、王冶秋等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奠基者，都直接受到鲁迅精神的熏陶。因此，当我以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身份重读鲁迅时，感受到的是一种跨越时代的职责接力与文化担当。
总之，我的阅读史，是一部从个人志趣出发的文学研究，转向以国家文化使命为依托的专业建构，最终在鲁迅的精神遗产中，找到二者内在统一性的历史。它并非全然由自我规划设计，却在不同阶段因应时代的召唤与工作的需求，最终汇聚成一条清晰的道路：即所有知识的学习与思想的积累，都应当服务于对民族文化遗产那份沉甸甸的“典守”之责。
中华读书报：在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有哪些学者对您的阅读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郑欣淼：在我数十年的学术生涯，特别是进入故宫工作后，阅读了大量文化遗产、古建、文物等领域的著作。若论对我研究路径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学者，当首推朱家溍先生，他赠送我的他的大著《故宫退食录》，为我树立了方法论上的标杆；而章乃炜等编纂的《清宫述闻》，则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献根基。
朱家溍先生的《故宫退食录》远非一般的学术随笔，它代表了一种研究范式的革新。对我影响至深的，是他确立并身体力行的“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核心方法。不仅如此，朱家溍先生的研究格局是百科全书式的，跨越书画、瓷器、漆器、家具、建筑、戏曲乃至宫廷制度等领域。他“由物见人、见制度、见社会”的跨学科视野，极大地拓展了“故宫学”的研究边界，也深刻塑造了我看待故宫文化遗产的整体性思维。
与朱家溍先生的方法论相辅相成的，是章乃炜等前辈编纂的《清宫述闻》。这部著作系统整理了浩如烟海的清代宫廷档案与文献，为故宫研究——无论是建筑沿革、文物来源还是宫廷生活——提供了极为宝贵且可靠的原始资料基础。它让我深刻认识到，一切有深度的阐释，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爬梳与考据之上。这份对原始文献的敬畏，是我在梳理如文物南迁等复杂历史时始终秉持的原则。
总结而言，这两位前辈的著作，一者提供了“文献+实物”互证的方法论利器，一者奠定了深厚的文献考据基石。它们共同指引了我的治学路径。
中华读书报：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您希望阅读怎样的文字（是重返经典的史学巨著，还是沉入您热爱的古典诗词，抑或体验全新的文学类型）？
郑欣淼：若论最理想的阅读体验，莫过于沉入古典诗词的深海，尤其是与杜甫那颗沉郁顿挫的诗心，进行一场缓慢而深刻的对话。这种阅读，对我而言不仅是品味与鉴赏，更是一种生命的浸润与创作的回响。
我尤爱杜诗。他深挚的家国情怀、精微的艺术锤炼，以及那份“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总能在内心深处激起强烈共鸣。
我的阅读，始终与个人的诗词创作紧密相连，二者形成一种“在研习中创作，在创作中深研”的良性循环，此中乐趣，无穷无尽。从1994年的第一部诗集《雪泥集》（幸得赵朴初先生题签），到后来的《陟高集》《郑欣淼诗词稿》《卯兔集》《浣尘集》等陆续问世，直至2020年的《郑欣淼诗词稿·庚子修订本》，汇集了我约一千二百首诗词曲创作。这些作品，是我阅读体悟的结晶，也是以创作方式向古典传统致敬的实践。
我最希望阅读的文字，是能让我沉浸其中、反复体味的古典诗词，尤其是像杜诗那样兼具历史厚度、人性深度与艺术高度的经典。它们不仅提供审美的愉悦，更塑造着创作的风骨，甚至激励着为这门古老艺术在当代传承尽一份力的文化自觉。这，便是我心中最完整、也最富生命力的阅读之旅。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郑欣淼：若有幸与一位作家相见，我选择沈从文先生。这不仅源于对他文字的倾慕，更因一段由文学延展至文化守护的缘分。
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郑欣淼：若流落无人岛，物质生存之外，精神的维系或许更为紧要。我会选择这三部书，它们恰构成了一个支撑心灵世界的稳固三角。
首选《庄子》。在绝对的孤寂中，庄子的哲学能提供超越境遇的智慧与心灵的自由。其汪洋恣肆的想象，“逍遥游”的放达，齐物论的通透，能帮助人破除对孤独与有限的执着，从更高远处观照自身处境，在天地自然中获得安顿。这是应对极端环境时，最为根本的哲学慰藉与精神解放。
次选《世说新语》。这部书承载着中国文人精神中最鲜活、最富魅力的人格图谱与生活美学。在远离人烟的孤岛上，那些魏晋名士的玄言妙语、卓然风骨、任诞性情，乃至一颦一笑，都能成为与往圣先贤“神交”的通道。它能维系一种文化的温度与人性的趣味，让人在寂静中仍能感受到文明史上那些璀璨灵魂的跃动，不致陷入精神的荒芜。
再选《鲁迅全集》。鲁迅先生那种直面人生、洞悉本质的锐利，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坚韧，是在孤绝环境中保持思想清醒与精神强度的利器。他的批判与省思，能不断刺破可能因孤独而产生的麻木或幻梦，让人保持对自我、对历史、对文明的冷峻审视。这是一种精神的淬炼，确保心灵在孤岛中不致软化或迷失。
我以为，这三部书，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谱系：《庄子》赋予我超然的视角与心灵的翅膀；《世说新语》滋养我的人文情怀与生命情致；《鲁迅全集》则锻铸我思想的锋芒与精神的骨骼。它们分别对应着哲学的超越、美学的浸润、思想的砥砺。有此三角，纵处孤岛，精神世界亦可辽阔而丰盈，独立而坚韧。
中华读书报：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郑欣淼：倘若让我策划一场宴会，邀请作家们共聚，我心中至少要有三位必须到场。这场聚会，不仅关乎文学，更关乎情谊、理解与共同的志业。
第一位，我想邀请已故的诗人雷抒雁先生。他是我相交于微时的挚友。我们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我至今珍藏着他1968年写给我的三封书信。他写新诗，以《小草在歌唱》振聋发聩；我习旧体，我们以诗互赠，从未间断。他于2013年骤然离世，令我痛惜不已，曾以“鹭岛方吟金缕曲，燕山竟唱薤露歌”悼之。若能重逢，当再论诗道，以慰长思。第二位，是作家、诗人熊召政先生。我们因故宫、因诗结缘。第三位，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馆员、作家祝勇先生。我始终认为，像故宫这样的文化殿堂，应有“养士”之风，让祝勇这样有情怀、有笔力、有创见的人才，能心无旁骛地深耕其间，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在场，象征着故宫文脉在当代的鲜活传承。
这场宴会，于我而言，是对诗情旧谊的追缅，是对知己诗缘的再续，也是对文化同道者的致敬。三者合一，或许便是我文学生活与职业生涯中，最珍视的那些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