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物内心的更深处挖掘
马亿，一九九二年生于湖北黄冈，自由写作者。最新出版长篇小说《隐身者》
重新找回写作者身份
唐诗人：马亿好，一转眼我们已经多年未见了，很愉快能在线上对谈。先从你的写作历程开始谈起吧。我记得你最初写过一些乡村、亲情题材的作品，比如《父亲的河流》《我的爸爸妈妈》等，你用了很先锋的艺术形式来讲这些故事，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传统题材加先锋技法，这是很多青年作家的起步方式，你觉得那一阶段的写作对你之后的创作进阶而言意味着什么？
马 亿：诗人兄好，眨眼间我离开广州到北京也已经七八年，确实好久没见了。前段时间刷到一条短视频，说很久没见的朋友在彼此眼中，会一直保持他们上一次见面时的印象，不知道这一点对写作是不是也适用。你提到的这两篇小说，基本就是我的处女作，发表都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再回想，那也许是一种所谓的写作训练，当时的我还完全没有生发出任何写作的意识和自觉，纯粹是出于某些莫名其妙、说不出来的原因，“自动”写出来的，是一种如婴儿般自由且无任何刻意的行为。要说那一阶段对我之后写作的影响，可能是在进行了诸多方向的写作试验后，除了写作技能的练习之外，我越来越发现和确定，我对书写现实比较感兴趣。
唐诗人：你在广州生活过很多年，我还记得你在荔湾芳村那边租住的房子，真是“广漂”的状态。后来去北京、回天津，其间你换了很多份工作。这些大城市的生活经验，直接改变了你的创作路径，后面写了很多城市题材小说，比如《都市人》《游荡者》，都让人印象深刻。《都市人》里你想象了三个人物，代表三种面对世界的精神姿态：反讽、无视与直接的咒骂，包括《游荡者》里的游荡者形象，都很有意思。可以说说这些年的都市生活经历吗？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你的创作？
马 亿：我在广州满打满算待了三年，就干了一份工作，住也只住过一个地方，就在荔湾那边。广州这三年，是我本科毕业踏进社会的第一步，这段日子看起来挺贫乏的，一直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异乡人和漂泊感追随左右。一方面是在大学闲散四年后初入社会的无措，另一方面，我觉得广州日常的粤语环境会增强异地的感觉。在出版社的工作虽然安定，但心里还是漂浮着，找不到北。没记错的话，《都市人》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年写的，其实就是刚到北京，还没有找到生活的状态，就写写城市里“奇怪”的人。《游荡者》不同，我个人把这篇小说当作一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当时，我从反复换工作的厌倦中跳脱出来，第一次辞职不工作，在北京的郊区租了房子专门写小说，这篇小说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游荡者》是一篇超过6万字的中篇小说，在此之前，我最长的小说都不超过2万字。经由《游荡者》的写作，至少当时的我，重新又找回了丢失的写作者身份。
2017年初，从广州到北京后，短短一年半内，我换了四五份工作。一方面是因为文化领域类似公众号编辑、传媒公司的这类工作，在当时的北京确实有大把的选择机会。初到北京，经济压力骤然增大，时不时能碰到更高薪的工作职位，就赶紧跳槽了。从工作角度来说，这是种短视行为，来不及在工作岗位上积累就走了，这也是浮躁的一种外在表现吧。但是反过来，等到我终于停下来，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这些经历和浮躁，又是我很容易切进去的素材，非常真实，触手可得。《游荡者》里面那种在北京合租、在心理上晃荡，想要探究周边人生活的情节，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生活。
《游荡者》，马亿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5月
《隐身者》，马亿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2月
《2025中国年度悬疑小说》，蔡骏主编，马亿、林东林选编，漓江出版社，2026年2月
寻找“人无我有”的题材和故事
唐诗人：你离开广州好多年了，但广州在你的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还是挺高的，新作也在继续写广州的故事，可见你对广州怀有独特的情感记忆。另外，我发现你的都市小说经常写及一些当下的社会事件或行业话题，同时又会用上一些文学、哲学、理论知识，前者像房地产行业困境等，后者像海德格尔、弗洛伊德、本雅明、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当下的现实与经典的知识，要在小说中融合好是不容易的，你能说说这里面的创作心得吗？
马 亿：广州是我踏进社会的第一步，对我个人的诸多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比如同事关系，由于跟正哥（陈崇正）相处融洽，亦师亦友，几乎无话不谈，这导致我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这是同事间的正常关系，因此吃过大亏。小说里还会偶尔出现广州，大概从心底还是觉得广州是我熟悉之地，至少还有包括你在内的这么多保持联系的朋友在。
我确实经常写当下的社会话题，但与经典知识融合这个点，在这之前我还没意识到。对“知识”的引用，我的小说里应该不算多的，偶尔写到哪里，如果跟角色的人物性格比较契合，可能会提及一点点，但并没有特意的设计，可能就是我写作那段时间所阅读内容的一种无意识的投射。再深入想想，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里经常会有类似“北漂文学青年”这种角色的存在，是他们爱阅读、爱思考。
唐诗人：很多“90后”作家都在写城市题材小说，但说实话，大多数作品的文学面目并不清晰，其中也包括人物形象的同质化、单一化倾向。你笔下的人物虽然有“知识青年”特质，但并非简单的、无所事事的忧郁者、游荡者，而是更接地气、有真正生活体验的游离者、沉思者。你会让你的故事有真实的地域语境，有当下的职场经验，人物形象因此更具社会属性，而不是飘浮于时代的“抽象人物”，我想这应该也与你多年的工作经验有关。你觉得当下的青年写作、城市文学要如何克服同质化问题？
马 亿：我觉得我的小说之所以“接地气”，是因为毕业这些年来，我一直待在广州、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里。在北京的七八年，我频繁更换工作，从最初的新媒体公司到专注做头部影视IP开发的创业公司、儿童有声产品开发的行业小独角兽公司，再到影视版权的采买，差不多都围绕着文学相关的行业热点领域。在这些公司里，我手上做的事是不断变化的，我身边的合作者包括同事，也变动很迅速，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连接关系，让我亲身体会了关于“世情”的很多层面。
克服同质化，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向度来做，一是寻找“人无我有”的题材和故事，二是向人物内心的更深处挖掘，寻觅一些其他写作者未充分表达出的感受。
找到写作的坐标和方法
唐诗人：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开设创意写作专业，你是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研究生班的学员，能否从你的感受出发，讲讲创意写作热潮下，青年作家应该怎样规划自己的文学人生？
马 亿：高校的创意写作教育，对写作的效果因人而异，对我个人而言，有很明显的益处。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编程专业，一直有此科班学习的愿望。在小说写作这件事上，我纯粹是胡乱摸索着走的，我想让我的脑筋变得清晰一些，无论是自身的写作，还是阅读、感受甚至分析别人的作品，都能找到相应的坐标和方法，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在北师大的这三年，应该是部分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所谓创意写作热潮，可能会给部分刚开始学习写作的学生提供发表、出版和获得关注的机会，在尝试写作的早期受到鼓励，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在年轻且未受拘束的时候，大胆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各种尝试。但是“文学人生”，说大点是一辈子的事，时间拉长了看，一个写作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写作者，更多还是跟性格底色和对创作的持续兴趣等关联更大。社会、时间以及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自然会对每个具体的青年写作者进行分流。现实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唐诗人：我注意到你已连续多年参与编选出版漓江出版社的“中国年度悬疑小说”年选，刚刚还出版了你的第一部长篇悬疑小说《隐身者》。你对悬疑小说等类型文学很感兴趣吗？回想起来，你的作品其实也会使用一些悬疑笔法。借鉴悬疑叙事技巧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很多，悬疑技巧能够帮助作家讲故事，也容易吸引读者读下去，似乎也更容易获得影视转化。你未来的写作会有意向悬疑类型靠拢吗？
马 亿：我对悬疑小说的兴趣，其实远早于成为所谓的青年作者、开始在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之前。在初高中刚开始喜欢阅读的时候，我就读过很多悬疑小说，爱伦·坡、阿加莎什么的，即使是后来我开始尝试写作，在文学期刊发表被归于纯文学这一类的小说，我也从未停止过阅读悬疑小说，像雷蒙德·钱德勒、松本清张，更年轻的尤奈斯博、东野圭吾，国内的紫金陈、那多、雷米等。阅读类型小说给人提供的感觉和释放，是那些被缠绕的结构和隐喻所包裹的纯文学小说所不能替代的。
我自己的写作，其实一直有一条断断续续的“悬疑线”，早期的《杀人事件》《消失的食指》算是，后来这几年我又陆续写作发表了像《审判》《遗嘱》等，2025年还发表了《目击者》，我的第一本悬疑小说集也已经跟出版社签约。除了这部小说集和刚面世的长篇小说《隐身者》外，我还应约创作了一套儿童系列探案故事，预计今年出版。这算是我送给我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的一份礼物。成为一名父亲后，很多想法都会发生转变。这一点，我相信你也有很深的体会。
除创作之外，我之前的几份工作，其实都跟悬疑小说的影视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跟国内很多悬疑作家和从业者都是朋友。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才会参与到“中国年度悬疑小说”的编选和出版工作里。我渴望看到悬疑小说在中国文学领域最新的种种尝试。
最后的这个问题，如果有可能的话，假以时日，也许我会成为一名纯粹的悬疑作家，专门写作类型小说，谁知道呢？
唐诗人：我刚读完你的《隐身者》，虽能看到一些纯文学的痕迹，但它已经是一部相当纯粹的悬疑小说了。对于纯文学写作者转型类型文学创作，我们都习惯于从跨界叙事、类型融合等维度来讨论。但对于《隐身者》，可以忽略它背后的“传统文学”因素，它就是一部社会派推理悬疑小说。对人性的拷问、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反思、对正义的探寻，这些都是悬疑小说自身的特质。我一直认为，文学作品的高下优劣，与作品属于何种文体类型并无关系，只在于叙事艺术的精湛程度以及精神思想的境界层次。优秀的作品是超越类型的。期待你能成为兼顾多种文体类型的多面手，超越类型意识，创造属于自己的文体类型。
（唐诗人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